反修例運動四年，in limbo的被捕者：其實沒有結束這回事

反修例運動過去四年，逾6000人仍有一個疑惑：我會再次被捕嗎？我會被正式起訴嗎？

阿祺（化名）在2020年的一場遊行中被捕，罪名是非法集結。保釋後不久，他在警署報到時踢保——即拒絕續保，警方並沒有即時起訴他，他暫時回復自由身。但是，踢保並不代表警方往後一定不會作出起訴。阿祺一直覺得這件事纏繞着他，當要規劃人生的時候，不時在思緒中回來找他。

尤其當他看到電話屏幕不斷彈出被捕朋友的喜訊——警方通知他們取回證物了。第一個月，阿祺不敢錯過任何來電，即便是推銷電話，生怕警署找他，「我expect會等到自己，但始終沒有。」第二、三個月，他覺得「沒我的事了」。第四個月，「就是沒了這回事囉。」

在香港，因反修例運動被捕的人共有10279人，其中約有7369人的案件未獲處理。近月，警方公布這些案件中800多人涉嚴重案情會繼續調查，餘下6500多人被捕後未被落案起訴；他們指會盡快交代未結案件情況，但目前仍未作相關公布。近四年過去，像阿祺這樣的被捕人，未有再次被捕，也沒有收到警方通知取回證物、或不予起訴。

阿祺形容，他們四年來處於in limbo（懸而未決）的狀態。在2019年因暴動罪被捕的子琛（化名）則覺得，能夠明白想盡快結束事件的渴望，但他心裏更傾向相信，這是一個永遠不會完結的過程。這些人的頭上，都懸着一把劍。

被捕後踢保，in limbo的人

2020年，大學生阿祺在某一次遊行中被捕。當時警察從四面八方圍捕，着人們舉高雙手，以非法集結的名義拘捕、鎖手銬，帶上警車送往警署。阿祺當時腦裏想着：「死了。」「最麻煩是要怎樣跟家人解釋？」他想想後又說：「無得解釋㗎喎。」

48小時內，阿祺的保釋批准了，要求他定期報到。對當時的他來說，「我身邊有些朋友上庭、坐監，所以上庭不是一個很遠的想像。」他判斷自己被起訴的機會很低，「一開始會覺得無奈，但後來都算接受了現實，我深信這件事不是很嚴重。」

「因為我深知我是沒有做任何事情的，」他說。

不久，阿祺回到警署踢保。踢保是指被捕後獲保釋，按要求定期去警署報到時，拒絕繼續保釋。如果警方沒有證據正式落案起訴，被捕人毋須再報到。但踢保不代表案件完結，由於刑事案件沒有起訴期限，警方可以繼續調查案件，亦可隨時落案起訴。「我不想不斷去續保，很麻煩。而如果我真的有什麼問題，我踢保，他便捉我入去（正式起訴）。」他想快點有一個答案，「要不踢保，要不被扣留，留在被保釋的狀態並沒有任何好處。」

踢保成功後，他走出警署，覺得整個人放鬆了一點。當時疫情來襲，心神又很快被分散。

但踢保像身上掛着的一條隱形的線，阿祺感覺隨時會被扯走。「對於這班in Limbo的人來說，怎樣判斷case closed呢？就是當警察打電話告訴你，哦，你可以拿回自己的（證物），就代表你的case closed，19年的事就跟你再無關了。」身邊朋友一年前陸續收到電話，「而我還在等。我還在等。」

阿祺覺得最大的心理壓力，來源於不知何時被告。「看到身邊的朋友沒事，而你還處於一個卡在這裏、不知幹嘛的狀態，這非常的不舒服……」他想像，如果被落案起訴就辭工，一邊做自由工作者一邊應對官司。但這三年多以來，他又未被正式起訴。「可能你somehow忘記了被捕的事，但當突然收到朋友訊息說可拿回證物，就會trigger自己想，幾時到我？又返回這種狀態。In limbo的狀態是被trigger的。」他說。

踢保後，阿祺繼續在大學讀書，畢業後做普通的上班族。他的生活確沒被影響太多，但每次出境，「都會想一想是不是可以離開。」當他不時看到有人回港被捕、或離港時被捕的新聞，他也緊張起來。「出境過關，入境處人員看着你的護照，嘟一嘟閘機，你會怕他跟你說：等一等，警察要過來。出境旅行、申請回鄉證、良民證什麼的，普通人會覺得很正常，都會令我感受到我的狀態跟他們不同。」

近年，他覺得畢竟要規劃人生，是時候去面對這條無形的線了。「你要負面就根本規劃不到任何事，我現在一定要有人生規劃，不能被它拖着腳步。」他找尋法律意見，希望評估目前狀況，但仍未有一個明確答案。

四年後，仍有逾6000名被捕者等待答案

像阿祺的個案並不少，目前，約有7369人的反修例運動案件仍未處理。近年，有不少案件事隔一段時間才被正式起訴，例如2019年11月香港理工大學的衝突，事隔兩年，有一名20歲男學生在去年入境回港時被拘捕，並起訴暴動罪。

據香港警務處回覆，從2019年6月9日至2022年12月31日，反修例運動中共有10279人被捕，近四成為學生；2910人已被檢控，其中四成亦是學生。1754名被捕人年齡為18歲以下，其中520人被檢控。他們的罪名包括參與暴動、非法集結、傷人、縱火、襲警等。

被捕人士當中有2928人已經或正在司法程序，有1789人被定罪或簽保守行為等等。387人審訊後無罪釋放，57人獲撤銷控罪，670人的司法程序仍在進行中，25人經警司警誡後被釋放。

警務處處長蕭澤頤曾於2023年二月表示，就逾6000宗未結案件，警方調查已進入最後階段，會務求該月公布情況。不久，警方再交代有800多人涉及較嚴重罪行會繼續調查，近6500人未被落案起訴。三月中，蕭再指警方需時認真調查，稱最初期望二月或三月完成相關工作，將會密鑼緊鼓於一至兩個月裏完成。

五月，行政長官李家超被問到何時交代全部案件時，他指警方會按個別案件的證據和實際情況以及案情的需要處理，「訂一個所謂的不基於任何證據考慮的時間表亦都是不切實際，亦都未必符合我們法治精神。」

近日律政司回覆《明報》查詢指，「特別職務組」去年就警方提交運動中的公眾秩序個案作指示，如今只餘數宗案件須跟進。立法會議員張欣宇則受訪表示，手上約170個案已取回證物，認為不大機會再開案。他在另一訪問提到，有約20人於四、五月收到通知指暫時不會起訴，亦可取回證物。他指明白逐一通知被捕者需時，但運動將近四年，期望警方增加資源、交代目前進展。

這個問題，政府早於2020年就曾經被問過。時任立法會議員陳志全查詢運動的拘捕和檢控安排，時任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回覆，如果被捕人拒絕保釋，或在接受保釋後回到警署報到時拒絕續保，而調查工作尚未完成，警方會考慮釋放當事人。然而，釋放被捕人並不代表警方不會起訴他。如果調查後決定起訴，警方會再次作出拘捕。

被問及警方會否在作出不檢控成功踢保人士的決定後，盡快作相關通知，讓他們放下心理負擔？李家超指個別案件的調查詳情是保密的，以免影響調查及搜證工作，不會對涉案人士公開。對於拒絕保釋被釋放候查的被捕人，基於上述保密原則，不會被告知調查進展。若日後警方有足夠證據，會再次作拘捕及起訴。

端傳媒向警方查詢目前運動中有多少名被捕人士獲通知不予起訴，處方未有回應。

「其實沒有結束這回事」

2019年，子琛在一場示威中涉嫌暴動罪被捕。被捕後，警方並未正式起訴他。「那陣時我也有少少開心，會覺得少件事擔心囉。」

子琛性格謹慎，他知道理論上調查工作仍在進行，他可能再次被拘捕及起訴，「會不會早上拍門夾我走？」他也讀過一些人回港後被捕的新聞，被捕至今，他曾經去旅行，起飛前一晚，他跟家人交代好如果自己被捕，要怎樣處理、怎樣到最近警署找自己。從外國回境的時候，他又再提醒家人一次。

至今，子琛沒有收到任何警方的來電，也未取回案件證物，「這就是不知道會否再次被捕的關鍵點。」他知道，一些2020年因非法集結被捕的朋友，很快就取回了證物。得知消息，他為朋友鬆一口氣，又不免有所比較，感到有點擔心。

回想在警署得悉自己暫未被起訴時，他腦袋空空，「少少覺得是但（隨便）。」

他知道不少人經歷拘捕或檢控，需要見輔導員。而他在案件暫告一段落後，很快就回復狀態，專注讀書。「沒事好做了，然後就正常生活。」他說，「你有時搭車會經過一些地方，想到過去的經歷會有少少不開心，但只是少少。現在我已經沒什麼了。」

子琛說話較慢，習慣思考一回再回答，語調平靜而淡薄。「我應該是逃避派，」他笑笑說，自己這種被捕後又未結案的狀態，「我甚至覺得不需要處理？跟別人說幾句就可以了。」看到警方指會盡快交代未結案件的新聞，「這樣去保證或者提醒你，我們仍然在處理你啊。」

在子琛心中，案件並沒有真正完結的一天。「其實我覺得沒有結束這一回事。他可能找到證據再拘捕你，可以一直持續發生，發生了就沒能回頭。我覺得避不到。」

他似乎已經接受這個現實。起初，子琛比現在更緊張、更害怕。這幾年，他對韓國歷史產生興趣，從光州事件到民主化的歷程，他讀了許多相關歷史。「熟悉了別人國家的事情如何發展，會覺得一個宏大的過程中必然會發生……這樣說好像很有問題，但政治運動中有人坐牢是隨處可見的。」他說，「但當然，人（身處其中）一定會不開心的。」

一邊是宏大的歷史圖景，一邊是自身的困境，子琛也會想到自己。他會看釋囚分享的故事，「我會想像（在獄中）怎樣過。」

逐漸，來自警署的來電對他也不太重要，分別只有「很少很少」。「作為一個不起訴你的儀式嗎？我想這件事不太重要了。這是一個永遠不會完結的過程。」但他也能夠理解，「對其他人來說是一件好事。」

一名曾處理社會運動案件的大律師A（化名）向端傳媒表示，其接觸不少被捕者選擇踢保，「通常都想快啲踢，唔想有嘢喺頭頂。（不想頭頂一直有東西）」但是，也有不少人在踢保的半年至一年後再次被捕。

A解釋，「這歸結香港的刑事案沒有追溯期（編按：除某些條例另訂追溯期），如果有一天找到足夠證據落案起訴，不能說當時已踢保，不可以再起訴。」但A補充，案發時間距離愈遠愈模糊，當事人可能不記得、知情人士可能不在香港，所以理論上應盡快處理個案，否則對被捕人不公。

即便一個人從未被捕，若警方找到證據，也可以拘捕及起訴。踢保或無條件釋放的被捕者，「好不幸地，可否說他們永遠不會有事？理論上是沒有的。」但A仍然認為，成功踢保、被無條件釋放，或可以領回證物的通知仍然重要，「至少警方基於已有資料進行的調查中，已經close file，起碼可代表這個調查階段告一段落。」

對一些被捕者而言，「坐監不是最可怕，有些人寧願有個了斷，好過無日無之的擔憂。」

「擺脫激進思想」的監獄計劃、支援平台解散

四年過去，香港的政治形勢急劇轉變。除了未知結果的被捕者，被檢控罪成的人，在不同的監獄中服刑，他們身處的囚室同樣迎來變化。

《華盛頓郵報》於6月8日透過訪問十名青少年釋囚、前懲教署職員等，報導香港21歲以下青少年在囚者接受的「去激進化」計劃。在囚者每天都要練習中式步操，另參與國家宣傳演講和心理輔導，使囚犯承認過去觀點極端，輔以監控和懲罰系統，包括單獨監禁。報導引述受訪者指計劃是24小時的「洗腦」。

據報導，香港懲教署指截至4月30日，共有871名青年囚犯參與計劃，其中約七成因「反修例運動」而被起訴，當中有人年僅14歲。

懲教署回覆自由亞洲電台，批評該報導是「顛倒是非和污衊抹黑本署工作的偏頗及失實報道」。署方曾表示，於2021年推出「沿途有『理』」計劃，為思想激進、涉暴力的違法者提供特殊更生，「以逐步擺脫激進思想及暴力行為」，重點是認識中國歷史及加強國民教育、心理及價值觀重整、生涯規劃及家庭關係重修。計劃並非「洗腦」，屬自願參與性質。

2022年初，第五波疫情來襲，懲教署指為減低監獄內感染風險，實施「鎖倉」管理，暫停親友探訪、暫停安排還押人士出庭應訊，一些律師的公務探訪亦被停止。

一度因襲警罪在港服刑的美籍律師Samuel Bickett曾發文，憶述年初在獄中經歷疫情下的狀況。他表示當時食物及藥物供應不穩，與外界書信往來斷續。他又指，期間一名患哮喘的囚友死於囚倉，醫院人員不敢接觸屍體，囚友只能擠於牆邊等數小時，待屍體移走。

時至今天，不少以往支援社會運動在囚人士的組織被打散。2021年，曾提供法律支援的「612人道支援基金」停止運作，提供物質支援、情緒輔導等的「石牆花」已經解散。「石牆花」曾於2021年六月收集10萬人聯署，要求改善監獄酷熱環境。當時署方回覆，一直有改善獄內環境，包括更換風扇、安裝窗戶，並會按計劃加裝滾筒扇等。

2023年6月6日，國安處以涉嫌「串謀偽造」拘捕六名男女，其中兩名被捕人為「探監師」，即經常前往探望在囚示威者的市民。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曾批評探監師灌輸反政府訊息，若有證據涉及危害國家安全，會進行拘捕和檢控。

海水一樣，潮漲潮退的不安感

阿祺想像，如果沒有被捕的經歷，香港沒有這麼大的變化，他可能會當一個區議員。他以前對未來的想像，「基本上都是在香港內。」他喜歡社區工作，對民生事務有興趣，「可惜未有機會試，就發生了2019年。」

回到後雨傘時期，街頭運動雖然相對沉寂，但其時網絡爆發的各種二次創作、政治諷刺內容，是阿祺的政治啟蒙。他因此開始注意香港的民主化進程、主權問題。

他一度想過離開香港。大學的許多同學已經移民或計劃儲錢離開，多半準備去加拿大讀書。他覺得香港的社會、經濟狀態使他喘不過氣，不再適合他居住。他習慣每天讀財經新聞，得悉許很多歐美公司想離開香港，縮小香港公司規模，「你感到自己跟住一架sinking ship。」他又覺得管治和法律收緊，香港冰球協會和國泰航空爭議的迅速升級亦抓住他的眼球。他挪出手掌壓向面前的桌面，「扁平的，真的平了。」

平常的日子，他喜歡見朋友、打遊戲機。有時跟朋友做運動，有時踩深夜單車去看日出，「拼命地過一個正常的日子。」阿祺很少跟朋友提起被捕後的奇異狀態，家人也大抵以為他的案件已經結束。有時他寧願朋友忘記關心他，「不斷提又會令我想起，我們的關係也不應由這件事define。」他和周邊的人相處也變得更加謹慎，會先在心裏判斷他的價值觀，再決定要跟對方說什麼。

他說，「很多時候，這些想法都會自然被時間沖淡。它就像海水一樣，會潮退不見了，然後又突然出現。」

去求職面試前，子琛擔心對方查到自己曾經被捕，在網上搜索自己的名字。除此之外，他自覺工作並未因被捕遭受太多影響。但他覺得，幾年來跟家人的關係改變了，「發現就算是家人都不能講太多，就算差不多想法。有些事你跟他們講，他們未必會明白……他們的用心就是關心你的個人幸福，有沒有受傷受苦。但正因為他們擔心你，你才不想跟他們講。」

移民問題上，子琛和家人偶有爭論。家人想全家離開香港，但子琛想要留下，立場很堅定。「我覺得去一個外國地方，比香港更難生活。」他說，離港後只有兩種路徑，一是成為政治難民，二是作為普通人重新生活。「政治難民不用說怎樣難過了。普通人的生活也很難適應。」被捕後獲釋，他也曾急躁，「好強烈的感覺，啊，一定要走。但現在……」現在的他着重移居後的難處，多於自己被捕的風險。

畢業後，子琛默默地工作，「好像正常人說的：返工、找自己的事做、在自己擅長的事情上貢獻。」雖然他說還沒找到擅長的事，但確實感受到自己的轉變。在各種爆炸性的新聞面前，「我反而學會怎樣面對這些對社會大眾造成陰影的事件。」他提到早前的鑽石山兇案，許多人分享事發新聞，而他覺得分享自衛術資訊更加實在。

另一方面，他看事物更抽離了。像去留問題，別人吵得臉紅耳赤，他卻說：「走不走都一樣，都是對的。真的好小事。」四年時間讓子琛沉澱了很多，「有時人生經驗豐富的人會講好多教訓，但你會發現自己觀察得更好。」

五、六歲的時候，子琛就跟着家人參與六四集會、七一遊行，遊行對他而言最深刻，「因為很累，有時中途走了。」雨傘運動時他曾到金鐘現場，也曾構想罷課。現在回想，家人對於引領自己接觸政治可能有點自責，但他不確定，彼此也沒有討論過。

假如一切沒有發生，他說自己會是一個「社畜」。「打一世工，工作幾年找人結婚、買樓生仔，一直到退休，像我的家人一樣。」現在他覺得一切太難預測，「見步行步吧，規劃永遠趕不上變化。」

子琛喜歡一個人散步，在九龍、港島，走過公共屋邨和街市，放空自己。最近他覺得，香港人好像更加重視「自己有什麼」。「文化層面、城市裏有什麼做，還有什麼特別的？」於是他也常常去郊外和海傍，看島嶼、漁船和大樓。「香港人已經習慣了這裏的風景，但我之前去完旅行，真的一回來就去看海。」對他來說，香港還有很多地方尚待發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