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月，九十後Jackey和伴侶一同飛抵加拿大亞伯達省首府愛民頓（Edmonton），在陌生的城市開展新生活。6月4日，Jackey 協助香港人組織「愛民頓香港民主陣線」主持了舞台劇《5月35日》的放映會。映後雖已近晚上九時，愛民頓的太陽仍未落山，有四十人在會場外的空地逗留，在夕陽下進行簡單的燭光悼念。
活動完結，有位由香港移居愛民頓20多年的市民拍拍Jackey肩膊，激動地說：「你搞得好好呀，今次應該是愛民頓最多人的一次悼念。」
在東京，中國籌辦者們做了一個六四專題網站，今年的活動海報、參加意願的調查問卷、去年的晚會、新聞、影像⋯⋯一應俱全。最顯眼的是「故事記錄」，有來自五個中國年輕人的口述採訪，講這錯峰成長的世代與六四的記憶和關聯。離晚會還有一天，更多故事正緊鑼密鼓地集結，它們將被印製成巴掌大的冊子，在活動現場派發。
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的六四燭光已經消失兩年，端傳媒在加拿大、英國和東京各地採訪，了解不同城市的人們怎樣一再重述六四。這些人難以被簡單概括：在英國、加拿大的新舊港人、留學生；在東京居住的大陸人、香港人。帶著不同的語境互相碰撞，他們彼此間如何處理世代、政治的矛盾？面對新的場地限制、警察和法例，集會又怎樣演變？
愛民頓：小型的悼念
以人口計，愛民頓是加拿大第五大都會區，同時是五大都會區人口密度最低的一個。愛民頓被認為是美州最北的大城市，每年積雪六個月，攝氏零下30度的日子更是家常便飯。嚴峻的氣候，加上本地經濟落後於多倫多、溫哥華和卡加利等三大華埠，很少港人會選擇移民愛城。據2021年人口普查結果，華人佔愛民頓市人口約6.4%，以廣東話為母語的僅有2%。
翻查《Edmonton Journal》1989年6月10日的剪報，有700名華人聚集在愛民頓會展中心悼念，屬人數最多的一次，但往後不復見太多報道。移居當地超過三十五年的香港移民向記者表示，除了去年的放映會，未聽聞當地有任何具規模的公開週年悼念。
2021年的小型悼念，對愛民頓而言已是突破，不過這非Jackey首次籌辦的悼念活動。
離港前，Jackey任職旺角某選區的區議員助理。2020年，支聯會的六四集會首次被警方以防疫理由反對，當晚不少市民無視禁令自發悼念，同時多名區議員亦在各區舉辦悼念，包括他工作的議辦。
那天，Jackey走到附近的六四紀念館，買了一尊小型民主女神像。回到議辦，又跟同事夾手夾腳，在「易拉架」上蓋上灰色紙，貼上「民主烈士永垂不朽」長幅，搖身一變維園會場中央的烈士紀念碑。女神像、紀念碑、鮮花，三個六四的重要符號就在旺角道街頭湊成祭壇。那晚街坊流動來回悼念，偶爾有人拿起咪高峰分享感受，也有上班族鞠躬、獻花、點蠟燭。
來到愛民頓，Jackey照辦煮碗架起了「烈士紀念碑」，而那尊民主女神像亦隨他飛逾一萬公里，跟本地朋友3D打印的國殤之柱一同放在去年的祭壇上。
登上離港的飛機前，他已允諾自己，要在新天地延續過去的悼念方式。
2021年2月28日，47名民主派人士因初選案被起訴，對他帶來巨大衝擊。翌日回家，他跟家人講起想短期內離港。臨離開，Jackey跟數個社運朋友聚會，除了他決定遠赴加拿大，也有朋友計劃去英國，還有一人決意留守。席上，他們談到離開以後，如何延續社會運動的組織工作，「六四呢？」
Jackey隨口說：「六四最少都要在屋企門前點枝蠟燭吧。」
留在香港的朋友立刻回應：「悼念要公開的！」
當下他無力反駁：「因為我覺得他說對了，悼念本身就應該要公開......因為公開，使人聚集，被看見。因為這種公開，令我們（悼念者）有種（共同）身分出現。」 這句當頭棒喝變成一種責任：無論身在何處，都要繼續公開悼念。
在寒冬中剛抵埗愛民頓時，Jackey和伴侶未有車牌，在雪地上又寸步難行，深感愛民頓既冰冷又寂寞：「那時很低落，因為你未認識到朋友，一個禮拜才出門一次到超級市場。冬天就算你在街上，也不見任何人。」
直至2月，愛民頓的香港人組織爭取到紀錄片《時代革命》在市內舉行加拿大首映。還未進戲院，Jackey 已發覺城內有不少類似自己的人：「在裏面：工作人員，香港人；帶位，香港人。」播放片尾歌時，還來了一場大合唱。完場，他打開大門，外面冷風、飄雪撲面而來，他才記起自己已不在故鄉。
他驚訝這裏除了老移民，還有很多年輕的港人。事後他加入了2019年後成立的「愛民頓香港民主陣線」，協助籌辦了當地近年最多人參與的六四悼念。
東京：從民陣、香港人，到後白紙中國人
一座大概90cm高、3D打印的縮小版國殤之柱，5月中旬出現在東京大學Hongkong Week的展覽中，柱上掙脫出數張驚恐、憤怒的赭紅色的臉，黑色底座上寫着 The old can not kill the young。一同參展的，還有一座純白的香港民主女神像——她左手持黑色光時旗、右手握一柄傘。
今年六四，新宿車站南口外的空地，6-8pm，將舉行由中國、香港、新疆三個社群都參加的紀念活動。「我們會跟民女團隊借雕像，加上跟高志活借的國殤之柱橫幅，」去年六四是香港主場，滿眼黑色光時旗，當時的負責人William Lee，也是今年的協辦者，「今年未必需要太多2019年的元素，香港和中國（的社群）一起出現，象徵意義已經很大了。」
過去33年，東京的六四紀念都在白天。民主中國陣線（日本部），一個由八九後流亡到海外的中國民運人士、留學生組成的民間組織，負責活動。循例的紀念方式，是邀請八九人士如吾爾開希去東京做演講，以及在中國駐日大使館前抗議。
2021年，東京才第一次有了夜色燭光——2020年起，香港政府以防疫理由拒絕公眾集會，在日港人想讓一小片光在東京復活。
不過，在去年的黑旗、燭光、口號和《榮光》歌聲下，在場的部分中國九十後、零零後感到不舒服，疑惑六四被邊緣、「騎劫」了。有人充分理解和支持香港，有的認為不應該抱怨香港大聲、只能反思自己為何消聲。
那時他們沒想到，今年會由自己來主辦六四，是去年11月的北京四通橋、白紙運動打開了盒子。一直被認為政治冷感、深櫃，甚至也這樣自我證實着的中國人，不少打破禁忌；原本孤零的個體、朋友圈，這半年多來緩慢、謹慎地匯合；無論人們是否還在觀望，至少舉辦集會不再是一個「不可能事件」。中國方負責人之一淼淼想，「如果覺得六四紀念缺乏大陸視角，那大陸人應該自己辦。」
活題主題經過多番討論，人們最開始重視的是年代、賦能，後來覺得要「免於恐懼」，最後又想，最根本的還是記憶的問題。
另一位負責人Mugi（日語麥子的意思）估計，跟香港、維吾爾站在一起，會跟中國國內脫節，流失一些把白紙當作民生問題的支持者，也容易被簡化為分離主義者，「可是港人有來白紙，白紙和維吾爾連結也是特色⋯⋯港、疆的自決問題輪不到我們來講，我們站在一起，因為他們的事情值得去聽。」
倫敦：移民對在地紀念的探索
在港人主要移居地之一英國，過去33年的每年六月，也有辦六四集會的傳統。多年來，倫敦集會的發起人為八十年代移英的社運人士吳呂南、中國民運人士邵江等。
Jessica（化名）在2018年首次參加倫敦的六四集會，當時仍然是學生，過往在香港也積極參相關悼念活動。她說，參加者會先於5點，在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集合。特拉法加廣場是倫敦傳統的集會地點，對於英國人有強烈的政治意義。從以巴危機到烏克蘭戰爭，英國不同族群都會就家鄉的政治危機在該處集會。
大約7點，參與者會一起遊行到中國駐英國大使館。這與過去支聯會的集會類似，例如有八九民運人士的即場分享，也會播放錄音，唱民運歌；不同的是以前集會大概只有數十至百多人。但是，參與者的種族背景非常多樣，除了中國海外自由派和香港人，也有維吾爾人和藏族人、以及關心中國人權狀況的本地人。
近年，香港人的到來為英國六四集會的模式帶來種種改變。根據英國內政部在2023年1月31日公布的數字，在英國國民（海外）簽證（BNO Visa）計劃推行首兩年，已經有144500名港人移居英國。
去年，英國至少十個城市有悼念六四的集會，單單是倫敦市中心便有三場。2022年，除了在倫敦中國駐英大使館前的傳統集會，英倫好鄰舍教會亦於市中心的皮卡迪利圓環（Piccadilly Circus）集會。當天唐寧街10號首相府外，一群香港人、烏克蘭人也發起「反抗極權・守護民主」示威。
Wilson（化名）本來是民主派區議員，在2021年移居英國。在中學公開試的前後，他首次參與支聯會的維園六四集會。他自言，「支聯會的六四集會就是我的政治啟蒙。」他在大學積極參與學生運動，每年也會出席維園六四集會，畢業後加入泛民政黨。他到英國後依然堅持參與六四集會，認為當中的傳承追尋真相、言論自由的意義相當重要。他覺得，在英港人有能力繼續發聲，應該把握機會。
經歷社會運動洗禮後，很多港人已經不單是參與者，更是積極自發的行動者。Wilson在2021年到英國的時候，初時並非定居倫敦，而是一個華人群體相對較小的城市。他當時自發和朋友發起燭光悼念活動，並把資訊放到香港人群組，希望通過集體行動喚起更多本地英國人的關注。當Wilson於2022年移居倫敦後，又退一步變回普通的參加者。
他表示，「我才剛剛到埗，需要時間了解這邊的環境，所以我想先感受一些已經在地化的悼念活動。」公民參與終究要經歷一個學習過程，探索如何就着同一個議題，與不同文化背景的社群互動。
2019年後，大批香港移民到來，不單擴大了英國六四集會的人數規模，催生更多地域場次，集會形式也轉趨多元化。去年大使館集會的主辦組織，有多個新成立的港人組織協辦，其中前香港眾志副主席鄭家朗和前支聯會青年組常務秘書、前沙田區議員丘文俊亦有份主持集會。
溫哥華：組織者的改變自覺
跟倫敦相似，溫哥華30多年來從沒間斷的六四悼念，近年也因為新到埗的香港人而起了變化。
去年六四，溫哥華支援民主運動聯合會（下稱溫支聯）如常在中國領事館外Granville Street的一線行車路上，舉行燭光悼念儀式，估算有多達三千人參與。溫支聯主席李美寶（Mabel）表示，過去即使逢十的週年紀念，最多只有800人參與，但自從2019年後香港爆發新一波移民潮，前年有近2000人參與，去年再創八九年後的高峰。
「去年還下大雨呢，」Mabel憶述：「但參加者個個都不願走喔。他們說，香港（六月）常常都是大雨。」自七十年代已由香港移民到溫哥華的Mabel，對故鄉六月潮濕多雨的印象已然模糊。
Mabel記得，八九年六四前後，溫哥華的香港移民發起了兩次逾萬人的遊行、集會，其中一次更將唐人街一帶四條街擠滿人。發起那兩次集會的香港僑團領袖，在同年6月 16日正式成立溫支聯，大部分骨幹與Mabel相似，全屬六十至八十年代的香港移民。
去年超乎預期的人數，令溫支聯不得不思考改變活動形式。每年，溫支聯都會在六四前的周日帶同鮮花，拜祭位於科士蘭墓園（Forest Lawn Memorial Park）和卑詩大學（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校園內的兩座民主女神像，並在六四當日，發起「民主行」遊行到領事館外，再緊接舉行悼念儀式。
今年的計劃則略有不同。拜祭民主女神如常，但「民主行」改在拜祭前一日舉行。而當晚悼念活動將移施到福溪（False Creek）旁的林思齊公園（David Lam Park），讓民眾有更多空間悼念。
不過，此計劃也引申出意想不到的問題。根據溫哥華市政府規例，公園範圍不允許明火。Mabel和理事本打算以電子蠟燭代替，惟多個不同年紀、新到埗的香港人義工皆表示反對，「他們說：點蠟燭對香港來的朋友很重要」。溫支聯遂向政府申請燃燒執照，「我1月開始填表，搞到4月他才接納。好多中間細節......」
公園中央有一大片草地，加上背面的高樓大廈，對香港人而言有點似曾相識。「希望去慣維園的，都可以找回那片景況......在這裏繼續燃點香港的燭光。」Mabel說。
除了人數和形式，悼念和抗議的內容亦都有明顯轉變。今年晚會將設兩個展覽，一個如常講解八九民運歷史，另一個則敘述香港2019年起的抗爭，兩者並列。「很多時候我們是朝着參加者的意願去辦。」Mabel解釋說。據報道，去年的悼念晚會，現場群眾呼喊「光時」的聲浪遠超六四口號。她覺得這很正常：「你被壓逼得很厲害，在這裏可以吶喊出來，我覺得是好事，無論你吶喊什麼也不重要。」
作為一個30多年的老團體，Mabel認為溫支聯作為組織者，本身亦有自覺地改變。「那時的包袱還是『你是中國人』......」Mabel說，溫支聯成立之初，跟支聯會一樣都是以「大中華視覺」看八九民運：「我們雖然移民了，但還是血濃於水的想法。」
「但慢慢覺得加拿大是我們的家......近十年，我們不會再稱自己是中國人。我們就是加拿大的華人，或者加拿大的香港人。」早在2019年前，溫支聯已放棄部分六四口號，「不會再說『建設民主中國』以及『平反六四』，因為向一個獨裁者叫他平反，是不可能的事。」
「我們會繼續毋忘六四，與此同時我們不會放棄香港。」Mabel說。每年溫支聯會聯同另外兩大華埠的組織——「多倫多支持中國民運會」及「卡加利中國民主促進會」，共議當年的悼念主題，今年是「毋忘六四，決不捨棄」。Mabel表示，他們不捨棄的，除了八九年的受害者，也包括2019年以後的香港政治犯。
上週的「民主行」，亦清楚顯示溫支聯的「加拿大香港人」視覺。當日Mabel走在隊頭，其中一句叫喊最多的口號是 “No infiltration” （不要滲透），回應近日加拿大政圈和華人社區對中國的干預和滲透的恐懼。
新舊一代之間的張力與挑戰
無論是新到來的香港人，抑或是舊有海外民運社群，也需要學習如何面對新局勢。
2014年雨傘運動後，Sean（化名）有份成立Democracy for Hong Kong（D4HK），希望團結在英港人。除了針對香港議題，D4HK成立後也呼籲市民參與六四集會，後來獲主辦方邀請協辦，主要提供物資支援。
Sean見證了集會形式慢慢轉變：「最傳統的六四集會其實只是8時大使館外集會的部分，後來多了組織參與，更加遍地開花。」有組織會想更早於特拉法加廣場示威，主辦方會尊重，組織與組織之間也建立了默契，互相分享行動訊息。
值得留意的是，這些新組織並不單單是香港人，今年六四傍晚的特拉法加廣場遊行就由China Deviants發起，該組識在去年的白紙運動時成立。組織為今年集會加入新元素，以「廣場戲仿」為主題鼓勵人們cosplay當年服裝，並自製標語。翻查報導，其成員以中國留學生為主。
作為參加者，Jessica對比2022年和2018年，其中一個最根本差異在於空間秩序。過去只有數十人時，組織者只需要用上輕便的音響設備。出現大量的香港移民後，大使館對出的狹窄馬路就變得擠迫。另一方面，主辦單位又要再學習如何與在場警方協調。英國國會今年通過了新的《公共秩序法》（Public Order Act），授予警察更大權力處理示威，令非敵非友的警民關係變得更加微妙。去年集會，就有香港示威者多次抬起寫有「毋忘六四」的大型自製紙坦克，試圖衝擊大使館，但被警方阻止。
Sean認為，集會人士一般難以接近大使館門口，英國警方有時過於保護中國大使館。對於和勇之間的張力，他坦言，「理解有人會想多走一步，會想挑戰警方防線，但事前他們沒有和大會溝通。」他表示尊重不同做法，「但主辦方不會參與，所能做到是盡量控制場面。」
另一位匿名的參加者對端傳媒表示，當新來的香港人反而變成集會人士的大多數，如何平衡各方參與，也是一個難題，這不單單是策略的問題——激進抑或溫和？衝抑或留？還有一些更基本的問題——例如用什麼語言發言？叫什麼口號？如何讓更多人被納入討論之中？
Wilson很喜歡倫敦大使館集會展現的多元性，認為無論移英港人抱持怎樣的身分認同，都可以向其他群體學習。對於維吾爾人、藏族人、本地白人，他們當然沒有大中華的想像，但面對暴力，面對同一個聲討的對象，大家會找到共同點，找到一同介入的地方。
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法學院訪問研究員黎恩灝表示，需要觀望中國政府的跨境打壓行動，會否造成寒蟬效應。近年，相繼有新聞傳出中國政府在海外多個城市設有「秘密警察站」。而且去年六四紀念活動時，仍然未發生中國駐曼徹斯特總領事館職員與香港示威者的衝突，他認為，難以估計事件會否影響港人參與六四紀念活動的意向。
在東京的淼淼聽說過，香港還有維園紀念時，也不是很多年輕人會去。「年輕人為什麼還要紀念？不同社群的年輕人又為什麼要在一起紀念？」不同地方的議題不一定扣得起來，她也幾乎確定這次的人不會有白紙多，但想傳達「國家一直在做殘忍的事，六四跟每個人都是有關係的。」
怎樣才能獲得關注？他們不斷構思新方法。大家想在場地劃分出不同區域，最醒目的位置掛一條民主中國陣線製作的、今年各地六四紀念都會用到的橫幅。展示區放七至十塊板，內容可能涉及六四、劉曉波、維吾爾、香港國安法、白紙⋯⋯
「紀念想做得好玩一點，而不是自high的內部團建」，淼淼計劃刻一些木版畫，「寫自由、民主，畫習近平、人民」，現場準備空白明信片，參加者領走，留一張自己創作的。她也想將1989年起每一年6月的日曆做成A3紙大小，把4號摳掉，再用紅色紙片貼住，「34張6月像墓碑一樣排列，紅紙會比洞口大一點點，逆光打過去、透出來，意思是還有更多沒有被看到，還有更多死掉的人。」
一種日本和中國年輕人都共享的文化表達是cosplay。Mugi興致勃勃地談及自己曾cosplay過大白，這次警備組的10個人可以cosplay「作風優良、能打勝仗」的狗；還設想會有坦克人、六四那年騎着單車說it’s my duty的人，「就穿着衣服和人聊天。」
其中交流區更着重的可能是讓世代對話——老一輩民運人士在年輕人心中形象不算很好，「世代間的思考方式、行動方式、論述語言差太多」，淼淼也不太喜歡，但「親歷者因這些差別而無法跟年輕人交流很可惜的，從個人經歷角度多聊天，可能更好。」
在日本佔據行人道需要申請，Mugi指和警察要維持良好關係，活動出事會損害各社群的形象。要「合作」的還有警視廳來的中央警察，淼淼稱後者想用這些活動找出中國分佈在海外的「秘密警察」。「互相利用唄，他們釣魚，也幫我們維持安全，」Mugi輕描淡寫。
Mugi屢屢指，日本氛圍和歐美不一樣，社會層面不關心政治，也很難獲得大學教授、NPO（非營利機構）的支持。他認為會關注活動的日本人是本來就關注的人，也要承認這些人很邊緣。活動的主語言是日語，他們希望把信息傳達給更多人。Mugi提醒，使用日語可以不是為了「獲得認同」，而是「讓人不要起疑心」，「一開始伊朗、烏克蘭社群沒有用日語，變得可疑，用日語後好了很多。」
Willam感觸於在日的伊朗、烏克蘭社群也來密集交流，他認為人權團體在海外合力有其必要性：「在日本政治冷感的情況下，如果只搞自己的事情，會比較難獲得注意力，聯合起來可以獲得更多」。正因為不同民族的共通語言是日語，這反而「產生了奇怪的凝聚力。」
凝聚和彌合
Mugi也有想凝聚和彌合的東西。
雖然中國年輕一代和六四老人合作，但世代間的不信任非常大，「敘事、做事、部分學運領袖的操守、民陣的組織分裂問題⋯⋯」
Mugi覺得日本民陣對年輕人非常好，但不代表能互相理解。他邀請六四老人進群，對方不明白年輕人說反話的溝通方式；老人轉發不知哪來的反共檄文，年輕人也很厭惡。後來的接觸，令他逐漸理解老一代流亡到海外單打獨鬥，「對他們而言政治就是一切，六四是他們的身分政治。」他覺得對部分民運人士的意見而放棄歷史遺產，政治上不明智，「如果以後新一批人問白紙算什麼，我也會很傷心的。」
另一方面，Muji印象裏，2022年上半年，一般中國人聽到香港還會跳腳，「但11月白紙最高潮時，William桑來現場和我們聊。」William也對白紙印象深刻，「即便是和追求民主的中國人，我們區別也很大，香港已經有人在討論自決權⋯⋯很多大陸人不接受這些。」經過幾番磨合，事情有了變化，「一部分人理解了我們的想法，他們都趨向無論結果如何，支持香港首先是需要民主化的。」
而William心繫的問題，是如何縮小本土香港及海外香港之間的距離。2014年時還是大學生的他第一次去維園，「傘運跟風，但要我明確說出什麼重要、如何實行，我是不知道的。」如今成為組織者，他要思考「做這些的目的是什麼？說給誰聽？為什麼要說？」，還是，「我想要某些光環？」
今年是香港反修例運動四週年，William正申請遊行，也計劃7月1日搞活動。他想「永續社運」，通過六四紀念傳達「香港要求民主的決心非常強烈」，另一方面也告訴香港：「海外還在關注和爭取，我們沒有放棄。」
白紙讓Mugi驚覺，對人有信心是深櫃裏的光。「我們這代人想繼續做下去，最需要的是信心、信賴、公信力」，「割裂之後信心從哪裏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行動創造的。」主辦六四，他想帶出：中國不是沒有反抗；民主自由，中國人也值得。
淼淼沒有那麼多抽象的詞彙概念，她覺得活動「能夠打動到人就可以了」，「讓人被touch到，讓人覺得自己跟這個事不是毫無關係。」
今年在加拿大愛民頓的悼念，Jackey計劃在最熱鬧的Whyte Avenue街頭舉行。祭壇會如常播放八九的歷史片，他也想拿起臨走前學到的結他，彈唱六四歌曲。其實，他有感大家已經冷卻下來，對今年的悼念比較悲觀：「縱使越來越多人來Edmonton，但大家更多關心上班、小朋友找學校、生活，都不想再想政治。」也有過去曾幫忙的人因為現實環境，決意與政治撇開，與他分道揚鑣。
「不過就算只剩小貓三、四隻，我都要做囉。我不會在家裏做，我覺得一定要搬出去。就算沒有通告、沒有海報，什麼也沒有，但我覺得六月四日，我在群組內打一句：那日、那個時間、那個地點，會有人悼念六四，想來便來，不想也不打緊，但我就會在那裏。」Jackey 堅定地說。
Jackey 雖未有親身經歷八九民運，也從不是「大中華膠」，但他認定六四悼念是構成今天的自己的重要部分。他最記得小學的他，五、六月為了測驗考試被逼長留家中溫習。有晚嫲嫲說要「過對面海」，他貪玩嚷着要跟去。「阿爸話：你去咩呀？你都唔識㗎啦細路仔！」嫲嫲卻溫柔地說：「有乜所謂呀，就帶他去囉。」
那晚的燭光、人群哀傷的神情、台上像電影一樣的殘酷片段，引起了這位小朋友的好奇心。他形容，那晚是他很多很多人生經歷的原點：令他開始懷疑零八北京奧運時人人莫名而起的自豪感，令他有了參與六四悼念的習慣，令他投身到社會運動，也令他主動參與自己社區的民生議題。
他甚至覺得，悼念本身就是香港人身分的重要部件：「對我來說，六四是建立某種香港人的身分......在香港人的政治參與中，六四是很重要的部分。」他即使已離開香港，也要繼續做各種的行動、組織工作，也正是為了要實踐「香港人」這個概念：「我們用同一種語言，分享着共同生活經驗，分享運動當中的情感，這種聚合，實實在在地讓我感覺自己仍是香港人，I am still alive。」
2021年，最後一次在港悼念，Jackey在晚上7時55分走入維園。他甫進去，就遇上警察兩邊包抄，把他一路驅趕至希慎廣場外。「身旁有個姨姨，我記得她活躍於不同的遊行集會，在喊『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然後又有人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她又跟着喊，喊得很大聲，喊到聲沙。」那晚，兩種不同的口號微妙地在人群中互相響應。
「以前經歷過雨傘，（香港人）對六四有了好多不同的想法。」那時部分年輕人批評支聯會的六四集會「行禮如儀」，抗拒在「愛國」的框架下悼念八九；當時Jackey沒有被這種論述吸引，只純粹覺得既然大陸不喜歡、香港又是唯一可以公開悼念的地方，便繼續習慣性地做。
「但去到2019年，加上國安法、政權的反撲，令大家重新檢視，六四是什麼一回事：原來我們面對着同一個極權。」他說，「壓逼之下，我們相認了，我們看見大家。」
很好的紀錄報導！整合多地訪問之餘，又不會顯得雜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