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月，九十后Jackey和伴侣一同飞抵加拿大亚伯达省首府爱民顿（Edmonton），在陌生的城市开展新生活。6月4日，Jackey 协助香港人组织“爱民顿香港民主阵线”主持了舞台剧《5月35日》的放映会。映后虽已近晚上九时，爱民顿的太阳仍未落山，有四十人在会场外的空地逗留，在夕阳下进行简单的烛光悼念。
活动完结，有位由香港移居爱民顿20多年的市民拍拍Jackey肩膊，激动地说：“你搞得好好呀，今次应该是爱民顿最多人的一次悼念。”
在东京，中国筹办者们做了一个六四专题网站，今年的活动海报、参加意愿的调查问卷、去年的晚会、新闻、影像⋯⋯一应俱全。最显眼的是“故事记录”，有来自五个中国年轻人的口述采访，讲这错峰成长的世代与六四的记忆和关联。离晚会还有一天，更多故事正紧锣密鼓地集结，它们将被印制成巴掌大的册子，在活动现场派发。
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烛光已经消失两年，端传媒在加拿大、英国和东京各地采访，了解不同城市的人们怎样一再重述六四。这些人难以被简单概括：在英国、加拿大的新旧港人、留学生；在东京居住的大陆人、香港人。带著不同的语境互相碰撞，他们彼此间如何处理世代、政治的矛盾？面对新的场地限制、警察和法例，集会又怎样演变？
爱民顿：小型的悼念
以人口计，爱民顿是加拿大第五大都会区，同时是五大都会区人口密度最低的一个。爱民顿被认为是美州最北的大城市，每年积雪六个月，摄氏零下30度的日子更是家常便饭。严峻的气候，加上本地经济落后于多伦多、温哥华和卡加利等三大华埠，很少港人会选择移民爱城。据2021年人口普查结果，华人占爱民顿市人口约6.4%，以广东话为母语的仅有2%。
翻查《Edmonton Journal》1989年6月10日的剪报，有700名华人聚集在爱民顿会展中心悼念，属人数最多的一次，但往后不复见太多报道。移居当地超过三十五年的香港移民向记者表示，除了去年的放映会，未听闻当地有任何具规模的公开周年悼念。
2021年的小型悼念，对爱民顿而言已是突破，不过这非Jackey首次筹办的悼念活动。
离港前，Jackey任职旺角某选区的区议员助理。2020年，支联会的六四集会首次被警方以防疫理由反对，当晚不少市民无视禁令自发悼念，同时多名区议员亦在各区举办悼念，包括他工作的议办。
那天，Jackey走到附近的六四纪念馆，买了一尊小型民主女神像。回到议办，又跟同事夹手夹脚，在“易拉架”上盖上灰色纸，贴上“民主烈士永垂不朽”长幅，摇身一变维园会场中央的烈士纪念碑。女神像、纪念碑、鲜花，三个六四的重要符号就在旺角道街头凑成祭坛。那晚街坊流动来回悼念，偶尔有人拿起咪高峰分享感受，也有上班族鞠躬、献花、点蜡烛。
来到爱民顿，Jackey照办煮碗架起了“烈士纪念碑”，而那尊民主女神像亦随他飞逾一万公里，跟本地朋友3D打印的国殇之柱一同放在去年的祭坛上。
登上离港的飞机前，他已允诺自己，要在新天地延续过去的悼念方式。
2021年2月28日，47名民主派人士因初选案被起诉，对他带来巨大冲击。翌日回家，他跟家人讲起想短期内离港。临离开，Jackey跟数个社运朋友聚会，除了他决定远赴加拿大，也有朋友计划去英国，还有一人决意留守。席上，他们谈到离开以后，如何延续社会运动的组织工作，“六四呢？”
Jackey随口说：“六四最少都要在屋企门前点枝蜡烛吧。”
留在香港的朋友立刻回应：“悼念要公开的！”
当下他无力反驳：“因为我觉得他说对了，悼念本身就应该要公开……因为公开，使人聚集，被看见。因为这种公开，令我们（悼念者）有种（共同）身分出现。” 这句当头棒喝变成一种责任：无论身在何处，都要继续公开悼念。
在寒冬中刚抵埗爱民顿时，Jackey和伴侣未有车牌，在雪地上又寸步难行，深感爱民顿既冰冷又寂寞：“那时很低落，因为你未认识到朋友，一个礼拜才出门一次到超级市场。冬天就算你在街上，也不见任何人。”
直至2月，爱民顿的香港人组织争取到纪录片《时代革命》在市内举行加拿大首映。还未进戏院，Jackey 已发觉城内有不少类似自己的人：“在里面：工作人员，香港人；带位，香港人。”播放片尾歌时，还来了一场大合唱。完场，他打开大门，外面冷风、飘雪扑面而来，他才记起自己已不在故乡。
他惊讶这里除了老移民，还有很多年轻的港人。事后他加入了2019年后成立的“爱民顿香港民主阵线”，协助筹办了当地近年最多人参与的六四悼念。
东京：从民阵、香港人，到后白纸中国人
一座大概90cm高、3D打印的缩小版国殇之柱，5月中旬出现在东京大学Hongkong Week的展览中，柱上挣脱出数张惊恐、愤怒的赭红色的脸，黑色底座上写着 The old can not kill the young。一同参展的，还有一座纯白的香港民主女神像——她左手持黑色光时旗、右手握一柄伞。
今年六四，新宿车站南口外的空地，6-8pm，将举行由中国、香港、新疆三个社群都参加的纪念活动。“我们会跟民女团队借雕像，加上跟高志活借的国殇之柱横幅，”去年六四是香港主场，满眼黑色光时旗，当时的负责人William Lee，也是今年的协办者，“今年未必需要太多2019年的元素，香港和中国（的社群）一起出现，象征意义已经很大了。”
过去33年，东京的六四纪念都在白天。民主中国阵线（日本部），一个由八九后流亡到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留学生组成的民间组织，负责活动。循例的纪念方式，是邀请八九人士如吾尔开希去东京做演讲，以及在中国驻日大使馆前抗议。
2021年，东京才第一次有了夜色烛光——2020年起，香港政府以防疫理由拒绝公众集会，在日港人想让一小片光在东京复活。
不过，在去年的黑旗、烛光、口号和《荣光》歌声下，在场的部分中国九十后、零零后感到不舒服，疑惑六四被边缘、“骑劫”了。有人充分理解和支持香港，有的认为不应该抱怨香港大声、只能反思自己为何消声。
那时他们没想到，今年会由自己来主办六四，是去年11月的北京四通桥、白纸运动打开了盒子。一直被认为政治冷感、深柜，甚至也这样自我证实着的中国人，不少打破禁忌；原本孤零的个体、朋友圈，这半年多来缓慢、谨慎地汇合；无论人们是否还在观望，至少举办集会不再是一个“不可能事件”。中国方负责人之一淼淼想，“如果觉得六四纪念缺乏大陆视角，那大陆人应该自己办。”
活题主题经过多番讨论，人们最开始重视的是年代、赋能，后来觉得要“免于恐惧”，最后又想，最根本的还是记忆的问题。
另一位负责人Mugi（日语麦子的意思）估计，跟香港、维吾尔站在一起，会跟中国国内脱节，流失一些把白纸当作民生问题的支持者，也容易被简化为分离主义者，“可是港人有来白纸，白纸和维吾尔连结也是特色⋯⋯港、疆的自决问题轮不到我们来讲，我们站在一起，因为他们的事情值得去听。”
伦敦：移民对在地纪念的探索
在港人主要移居地之一英国，过去33年的每年六月，也有办六四集会的传统。多年来，伦敦集会的发起人为八十年代移英的社运人士吴吕南、中国民运人士邵江等。
Jessica（化名）在2018年首次参加伦敦的六四集会，当时仍然是学生，过往在香港也积极参相关悼念活动。她说，参加者会先于5点，在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集合。特拉法加广场是伦敦传统的集会地点，对于英国人有强烈的政治意义。从以巴危机到乌克兰战争，英国不同族群都会就家乡的政治危机在该处集会。
大约7点，参与者会一起游行到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这与过去支联会的集会类似，例如有八九民运人士的即场分享，也会播放录音，唱民运歌；不同的是以前集会大概只有数十至百多人。但是，参与者的种族背景非常多样，除了中国海外自由派和香港人，也有维吾尔人和藏族人、以及关心中国人权状况的本地人。
近年，香港人的到来为英国六四集会的模式带来种种改变。根据英国内政部在2023年1月31日公布的数字，在英国国民（海外）签证（BNO Visa）计划推行首两年，已经有144500名港人移居英国。
去年，英国至少十个城市有悼念六四的集会，单单是伦敦市中心便有三场。2022年，除了在伦敦中国驻英大使馆前的传统集会，英伦好邻舍教会亦于市中心的皮卡迪利圆环（Piccadilly Circus）集会。当天唐宁街10号首相府外，一群香港人、乌克兰人也发起“反抗极权・守护民主”示威。
Wilson（化名）本来是民主派区议员，在2021年移居英国。在中学公开试的前后，他首次参与支联会的维园六四集会。他自言，“支联会的六四集会就是我的政治启蒙。”他在大学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每年也会出席维园六四集会，毕业后加入泛民政党。他到英国后依然坚持参与六四集会，认为当中的传承追寻真相、言论自由的意义相当重要。他觉得，在英港人有能力继续发声，应该把握机会。
经历社会运动洗礼后，很多港人已经不单是参与者，更是积极自发的行动者。Wilson在2021年到英国的时候，初时并非定居伦敦，而是一个华人群体相对较小的城市。他当时自发和朋友发起烛光悼念活动，并把资讯放到香港人群组，希望通过集体行动唤起更多本地英国人的关注。当Wilson于2022年移居伦敦后，又退一步变回普通的参加者。
他表示，“我才刚刚到埗，需要时间了解这边的环境，所以我想先感受一些已经在地化的悼念活动。”公民参与终究要经历一个学习过程，探索如何就着同一个议题，与不同文化背景的社群互动。
2019年后，大批香港移民到来，不单扩大了英国六四集会的人数规模，催生更多地域场次，集会形式也转趋多元化。去年大使馆集会的主办组织，有多个新成立的港人组织协办，其中前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和前支联会青年组常务秘书、前沙田区议员丘文俊亦有份主持集会。
温哥华：组织者的改变自觉
跟伦敦相似，温哥华30多年来从没间断的六四悼念，近年也因为新到埗的香港人而起了变化。
去年六四，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下称温支联）如常在中国领事馆外Granville Street的一线行车路上，举行烛光悼念仪式，估算有多达三千人参与。温支联主席李美宝（Mabel）表示，过去即使逢十的周年纪念，最多只有800人参与，但自从2019年后香港爆发新一波移民潮，前年有近2000人参与，去年再创八九年后的高峰。
“去年还下大雨呢，”Mabel忆述：“但参加者个个都不愿走喔。他们说，香港（六月）常常都是大雨。”自七十年代已由香港移民到温哥华的Mabel，对故乡六月潮湿多雨的印象已然模糊。
Mabel记得，八九年六四前后，温哥华的香港移民发起了两次逾万人的游行、集会，其中一次更将唐人街一带四条街挤满人。发起那两次集会的香港侨团领袖，在同年6月 16日正式成立温支联，大部分骨干与Mabel相似，全属六十至八十年代的香港移民。
去年超乎预期的人数，令温支联不得不思考改变活动形式。每年，温支联都会在六四前的周日带同鲜花，拜祭位于科士兰墓园（Forest Lawn Memorial Park）和卑诗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校园内的两座民主女神像，并在六四当日，发起“民主行”游行到领事馆外，再紧接举行悼念仪式。
今年的计划则略有不同。拜祭民主女神如常，但“民主行”改在拜祭前一日举行。而当晚悼念活动将移施到福溪（False Creek）旁的林思齐公园（David Lam Park），让民众有更多空间悼念。
不过，此计划也引申出意想不到的问题。根据温哥华市政府规例，公园范围不允许明火。Mabel和理事本打算以电子蜡烛代替，惟多个不同年纪、新到埗的香港人义工皆表示反对，“他们说：点蜡烛对香港来的朋友很重要”。温支联遂向政府申请燃烧执照，“我1月开始填表，搞到4月他才接纳。好多中间细节……”
公园中央有一大片草地，加上背面的高楼大厦，对香港人而言有点似曾相识。“希望去惯维园的，都可以找回那片景况……在这里继续燃点香港的烛光。”Mabel说。
除了人数和形式，悼念和抗议的内容亦都有明显转变。今年晚会将设两个展览，一个如常讲解八九民运历史，另一个则叙述香港2019年起的抗争，两者并列。“很多时候我们是朝着参加者的意愿去办。”Mabel解释说。据报道，去年的悼念晚会，现场群众呼喊“光时”的声浪远超六四口号。她觉得这很正常：“你被压逼得很厉害，在这里可以呐喊出来，我觉得是好事，无论你呐喊什么也不重要。”
作为一个30多年的老团体，Mabel认为温支联作为组织者，本身亦有自觉地改变。“那时的包袱还是‘你是中国人’……”Mabel说，温支联成立之初，跟支联会一样都是以“大中华视觉”看八九民运：“我们虽然移民了，但还是血浓于水的想法。”
“但慢慢觉得加拿大是我们的家……近十年，我们不会再称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就是加拿大的华人，或者加拿大的香港人。”早在2019年前，温支联已放弃部分六四口号，“不会再说‘建设民主中国’以及‘平反六四’，因为向一个独裁者叫他平反，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会继续毋忘六四，与此同时我们不会放弃香港。”Mabel说。每年温支联会联同另外两大华埠的组织——“多伦多支持中国民运会”及“卡加利中国民主促进会”，共议当年的悼念主题，今年是“毋忘六四，决不舍弃”。Mabel表示，他们不舍弃的，除了八九年的受害者，也包括2019年以后的香港政治犯。
上周的“民主行”，亦清楚显示温支联的“加拿大香港人”视觉。当日Mabel走在队头，其中一句叫喊最多的口号是 “No infiltration” （不要渗透），回应近日加拿大政圈和华人社区对中国的干预和渗透的恐惧。
新旧一代之间的张力与挑战
无论是新到来的香港人，抑或是旧有海外民运社群，也需要学习如何面对新局势。
2014年雨伞运动后，Sean（化名）有份成立Democracy for Hong Kong（D4HK），希望团结在英港人。除了针对香港议题，D4HK成立后也呼吁市民参与六四集会，后来获主办方邀请协办，主要提供物资支援。
Sean见证了集会形式慢慢转变：“最传统的六四集会其实只是8时大使馆外集会的部分，后来多了组织参与，更加遍地开花。”有组织会想更早于特拉法加广场示威，主办方会尊重，组织与组织之间也建立了默契，互相分享行动讯息。
值得留意的是，这些新组织并不单单是香港人，今年六四傍晚的特拉法加广场游行就由China Deviants发起，该组识在去年的白纸运动时成立。组织为今年集会加入新元素，以“广场戏仿”为主题鼓励人们cosplay当年服装，并自制标语。翻查报导，其成员以中国留学生为主。
作为参加者，Jessica对比2022年和2018年，其中一个最根本差异在于空间秩序。过去只有数十人时，组织者只需要用上轻便的音响设备。出现大量的香港移民后，大使馆对出的狭窄马路就变得挤迫。另一方面，主办单位又要再学习如何与在场警方协调。英国国会今年通过了新的《公共秩序法》（Public Order Act），授予警察更大权力处理示威，令非敌非友的警民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去年集会，就有香港示威者多次抬起写有“毋忘六四”的大型自制纸坦克，试图冲击大使馆，但被警方阻止。
Sean认为，集会人士一般难以接近大使馆门口，英国警方有时过于保护中国大使馆。对于和勇之间的张力，他坦言，“理解有人会想多走一步，会想挑战警方防线，但事前他们没有和大会沟通。”他表示尊重不同做法，“但主办方不会参与，所能做到是尽量控制场面。”
另一位匿名的参加者对端传媒表示，当新来的香港人反而变成集会人士的大多数，如何平衡各方参与，也是一个难题，这不单单是策略的问题——激进抑或温和？冲抑或留？还有一些更基本的问题——例如用什么语言发言？叫什么口号？如何让更多人被纳入讨论之中？
Wilson很喜欢伦敦大使馆集会展现的多元性，认为无论移英港人抱持怎样的身分认同，都可以向其他群体学习。对于维吾尔人、藏族人、本地白人，他们当然没有大中华的想像，但面对暴力，面对同一个声讨的对象，大家会找到共同点，找到一同介入的地方。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法学院访问研究员黎恩灏表示，需要观望中国政府的跨境打压行动，会否造成寒蝉效应。近年，相继有新闻传出中国政府在海外多个城市设有“秘密警察站”。而且去年六四纪念活动时，仍然未发生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职员与香港示威者的冲突，他认为，难以估计事件会否影响港人参与六四纪念活动的意向。
在东京的淼淼听说过，香港还有维园纪念时，也不是很多年轻人会去。“年轻人为什么还要纪念？不同社群的年轻人又为什么要在一起纪念？”不同地方的议题不一定扣得起来，她也几乎确定这次的人不会有白纸多，但想传达“国家一直在做残忍的事，六四跟每个人都是有关系的。”
怎样才能获得关注？他们不断构思新方法。大家想在场地划分出不同区域，最醒目的位置挂一条民主中国阵线制作的、今年各地六四纪念都会用到的横幅。展示区放七至十块板，内容可能涉及六四、刘晓波、维吾尔、香港国安法、白纸⋯⋯
“纪念想做得好玩一点，而不是自high的内部团建”，淼淼计划刻一些木版画，“写自由、民主，画习近平、人民”，现场准备空白明信片，参加者领走，留一张自己创作的。她也想将1989年起每一年6月的日历做成A3纸大小，把4号抠掉，再用红色纸片贴住，“34张6月像墓碑一样排列，红纸会比洞口大一点点，逆光打过去、透出来，意思是还有更多没有被看到，还有更多死掉的人。”
一种日本和中国年轻人都共享的文化表达是cosplay。Mugi兴致勃勃地谈及自己曾cosplay过大白，这次警备组的10个人可以cosplay“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的狗；还设想会有坦克人、六四那年骑着单车说it’s my duty的人，“就穿着衣服和人聊天。”
其中交流区更着重的可能是让世代对话——老一辈民运人士在年轻人心中形象不算很好，“世代间的思考方式、行动方式、论述语言差太多”，淼淼也不太喜欢，但“亲历者因这些差别而无法跟年轻人交流很可惜的，从个人经历角度多聊天，可能更好。”
在日本占据行人道需要申请，Mugi指和警察要维持良好关系，活动出事会损害各社群的形象。要“合作”的还有警视厅来的中央警察，淼淼称后者想用这些活动找出中国分布在海外的“秘密警察”。“互相利用呗，他们钓鱼，也帮我们维持安全，”Mugi轻描淡写。
Mugi屡屡指，日本氛围和欧美不一样，社会层面不关心政治，也很难获得大学教授、NPO（非营利机构）的支持。他认为会关注活动的日本人是本来就关注的人，也要承认这些人很边缘。活动的主语言是日语，他们希望把信息传达给更多人。Mugi提醒，使用日语可以不是为了“获得认同”，而是“让人不要起疑心”，“一开始伊朗、乌克兰社群没有用日语，变得可疑，用日语后好了很多。”
Willam感触于在日的伊朗、乌克兰社群也来密集交流，他认为人权团体在海外合力有其必要性：“在日本政治冷感的情况下，如果只搞自己的事情，会比较难获得注意力，联合起来可以获得更多”。正因为不同民族的共通语言是日语，这反而“产生了奇怪的凝聚力。”
凝聚和弥合
Mugi也有想凝聚和弥合的东西。
虽然中国年轻一代和六四老人合作，但世代间的不信任非常大，“叙事、做事、部分学运领袖的操守、民阵的组织分裂问题⋯⋯”
Mugi觉得日本民阵对年轻人非常好，但不代表能互相理解。他邀请六四老人进群，对方不明白年轻人说反话的沟通方式；老人转发不知哪来的反共檄文，年轻人也很厌恶。后来的接触，令他逐渐理解老一代流亡到海外单打独斗，“对他们而言政治就是一切，六四是他们的身分政治。”他觉得对部分民运人士的意见而放弃历史遗产，政治上不明智，“如果以后新一批人问白纸算什么，我也会很伤心的。”
另一方面，Muji印象里，2022年上半年，一般中国人听到香港还会跳脚，“但11月白纸最高潮时，William桑来现场和我们聊。”William也对白纸印象深刻，“即便是和追求民主的中国人，我们区别也很大，香港已经有人在讨论自决权⋯⋯很多大陆人不接受这些。”经过几番磨合，事情有了变化，“一部分人理解了我们的想法，他们都趋向无论结果如何，支持香港首先是需要民主化的。”
而William心系的问题，是如何缩小本土香港及海外香港之间的距离。2014年时还是大学生的他第一次去维园，“伞运跟风，但要我明确说出什么重要、如何实行，我是不知道的。”如今成为组织者，他要思考“做这些的目的是什么？说给谁听？为什么要说？”，还是，“我想要某些光环？”
今年是香港反修例运动四周年，William正申请游行，也计划7月1日搞活动。他想“永续社运”，通过六四纪念传达“香港要求民主的决心非常强烈”，另一方面也告诉香港：“海外还在关注和争取，我们没有放弃。”
白纸让Mugi惊觉，对人有信心是深柜里的光。“我们这代人想继续做下去，最需要的是信心、信赖、公信力”，“割裂之后信心从哪里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行动创造的。”主办六四，他想带出：中国不是没有反抗；民主自由，中国人也值得。
淼淼没有那么多抽象的词汇概念，她觉得活动“能够打动到人就可以了”，“让人被touch到，让人觉得自己跟这个事不是毫无关系。”
今年在加拿大爱民顿的悼念，Jackey计划在最热闹的Whyte Avenue街头举行。祭坛会如常播放八九的历史片，他也想拿起临走前学到的结他，弹唱六四歌曲。其实，他有感大家已经冷却下来，对今年的悼念比较悲观：“纵使越来越多人来Edmonton，但大家更多关心上班、小朋友找学校、生活，都不想再想政治。”也有过去曾帮忙的人因为现实环境，决意与政治撇开，与他分道扬镳。
“不过就算只剩小猫三、四只，我都要做啰。我不会在家里做，我觉得一定要搬出去。就算没有通告、没有海报，什么也没有，但我觉得六月四日，我在群组内打一句：那日、那个时间、那个地点，会有人悼念六四，想来便来，不想也不打紧，但我就会在那里。”Jackey 坚定地说。
Jackey 虽未有亲身经历八九民运，也从不是“大中华胶”，但他认定六四悼念是构成今天的自己的重要部分。他最记得小学的他，五、六月为了测验考试被逼长留家中温习。有晚嫲嫲说要“过对面海”，他贪玩嚷着要跟去。“阿爸话：你去咩呀？你都唔识㗎啦细路仔！”嫲嫲却温柔地说：“有乜所谓呀，就带他去啰。”
那晚的烛光、人群哀伤的神情、台上像电影一样的残酷片段，引起了这位小朋友的好奇心。他形容，那晚是他很多很多人生经历的原点：令他开始怀疑零八北京奥运时人人莫名而起的自豪感，令他有了参与六四悼念的习惯，令他投身到社会运动，也令他主动参与自己社区的民生议题。
他甚至觉得，悼念本身就是香港人身分的重要部件：“对我来说，六四是建立某种香港人的身分……在香港人的政治参与中，六四是很重要的部分。”他即使已离开香港，也要继续做各种的行动、组织工作，也正是为了要实践“香港人”这个概念：“我们用同一种语言，分享着共同生活经验，分享运动当中的情感，这种聚合，实实在在地让我感觉自己仍是香港人，I am still alive。”
2021年，最后一次在港悼念，Jackey在晚上7时55分走入维园。他甫进去，就遇上警察两边包抄，把他一路驱赶至希慎广场外。“身旁有个姨姨，我记得她活跃于不同的游行集会，在喊‘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然后又有人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她又跟着喊，喊得很大声，喊到声沙。”那晚，两种不同的口号微妙地在人群中互相响应。
“以前经历过雨伞，（香港人）对六四有了好多不同的想法。”那时部分年轻人批评支联会的六四集会“行礼如仪”，抗拒在“爱国”的框架下悼念八九；当时Jackey没有被这种论述吸引，只纯粹觉得既然大陆不喜欢、香港又是唯一可以公开悼念的地方，便继续习惯性地做。
“但去到2019年，加上国安法、政权的反扑，令大家重新检视，六四是什么一回事：原来我们面对着同一个极权。”他说，“压逼之下，我们相认了，我们看见大家。”
很好的紀錄報導！整合多地訪問之餘，又不會顯得雜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