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港府的大型人口普查並不包括宗教信仰，而政府就宗教信仰的數據主要由宗教團體提供，大部分數據並沒有劃一及清晰公布的統計方法，因此常常受到質疑。除了政府的統計數據，坊間和學界就佛教的統計數據付之闕如，最新的一份可能是2010年道聯會委託港大民意的調查計劃。該研究電話抽樣訪問了逾一千名港人，最多人自稱是基督教（17.1%）、佛教徒（12.5%）和天主教徒（4.9%）。以此推算，香港現時估計分別有126萬基督徒、92萬佛教徒和36萬天主教徒。

一位曾服務於佛聯會的學者曾撰文談及佛教統計的問題，他提到高永霄居士於2002年仍然稱佛教徒有50萬，與他在1975年的估算一樣；到了2007年迄今香港政府新聞署則說香港佛教徒超過一百萬。該學者披露佛聯會需為政府新聞處提供佛教徒數據，他曾向上司秘書長請教數據來源及其真確性，但秘書長也不置可否，最後他推測此事相信與提昇佛教在社會形象有關。

寺廟400，但僧人青黃不接

作為英國殖民地，基督信仰在香港擁有很強的社區影響力和能見度，這表現在宗教場所、教育和社會服務機構的數字上。佛教在社區雖然沒有基督信仰那麼顯眼，但仍然有廣泛的存在和深厚的歷史根基。

據學者研究，近現代佛教在香港的發展可分成清末至戰前時期，戰後復興期（1945-1960年代） 、鼎盛期（1960-80年代）和百花齊放時代（1980年代至今）。戰後香港曾是大陸佛教人士的避風港，有大批北僧南下，他們有些留在香港，有些回到中國大陸，還有些視香港是中轉站，繼往台灣、東南亞等地。在戰後復興期，受到破壞的寺院精舍重修，新興的佛寺道場湧現，佛教界亦參與辦學、救濟貧困等活動。在1960-80年代，香港佛教隨著大陸僧侶在難民潮來港更興盛，佛教參與大型社會服務也更加活躍，如主辦中小學、老人院和醫院。在社會福利政策尚未完善時，佛教的慈善事業補足了港英政府的缺失。

自1980年代開始，外地佛教團體紛紛湧入，令香港佛教出現了多元化發展乃至良性競爭的局面。當中台灣的佛光山是最重要的團體之一，自1983年在何文田成立佛香精舍開始，信徒日多、弘法活動增加。1991年開始，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每年都在容納兩萬人的紅磡體育館演講弘法，直到2006年整整二十年從未間斷，令香港成為佛光山走向國際的重要駐點。

佛教在香港發展多年，據香港年報數字顯示，至今已有超過400間佛寺和道場，是位列基督宗教之後第二多宗教場所的宗教。這些佛寺有些隱身在新界和離島的深山野嶺，如並稱「香港三大古剎」的屯門青山禪院（今稱青山寺）、元朗靈渡寺和凌雲寺，有些則在市區街頭，甚至位處商住兩用大廈上面。近年比較著名的佛寺是李嘉誠出資興建的慈山寺，該佛寺在2015年向公眾開放，內有76米高的如意輪觀音像。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香港佛教信眾和寺廟數量俱多，但佛寺卻處於「寺多僧少」的困境。隨著移民來港的僧侶或年老或去世，佛教界面對人手傳承青黃不接的問題。學者鄧家宙曾在訪問表示，香港寺院職事需要邀請其他道場的僧人掛名充任的情況，頗為常見，而近年香港寺院多透過大陸相熟寺院，邀請有潛質繼續的年輕僧人，安排他們申請來港，以待將來繼承寺業。

「我經常講一個笑話說，香港人說了，捐錢也可以，學佛也可以，出家就不可以。」身為政協委員，釋寬運指香港的出家比丘不到200人，僧才嚴重不足，於是提案給大陸僧人移居香港名額，並為他們赴港提供保障。

除了以寺廟，佛教在香港還以學校和社會服務機構的方式深入社區。據香港教育局的數字顯示，佛教團體是本地重要辦學團體，佛教背景的中學、小學和幼稚園近50間。至於專門開辦佛學課程的大專院校有四所，當中香港大學在2000年設有佛學研究中心，而香港中文大學也在2005年和佛光山合作，共同組成「人間佛學研究中心」。

在社會服務機構方面，社會福利署的數字顯示佛教背景的安老院舍和長者鄰舍中心有24間，青少年中心則有1所。至於醫療服務，佛教團體有6間中醫診所和1所佛教醫院，即1970年建立的世界上第一間佛教人士開辦的現代化醫院。

愛國愛港愛教：香港佛教的「政治時刻」

在香港，佛教團體和領袖和政治的關係非常特別，交織在戰後香港國共對壘、殖民地文化冷戰和主權移交等重大事件中。發展至今，香港佛教團體和領袖已成為香港「愛國愛港」陣營的重要一員。

戰後香港最重要的佛教領袖是覺光法師（1919-2014），他在1966年-2014年擔任香港主要佛教團體佛聯會的會長。在冷戰時期，佛聯會政治傾向為「親台」，一個例子是1968年聯同美國資助、服務於反共需要的的友聯研究社出版《中國大陸佛教資料彙編》。在序言中。覺光法師更批「神州河山，淪入極權統治；佛門子弟，隨陷共黨魔掌」。

這種政治立場隨80年代中國大陸的政治局勢而變動，當時香港佛教團體亦陸續北上交流，如1979年釋智慧就以寶蓮寺名義，率團訪問北京，被形容為恢復中港宗教交流的港「破冰之旅」。在1984年8月，六大宗教聯合會要到北京會見鄧小平，覺光法師感到內心掙扎。據台灣的白聖法師日記，覺光法師曾問他，「去我不願意，不去在香港今天的地位，又不可能，真不知如何是好？」

後來，覺光法師還是去了，並作為代表團在北京見證了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翌年，覺光法師被委任為23名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香港委員之一，有份制定這份決定香港後九七根本制度的憲制文件，尤其是宗教條文部份。據台灣的白聖法師日記，覺光法師和他談及，自己參加起草委員，是佛聯會大家討論及他自己考慮的結果，他為香港幾十萬佛教徒的利益，更為現實環境所逼，他不能逃避，只能答應。

和北京密切的來往引起台灣的注意，覺光法師於是和白光法師到華僑旅行社（即台灣政府在香港的單位）解釋。後來，覺光法師對白聖法師表示，「現在香港除了是幾個（基本法）起草委員外，還有一百五十個（基本法）諮詢委員。這些人都是香港各界領袖，我和他們並不相信共產黨，而是為的香港將來的前途，希望台灣當局不要看錯了方向。」但之後，佛聯會亦更改刊物的民國紀年，並拒絕台灣佛教團體的捐款。 在1997年前的過渡期，覺光法師完成基本法的制定後，還出任多項公職，配合香港的主權移交日程。「興教願問政，問政不參政」——這是覺光法師自言在政治事務的態度。

對香港的佛教團體來說，香港從英國殖民地轉成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是重要的歷史事件，甚至標誌著不同宗教團體——尤其是西方宗教和東方宗教的重新定位。在7月1日回歸當天，佛聯會在香港大球場舉行「慶回歸祈福大會」，四萬名信眾出席，是香港佛教界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慶祝活動。在場刊中，釋覺光法師的文章〈香港佛教新轉機〉表達對殖民地政府的不滿：「佛教徒一改『冷漠』態度而熱情高漲起來！這是因為一直受到壓抑的緣故，在宗教地位上受到不公平對待，『洋教』有豐盛的節日，而佛教連『教主誕辰』都未能獲得『公眾假期』，這是厚此薄彼的殖民地政策所致。」 這種厚此薄彼的宗教待遇，終於在1999年的佛誕成為公眾假期而「翻身」。

自六十年代開始，香港的佛教團體就積極爭取佛誕成為公眾假期，但港英政府未有回應。在九十年代，佛聯會開始轉向北京爭取。在1994年5月，香港佛教僧伽會會長釋紹根長老聯同佛教聯合會會長釋覺光長老北上，與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和港澳辦官員會面，指出在回歸前把佛誕列為法定假期，可表明特區政府落實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決心，從而穩定人心，減少社會震盪。據前特首梁振英憶述，在1996年特區籌備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外長錢其琛曾在會議結束前問有沒其他問題提出，覺光法師就站起來將香港回歸後應將佛誕定為公眾假期的道理娓娓道來。

在九七後，雖然港府無即刻將佛誕定為公眾假期，但在主權移交後一年，就以立法形式頒佈，1999年起每年的農曆四月初八佛誕日為公眾假期。自2022年開始，佛誕更新增成為《僱傭條例》下的法定假日。

踏入2000年代，香港佛教團體的另一個「政治時刻」在法輪功問題的取態上。1999年，法輪功被中國政府以「邪教」之名強力取締。作為法輪功成員活躍的地方，香港一度吸引來自全球近千名法輪功成員在此集會。在爭議中，佛聯會成員多次撰文批法輪功是「邪教」。在2001年，立法會就「取締『危險教團／邪教』」問題展開辯論，佛聯會成員亦在立法會發言支持反邪教的立法。

在很大程度上，香港的佛教團體在九七後成為支持政府的重要建制力量，也實踐著「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原則。在2020年，佛聯會「鼎力支持」港區國安法立法；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後，佛聯會呼籲信眾及轄下單位人士在立法會選舉投票；在2022年，習近平訪港後，佛聯會會長釋寬運出席中聯辦舉辦的「香港社會各界學習宣傳貫徹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精神座談會」。

在現時中港政府的架構中，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釋寬運是港區全國政協的「特邀香港人士」。至於負責提名行政長官及選出行政長官、提名立法會候選人及選出40名立法會議員的選舉委員會（1500人）中，宗教界設有60個席位，當中佛聯會擁有10個席位。

香港佛教有座大嶼山，北京統戰有座天壇大佛

大嶼山是香港最大的島嶼，也是著名的佛教勝地——這裏山岳連綿，四面環海，是與世隔絕的靜修之地。但也正是此地，佛教和現實政治的關係異常緊密。

在清末，因為大陸政治動盪的緣故，佛門中人多透過海路南來大嶼山隱居修行，戰前所開的禪院、精舍靜室便有26間，當中包括鹿湖精舍（1883年）和寶蓮寺前身「大茅蓬」（1906）。佛緣始開，經過多年發展，現時根據華人廟宇委員會的統計，大嶼山有近70所註冊佛寺，是香港佛寺最集中的地方之一。由於華人廟宇委員會並不管理所有寺廟，大嶼山實際的佛寺數字一定更高。根據一篇報導，大嶼山昂坪、鹿湖、羗山、地塘仔、靈會山（萬丈布），合稱五大禪林，大大小小禪院、靜室、精舍估計最少有三百多間。

在大嶼山的五大禪林中，昂坪商業味最濃，和政治的關係也最緊密，當中的主角是寶蓮禪寺，它是全港佔地面積和建造規模最大的寺廟。根據一篇報導，寶蓮寺在2019年的總資產高達14億港元，全年總收入約1.06億元，其財政實力堪比很多上市公司。寶蓮寺發展到如此規模，天壇大佛——這座全球最高戶外座佛的建成是重要一章。在1974年，港府以低價批地給寶蓮寺，留作興建大佛。然而，興建大佛所費不菲，興建也具相當難度。其時積極統戰香港統戰各界人士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看到機會，從中積極幫忙，以佛促政。

一篇文章就披露北京如何透過資金來統戰佛教：在2002年，釋智慧曾稱，八十年代初，寶蓮寺自台灣方面籌得一半資金，新華社社長許家屯知道後，派統戰部官員阻止，最後議定由北京出部份資金興建大佛。此文同時引述《人民日報》海外版報道，指80年代末大佛工程因資金缺乏而擱淺，日本方面一度提出無償鑄造，最後同樣由統戰部阻止，並由北京為寶蓮寺籌組資金。除了資金的支持，中國軍工企業參與複雜的大佛工程同樣加強了中港之間的聯繫。

八十年代負責香港統戰的許家屯曾言：「商人的政治傾向，往往是和他的生意『掛鉤』。生意上、融資上，得到誰的支持，往往就傾向誰。多家支持，就看誰支持的多。」某種意義上，宗教也可能有類似的情況。

作為大佛工程的召集人，寶蓮寺的釋智慧在九七後當選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其後又獲委任為離島區議員。

寸土寸金，佛門深度參與私人骨灰場營運

近十幾來，香港佛門一件引人關注的事是，很多佛寺成為經營私人骨灰場的場所。隨着香港人口老化，死亡人數和相應的火葬數目按年遞增，市民對於骨灰龕設施的需求日益增加，但長期以來，香港骨灰龕供應失衡，公營骨灰龕位供應不足，導致私營骨灰龕場有市有價，呎價甚至堪比豪宅。

根據發展局2018年最後一次更新的私營骨灰龕場清單，全港已知悉土地契約及規劃資料的私營骨灰安置所有155間，當中佛寺背景的逾半（82間）。換言之，在全港400間佛寺中，每五間就有一間運營私人骨灰龕場。在這82間佛寺私營骨灰場中，更有超過七成五的龕場（62間）屬違反地政和規劃的要求的「表二」龕場，當中不乏歷史建築和文物徑上的古廟。

自2017年6月開始，《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生效，政府實施發牌制度，規定私營骨灰龕場須提交及取得指明文書（即牌照、豁免書或暫免法律責任書），才可營辦。目前，申請私營骨灰龕場指明文書的骨灰安置所有144間，當中佛廟、精舍和道場佔81間（56%）。至於獲批私營骨灰龕場的機構共有11間，當中佛門背景的有4間，包括羅漢寺普同塔、龍山寺、沙田寶福山（不包括妙景堂）和志蓮淨苑。若按龕位計算，佛寺龕位逾11萬個，佔總龕位超六成。按消委會的報告，兩間調查時有出售龕位的佛教龕場的單人位龕位價格不菲，安放費介乎20萬至60萬，部分更達百萬元以上。

佛門清淨地涉私營骨灰龕生意，不時引起爭論。2010年就曾有商業集團收購大嶼山百年禪林鹿湖，假借延慶寺經營兜售骨灰龕位牟利，引來近三十名法師開記招抗議。2017年，傳媒亦揭發非牟利法藏寺違契賣龕位，年賺過千萬。

「佛教看生死無常，人有生就必有死，是心靈上要去處理的問題。佛經和戒律上說得很清楚，一個屍體，包括骨灰，是不可以也不應該放進佛殿或者佛像，那怎麼可能將骨灰龕放在大殿呢？這根本在佛教來說，是不合法的。」就改佛寺為骨灰龕場這個現象，衍空法師曾這樣表示。

參考資料：

鄧家宙 ：《香港佛教史》，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5。

侯坤宏 ：《論近代香港佛教》，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2021。

何建明：《人間佛教與現代港澳佛教 : 太虛大師、竺摩法師與港澳佛教.上冊》，香港，新新出版公司，2006年。

何建明：《人間佛教與現代港澳佛教 : 太虛大師、竺摩法師與港澳佛教.下冊》，香港，新新出版公司，2006年。

李樹甘主編：《香港宗教與社區發展》，香港，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016年。

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上．下)，台灣：聯經出版公司，1993。

劉宇光：〈佛教宗教暴力：問題意識、案例與研究回顧〉，《臺大佛學研究》第二十一期（2011）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所專題演講　戰後香港佛教的政治轉向和成因》，2020。 Sonny Shiu-Hing Lo, Steven Chung-Fun Hung, Jeff Hai-Chi Loo. China's New United Front Work in Hong Kong:Penetrative Politics and Its Implications.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