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熱播劇《漫長的季節》：東北三省「天鵝絨式」的傷害，那些被社會拋棄的人

「這個故事如果用美素的視角來拍，呈現出來的東西和現在的版本沒有區別，我覺得它才能算得上是一部真正的好劇。」五月的某天晚上，我和一位友人談及中國熱播劇《漫長的季節》，她做出了這樣一個評價。這部劇集在豆瓣網上被50多萬用戶標記，評分一度高達9.5，是近五年來中國國產劇的高峰，也被業內人士視為本年度的現象級作品。

與前陣子上線的另一部網絡劇《平原上的摩西》類似，《漫長的季節》是一部以東北下崗潮為背景的作品，二者在很多地方都有着微妙的互文關係：例如前者由雙雪濤的原著小說改編，後者則由作家班宇擔任文學策劃，兩人正好被視為「東北文藝復興」過程中最具代表性的80後作家。兩個文本都涉及一個橫跨十多年的兇殺案，及國企下崗帶給人毀滅性的打擊⋯⋯在經濟改革浪潮中逐步成為失落之地的東北，在兩部作品中都以某種冷峻和殘酷的面貌出現，讓作為奇觀的兇殺成為這片大地症候的表現形式。

兇手是誰早就不再重要，探案和懸念只是最表層的，它描繪的是中國改革浪潮中失落的人群，悵然若失的情緒和對往昔的留戀，非常符合疫情後經濟下行時代人們的心境。

不同的是，《平原上的摩西》主要關注上一代工人的糾葛如何作用於子一代，追本溯源，造成兩代人幾十年痛苦的根源其實在「文革」就已埋下；而《漫長的季節》作為平台劇集，受到的審查更為嚴格，它無法對歷史進行更縱深的問責，所以選擇為我們講述了一個子代糾葛如何作用於父輩的悲劇故事。

《漫長的季節》的主角是三個失意的中老年男人：前鋼廠火車司機王響、前鋼廠辦公室幹部龔彪，和前刑警隊長馬德勝，三人原本都快到退休的年紀，一場意外讓他們重新追查一起18年前的碎屍案。隨着劇情展開，王響去世的兒子王陽和失蹤的女孩沈墨之間一段過往的情感被揭開，埋藏在時間長河裏的秘密終於浮出⋯⋯

觀看完整部劇集，我們不難感受到主創們的良苦用心，看到最後，兇手是誰早就不再重要，探案和懸念只是這部劇最表層的東西，它描繪的是中國改革浪潮中失落的人群，充盈着悵然若失的情緒和對往日歲月的留戀，非常符合疫情後經濟下行時代人們的心境。

「東北文藝復興」又一重要文本

它們多由東北作者創作，無不帶着對過去美好的緬懷，使得敘述主體在現實中的失落與上世紀的榮光形成鮮明對比。《漫長的季節》展現的全是失敗者的生活，被社會拋棄的人。

與一般國產劇集喜歡塑造英雄人物不同，《漫長的季節》展現的全都是失敗者的生活，三位男性主角都是一定程度上被社會拋棄的人，他們希望通過調查罪案的真相證明自己，結果卻讓自己的人生變得更加一地雞毛，深刻地揭示出個體生命在大時代中的無奈和不堪，而這種悲劇所指向的是結構性不公和社會失序。

以往，我們只能在張猛的《鋼的琴》、刁亦男的《白日焰火》這樣的藝術影片，以及雙雪濤、班宇和鄭執等人的小說中看到類似的敘事。從這個角度來說，《漫長的季節》的藝術性和文學性遠超同時期的其它劇集，它站在以上作品的基礎上，成為「東北文藝復興」又一個重要文本，也開拓了國產劇的表達空間。

所謂的「東北文藝復興」，指近年來關於中國東北地區的文藝領域表達特別豐富，不僅在電影和文學領域，就連流行音樂都有諸如《野狼disco》這樣的文本出現，而且也被視為浪潮的一部分。它們大多由東北作者創作，情感基調無不帶着對過去美好的深切緬懷，使得敘述主體在現實中的失落與上世紀的榮光形成鮮明的對比。

熟悉東北這片土地的人對此應該並不陌生，伴隨着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濟中心從以重工業為主的東北轉變為以製造業為主的東南，原本被視為「共和國長子」的東北三省的驕傲在新時代不復存在，原有的集體生活模式也在一點點被新自由主義的生活方式瓦解和取代。伴隨着國有工廠的改制和倒閉，隨之而來的「下崗潮」成為一代人揮之不去的傷痛，作家雙雪濤的雙親就是其中一員，他筆下的悲劇故事也多與此相關。

在此之前，紀錄片導演王兵的《鐵西區》是這段歷史最佳的影像詮釋者，在長達九個多小時的記錄中，人們以瀋陽的老工業區鐵西區作為觀察樣本，見證了舊時代的分崩離析。在這部三段式的作品裏，王兵在「豔粉街」一章記錄了一群無所事事的少年，並跟隨他們進入一個個家庭，對比一下時間線，這群少年的年紀和東北80後作家是一致的，後者後來對自我傷痛的表述，可以被看作是對《鐵西區》這種外部視角作品的一種有力回應。

看不見的「新」傷痕：改革開放帶來的

新傷痕時代，傷害往往是隱性的，不具體的，綿軟的，可稱之為「天鵝絨式」的傷害。這是一種真正的精神和心理的內傷，直接後果是精神焦慮、抑鬱等精神分裂症的集體爆發。

應當說《漫長的季節》的主創對歷史有着極強的自覺性，整部劇集就是以不良港商聯合腐敗廠領導造成工廠虧損、工人下崗為開端的，它尖銳地指出正是這種資本與權力的媾和，才造成了後續一系列的悲劇。

學者楊慶祥曾將這種症狀命名為「新傷痕」，他認為如果說1980年代流行的「傷痕」文學反思的是「文革」強加給一代人的傷痛，那麼以東北文學為代表的新時代文學所展現的「傷痕」，就是改革開放。不同的是，在此前時代，傷痕往往是可見的，它有一些具體而現實的表徵，比如戰爭、暴力和政權的更迭帶來的傷害；但新傷痕時代的傷害往往是隱性的，不具體的，綿軟的，是一種可以稱之為「天鵝絨式」的傷害。這是一種真正的精神和心理的內傷，它導致的直接後果是精神焦慮、抑鬱等精神分裂症的集體爆發。

孤獨或精神焦慮的一部分，我們在劇集《平原上的摩西》和《漫長的季節》都能看到相似的主人公，他們或者是開出租的老司機，或者是舞廳裏獨舞的老刑警，也可能是掛着尿袋的前工廠小領導。這些人物或許都有着各種各樣道德上的瑕疵，但創作者卻幾乎公平地對每一個人物給予自己的同情。

黃平是比較早關注東北青年作家群體的學者，他在雙雪濤、班宇等人的作品裏不但讀到了一種濃濃的20世紀末情懷，還發現了一種全新的敘事角度，那就是這些以東北為主題的創作，幾乎都是從「子一代視角」出發講述「父一代工人」的故事。

雙雪濤曾在採訪裏提及自己對父輩的認識。他認為「50後」的父輩是非常特殊的一代人，他們在該接受教育的時候沒有機會上學，在經濟改革浪潮中又失去了工作，因此他們將所有的希望都寄託「80後」的後代身上。他試圖通過文學去理解父輩。在雙雪濤的《平原上的摩西》《大師》《光明堂》等代表作中，父親的形象往往是忍辱負重的，主人公正是帶着對父親複雜的情感一步步成長的。

如果說1980年代流行的「傷痕」文學反思的，是文革強加給一代人的傷痛，那麼以東北文學為代表的新時代文學所展現的「傷痕」，就是改革開放。

爹味：動盪中渴望「父親」？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雙雪濤不止一次地書寫因為貧困與人私奔、並拋棄孩子的母親，雖然未必帶着道德討伐的意味，但在其塑造的東北宇宙中，母親始終是缺席且有瑕疵的。而父親們儘管整日喝酒、不理會孩子，也始終是男性主人公內心的榜樣和投射。可以說，雖然我們理解並感動於這波「東北文藝復興」的作品，但帶着女性主義的目光去審視這些作品，其實也不難解讀出一些令人不適的「爹味」。

80後東北作家關於父親的敘述，在中國現當代文學歷史裏是具有獨特性格的。其實自從新文學運動以來，反封建家庭和父權制就是中國文學的主潮，「文革」結束後出現的一系列文學熱潮中的作品也是如此。可以說，1980年代以來的文學和電影，創作者大多對父輩持有批判的態度，他們通過反對精神上的「父親」來表達自己對荒誕年代的不認同，此前也有學者分析過這種文藝作品中蘊含的「弒父」情節。

但正如精神上的「弒父」往往是為了取代「父親」，建立新的秩序，新千年前後，越來越多的文藝作品也出現了不少認同「父親」的流行文化樣本，比較典型的就是清宮戲的流行和「刺秦」故事的改變。比如《雍正王朝》《康熙王朝》等電視劇，開始以極為正面的形象去塑造曾被大力批判的帝王形象，再比如張藝謀的《英雄》為代表的「刺秦」故事，也開始認同暴君的邏輯。

這種轉變或許並非偶然，或許與國力的強盛與中央集權的強化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據說央視的清宮戲潮流也是國家文化機器授意的結果。需要指出的是，正是這個文藝界的意識形態發生如此改變的時代，也是東北「下崗潮」最痛苦的時期。對於這批少年時代見證過傷痛的東北80後作家（或許也應該包括《漫長的季節》的導演辛爽），他們所面臨的社會變動其實是一種社會結構的失序，他們在動盪中度過自己人生中重要的時期，很難不在內心深處對一個可以保護家庭、維持秩序的「父親」產生渴望。

很少被回憶的妻子

在漫長的婚姻中，麗茹一直在忍受着龔彪的任性胡為，但只要她帶着最初的污點，她就永遠成為那個道德上有虧欠的罪人。

還是回到《漫長的季節》這部劇集，其實它在劇情編排、鏡頭語言和思想主旨上都有可圈可點的地方，但是談及這部影片的性別觀，包括我在內的幾個朋友都連連搖頭。前文提到的美素是王響的妻子，也是十分典型的中國式賢妻良母，她處處以丈夫和兒子的利益為優先，幾乎沒有自己的生活；反觀王響，在外面是一個對誰都很客氣的「老好人」，在家中對妻兒卻處處頤指氣使，擺出一副說一不二的「一家之主」做派。他對兒子王陽處處看不慣，處處干涉他的選擇，但在其意外離世後，卻又追悔莫及。

最讓人心寒的是，王陽離世後，美素因為絕望自殺，但王響始終心心念唸的只有兒子，他在收養的王北身上彌補自己作為父親的遺憾，卻幾乎很少回憶妻子，家裏也只有王陽的遺像，含辛茹苦的美素就像根本沒有存在過一樣。倒是觀衆替她鳴不平，在網絡上一再追問：「美素臨終前心裏到底在想什麼，如果王陽把真相告訴母親，事情的結局會不會不同？」

至於主角之一的龔彪，觀衆對他的情緒更加複雜，這個人物是上世紀末工廠少有的大學生，卻被命運耽誤了人生發展，他看上去吊兒郎當，不但什麼家務都不沾手，還偷妻子麗茹的私房錢。但當往事隱秘被揭開，我們才知道他內心的柔軟，不但容忍了麗茹婚前懷着廠長的孩子，還在多年後為了成全對方的夢想選擇離婚還以其自由。

劇集的最後，龔彪意外去世，麗茹才意識到再也不會有人如此深愛自己。乍看上去，這個人物有血有肉，是一個傳統意義的好男人，但細心的觀衆卻不難從細節中感受到主創對女性的「惡意」，在漫長的婚姻中，麗茹一直在忍受着龔彪的任性胡為，但只要她帶着最初的污點，她就永遠成為那個道德上有虧欠的罪人。

消失的女性同盟

乍看沈墨是時下流行的「大女主」，以「惡女」形象對抗父權制對純潔女性的塑造，但本質卻是很單薄的。對比男性角色的結構性遭遇，她的遭遇其實更為個體和偶然。

相比較王響、龔彪和馬德勝三人緊密的友誼，劇集裏的女性之間卻充斥着傾軋和不信任。美素討厭表妹麗茹，認為對方不正經；沈墨被大伯性侵，大娘裝聾作啞，她無私幫助了殷紅，後者卻恩將仇報，將其灌醉送給港商推入深淵⋯⋯縱觀整部影片，我們不難得出這樣一種邏輯，那就是只有男性才能拯救陷入困境的女性，只要女性想要自救或者互相救贖的時候，就一定會墮入更深的深淵。

王陽的心上人沈墨其實是碎屍案真正的兇手，但她的命運卻牽動人心。這個人物常年忍受伯父的性侵，即使考上大學也無法擺脫，只能儘快掙錢逃離家庭，卻不得不屈身在維多利亞夜總會這個「魔窟」當中，雖然她僅僅在這個歡場僅僅是一個彈鋼琴的樂手，卻還是被壞人覬覦，最終「黑化」報復所有傷害自己的人。

乍看這個人物是時下流行的「大女主」，以「惡女」形象對抗父權制對純潔女性的塑造，但本質卻是很單薄的。對比男性角色的結構性遭遇，她的遭遇其實更為個體和偶然，在大開殺戒之前，沈墨對強加在自己身上的暴力除了忍耐就是忍耐，她的美貌成了加速她悲劇的助推劑，也成為她一再被男性戕害的原罪。

《漫長的季節》中有多少男性之間互相理解的動容時刻，就有多少女性之間的互相傷害，其對比之明顯，已經不能用一句創作上的偶然來解釋。正如有評論家曾批評「東北文藝復興」的文學作品，部分有凝視女性的嫌疑，《漫長的季節》中的女性不但與男性同樣是歷史轉型期的犧牲品，還是父權制家庭的受害者，但該劇的主創顯然對後者缺乏反思。導演辛爽甚至在一個採訪中解釋：「王響看似是大男人，但其實他家做主的是美素，王響只是說話方式大男人⋯⋯」

時代悲劇如何終結？

我們不再為父親的無能和失落感到遺憾，不再渴望一個可以保護自己的富有力量的父親，我們需要的是真正平等的共同體，以及衝突權力金字塔的勇氣。

事實果真如此嗎？王響的強勢和打壓帶來的，是美素的失語和兒子王陽的逃離，美素的心臟不好，花費了家中幾萬塊存款，因為工廠的效益，這些年始終沒有辦法報銷，王響如果真的心疼媳婦，他就應該想辦法向廠長討要這部分費用，而他從始至終所做的就是吐槽妻子浪費了家裏的一輛「桑塔納」，以至於美素生前一直生活在愧疚當中，在丈夫面前更加唯唯諾諾。

有網友為這部作品落後的性別觀念辯護，認為並不是主創認同「爹味」，而是現實就是如此，劇集僅僅是現實的反饋。但我卻認為，我們雖然無法改變現實，文藝作品卻可以帶領我們部分超越現實。主創對世界的認識或許不體現在角色的善惡是非身上，但往往卻可以通過細節表達。比如，當龔彪終於發現麗茹和廠長的姦情之後，他失魂落魄摔了一跤，鏡頭捕捉到他的鞋破了一個大口子，還特別給了一個特寫，試圖以民間對女性的蔑稱「破鞋」來強化龔彪這個人物的悲劇性，卻恰恰忽視了麗茹其實也是強權的受害者。

行筆至此，我突然想到一個有趣的對比，今年的兩部現象級劇集其實都在網絡上出現了口碑翻轉的現象。以「掃黑」為主題的《狂飆》，原本的正面人物是警察安欣，反派是黑社會高啓強，但在網絡上最受歡迎的恰恰是後者。觀衆不但從他的發家史中看到了勵志，還從他的人生故事裏感受到了情義。《漫長的季節》的本意當然是歌詠父輩的青春和犧牲，卻被網友解讀為「爹味」，他們更願意看到的是年輕一代的守望相助，暗暗希望沈墨可以逃走（這種安排當然也受制於現有的影視審查），她的勝利就是對父權最大的反叛。

以上對兩部劇集評價上的錯位背後，反映的是年輕一代觀念的轉變，我們不再為父親的無能和失落感到遺憾，不再渴望一個可以保護自己的富有力量的父親，我們需要的是真正平等的共同體，以及衝突權力金字塔的勇氣，唯有如此《漫長的季節》中的時代悲劇才能真正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