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热播剧《漫长的季节》：东北三省“天鹅绒式”的伤害，那些被社会抛弃的人

“这个故事如果用美素的视角来拍，呈现出来的东西和现在的版本没有区别，我觉得它才能算得上是一部真正的好剧。”五月的某天晚上，我和一位友人谈及中国热播剧《漫长的季节》，她做出了这样一个评价。这部剧集在豆瓣网上被50多万用户标记，评分一度高达9.5，是近五年来中国国产剧的高峰，也被业内人士视为本年度的现象级作品。

与前阵子上线的另一部网络剧《平原上的摩西》类似，《漫长的季节》是一部以东北下岗潮为背景的作品，二者在很多地方都有着微妙的互文关系：例如前者由双雪涛的原著小说改编，后者则由作家班宇担任文学策划，两人正好被视为“东北文艺复兴”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80后作家。两个文本都涉及一个横跨十多年的凶杀案，及国企下岗带给人毁灭性的打击⋯⋯在经济改革浪潮中逐步成为失落之地的东北，在两部作品中都以某种冷峻和残酷的面貌出现，让作为奇观的凶杀成为这片大地症候的表现形式。

凶手是谁早就不再重要，探案和悬念只是最表层的，它描绘的是中国改革浪潮中失落的人群，怅然若失的情绪和对往昔的留恋，非常符合疫情后经济下行时代人们的心境。

不同的是，《平原上的摩西》主要关注上一代工人的纠葛如何作用于子一代，追本溯源，造成两代人几十年痛苦的根源其实在“文革”就已埋下；而《漫长的季节》作为平台剧集，受到的审查更为严格，它无法对历史进行更纵深的问责，所以选择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子代纠葛如何作用于父辈的悲剧故事。

《漫长的季节》的主角是三个失意的中老年男人：前钢厂火车司机王响、前钢厂办公室干部龚彪，和前刑警队长马德胜，三人原本都快到退休的年纪，一场意外让他们重新追查一起18年前的碎尸案。随着剧情展开，王响去世的儿子王阳和失踪的女孩沈墨之间一段过往的情感被揭开，埋藏在时间长河里的秘密终于浮出⋯⋯

观看完整部剧集，我们不难感受到主创们的良苦用心，看到最后，凶手是谁早就不再重要，探案和悬念只是这部剧最表层的东西，它描绘的是中国改革浪潮中失落的人群，充盈着怅然若失的情绪和对往日岁月的留恋，非常符合疫情后经济下行时代人们的心境。

“东北文艺复兴”又一重要文本

它们多由东北作者创作，无不带着对过去美好的缅怀，使得叙述主体在现实中的失落与上世纪的荣光形成鲜明对比。《漫长的季节》展现的全是失败者的生活，被社会抛弃的人。

与一般国产剧集喜欢塑造英雄人物不同，《漫长的季节》展现的全都是失败者的生活，三位男性主角都是一定程度上被社会抛弃的人，他们希望通过调查罪案的真相证明自己，结果却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一地鸡毛，深刻地揭示出个体生命在大时代中的无奈和不堪，而这种悲剧所指向的是结构性不公和社会失序。

以往，我们只能在张猛的《钢的琴》、刁亦男的《白日焰火》这样的艺术影片，以及双雪涛、班宇和郑执等人的小说中看到类似的叙事。从这个角度来说，《漫长的季节》的艺术性和文学性远超同时期的其它剧集，它站在以上作品的基础上，成为“东北文艺复兴”又一个重要文本，也开拓了国产剧的表达空间。

所谓的“东北文艺复兴”，指近年来关于中国东北地区的文艺领域表达特别丰富，不仅在电影和文学领域，就连流行音乐都有诸如《野狼disco》这样的文本出现，而且也被视为浪潮的一部分。它们大多由东北作者创作，情感基调无不带着对过去美好的深切缅怀，使得叙述主体在现实中的失落与上世纪的荣光形成鲜明的对比。

熟悉东北这片土地的人对此应该并不陌生，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中心从以重工业为主的东北转变为以制造业为主的东南，原本被视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三省的骄傲在新时代不复存在，原有的集体生活模式也在一点点被新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瓦解和取代。伴随着国有工厂的改制和倒闭，随之而来的“下岗潮”成为一代人挥之不去的伤痛，作家双雪涛的双亲就是其中一员，他笔下的悲剧故事也多与此相关。

在此之前，纪录片导演王兵的《铁西区》是这段历史最佳的影像诠释者，在长达九个多小时的记录中，人们以沈阳的老工业区铁西区作为观察样本，见证了旧时代的分崩离析。在这部三段式的作品里，王兵在“艳粉街”一章记录了一群无所事事的少年，并跟随他们进入一个个家庭，对比一下时间线，这群少年的年纪和东北80后作家是一致的，后者后来对自我伤痛的表述，可以被看作是对《铁西区》这种外部视角作品的一种有力回应。

看不见的“新”伤痕：改革开放带来的

新伤痕时代，伤害往往是隐性的，不具体的，绵软的，可称之为“天鹅绒式”的伤害。这是一种真正的精神和心理的内伤，直接后果是精神焦虑、抑郁等精神分裂症的集体爆发。

应当说《漫长的季节》的主创对历史有着极强的自觉性，整部剧集就是以不良港商联合腐败厂领导造成工厂亏损、工人下岗为开端的，它尖锐地指出正是这种资本与权力的媾和，才造成了后续一系列的悲剧。

学者杨庆祥曾将这种症状命名为“新伤痕”，他认为如果说1980年代流行的“伤痕”文学反思的是“文革”强加给一代人的伤痛，那么以东北文学为代表的新时代文学所展现的“伤痕”，就是改革开放。不同的是，在此前时代，伤痕往往是可见的，它有一些具体而现实的表征，比如战争、暴力和政权的更迭带来的伤害；但新伤痕时代的伤害往往是隐性的，不具体的，绵软的，是一种可以称之为“天鹅绒式”的伤害。这是一种真正的精神和心理的内伤，它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精神焦虑、抑郁等精神分裂症的集体爆发。

孤独或精神焦虑的一部分，我们在剧集《平原上的摩西》和《漫长的季节》都能看到相似的主人公，他们或者是开出租的老司机，或者是舞厅里独舞的老刑警，也可能是挂着尿袋的前工厂小领导。这些人物或许都有着各种各样道德上的瑕疵，但创作者却几乎公平地对每一个人物给予自己的同情。

黄平是比较早关注东北青年作家群体的学者，他在双雪涛、班宇等人的作品里不但读到了一种浓浓的20世纪末情怀，还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叙事角度，那就是这些以东北为主题的创作，几乎都是从“子一代视角”出发讲述“父一代工人”的故事。

双雪涛曾在采访里提及自己对父辈的认识。他认为“50后”的父辈是非常特殊的一代人，他们在该接受教育的时候没有机会上学，在经济改革浪潮中又失去了工作，因此他们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80后”的后代身上。他试图通过文学去理解父辈。在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大师》《光明堂》等代表作中，父亲的形象往往是忍辱负重的，主人公正是带着对父亲复杂的情感一步步成长的。

如果说1980年代流行的“伤痕”文学反思的，是文革强加给一代人的伤痛，那么以东北文学为代表的新时代文学所展现的“伤痕”，就是改革开放。

爹味：动荡中渴望“父亲”？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双雪涛不止一次地书写因为贫困与人私奔、并抛弃孩子的母亲，虽然未必带着道德讨伐的意味，但在其塑造的东北宇宙中，母亲始终是缺席且有瑕疵的。而父亲们尽管整日喝酒、不理会孩子，也始终是男性主人公内心的榜样和投射。可以说，虽然我们理解并感动于这波“东北文艺复兴”的作品，但带着女性主义的目光去审视这些作品，其实也不难解读出一些令人不适的“爹味”。

80后东北作家关于父亲的叙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里是具有独特性格的。其实自从新文学运动以来，反封建家庭和父权制就是中国文学的主潮，“文革”结束后出现的一系列文学热潮中的作品也是如此。可以说，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和电影，创作者大多对父辈持有批判的态度，他们通过反对精神上的“父亲”来表达自己对荒诞年代的不认同，此前也有学者分析过这种文艺作品中蕴含的“弑父”情节。

但正如精神上的“弑父”往往是为了取代“父亲”，建立新的秩序，新千年前后，越来越多的文艺作品也出现了不少认同“父亲”的流行文化样本，比较典型的就是清宫戏的流行和“刺秦”故事的改变。比如《雍正王朝》《康熙王朝》等电视剧，开始以极为正面的形象去塑造曾被大力批判的帝王形象，再比如张艺谋的《英雄》为代表的“刺秦”故事，也开始认同暴君的逻辑。

这种转变或许并非偶然，或许与国力的强盛与中央集权的强化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据说央视的清宫戏潮流也是国家文化机器授意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正是这个文艺界的意识形态发生如此改变的时代，也是东北“下岗潮”最痛苦的时期。对于这批少年时代见证过伤痛的东北80后作家（或许也应该包括《漫长的季节》的导演辛爽），他们所面临的社会变动其实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失序，他们在动荡中度过自己人生中重要的时期，很难不在内心深处对一个可以保护家庭、维持秩序的“父亲”产生渴望。

很少被回忆的妻子

在漫长的婚姻中，丽茹一直在忍受着龚彪的任性胡为，但只要她带着最初的污点，她就永远成为那个道德上有亏欠的罪人。

还是回到《漫长的季节》这部剧集，其实它在剧情编排、镜头语言和思想主旨上都有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谈及这部影片的性别观，包括我在内的几个朋友都连连摇头。前文提到的美素是王响的妻子，也是十分典型的中国式贤妻良母，她处处以丈夫和儿子的利益为优先，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反观王响，在外面是一个对谁都很客气的“老好人”，在家中对妻儿却处处颐指气使，摆出一副说一不二的“一家之主”做派。他对儿子王阳处处看不惯，处处干涉他的选择，但在其意外离世后，却又追悔莫及。

最让人心寒的是，王阳离世后，美素因为绝望自杀，但王响始终心心念念的只有儿子，他在收养的王北身上弥补自己作为父亲的遗憾，却几乎很少回忆妻子，家里也只有王阳的遗像，含辛茹苦的美素就像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倒是观众替她鸣不平，在网络上一再追问：“美素临终前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如果王阳把真相告诉母亲，事情的结局会不会不同？”

至于主角之一的龚彪，观众对他的情绪更加复杂，这个人物是上世纪末工厂少有的大学生，却被命运耽误了人生发展，他看上去吊儿郎当，不但什么家务都不沾手，还偷妻子丽茹的私房钱。但当往事隐秘被揭开，我们才知道他内心的柔软，不但容忍了丽茹婚前怀着厂长的孩子，还在多年后为了成全对方的梦想选择离婚还以其自由。

剧集的最后，龚彪意外去世，丽茹才意识到再也不会有人如此深爱自己。乍看上去，这个人物有血有肉，是一个传统意义的好男人，但细心的观众却不难从细节中感受到主创对女性的“恶意”，在漫长的婚姻中，丽茹一直在忍受着龚彪的任性胡为，但只要她带着最初的污点，她就永远成为那个道德上有亏欠的罪人。

消失的女性同盟

乍看沈墨是时下流行的“大女主”，以“恶女”形象对抗父权制对纯洁女性的塑造，但本质却是很单薄的。对比男性角色的结构性遭遇，她的遭遇其实更为个体和偶然。

相比较王响、龚彪和马德胜三人紧密的友谊，剧集里的女性之间却充斥着倾轧和不信任。美素讨厌表妹丽茹，认为对方不正经；沈墨被大伯性侵，大娘装聋作哑，她无私帮助了殷红，后者却恩将仇报，将其灌醉送给港商推入深渊⋯⋯纵观整部影片，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种逻辑，那就是只有男性才能拯救陷入困境的女性，只要女性想要自救或者互相救赎的时候，就一定会堕入更深的深渊。

王阳的心上人沈墨其实是碎尸案真正的凶手，但她的命运却牵动人心。这个人物常年忍受伯父的性侵，即使考上大学也无法摆脱，只能尽快挣钱逃离家庭，却不得不屈身在维多利亚夜总会这个“魔窟”当中，虽然她仅仅在这个欢场仅仅是一个弹钢琴的乐手，却还是被坏人觊觎，最终“黑化”报复所有伤害自己的人。

乍看这个人物是时下流行的“大女主”，以“恶女”形象对抗父权制对纯洁女性的塑造，但本质却是很单薄的。对比男性角色的结构性遭遇，她的遭遇其实更为个体和偶然，在大开杀戒之前，沈墨对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暴力除了忍耐就是忍耐，她的美貌成了加速她悲剧的助推剂，也成为她一再被男性戕害的原罪。

《漫长的季节》中有多少男性之间互相理解的动容时刻，就有多少女性之间的互相伤害，其对比之明显，已经不能用一句创作上的偶然来解释。正如有评论家曾批评“东北文艺复兴”的文学作品，部分有凝视女性的嫌疑，《漫长的季节》中的女性不但与男性同样是历史转型期的牺牲品，还是父权制家庭的受害者，但该剧的主创显然对后者缺乏反思。导演辛爽甚至在一个采访中解释：“王响看似是大男人，但其实他家做主的是美素，王响只是说话方式大男人⋯⋯”

时代悲剧如何终结？

我们不再为父亲的无能和失落感到遗憾，不再渴望一个可以保护自己的富有力量的父亲，我们需要的是真正平等的共同体，以及冲突权力金字塔的勇气。

事实果真如此吗？王响的强势和打压带来的，是美素的失语和儿子王阳的逃离，美素的心脏不好，花费了家中几万块存款，因为工厂的效益，这些年始终没有办法报销，王响如果真的心疼媳妇，他就应该想办法向厂长讨要这部分费用，而他从始至终所做的就是吐槽妻子浪费了家里的一辆“桑塔纳”，以至于美素生前一直生活在愧疚当中，在丈夫面前更加唯唯诺诺。

有网友为这部作品落后的性别观念辩护，认为并不是主创认同“爹味”，而是现实就是如此，剧集仅仅是现实的反馈。但我却认为，我们虽然无法改变现实，文艺作品却可以带领我们部分超越现实。主创对世界的认识或许不体现在角色的善恶是非身上，但往往却可以通过细节表达。比如，当龚彪终于发现丽茹和厂长的奸情之后，他失魂落魄摔了一跤，镜头捕捉到他的鞋破了一个大口子，还特别给了一个特写，试图以民间对女性的蔑称“破鞋”来强化龚彪这个人物的悲剧性，却恰恰忽视了丽茹其实也是强权的受害者。

行笔至此，我突然想到一个有趣的对比，今年的两部现象级剧集其实都在网络上出现了口碑翻转的现象。以“扫黑”为主题的《狂飙》，原本的正面人物是警察安欣，反派是黑社会高启强，但在网络上最受欢迎的恰恰是后者。观众不但从他的发家史中看到了励志，还从他的人生故事里感受到了情义。《漫长的季节》的本意当然是歌咏父辈的青春和牺牲，却被网友解读为“爹味”，他们更愿意看到的是年轻一代的守望相助，暗暗希望沈墨可以逃走（这种安排当然也受制于现有的影视审查），她的胜利就是对父权最大的反叛。

以上对两部剧集评价上的错位背后，反映的是年轻一代观念的转变，我们不再为父亲的无能和失落感到遗憾，不再渴望一个可以保护自己的富有力量的父亲，我们需要的是真正平等的共同体，以及冲突权力金字塔的勇气，唯有如此《漫长的季节》中的时代悲剧才能真正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