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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和平封院事件:為何要在疫情中去拍上一場疫情?|電影《疫起》專訪

「他們真的像身處地獄、不願去回想這件事⋯⋯」


《疫起》劇照。 圖:受訪者提供
《疫起》劇照。 圖:受訪者提供

2003年春,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簡稱SARS)病例陸續由境外移入台灣,台北市立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於4月24日無預警封院十四天,令全台人心惶惶,期間有57位員工與97位病患及親屬染疫,24位民眾死亡,7位員工殉職。

2017年,時任急診室護理師的劉存菡,與影視製作人張庭翡共同編寫的《煞塵暴》(後改名《疫起》),獲得當屆台灣「優良電影劇本獎」。劇本以2003年「和平封院」事件為基礎,除了醫護人員,也描繪危機當前的眾生相,包括動用關係搶床位、一封院卻走不了的民意代表,還有溜進醫院推銷藥品的藥商等等,角色分支眾多,篇幅約有三小時。

監製過電影《返校》、劇集《罪夢者》的李耀華是該屆評審之一,她對這個劇本印象深刻,頒完獎兩年多後仍掛記在心。到了2019年底,她與編劇終於有了一次正式會面,當下新型冠狀病毒已經出現,從事醫護工作的劉存菡知道這是另一個類似SARS的傳染病,但在場無人能預料它將對全世界造成何等影響。而李耀華判斷情勢,覺得時機已至,電影可以開始動工了,恰好三年後就是SARS二十週年,只是「一部片怎麼可能弄那麼久?一定早早就會上映。」計畫啟動當時,她是這樣想的。

Key Man不會現身:你只能去猜

「從媒體文字影像感受到的恐懼悲傷、做為醫護人員在當下的無能為力,我想要再現的是這樣的心情。」

2020年初,各國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相繼封城,正在籌備劇集《茶金》的導演林君陽受邀加入電影開發。此前他就經常聽說有人想做SARS題材,這是個集體記憶的大題目,素材也都豐富且容易取得,關鍵只在如何切入。他知道自己對於要去批判政策或控訴某個當權者很反感,「我很不想去講政治面,可是大家都會往那方面去想,我一個拍過《我們與惡的距離》的導演,我會想問那些人當時的壓力跟為難是什麼?如果要鑽下去,那就不是一個故事承載得了的事情,太多面向了。」

但讀了劉存菡的劇本,林君陽很快放下疑慮,因為編劇以醫護的身分說出醫護的心聲,所有醫療情節和醫病關係都真實、有戲,並且是用小人物的視角在關注面對災厄、受困醫院的老百姓們,這讓他很被打動。

林君陽導演在《疫起》拍攝現場。

林君陽導演在《疫起》拍攝現場。圖:受訪者提供

起初,林君陽曾經提議用一鏡到底的形式,拍「封院後的兩個小時」。他腦中浮現三谷幸喜的《大空港》──鏡頭跟著一位地勤移動,帶出整座機場裡員工與旅客的人際關係。他想仿效此手法,用一個角色,串連起事發當下各自不相干的人,讓觀眾跟著被困在醫院裡,感受那個混亂。與監製商量後,他發現這種形式和SARS題材不甚相容,雖然場面調度會很過癮好玩,可是也相對綁手綁腳,無法把角色挖深,故只能打消念頭。

雙方有了基礎共識,接著就得進行劇本修改這項大工程。李耀華對故事有兩個堅持,一是要有愛情線,因為想跟年輕觀眾溝通,愛情是他們較易有興趣、能共感的元素;二是場景不離開醫院,這會讓主角思念的家人只能透過電話現聲、無法露面,但也能強化封控下的無助和壓迫感。

原版劇本雖已做過不少功課,監製與導演還是必須親自走完一輪田調,以確保製作品質,也為編劇補充更完整的資訊,畢竟二十年前的他們就算經歷過SARS,但對封院事件的始末就跟大眾一樣,都是片面、懵懂的。那時林君陽還是一名大四畢業生,沒那麼關心社會,只扼腕著畢業展覽要拉回校內從簡辦理,而不能在信義區的氣派場地公開放映,知道遙遠的和平醫院有病毒,但不要靠近就好。而李耀華當時正在籌拍創業作《十七歲的天空》,眾人在合夥人家裡的舊診所辦公,合夥人的醫生爸爸拿來一堆綁線的手術口罩叫大家戴著,她會比一般人警覺,是因為外公和舅舅家就在和平醫院旁,家人出門都很小心,後來她還得知,封院時自殺的那名染疫病患,就是舅舅的鄰居。

當田調做到一定程度,林君陽卻發覺,就算看了那麼多資料,仍理不清當年封院從決策到執行過程的全貌,「因為key man不會現身,你只能去猜,但我們不想杜撰這種事;從媒體文字影像感受到的恐懼悲傷、做為醫護人員在當下的無能為力,我想要再現的是這樣的心情。」

《疫起》劇照。

《疫起》劇照。圖:受訪者提供

「我的心中一直是暗黑的」

「當初覺得這部電影是個新鮮切入SARS事件的視角,但是發生了Covid,每天都在更新疫情的情況下,劇本變得不能只是好玩刺激就好。」

林君陽約了幾位當事人見面,其中包括出版《和平醫院SARS隔離日記》的林秉鴻醫師。這本日記可謂電影的靈感來源,也是林君陽認為最有參考價值的文字,它記錄了那些以現在防疫觀念無法想像的混亂,諸如當年要撤離和平時,連誰可以走、誰要留,都沒有明確的制度,而是看誰消息快,誰就上得了車,「他當時就是一位碰不到高層的菜鳥醫師,處境和片中的年輕主角很類似,跟封院事件有牽連的人,憤怒真的比較多,這個憤怒其來有自,但這是電影處理不了的。」

李耀華補充,田調過程中只能找到A棟,但都找不到B棟的人(和平醫院分為A、B兩棟大樓,B棟為封院時期的感染重災區)。有兩次已經非常接近當年B棟的醫護,但最後,一位是原本願意但後來反悔,一位是要來的前一兩個小時說不來了,「可以想像他們真的像身處地獄、不願去回想這件事。所以我很希望經歷過當年不幸的人,看了這部電影可以有些釋放,很希望能撫慰到這些人。」

於是,對當年事件有了夠深入的理解後,監製和導演都更加確定,不去碰觸封院所衍生的種種爭議,也避免對標到真實人物,因為很多人即使過了二十年也沒有走出來,所幸林秉鴻醫師看過電影首映後,發了一則訊息給監製:「我的心中一直是暗黑的,謝謝你們拍出溫暖跟感動。」這給劇組帶來極大的鼓舞。

《疫起》導演林君陽。

《疫起》導演林君陽。

在長達兩年的劇本修改期中,原版的眾多人物經過整併,慢慢被梳理成四個主要角色──胸腔科主治醫師夏正、護理師安泰河、實習醫師李心妍、記者金有中;兩條主線──夏正與家人、安泰河與李心妍情侶檔。劇本結構則因應高低起伏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修改,甚至在這次疫情的前與後,主創看待故事的心態都很不同,林君陽說:

「當初覺得這部電影是個新鮮切入SARS事件的視角,但是發生了Covid,每天都在更新疫情的情況下,劇本變得不能只是好玩刺激就好,而是跟我們身處的疫情隱隱約約呼應,會不斷問自己,為什麼要在疫情中去拍上一個疫情?」

自我詰問的後果,就是2021台灣經歷三級警戒那年,曾改出過兩版「真的很感謝醫護」的劇本,一度還要在片尾上字卡:感謝二十年前這些人的犧牲,我們現在才能把疫情守得那麼好。「但這樣大內宣的味道太重了。」李耀華在一旁皺眉,兩人都同意必須收斂一點;到2022年夏天準備開拍前,國外都已經解封,疫情看到盡頭,他們的自問又變成「大家為什麼要在疫情結束後看這部片?」

疫情中拍攝疫情的艱難

「這裡就像戰爭一樣,戰場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我在第一線,很幸運。」

創作心態尚可隨疫情發展滾動式調整,但前製工作在疫情的影響下,就只能推遲放緩。從勘景開始,很多醫院單位因為人流管控嚴格,不接受劇組申請,連看都沒得看,或是流程繁複,要檢查疫苗施打劑數、快篩證明。最後劇組拼湊了包含廢棄醫院在內的四個不同場地,合成為一間醫院,再由藝術指導黃美清研究過1970到2000年代的建築特色後,打造出一套視覺識別系統,使片中場景具一致性與真實感。此外也因為分流辦公制,洽談器材和贊助的聯絡時間都比以往更長;開拍後,又要面臨工作人員陸續確診的風險,人力調度上也費了許多心力。

《疫起》劇照。

《疫起》劇照。圖:受訪者提供

前製期的選角方面,林君陽最先鎖定的演員,是在《茶金》中合作愉快的金鐘視帝薛仕凌,他所飾演的記者金有中,其實是導演有意放大的角色。「十年前我跟朋友聊過,如果在電影圈不上不下、可以重選職業的話,我說我想當戰地記者。」原來金有中在病床上對夏正的那一席熱血喊話:「這裡就像戰爭一樣,戰場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我在第一線,很幸運。」

這說的是林君陽的嚮往與自我投射,李耀華恍然大悟,「所以盧律銘有感應到!他配樂下最重的就是在金有中身上。」至於記者臥底被封鎖的醫院內,在沒有光纖和5G的2003年,要如何把拍到的帶子送出去?電影沒有交代,但田調是有做的,林君陽訪問當年的新聞從業人士,得到的答案頗為簡單粗暴:把帶子包一包,從窗戶丟出去,請同事過來撿。

另一位是飾演夏正的王柏傑,林君陽認為他已進入一個穩定的年紀,能將角色身陷工作和家庭的拉扯拿捏得當,對改編真實事件特別有感的王柏傑,在讀完《和平醫院SARS隔離日記》後,也主動要求和林醫師碰面,據李耀華轉述,「在喝咖啡的現場大家哭成一團」。飾演罷工護理師的李雪,也是個令人眼睛一亮的選擇,林君陽說明,「之前當金穗獎評審,看過她好幾部短片都超亮眼,是我無法忽視的存在,對她一直有很好的印象。」當討論到和實習醫師李心妍對衝的護理師角色,她的能量和氣場必須夠強時,李雪便脫穎而出。

李心妍則是最讓監製傷腦筋的一角,李耀華一直想找一個未成名甚至是素人演員,藉機為電影圈添注新血,幾經波折後,終於選定由項婕如出演,意外讓她和曾敬驊這對銀幕CP(兩人曾在劇集《做工的人》飾演情侶)再續前緣。演員大致確定後,林君陽在修改拍攝前最終稿劇本時,除了把視覺風格、調性放進文字裡,讓劇組有比較明確的想像,也將每個角色的個性依照演員形象稍做調整,讓人物立體感更強。

監製李耀華。

監製李耀華。

在沒有光纖和5G的2003年,要如何把拍到的帶子送出去?林君陽訪問當年的新聞從業人士,得到的答案頗為簡單粗暴:把帶子包一包,從窗戶丟出去,請同事過來撿。

Magic Hour:拍攝難度最高

全片拍攝難度最高的一場戲,究竟是王柏傑主刀的手術戲,還是曾敬驊項婕如的黎明天台戲?林君陽糾結了一會兒,最後選了天台。這場戲各環節都很複雜,首先要找到實際相鄰且狀似醫院的兩棟建築物,人在兩邊還要互相看得見、不能過遠;片中這對醫護情侶分別身處A、B棟,在病毒詭譎未明的情況下,兩人又都經歷過一些磨難,所以說出偏狗血的台詞尚可接受,「但有沒有其他東西幫助觀眾更好下嚥呢?於是就想到magic hour,在影像上有點藍藍的、看不太清楚對面的愛人,藉此幫助角色吐露出對白。」然而黎明的magic hour一天只有十五分鐘,這場戲得分三天拍攝,演員要連續三天保持一樣的情緒強度,種種要素都足夠困難,林君陽就這麼一路懸著心,直到確認拍完的那一刻。

反觀手術戲雖然難度高,但可以提前做好周全準備,演員要進行兩個月的開刀訓練,從手術刀、器具的拿法,到穿線、綁線,先看教學影片反覆練習,後半再請出泰國特化團隊製作的整副大體道具,到醫學教學場地由老師現場示範,演員在旁觀摩。拍攝時,王柏傑身旁皆安排了真實的醫護和麻醉師,手術老師就在面前可隨時協助。不過時空相隔二十年,當時的醫療器具哪裡找?劇組正好問到中南部有廠商要淘汰醫材,便大批收購,也有部分設備是來自《村裡來了個暴走女外科》劇組。電影拍完後,這批器材全數捐給2021年成立、位於新北市深坑的醫療實景棚,供未來其他戲劇使用。

《疫起》劇照。

《疫起》劇照。圖:受訪者提供

「這個世界會用你無法預測的方式不斷地變。」

新冠疫情改變了全人類的生活,而《疫起》恰是疫情三年間的產物,走過這一遭,李耀華覺得自己對事業上「訂計劃」的觀念也有所改變,「這個世界會用你無法預測的方式不斷地變,很多事在這個時間點你覺得不行了,但在很短的時間它又爬起來,又在很短的時間掉下去,這個上上下下會變得很頻繁,很多計劃不能再做得很肯定,頂多只能掌握30%。往好的方向想,我會多放下對結果的期待,雖然這個行業是結果論,對我來講過程才是最大的意義,事情還是好好做,但要有更多空間面對變化。」

林君陽也相信自己的創作觀變得有些不同,「舉例來講,我某天突然發覺,全世界的人都感染過同一種病毒耶,有種世界合為一體的奇妙感受。」可是這會怎麼在未來的作品中體現,尚待分曉。

正因回望二十年前SARS時期的兵荒馬亂,才能深刻感受現今社會各方面的長足進步。「SARS爆發時間短,但少數人傷得很深,那道傷口就這樣被封存了二十年,這次疫情是所有人都在裡面,我們可以守得這麼好,是因為有過SARS的經驗,因為當年和平封院的爭議,才推動多次修法、增設負壓隔離病房等等,這次很多醫院也經歷封院,但就很有條理、不慌不亂。」新冠疫情的結束,對林君陽來說是一種集體提升,他相信大家都覺得自己這輩子還會再遇到類似的事件,但可以越來越正向地應對、妥善地處理。

巧合或者注定,《疫起》真的就在SARS二十週年的同一月份上映了,監製和導演在開拍前的那句捫心自問:「為什麼要在疫情結束後看這部片?」他們心底,都已有了篤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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