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簡稱SARS）病例陸續由境外移入台灣，台北市立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於4月24日無預警封院十四天，令全台人心惶惶，期間有57位員工與97位病患及親屬染疫，24位民眾死亡，7位員工殉職。
2017年，時任急診室護理師的劉存菡，與影視製作人張庭翡共同編寫的《煞塵暴》（後改名《疫起》），獲得當屆台灣「優良電影劇本獎」。劇本以2003年「和平封院」事件為基礎，除了醫護人員，也描繪危機當前的眾生相，包括動用關係搶床位、一封院卻走不了的民意代表，還有溜進醫院推銷藥品的藥商等等，角色分支眾多，篇幅約有三小時。
監製過電影《返校》、劇集《罪夢者》的李耀華是該屆評審之一，她對這個劇本印象深刻，頒完獎兩年多後仍掛記在心。到了2019年底，她與編劇終於有了一次正式會面，當下新型冠狀病毒已經出現，從事醫護工作的劉存菡知道這是另一個類似SARS的傳染病，但在場無人能預料它將對全世界造成何等影響。而李耀華判斷情勢，覺得時機已至，電影可以開始動工了，恰好三年後就是SARS二十週年，只是「一部片怎麼可能弄那麼久？一定早早就會上映。」計畫啟動當時，她是這樣想的。
Key Man不會現身：你只能去猜
「從媒體文字影像感受到的恐懼悲傷、做為醫護人員在當下的無能為力，我想要再現的是這樣的心情。」
2020年初，各國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相繼封城，正在籌備劇集《茶金》的導演林君陽受邀加入電影開發。此前他就經常聽說有人想做SARS題材，這是個集體記憶的大題目，素材也都豐富且容易取得，關鍵只在如何切入。他知道自己對於要去批判政策或控訴某個當權者很反感，「我很不想去講政治面，可是大家都會往那方面去想，我一個拍過《我們與惡的距離》的導演，我會想問那些人當時的壓力跟為難是什麼？如果要鑽下去，那就不是一個故事承載得了的事情，太多面向了。」
但讀了劉存菡的劇本，林君陽很快放下疑慮，因為編劇以醫護的身分說出醫護的心聲，所有醫療情節和醫病關係都真實、有戲，並且是用小人物的視角在關注面對災厄、受困醫院的老百姓們，這讓他很被打動。
起初，林君陽曾經提議用一鏡到底的形式，拍「封院後的兩個小時」。他腦中浮現三谷幸喜的《大空港》──鏡頭跟著一位地勤移動，帶出整座機場裡員工與旅客的人際關係。他想仿效此手法，用一個角色，串連起事發當下各自不相干的人，讓觀眾跟著被困在醫院裡，感受那個混亂。與監製商量後，他發現這種形式和SARS題材不甚相容，雖然場面調度會很過癮好玩，可是也相對綁手綁腳，無法把角色挖深，故只能打消念頭。
雙方有了基礎共識，接著就得進行劇本修改這項大工程。李耀華對故事有兩個堅持，一是要有愛情線，因為想跟年輕觀眾溝通，愛情是他們較易有興趣、能共感的元素；二是場景不離開醫院，這會讓主角思念的家人只能透過電話現聲、無法露面，但也能強化封控下的無助和壓迫感。
原版劇本雖已做過不少功課，監製與導演還是必須親自走完一輪田調，以確保製作品質，也為編劇補充更完整的資訊，畢竟二十年前的他們就算經歷過SARS，但對封院事件的始末就跟大眾一樣，都是片面、懵懂的。那時林君陽還是一名大四畢業生，沒那麼關心社會，只扼腕著畢業展覽要拉回校內從簡辦理，而不能在信義區的氣派場地公開放映，知道遙遠的和平醫院有病毒，但不要靠近就好。而李耀華當時正在籌拍創業作《十七歲的天空》，眾人在合夥人家裡的舊診所辦公，合夥人的醫生爸爸拿來一堆綁線的手術口罩叫大家戴著，她會比一般人警覺，是因為外公和舅舅家就在和平醫院旁，家人出門都很小心，後來她還得知，封院時自殺的那名染疫病患，就是舅舅的鄰居。
當田調做到一定程度，林君陽卻發覺，就算看了那麼多資料，仍理不清當年封院從決策到執行過程的全貌，「因為key man不會現身，你只能去猜，但我們不想杜撰這種事；從媒體文字影像感受到的恐懼悲傷、做為醫護人員在當下的無能為力，我想要再現的是這樣的心情。」
「我的心中一直是暗黑的」
「當初覺得這部電影是個新鮮切入SARS事件的視角，但是發生了Covid，每天都在更新疫情的情況下，劇本變得不能只是好玩刺激就好。」
林君陽約了幾位當事人見面，其中包括出版《和平醫院SARS隔離日記》的林秉鴻醫師。這本日記可謂電影的靈感來源，也是林君陽認為最有參考價值的文字，它記錄了那些以現在防疫觀念無法想像的混亂，諸如當年要撤離和平時，連誰可以走、誰要留，都沒有明確的制度，而是看誰消息快，誰就上得了車，「他當時就是一位碰不到高層的菜鳥醫師，處境和片中的年輕主角很類似，跟封院事件有牽連的人，憤怒真的比較多，這個憤怒其來有自，但這是電影處理不了的。」
李耀華補充，田調過程中只能找到A棟，但都找不到B棟的人（和平醫院分為A、B兩棟大樓，B棟為封院時期的感染重災區）。有兩次已經非常接近當年B棟的醫護，但最後，一位是原本願意但後來反悔，一位是要來的前一兩個小時說不來了，「可以想像他們真的像身處地獄、不願去回想這件事。所以我很希望經歷過當年不幸的人，看了這部電影可以有些釋放，很希望能撫慰到這些人。」
於是，對當年事件有了夠深入的理解後，監製和導演都更加確定，不去碰觸封院所衍生的種種爭議，也避免對標到真實人物，因為很多人即使過了二十年也沒有走出來，所幸林秉鴻醫師看過電影首映後，發了一則訊息給監製：「我的心中一直是暗黑的，謝謝你們拍出溫暖跟感動。」這給劇組帶來極大的鼓舞。
在長達兩年的劇本修改期中，原版的眾多人物經過整併，慢慢被梳理成四個主要角色──胸腔科主治醫師夏正、護理師安泰河、實習醫師李心妍、記者金有中；兩條主線──夏正與家人、安泰河與李心妍情侶檔。劇本結構則因應高低起伏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修改，甚至在這次疫情的前與後，主創看待故事的心態都很不同，林君陽說：
「當初覺得這部電影是個新鮮切入SARS事件的視角，但是發生了Covid，每天都在更新疫情的情況下，劇本變得不能只是好玩刺激就好，而是跟我們身處的疫情隱隱約約呼應，會不斷問自己，為什麼要在疫情中去拍上一個疫情？」
自我詰問的後果，就是2021台灣經歷三級警戒那年，曾改出過兩版「真的很感謝醫護」的劇本，一度還要在片尾上字卡：感謝二十年前這些人的犧牲，我們現在才能把疫情守得那麼好。「但這樣大內宣的味道太重了。」李耀華在一旁皺眉，兩人都同意必須收斂一點；到2022年夏天準備開拍前，國外都已經解封，疫情看到盡頭，他們的自問又變成「大家為什麼要在疫情結束後看這部片？」
疫情中拍攝疫情的艱難
「這裡就像戰爭一樣，戰場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我在第一線，很幸運。」
創作心態尚可隨疫情發展滾動式調整，但前製工作在疫情的影響下，就只能推遲放緩。從勘景開始，很多醫院單位因為人流管控嚴格，不接受劇組申請，連看都沒得看，或是流程繁複，要檢查疫苗施打劑數、快篩證明。最後劇組拼湊了包含廢棄醫院在內的四個不同場地，合成為一間醫院，再由藝術指導黃美清研究過1970到2000年代的建築特色後，打造出一套視覺識別系統，使片中場景具一致性與真實感。此外也因為分流辦公制，洽談器材和贊助的聯絡時間都比以往更長；開拍後，又要面臨工作人員陸續確診的風險，人力調度上也費了許多心力。
前製期的選角方面，林君陽最先鎖定的演員，是在《茶金》中合作愉快的金鐘視帝薛仕凌，他所飾演的記者金有中，其實是導演有意放大的角色。「十年前我跟朋友聊過，如果在電影圈不上不下、可以重選職業的話，我說我想當戰地記者。」原來金有中在病床上對夏正的那一席熱血喊話：「這裡就像戰爭一樣，戰場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我在第一線，很幸運。」
這說的是林君陽的嚮往與自我投射，李耀華恍然大悟，「所以盧律銘有感應到！他配樂下最重的就是在金有中身上。」至於記者臥底被封鎖的醫院內，在沒有光纖和5G的2003年，要如何把拍到的帶子送出去？電影沒有交代，但田調是有做的，林君陽訪問當年的新聞從業人士，得到的答案頗為簡單粗暴：把帶子包一包，從窗戶丟出去，請同事過來撿。
另一位是飾演夏正的王柏傑，林君陽認為他已進入一個穩定的年紀，能將角色身陷工作和家庭的拉扯拿捏得當，對改編真實事件特別有感的王柏傑，在讀完《和平醫院SARS隔離日記》後，也主動要求和林醫師碰面，據李耀華轉述，「在喝咖啡的現場大家哭成一團」。飾演罷工護理師的李雪，也是個令人眼睛一亮的選擇，林君陽說明，「之前當金穗獎評審，看過她好幾部短片都超亮眼，是我無法忽視的存在，對她一直有很好的印象。」當討論到和實習醫師李心妍對衝的護理師角色，她的能量和氣場必須夠強時，李雪便脫穎而出。
李心妍則是最讓監製傷腦筋的一角，李耀華一直想找一個未成名甚至是素人演員，藉機為電影圈添注新血，幾經波折後，終於選定由項婕如出演，意外讓她和曾敬驊這對銀幕CP（兩人曾在劇集《做工的人》飾演情侶）再續前緣。演員大致確定後，林君陽在修改拍攝前最終稿劇本時，除了把視覺風格、調性放進文字裡，讓劇組有比較明確的想像，也將每個角色的個性依照演員形象稍做調整，讓人物立體感更強。
在沒有光纖和5G的2003年，要如何把拍到的帶子送出去？林君陽訪問當年的新聞從業人士，得到的答案頗為簡單粗暴：把帶子包一包，從窗戶丟出去，請同事過來撿。
Magic Hour：拍攝難度最高
全片拍攝難度最高的一場戲，究竟是王柏傑主刀的手術戲，還是曾敬驊項婕如的黎明天台戲？林君陽糾結了一會兒，最後選了天台。這場戲各環節都很複雜，首先要找到實際相鄰且狀似醫院的兩棟建築物，人在兩邊還要互相看得見、不能過遠；片中這對醫護情侶分別身處A、B棟，在病毒詭譎未明的情況下，兩人又都經歷過一些磨難，所以說出偏狗血的台詞尚可接受，「但有沒有其他東西幫助觀眾更好下嚥呢？於是就想到magic hour，在影像上有點藍藍的、看不太清楚對面的愛人，藉此幫助角色吐露出對白。」然而黎明的magic hour一天只有十五分鐘，這場戲得分三天拍攝，演員要連續三天保持一樣的情緒強度，種種要素都足夠困難，林君陽就這麼一路懸著心，直到確認拍完的那一刻。
反觀手術戲雖然難度高，但可以提前做好周全準備，演員要進行兩個月的開刀訓練，從手術刀、器具的拿法，到穿線、綁線，先看教學影片反覆練習，後半再請出泰國特化團隊製作的整副大體道具，到醫學教學場地由老師現場示範，演員在旁觀摩。拍攝時，王柏傑身旁皆安排了真實的醫護和麻醉師，手術老師就在面前可隨時協助。不過時空相隔二十年，當時的醫療器具哪裡找？劇組正好問到中南部有廠商要淘汰醫材，便大批收購，也有部分設備是來自《村裡來了個暴走女外科》劇組。電影拍完後，這批器材全數捐給2021年成立、位於新北市深坑的醫療實景棚，供未來其他戲劇使用。
「這個世界會用你無法預測的方式不斷地變。」
新冠疫情改變了全人類的生活，而《疫起》恰是疫情三年間的產物，走過這一遭，李耀華覺得自己對事業上「訂計劃」的觀念也有所改變，「這個世界會用你無法預測的方式不斷地變，很多事在這個時間點你覺得不行了，但在很短的時間它又爬起來，又在很短的時間掉下去，這個上上下下會變得很頻繁，很多計劃不能再做得很肯定，頂多只能掌握30%。往好的方向想，我會多放下對結果的期待，雖然這個行業是結果論，對我來講過程才是最大的意義，事情還是好好做，但要有更多空間面對變化。」
林君陽也相信自己的創作觀變得有些不同，「舉例來講，我某天突然發覺，全世界的人都感染過同一種病毒耶，有種世界合為一體的奇妙感受。」可是這會怎麼在未來的作品中體現，尚待分曉。
正因回望二十年前SARS時期的兵荒馬亂，才能深刻感受現今社會各方面的長足進步。「SARS爆發時間短，但少數人傷得很深，那道傷口就這樣被封存了二十年，這次疫情是所有人都在裡面，我們可以守得這麼好，是因為有過SARS的經驗，因為當年和平封院的爭議，才推動多次修法、增設負壓隔離病房等等，這次很多醫院也經歷封院，但就很有條理、不慌不亂。」新冠疫情的結束，對林君陽來說是一種集體提升，他相信大家都覺得自己這輩子還會再遇到類似的事件，但可以越來越正向地應對、妥善地處理。
巧合或者注定，《疫起》真的就在SARS二十週年的同一月份上映了，監製和導演在開拍前的那句捫心自問：「為什麼要在疫情結束後看這部片？」他們心底，都已有了篤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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