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十九岁的我》获奖漠视了什么？香港电影金像奖41届以来的最大舆情割裂

新一代已然拼出另一副香港图像，然而眷恋旧日色彩的仍为数不少。这何尝不就是香港刻下的另一个缩影？

昨夜的第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并没有像之前预期，有一种呈现香港电影新世代爆破而出、并获大程度奖项认可的结果。甚至乎，对获众多提名，也可能是去年表现最佳、由新导演执导的剧情片如《正义回廊》（16项提名仅得最佳新导演及最佳剪接两奖）和《窄路微尘》（ 10项提名仅得最佳原创电影音乐一奖），竟然是去到近乎忽略的地步。

综观主要大奖得奖名单，只能理解为是再一次对传统电影工业意识的嘉许（这当然和评审构成有关），甚至更像是给予长年奖项缺失的劳动者的好结果。这说法并无不敬成份，因为的确是这样，大奖得奖者中，是在业界多年的韦家辉（作为导演）及郑秀文的首个个人重要奖项。

在理解工业行情的角度而言，算是本届大赢家（《神探大战》获得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的韦家辉，在《神探大战》的主题、隐喻到场面把控上，确是成熟圆浑，难得是也算一定程度上回应近年的香港社会情绪；但就整体去年多路挺进的香港后浪潮新一代作品的现象而言，这个结果却肯定是一个落后的取态，完全跟不上时代的脉搏。新一代已然拼出另一副香港图像，然而眷恋旧日色彩的仍为数不少。这何尝不就是香港刻下的另一个缩影？

二十五、六年前的名单

今次对已成风潮的新一浪“四字导演”作品的忽视，却已变成对一整个新时代的认知落差。

香港电影金像奖四十一届以来，从结果看来，从没有过像这届的舆情割裂。 2015年的最佳电影《十年》引起的争议止于个别作品，而今次对已成风潮的新一浪“四字导演”（因巧合地这批作品都以四个字作名片，如《窄路微尘》、《白日青春》、《流水落花》、《正义回廊》、《灯火阑珊》等）作品的忽视，却已变成对一整个新时代的认知落差。

当中，最重要的奖项最佳电影颁与《给十九岁的我》，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演员《神探大战》，如果再加上较为众望所归的郑秀文《流水落花》得最佳女演员，第一个发现，就是说这个名单的确就是二十五、六年前的名单不为过！1997年，35岁的韦家辉以《一个字头的诞生》打出响亮一枪（主角也是刘青云）。1998年47岁的张婉婷交出《玻璃之城》。获奖辞惹来更多争议的联合导演郭伟伦也执导了首部片《垃圾年头》。

25岁前后的郑秀文，从96年至98年陆续以《百分百感觉》至《行运一条龙》奠定她轻喜剧天后的地位。那是一个可能性看来也极多源的日子，后来惘然而至的阴影像没有被提早察觉。无论是《一个字头的诞生》的另走偏锋过火凌厉，《玻璃之城》的彻底怀旧，漫画感与喜剧感丰富的偶像剧纯娱乐都能在那段时间找到恰当的位置与生存空间。看来没有太多人会过早忧虑到香港电影的生死存亡。

熟人系统？与两个笑话

“序有应得”却无意道破这届结局的本质：明显的论资排辈，一天未轮到你，就是因为长幼有序。

但事实上也得承认，必须把奖项背景和作品成绩分得清楚，避免过多的瞒蔽或误读。于制度及业内的基础上，一个由业界人士参与票选，造成偏向既有人脉的得奖结果，差不多是每一个熟人系统的共通点。香港电影金像奖没有离开这先天设定的局限，但也拥有它个别特色，就是它既有古老传统的一面，但有时又有拥抱时代的一面，奖项的结果，往往是徘徊两者之间，看当年是哪一方的取向占更大影响力。

这古老传统，由获得终身成就奖，91岁的胡枫那最后点精金句说出了重点：序有应得（这个引发现场最大反应笑声的笑话，是因为在广东话发音中，“罪”与“序”同），像用一个表面上是随意的香港叫“食字”的谐音笑话，无意道破这届结局的本质：明显的论资排辈，一天未轮到你，就是因为长幼有序。那成绩表更是用实证说明了这个“序”是如何坚固，像在说，韦家辉和郑秀文，都等了这个奖四分一世纪！

颁奖礼另外一个最受欢迎的笑话出自吴镇宇，当以香港演员的接拍机会来发挥，他提及“青黄不接”的问题，说的是或者当刘青云和黄秋生都不接戏，新演员才更有机会。在这个香港人普遍称为“烂gag”（冷笑话）的笑话中，却包含了“序有应得”思维的另一面。是否必须通过上一代的让位、被淘汰，才得以备出后浪向上的空间？不景气是否因为没有高质的在接班？

是否必须通过上一代的让位、被淘汰，才得以备出后浪向上的空间？不景气是否因为没有高质的在接班？

代际之争=夺权？

这无伤大雅的笑话当然令人捧腹，但背后的代际之争的隐忧不容误读，决不能把它定位为一种世代的夺权，反而更多应是传承和另辟蹊径。因为代际之争这好可能会给到一种两代势成水火的老屎忽（老屁股）与新世代的角力印象，最差结局是被看作一种夺权及斗争，造成一种既有权力的危机感从而生出的戒心，封闭了本该更为开放的大门。

反过来，它最大程度的积极意义，则是合该给到公众，无论是业界资深专业人士，抑或观众，直接认知到新世代的来临，以至自有一套的新玩法，放诸电影主题、手法、卡士甚至到宣发都截然一新。而去年这批新导演的作品，正正就以作品说明了这大转向。

代际之争的最差结局是被看作一种夺权及斗争，造成一种既有权力的危机感从而生出的戒心，封闭了本该更为开放的大门。

也正是在这背景下，我们才更明了这奖项名单的缺失。对比新世代后浪潮导演及演员去年的蓄势既发，今次单看奖单，成绩并不突出。以最受关注的演出或编导奖项而言，和后浪潮有关的只有《流水落花》（还得是郑秀文的原因）。《正义回廊》和《窄路微尘》也只能获得个别技术奖项和《白日青春》得最佳新演员奖，至于新导演奖固然只能给新导演不能算是大收成。

《给十九岁的我》得奖：1+0.5

最佳影片颁给《给十九岁的我》，更是说明这古有稳建的投票取向，看来是完全忽视了该片后来引发的沸腾舆论，背后是对制作过程公义的漠视。

最佳影片颁给《给十九岁的我》，更是说明这古有稳建的投票取向，看来是完全忽视了该片后来引发的沸腾舆论，背后是对制作过程公义的漠视。这部闹出香港电影界近年最大风波的作品，短期内可能都不会再公映，使它讽刺地成为一部没法被看到的最佳电影。评委经社会舆论反响仍作出这投票取向，其实大可视为是对传统具地位制作人的关系，也有一种表态成份。

但其实，说电影金像奖的取向保守偏熟人政治，也不尽准确。不看远的，就是在2015年也曾颁过给极具争议的多演合集作品《十年》—— 这部今时今日看来可能也难以拍出的作品。所以，得了解到，此奖的获奖密码，其实是游走于起码两个不同意识取向，有时，是工业意识主导；有时则是时代意识主导。

两种意识长期摇摆，就看当年的选择倾向哪边。工业意识，表现于对相对老资历者的认可，对制作难度的重视，甚至是那较为“古老”即传统的港片特质的珍视等。

过往，如《英雄本色》那种极大公认性的，正是1＋1即两种主导的结合，因此也无争议。至于《十年》，则可理解为时代意识的产物。同样，《给十九岁的我》及《神探大战》此番得奖，也是极大可能是归因于今年投票人的工业意识略高，除了上述对熟人经验者的认可，也是对老方法的依仗。

这由《神探大战》编剧提及的“飞纸仔”现场落实拍摄台词（近乎被神话化了的香港电影陋习，也是结果出来后社交媒体上评击的其中一个焦点），到《给十九岁的我》那种“拍了再算”的心态是出自同一思维（再远则是张婉婷曾提及的各种拍摄时遇困难懂“执生”的习惯）。

最佳电影《给十九岁的我》同样在社交平台上被闹（骂）得最烈，但如果以上述投票取态来分析，即发现它实则合乎了1＋0.5的特质，即它既是工业意识取态下的所好，也有一半是涉及时代精神的加分（此片有它拍摄过程的伦理争议，但也具时代精神的记录）。当然，作品的拍摄过程伦理争议令它在业界外的认受性大打折扣，可影片本身的时代记录印记仍旧是留给香港值得一记的一页，尤其是当更多其他有关过去几年香港社会冲击的记录片不能在香港公映及大范围讨论。

投票人落后于形势

这届疫后甚至是香港劫后重启，理应更备受注目的金像奖，确实存有极大的遗憾不足。就是对于2022年作为香港电影再启航的分水岭一年，它没有至少用奖项来记录这转折并写进历史。

不过，这届疫后甚至是香港劫后重启，理应更备受注目的金像奖，不能否认是它确实存有极大的遗憾不足。就是对于2022年作为香港电影再启航的分水岭一年，它没有足够反映，或至少是用奖项来记录这转折并写进历史。当然，在几个最受关注奖项提名中，如最佳电影及最佳导演，新导演都有占比，但综观结果，这些具丰富时代意义及香港电影转型定义的作品，在得奖成绩上是近乎空手而回。

这现象令人最为担忧的，并非替新导演们不值，他们也申明，是自己另创定义的时代，不需传统奖项的“认可”。但反向思考，以这结果而言，却反映出工业内的专业人士，同时作为投票人，他们对社会变化的敏感度严重不足，落后于形势，并可说与更新一代的影迷脱节，这将大大影响他们日后对制作及口味的掌握。

轻微的安慰是，金像奖协会会长尔冬升强调作为一个独立运作的团队，他们没法干预选出的结果，仍然显示一种选举体制及运作，由既定规则去决定的中肯，而不轻易因不同的舆论及压力而随便修改规则或滥用特权。这在香港新常态中已是磊落真诚担当。

由此引伸下去，真正值得担心的，除了是上述的投票成员组成的眼光和价值取向之外，这个本身已不太大型的选票库，它的成份组成在未来日子会否容易被改变？透过协会投票成份的改变换血，从而导致某程度上的投票意识操控？

金像奖协会会是下一个目标？

金像奖协会，见于其既有的知名度及历史，会否成为下一个需要被盯紧的组织，以确保结果的“血统”没“差错”？

再说白一些，在全面接管的新常态下，透过选举可投票者成份的改变，新政策正在通过加添投票额或冲淡原有成份的方式，以达致最终的对投票结果的保护，务求所谓民主投票结果是在既有框框下不越雷池。这从香港议会选举，到政府文艺界团体的换届中已充份体现。

金像奖协会，见于其既有的知名度及历史，会否成为下一个需要被盯紧的组织，以确保结果的“血统”没“差错”？这在目前没有明显迹象，可却是日后须要关注的课题，若真出现此情况，将大大损毁香港电影金像奖已饱受挑战的信誉。而保持一定程度的封闭性，换一个角度，又成为了避免它因被过度渗透而被操控的无奈之选。

整个颁奖礼台上得奖发言中，新一代创作人都表现得克制，可能因为容许他们高呼得奖感言的机会并不多。当中，凭《窄路微尘》得最佳原创音乐的黄衍仁还是隐约说出重要的一段，他说若有机会继续参与金像奖，会一直穿当晚同一套衣服，“直到我们可以喺香港嘅戏院，睇晒林森拍嘅电影𠮶一日。（直到我们可以在香港戏院，看到全部林森拍的电影的那一天）”林森合导，以反修例运动作故事背景的《少年》并没有机会在香港公映，也更令人联想到，今天的香港电影及金像奖，实在是遗忘了另一些香港故事。

“直到我们可以喺香港嘅戏院，睇晒林森拍嘅电影𠮶一日。（直到我们可以在香港戏院，看到全部林森拍的电影的那一天）”

再一次强调，代际讨论不是世代之争。当新导演们讨论对老规则，或颁奖礼后可理解为“序有应得”的不屑之时，并不排除大家的共同参与，拍戏，看戏，讲戏，拿奖，不论长幼。今届这批新导演的作品可能没有在得奖名单中有太多留下，但毫无疑问，香港已然看见。

一个领奖后的细节或者说明了这种疫后重逢的意义。正在拍翁子光新片的刘青云感叹说，当晚碰到许多之前不认识的新导演、新演员，他应该和自己同辈的导演一样，乐意明年继续和大家竞逐，无须等到“青黄不接”的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