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寫給我：讓我給你說實話吧｜悼文

【編者按】日本文學巨匠、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1935-2023）於本月3日逝世，終年88歲。端傳媒文化組特別邀請旅日詩人、翻譯家、文學教授田原，撰文講述大江健三郎的文學世界，及對我們時代的影響。

田原：日本城西國際大學教授。出版10餘冊漢語及日語詩集，日語文論集《谷川俊太郎論》(巖波書店）等。曾主編日文版《谷川俊太郎詩選集》（六卷）等書。

他身上流露出的文化教養、社會擔當和自由靈魂體現出一名作家的社會責任感和貴族精神。這樣的作家在馬屁精與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成群結隊、無法自由發聲、無法面對真實的社會現實和無法表達自己內心世界的專制國家是不可能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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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大江健三郎去世的消息，沒感到突然，反而覺得他終於擺脫了精神的困擾。

疫情前後這些年，在東京只要是跟要好的幾位日本作家和編輯見面，總會聊到大江，但不是聊他的文學，而是他的生活狀態。已經很多年了，聽過大江太多的軼聞。有時半信半疑，有時又信以為真。多年前，大江突然隔絕了與外界的一切交往。據說清掃車每隔幾天就會從他的家門口拉走擺滿一地的空酒瓶。疫情之前就聽一位日本作家朋友說，大江每週都在定期看精神科醫生。這一點後來從一直與大江家保持聯絡的一位編輯那裏也得到了印證。

大家都不清楚大江的精神上出現問題的具體原因。但都在猜測是否因為隨着年事越來越高，健康一年不如一年，擔心今年已進入花甲之年的智障兒子大江光的未來呢？至於是否因這種日積月累的不安而造成，可能是一時半會兒難以解開的謎。

作為左翼作家的代表人物，大江健三郎是日本戰後文壇獨一無二的風景，也是誰也無法取代的存在。他既是鬻文為生、靠一支筆養活一家人的作家，也是積極投入到各種市民集會、反戰遊行的社會活動家。作為一名反修憲、反集權、反獨裁、反權威、反戰反核、反霸權的勇士，大江從大學時代成名步入文壇，到生命的終止，這種思想和戰鬥精神一直貫穿着他的人生。

大江除了他的作家身份，他還是自由、民主、平等的捍衛者，也是「日本九條會」的發起人之一。他對戰爭的深度思考凌駕於所有的戰後日本作家。《廣島札記》《沖繩札記》是最好的佐證。嚴格意義上，大江健三郎是一位真正的知識分子寫作者。他身上流露出的文化教養、社會擔當和自由靈魂體現出一名作家的社會責任感和貴族精神。這樣的作家在馬屁精與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成群結隊、無法自由發聲、無法面對真實的社會現實和無法表達自己內心世界的專制國家是不可能存在的。基於此，可以說大江是真正作家中的楷模與標杆，希望他這面旗幟永不倒下，高高飄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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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這種語言風格標新立異、立足，可以說是對自己母語的一大挑戰。但大江做到了，他身體力行用自己的寫作拓寬了日語的表現空間，建立了新的語言秩序。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這幾十年，大江健三郎可能是在中國受到最高禮遇的日本當代作家。原因無外乎1994年他作為鄰國、同為漢字文化圈的作家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當然中國國內瀰漫的諾獎情節和諾獎崇拜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素。

其實，當年大江獲得諾獎，日本文壇很多人頗感意外，原因之一在於左翼作家在日本的日漸邊緣化（這一點大江在他的演講和文章裏有多次提到），之二則是他小說語言的歐化風格，說得直白一點就是小說語言類似於翻譯體，讀起來拗口、枯燥、缺乏日語的美感。普通的日本讀者很難從他的小說中獲得閱讀的快感。70年代之後的作品尤其突出社會題材和思想性。關於這一點，我個人覺得恰恰不是缺點，而應該看做是大江的優點。

以這種語言風格標新立異、立足，可以說是對自己母語的一大挑戰。但大江做到了，他身體力行用自己的寫作拓寬了日語的表現空間，建立了新的語言秩序。這一點應該被視作大江的過人之處。大江在自己的母語中雖然不像川端康成、谷崎潤一郎、三島由紀夫等擁有更多的大衆讀者，但他也有不少忠實的精英讀者。就我個人而言，我更喜歡70年代之前的大江文學。

記得1994年宣布他獲得諾獎的第二天，我偶然在電視新聞裏看到一群記者圍堵在他家的院子門口採訪，當被問到獲得諾獎有何感想時，他略帶幽默地說「這下子有錢花了」。從此不難看出大江在獲得諾獎之前並沒有驚人的高版稅收入。據說幾年後，他用諾獎的部分獎金修繕了他位於輕井澤的小別墅。

獲諾獎之後的大江第一次被邀請到中國，聽一位陪同他的朋友講，在北京機場下飛機後大江很是興奮，小聲在出租車上說，他心中其實一直崇拜毛澤東，只是在日本不敢輕易啓齒，更不能寫進文章裏。不過他還說，雖然心中崇拜，我也有一百個批判毛的理由。這也是我熱愛大江的一點。在中國作家群聚的一次座談會上，當記者問大江怎麼看待村上春樹時，大江的回答十分警覺。他保留了自己的看法，但否定村上的餘韻十分明瞭。他說自己的長篇在日本初版時最多也就三五萬冊，而村上卻是幾十萬冊云云。當然，一個作家的好與壞，發行冊數只是一個參數而已。

讀博的第二年，我作為留學生代表應邀參加了京都東本願寺舉辦的一場聚會，在容納五百多人的會場舞台上與大江對話。在開始前的一個小時，跟大江在休息室喝茶聊天，談笑風生。他的每一個言行舉止至今歷歷在目，記憶猶新。他問起中國現代詩是什麼一種狀況，還問詩人北島在國外的流亡生活如何等等。也許是聊得盡興，大江特意在一張紙上寫下一句谷川俊太郎寫於60年代的詩「讓我給你說實話吧——谷川俊太郎」，並在這張紙簽上名，蓋上可愛的紅色小圖章，送給我作為紀念。然後鼓勵我一定要努力把他心目中仰慕的詩人谷川俊太郎的更多作品翻譯成漢語，相信一定會有衆多的中國讀者熱愛谷川的詩歌。之後他話鋒一轉，又問我是否見過谷川的第一任太太岸田衿子年輕時的照片，說他在東大讀書期間，偶然在一本雜誌上看到她的照片，愛慕之心油然而生。想追沒機會，又鼓不起勇氣。眼睜睜看着她與谷川俊太郎結為伉儷。說完哈哈笑得肚子顫動。

博士畢業在大學任教後，有一年暑假跟集英社的一位編輯一起，以送我新編選的文庫版新書為由，去輕井澤看望了谷川俊太郎。他帶我們參觀了周圍的幾戶別墅，有一戶就是岸田衿子家的，走路也就不足十分鐘。兩家的別墅都是兩位的父輩在戰前建的。谷川說他小時候，夏天幾乎都是跟岸田等周圍的幾位小朋友在森林裏一起玩耍，他跟岸田算是青梅竹馬，兩人17歲開始朦朦朧朧喜歡上彼此，之後結婚，遺憾的是婚後不到一年分道揚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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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也是日本作家中為數不多公開提出反對天皇制的人，即使有時會遭到右翼人士的反擊，他也決不會動搖自己的人生信念，特立獨行，卻安然無恙。因為他生活在一個言論自由得到保障的健全的法治社會。

大江對社會的關注不僅僅侷限於日本。詩人金芝河當年被韓國獨裁政權逮捕關進監牢時，大江是聲援釋放他的外國作家之一。並撰文對關押詩人的獨裁政權進行了猛烈批判，還在與別人的對話中再三聲討獨裁政權。具有這種國際精神的中國作家幾乎難尋。我一直認為，大江文學之外的社會學意義和政治思考同等重要，尤其是到了中後期寫作，這些元素幾乎成了他文學的核心。

獲得諾獎後，大江在家裏幾乎被「軟禁」了數月之久。原因是日本的皇室有一個約定俗成，獲得諾獎者，天皇會頒發一個文化勳章以示獎勵與祝賀。在內定階段，當宮內廳的官員打來電話徵求大江的意見時，大江說這麼權威的勳章他不夠資格，還是獎勵給更合適的人吧。這種婉拒後來遭到右翼分子的不滿，他們開着大型綠色宣傳車「圍剿」大江，高音喇叭每天對着大江的家進行騷擾，數名警察24小時保護着大江的家人安全。即使這樣，大江也沒有向權威和黑暗勢力低頭，他的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簡直就是當代日本社會活着的魯迅。

大江也是日本作家中為數不多公開提出反對天皇制的人，即使有時會遭到右翼人士的反擊，他也決不會動搖自己的人生信念，特立獨行，卻安然無恙。因為他生活在一個言論自由得到保障的健全的法治社會。

記不清是哪一年了，偶然在集英社寄贈的文學雜誌《昴》看到大江發表的幾首詩，因為從未讀過他寫的詩，覺得新鮮，當然也知道他年輕時就抱有詩人的夢想。所以他的那幾首詩我讀得非常認真和投入。詩歌的敘述性很強，整篇結構布局也很完整，但總感覺仍然沒有走出小說家的語言，物語先行，語言的跳躍不大，每首詩像是分行的短篇。忘記了是在大江的哪本書看到過，大江說：「我年輕時曾立志當一名詩人，可讀到谷川俊太郎的詩集後，我放棄了這一夢想」。他與谷川情同手足了大半輩子，兩個人出版過對話集，一直互相寄贈新書，思想、世界觀、價值觀基本一致。大江在他的理論著作中，曾把谷川俊太郎的幾句詩作為文章的標題，還強調作家應該偷詩人的語言等等。

不知道是出於精神問題還是何種原因，獲諾獎若干年後，大江在短時間內以打電話的方式相繼與谷川俊太郎等幾位摯友宣告絕交。最初在谷川家聽到這個消息大為驚訝，說完此話的谷川看上去卻顯得平靜。之後，跟谷川見面，偶爾會聊到大江，我們都在為他的健康擔憂，希望他能早日擺脫困境，回到從前的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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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大江的閱讀習慣，集中時間和精力只攻讀一個人的作品，而且讀三種語言，日語翻譯、英語和法語，從中找出翻譯與原文、不同語言翻譯之間的落差。而且還要讀不同語種的批評家寫這個人的相關文章，以提高自己對這位作家的全面認知。

大江還是一位純粹的人道主義者，也是人類良知的代表。有一年陪一位中國作家去他家拜訪時，才知道他為了照顧智障兒子大江光，為了讓光的活動範圍盡收在自己的視線之內，他幾乎沒有伏案寫作過，每次寫作都是屁股陷入沙發裏，把一塊A3大小的桐木木板平放在大腿上，400字的稿紙鋪在桐木板上用鋼筆寫滿一個個方格。大江一輩子不碰電腦，彷彿拒絕現代文明。一輩子日復一日一成不變地跟他的太太一起照顧兒子的吃喝拉撒睡，這對於任何人都是耐性極限的挑戰，而且他還把這位兒子培養成頗為出色的作曲家。大江依然做到了。他早期的幾部小說都帶有很大成分的寫實性和私人性。日本曾有人帶有挑釁性地說，是他的智障兒子成就了大江的偉大。我不苟同這種說法。

除了小說，大江還是一位了不起的批評家和理論家。他的《小說的方法》其實就是他的小說方法論，很多觀點值得思考與借鑑。有一次跟一位日本作家朋友去他家，很好奇大江平時讀一些什麼書。徵得大江同意，站在他的書架前端詳了一會兒，發現從上到下整個書架上陳列的幾乎是一個人的作品，只是語種不同。然後詢問大江為什麼書架上只有一個人的書。他笑着說，來我家的這麼多人無人發覺，我的這個閱讀秘密被你發現了，這是我的閱讀習慣，集中時間和精力只攻讀一個人的作品，而且讀三種語言，日語翻譯、英語和法語，從中找出翻譯與原文、不同語言翻譯之間的落差。而且不只是看一個人的作品，還要讀不同語種的批評家寫這個人的相關文章，以此提高自己對這位作家的全面認知。聽完大江的解釋，我想，再用功的學者可能都寫不過大江對某位作家的解讀和剖析。

聽三島由紀夫的一位好友說，1968年川端康成獲得諾獎之後，三島曾略帶絕望地說，川端獲獎我三島就沒戲了，下一個如果有日本作家獲獎，那肯定是大江健三郎。兩年後他剖腹自戕，智慧的頭顱被砍落地。26年後誰都沒料到三島的預言成真。讀博期間曾在圖書館看過幾篇大江與三島在50、60年代的對話，前者理性，後者感性。兩位天才碰撞的語言火星永遠不會熄滅。

日本作家跟中國國內作家的最大不同，在於每個人都最少精通一門外語。像大江精通兩門外語的作家還有不少。詩人、學者也基本如此，像谷川俊太郎、白石嘉壽子、松浦壽輝等都講得一口流利的英語和法語。日本明治時代衡量一位作家偉大與否，必須看他是否具備三種才能——和漢洋（精通日本古典、中國古文和一門西方語言）。懂英語的夏目漱石、懂德語的森鷗外等等。他們都掌握了一門過硬的外語，能讀能寫能說。明治之後，脫亞入歐，日本政府關閉了漢文教育，擺脫漢文化的支配，取而代之的是西方觀念和文化的涌入，使得戰後大批作家的目光都轉向西方，大家基本上都掌握一門外語，尤其是國際通用語——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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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以他的個人化語言構築了他獨特的文學世界。他的小說裏，想象力和陌生化的表現發揮到了極致，思想與文學性並駕齊驅，個體與集體的矛盾與對立、人性的冷暖與社會的黑暗、反省與自責、環境與自然、戰爭與和平等等都是他所表現的主題。自明治維新日本現代文學誕生以來，擁有如此廣闊視野的作家非他莫屬。

大江的離世也許標誌着一個文學時代的結束。但左翼作家的時代並不會終焉。50、60、70、80年代出生的日本作家中，左翼思想的作家和批評家後繼有人。

我曾做過一個假設，像大江這樣的左翼人物，如果出生在一個無視民主自由的集權制國家，他們的命運將會以何種方式收場呢？答案不言而喻。某種意義上，一個作家出生在一個民主國家是他的福分，也讓人羨慕。

縱觀大江的一生，除了不得已參加一些無法脫身的文學活動外，他基本上是深居簡出，很少露面。我交往的不少日本詩人也是如此。起初我覺得這是日本人不善於交際的自我封閉，久而久之忽然發現這是一個錯覺，不湊熱鬧，不迎合各種聲音，是為了潛心讀書專注思考與寫作，讓更多的時間有效地服務於自己。

大江3月3日去世，去世10天后的13日才發布訃告，可能很多國人會覺得不可思議。其實在日本非常正常，日本自頒布個人信息保護法之後，如果沒有徵得本人同意，任何人都無權擅自公開別人的信息，否則違法，嚴重者會被訴諸裁判。推遲公布符合日本尊重遺族意願的習慣。我個人推測，應該是遺族在處理後事期間，為避免被各種媒體詢問或騷擾，才推遲了對外公開。

3月6日，時隔三年終於輾轉香港回到了中國國內，歸心似箭地回到老家，給兩年前安眠在地下的母親上完墳，又陪父親數日，之後離開故鄉在返回北京的高鐵上收到作家閻連科的微信，這才知道大江健三郎已經在我回國的三天前走完了他88年的人生。

很想知道日本國內媒體報道大江去世消息的力度。因為是公衆人物，估計各大媒體都會在醒目的位置給予報道。也很想知道日本文學界的反應，因為中國國內網絡的限制，只能等返回東京後再去了解了。

毫無疑問，大江的離世為日本文壇留下一筆巨大的文學遺產。他不同於傳統意義上文本相對閉塞的那些作家，更不同於那些唯美、可讀性較強擁有廣泛讀者的作家。大江以他的個人化語言構築了他獨特的文學世界。他的小說裏，想象力和陌生化的表現發揮到了極致，思想與文學性並駕齊驅，個體與集體的矛盾與對立、人性的冷暖與社會的黑暗、反省與自責、環境與自然、戰爭與和平等等都是他所表現的主題。自明治維新日本現代文學誕生以來，擁有如此廣闊視野的作家非他莫屬。

現標題為編輯所取，原標題為《左翼翹楚大江健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