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誰是最「清白」的中國人？——出身論捲土重來，宗法社會還會遠嗎

今年中國兩會前夕，政協委員周世虹接受採訪時建議，取消對罪犯子女考公務員的限制。這是一條沒有寫進法律文件、但人人耳熟能詳的潛規則，所謂「一人犯罪，影響三代」——去年上海封城期間，一個警察就恐嚇拒絕隔離的居民：「進行處罰以後，要影響你的三代！」那位居民也喊出流傳一時的「這是我們最後一代！」，作為對連坐威脅的激情反擊。

周世虹的建議，幾乎每年兩會都有代表或委員提及，體制對此紋絲不動，公衆通常也冷眼旁觀，這本來就是橡皮圖章會議的默契，但今年卻在輿論場招來了大量反對聲音。在相關新聞的微博評論區，網民留言大多是：「那些進去的官員最喜歡這個放開」，「老賴的子女享受着老賴提供的優質生活，受害者的子女反而得不到應有的生活待遇」，「那你別犯罪不就可以了嗎」，還有人質疑周世虹的動機，建議查一下他。

「考公」是「小鎮做題家」的身份政治

如果有人要改革考公的政審制度，讓他們憑空多出許多競爭對手，有如要禁掉美國右翼白人至上主義者手上的槍。

反對的聲音首先來自對特權的恐懼。許多網民提到貪官，認為如果貪官的子女利用貪官留下的資源，考取公務員，上到高位後再替父母翻案，將危害體制。

有人舉歌手曲婉婷的例子，她的母親曾是哈爾濱市發改委副主任，2021年因貪污、受賄、濫用職權被判無期徒刑。根據判決書，曲婉婷的母親違規挪用了哈爾濱原種繁殖場職工的安置款。2021年就有東北下崗工人後代痛斥曲婉婷，大意是曲婉婷在90年代就出國讀書，過着優渥生活，而這些錢都是來自被她母親毀掉的無數家庭。

對曲婉婷的控訴是有力的，但在現實層面，不能考公對落馬官員後代並不是太大的損失，更無法對在任的官員產生威懾力。究其用意，三代不能考公的政審規則，並不指向憤怒的網民念茲在茲的公平問題。

或者這樣說，在特權階層的遊戲規則裏，考公的門開着還是關着，是一個過於生僻的問題。落馬官員哪怕被體制拋棄，遊戲規則往往仍對其後代網開一面，默許其（在國內或海外）過着相對富足的生活，而不是窮追猛打。這是一個階層的團結，也是既得利益者的後路。所以很難想象一個曲婉婷這樣的後代，會想考公再經歷一次父輩的「原始積累」。

在視頻網站b站非常受年輕人歡迎的法律學者羅翔也評論了此事：「很多人往往只注重對特權的抨擊，而對反對歧視並不十分重視。」羅翔非常委婉地勸解讀者，他說，法律人很少將自己代入強人的角色，而往往把自己代入弱者的視野。還提醒，買鸚鵡、買藥也可能構成刑事犯罪，而很多人並不知道。

對中國的法治狀況有清醒認知的人，必然會知道，三代不能考公的政審規則，更容易傷害到弱勢階層，而非特權階層。網民擔心政審放鬆之後，老賴的子女可以考公，受害者的子女卻生活困頓。但實情是，根據目前的政審規則，老賴的子女依然可以考公。根據媒體報道，父母被列為失信被執行人，並不影響子女考公。

中國司法部曾發過的一篇文章《爸爸有案底，孩子能通過公務員政審嗎？》提到，三代以內旁系親屬有民族宗教、國家安全、非法組織方面的刑罰，無法通過政審。如果報考的是警察類的崗位，直系親屬有犯罪記錄，會影響政審情況，如果是普通公務員，通常不會受影響。

而相對的，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在討薪過程中，被套上「尋釁滋事罪」的例子數不勝數，被長期家暴的妻子自衛反殺了丈夫被判刑也大有人在，「別犯罪不就可以了嗎」是一個過於輕巧的詰問。

羅翔苦口婆心想表達的是，連坐制度只會讓弱勢者更受歧視，而無法有效遏制特權階層。但b站的許多網民並不買賬，被點贊最多（5萬多次）的評論說，「我始終認為禍不及子女的前提是惠不及子女。」換言之，羅翔的受衆不太關心「如果我是最弱勢的那個」怎麼辦，他們更關心「誰偷走了我的人生」。

2020年，羅翔發了一條微博稱「要珍惜德行，而不要成為榮譽的奴隸」，被民粹博主認為是在諷刺同日召開的「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而加以攻擊，最終羅翔退出微博。彼時b站不少網民為他打抱不平，羅翔也繼續在b站更新視頻並仍受歡迎，他對於這裏的年輕網民是有影響力的。即便如此，在考公成為最佳職業選擇，又競爭無比激烈的當下，年輕人對正義的渴求難以抽象為一種價值，只能和對階級固化的痛恨高度捆綁。

回頭細想，輿論場如此熱烈且認真地討論貪官子女能不能考公，多少有些滑稽，也多少說明考公在年輕人心中的分量。上一個相似的具備某種黑色幽默的事件，是娛樂明星易烊千璽考取了編制，成為中國國家話劇院演員，引發了許多人的反彈，他被指責擠佔普通人的名額，利用明星的資源走後門。

當時《中國新聞週刊》發表一篇評論，說「這些小鎮做題家每天上培訓班，做真題卷，也仍然考不中那個能為他們帶來安全感的編制內職務」。作者本意是指出就業環境的惡劣讓年輕人只能擠破頭進入體制，但卻被認為是在嘲諷小鎮做題家努力了也沒用。彼時「小鎮做題家」的血淚自述文字鋪天蓋地地出現，《中國新聞週刊》被罵到刪文。

「小鎮做題家」是這個世代年輕人最強的身份認同，「考公」是他們的武器，是一種身份政治。如果有人要改革考公的政審制度，讓他們憑空多出許多競爭對手，有如要禁掉美國右翼白人至上主義者手上的槍。

爭做清白的中國人

在抖音、小紅書等社交媒體，都不乏這樣備受認可的說法：「找黨員做男朋友的好處，政審幫你篩選了家世清白。黨員出軌，家暴，不孝敬父母，臨危不救都屬於觸犯紀律。」

許多人在談論此事時用了「清白」這個詞。一個網民質疑周世虹的提案，「為什麼我們清白人家的小孩要為不清白人家的小孩負責？」一位知名的新聞當事人也反對這個建議，她說「犯罪是有基因的」，而她自己曾作為受害者維權，至今仍受到老家政府的監視和騷擾，被當成罪犯對待。

「清白」的自覺，也讓很多人反對另一個提案——全國政協委員朱征夫建議，廢除尋釁滋事罪。四川廣播電視台在微博發起一起投票，有2萬人贊成取消尋釁滋事罪，5.2萬人反對取消。有網民自陳，「我極有可能成為被尋釁滋事的對象，畢竟我又不會尋釁滋事別人，我總要有點什麼保護自己吧」，還有人說「如果你不惹事，你贊成的理由是什麼」。

對權力的服從讓人們想象出這樣的社會結構：隨時會傷害自己的陌生人，嚴厲的仲裁者，隨時可能成為無辜受害者的自己。當這些人談論尋釁滋事罪，他們想象的是自己在身體上被這個口袋罪保護了；當他們談論犯罪者三代不能考公，他們想象的是自己的利益被保護了。在這個想象的社會結構中，總有一個陌生的他者在犯罪，犯罪就是傷害自己的利益，而國家作為仲裁者越重刑主義，就越能保護自己。

而希望廢除連坐制和口袋罪，守住「無罪不罰」底線的人，忌憚的是不受約束的公權力，他們很清楚，喜怒無常的仲裁者才是最容易傷害普通人的。在文革時期長大的胡錫進，也罕見地發表了一通沒有為體制遮羞的的看法：「可以肯定的是，有考公意願的年輕人當中，遇到父母和直系親屬有犯罪記錄因而受限的普通人家孩子，肯定要比遇到同一限制的貪腐官員子女要多得多。」

胡錫進提到了改革開放前的「唯出身論」。1966年，北京的紅衛兵打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的對聯，當時「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女）備受歧視，「紅五類」（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農、下中農的子女）則享受包括升學在內的優待。文革10年期間停止高考，「黑五類」無學可上，能上大學的都是工農兵及其後代。寫出《出身論》抨擊這種血統論的遇羅克，也被處以死刑。

一人犯罪，三代不能考公的政審規則如此受公衆捍衛（甚至超過了政審事實上的嚴厲程度），正是新時代的「出身論」在還魂。人們找了很多理由為「出身論」辯護：犯罪所得惠及子女，對受害人的子女不公平，家庭教育很影響人等等。但無論如何，最重要的事情是劃清一條界限，界限內的人是清白的，界限外的是有污點的。最最重要的事情是，清白的人理應要獲得更優越的待遇——有資格成為公務員。

在外部，最近幾年跟西方挪用中國文化、韓國偷中國新年、日本和服滲透中國的各種鬥爭中，中國年輕一代塑造了有別於西方的、排他性的、純淨的「中國人」身份。在內部，出身論逐漸紮根，勢必要在「中國人」裏再區分出「清白」的中國人和「被污染」的中國人，正如核酸檢測也有陽性和陰性。

今天的人奢談清白，一方面是對普通人守法成本之高的無知，另一方面也是錯把體制要求的隊伍純潔性，用來填補道德真空。在抖音、小紅書等社交媒體，都不乏這樣備受認可的說法：「找黨員做男朋友的好處，政審幫你篩選了家世清白。黨員出軌，家暴，不孝敬父母，臨危不救都屬於觸犯紀律。」

究其意思，「清白」側重的不是品行上的高尚，而是簡單可追溯的、沒有不良紀錄的履歷。「清白」的反義詞是「複雜」而不是「卑劣」。也就是說，清白要求的是一種資質，這種資質可以讓人無須和社會的暗面打交道，也能很好地過日子。一個真正的社會底層是很難清白的——上不了戶口的超生子女，沒有社保的打零工的母親，打架進拘留所的留守兒童，在錯誤的時間感染新冠肺炎而被處以刑罰的人都不是清白的。

近20年來，在中國推動法律進步、追求社會公義的人，追求的是哪怕「少數人」的權利也能被保護。這種公義邏輯要求人們理解社會的複雜性，理解違反法律的人有可能同時也是結構性不平等的受害者，這是人權的應有之義。

而追求「清白」的人拒絕理解複雜性，相反，「複雜」本身就是不清白的。在周世虹提案的新聞留言區中，有網民發問：「取消政審允許貪官的子女考公，和保留政審導致一些普通人的子女不能考公，哪個危害更大？」「清白」的邏輯是可以傷害無辜的，因為「無辜」與否是一個公正問題，而公正並不是這一邏輯所關注的。「清白」最終一定是一種特權。如果曲婉婷的母親沒有落馬，儘管她挪用了幾百個家庭的安置款，她至今也仍然是清白的。

沒有價值之爭，只有宗法社會

今天的輿論衝突的背後，有一種共通的東西，即血緣被視為社會秩序和權力結構中最核心的部分。

某種程度上講，今天的出身論甚至不如文革時期的出身論「進步」，後者還嘗試對社會秩序進行革命，而今天的「清白」中國人有強烈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底色，他們想維護的是一個和權力高度重疊的公務員階級。

更悲哀的是，由於編制如此之少，而考公的人又如此之多，考公者作為一種身份，直如古代的秀才，在循環往復的科舉考試中，把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固定在這片土壤上。

反對改變政審規則、要求犯罪者子女不準考公的人，最常用的理由是是反對特權再生產特權，但到了最後，他們維護的是一個特權階級的穩固。所以羅翔在他的視頻中憂心地說：「人們越是致力於爭取結果平等，就越可能陷入等級和特權的泥沼。」

中國社會這幾年越來越保守是無須再論證的常識。但如果說過往對中國社會的此類觀察，還常常在討論進步和保守所代表的兩種價值哪種更有認受性，今天的問題則已經完全變了。價值已經沒有任何被討論的空間，觀念或意識形態的爭論並不是社會矛盾的重點，今天的輿論衝突的背後，有一種共通的東西，即血緣被視為社會秩序和權力結構中最核心的部分。這才是保守。換言之，今天中國社會沒有價值觀的拉扯，而是價值觀的缺失，正在發生的衝突，是宗法社會的一個階層在嘗試驅逐另一個階層。

2011年藥家鑫案發生時，當一個窮兇極惡的殺人犯出現在媒體上時，法律學者還能和全社會一起討論「廢除死刑」是否必要。社會所能承載的討論的複雜性，是今天無法想象的。這是對價值的追求（無論進步還是保守）還支撐着社會的表現。今天的社會已經坍塌殆盡，人們在廢墟中拉出幾根木頭，搭建起來的就是一個三角形的宗法社會。在這個三角形中，血緣即權力，權力即正義。

再以一個故事作結。今年年初，四川修改《四川省生育登記服務管理辦法》，其中最重要的變化是「生育登記取消結婚限制」，意味着單身女性也可以合法生育。在抖音中，一個媽媽說：「正宮娘娘注意了，政策開放了，我兒子只娶嫡出（正室生的）的女孩」，獲得好幾萬點贊。評論也都是「我閨女不僅要嫁嫡出，而且如果家裏有庶出（妾室生的，有時也包括私生子女）兄弟姐妹的也不嫁」，「怪不得古代這麼注重嫡出庶出」。單身女性可以合法生育，被網民們看作是為「小三」生子開了方便之門。

基於把人口當成資源使用的出發點，為解決出生人口暴跌帶來的社會和經濟問題而改變生育制度，在法律上取消了生育和結婚的捆綁，正好切中了「進步」敘事，又同時踩中了以血緣為榮的宗法社會的罩門，這大概也是一個新的「複雜中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