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資後撤、審查向前，中國民營美術館的未來還剩下什麼？

在廣州，搭乘地鐵至遠離市中心的黃邊站，步行一段距離便能抵達廣東時代美術館。不同於大部分美術館對周邊環境的改造，時代美術館的展廳就鑲嵌在一幢居民樓的樓頂，抬頭望去彷彿從天而降一般。

由民企地產時代中國投資，時代美術館在2010年正式成立，後逐漸成為中國少數仍堅守獨立研究的民營美術館之一。然而，在運行十餘年後，美術館已從2022年10月8日開始進入了一段「休眠期」。除主展廳關閉外，許多原計劃中的展覽、收藏及公共項目也已暫停。

更早之前（去年8月），一則告別的通告在美術館公衆號上一經發布便被大量傳播，通告告知公衆，展覽《河流脈搏——穿越邊界交疊的世界》結束之日，也是美術館19樓展廳項目與觀衆的暫別之日，原計劃的展覽、收藏、出版及公共項目將延期至2023年年底之後。

種種惋惜與無奈的聲音背後，折射出一種普遍的情緒。媒體人鍾剛在當天下午發表評論道：「我們正在共情同一個時代的困境。」時代美術館副館長和策展人蔡影茜亦在《明報》上撰文寫道：「在一個年輕人覺得前景渺茫的時代，當代藝術的後撤似乎又是必然。」

一家民營美術館的背後，往往是種種資本和國家力量的滲入乃至「合謀」。疫情三年，中國經濟環境極速衰退，房地產企業在遭受重擊之下大面積裁員，壓控成本，早年為品牌鍍金的文化藝術投資也難逃其中。與此同時，政治環境的急劇收緊，也在不斷侵蝕當代藝術所指向的原本就十分邊緣的公共討論空間。

獨立策展人哲珞長期生活在北京，對於整體環境的變化有更直觀的感受：「今天，我們每個人都面臨一種退步，而不僅僅是藝術機構或者民營資本的問題。我們幾乎沒有任何社會空間去做討論、研究和表達。」藝術的未來如何？如今，這些民間的藝術從業者們正在機構內外，切身感受着時代的流向。

誰在資助民營美術館？

「（美術館）對面原本是一塊廢棄的田地，後來政府規劃了一條新的主幹道，直到最近又搞了一個創意園區，三天蓋一層樓。」時代美術館副館長和策展人蔡影茜告訴端傳媒，這是一個城市在劇烈變化，甚至是不斷消失的過程。

這一獨特的視野，離不開美術館的空間形態。時代美術館的建築就散落在一幢居民樓中的不同樓層：位於一樓的接待處面向街道敞開，緊挨着的是一個小型的展覽空間和一家書店。搭乘電梯可以去到19樓頂層，也就是美術館佔地大約1300平方米的主展廳，其中包含一個視野開闊的陽台，可以一眼望到街對面大片的建築工地；稍一轉頭，又會有居民晾曬在窗外的尋常衣物撞入眼中。

與蔡影茜的大部分對話，發生在美術館團隊位於14樓的工作室。「社區居民們都可以免費來看展覽，我們也做過一些和社區有關的項目。」蔡影茜介紹，雖然偶爾會有一家人懷着教育的目的帶着孩子來看展，但美術館最核心的觀衆社群仍是對藝術感興趣的年輕人，「恰恰是年輕人在這個時代裏，會和當代藝術討論的一些情境和其中生發的情緒有更多共鳴。」

時代美術館的前身於2003年成立，但直到2010年才開始走上專業化的道路。那一年，荷蘭建築師雷姆·庫哈斯為美術館設計的獨立建築建成，機構也註冊為「民辦非企業單位」，正式成為一家民營美術館。在中國，「民非」標簽指的是由民間資本和社會力量投資、經營的非營利性社會組織。

也是在2010年，蔡影茜加入時代美術館，並擔任起了研究和策展的工作。美術館沒有館藏，更多被定義為一個知識生產的空間。蔡影茜說，中國當代藝術史上的運動，如「85新潮」都發源於北京，國際上認知度比較高的中國藝術家也更多是在北方行動，而時代美術館最初希望通過展覽和項目，建立關於中國南方的當代藝術話語。

2016年，館內舉辦了廣州藝術團體的回顧展，立足於彼時的廣州市民社會中的獨立思想和自由立場，系統性地梳理了「大尾象工作組」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創作；2019年，時代美術館開展了「一路向南」項目，將討論延展至全球化之後出現的種族化、性別等級等議題；除此之外，美術館也傾向於呈現一些在主流視閾之外的藝術家作品，例如拍攝了紀錄片《殺馬特，我愛你》的導演李一凡。

談起時代美術館，媒體人鍾剛感嘆道：「他們在廣州那麼偏的一個地方做當代藝術，還積累了一群忠實的觀衆，其中不止有藝術家，也有很多廣州市民和學生。」2022年，鍾剛和自己的媒體團隊在時代美術館舉辦了一場論壇，目睹了現場的座無虛席。

長期在珠三角地區生活和工作，鍾剛曾作為文化藝術記者任職於廣州的《南方都市報》，2017年他離開報社並創辦了獨立媒體平台「打邊爐ARTDBL」。過去十多年間，鍾剛一直關注着民營美術館在公共生活中所承擔的角色。

「走進一個美術館，不是為了擁有和藝術史有關的知識。」鍾剛說。在他看來，一家美術館除了做研究、收藏和展示，更重要的是成為一個公共交流的空間，「它可以在觀念層面上引導大家去思考自己的處境，保持一種對當下的判斷和警覺。」

伴隨着時代美術館發展的另一條脈絡，是中國房地產在2000年到2020年之間，成為中國政府高度依賴的經濟支柱的過程。在中國，民營美術館大多由房地產企業投資，其他主要投資方包括金融企業，以及少部分私人藏家。

蔡影茜告訴端傳媒，時代美術館每年做內容要花費的資金是1000萬元，時代中國是美術館的核心資助者。美術館的人力、場地租金等費用也包括在集團原本的架構中。「其實在大環境比較好的時候，一家美術館的運營費用對地產的現金流規模來說並不算多。」蔡影茜補充道。

2008年，中央政府推出「四億萬」經濟刺激計劃和較為寬鬆的信貸政策，使房地產在短時間內通過借貸和槓桿效應吸納大量財富。同時期，民營美術館的建設也進入了一個爆發式的增長期。一份調研報告顯示，中國35%的私人美術館創建於2000至2010年之間，這一數字在2011年之後增長到65%。

房地產企業為何要投資美術館？早在2003年，時代美術館的前身便成立於時代中國旗下一個樓盤的售樓處，鍾剛回憶道：「其實當時他們還不是很專業，做過各種各樣的展覽，主要就是為了賣樓。」對此，蔡影茜也坦言：「美術館在最開始屬於地產品牌營銷的一部分。中國大部分民營美術館背後（的投資者），建立美術館不是為了安置已有的收藏，就是為了提升某一地塊的價值。」

發表於《Sixth Tone》（注：澎湃新聞出品的英文產品）的一篇評論文章指出，中國大部分由地產投資的美術館往往遵循着成為文化地標的模式，坐落在一線城市中心，與辦公樓、酒店和高級公寓比肩，並擁有由國際知名建築事務所設計的大型建築，以此來促進這一地區的地價提升。位於上海西岸的復星藝術中心便是其中最具野心的代表之一。除此之外，諸如由寧夏民生集團投資的銀川當代美術館，在2014年建立之初便立足於一副建立「國際藝術小鎮」的藍圖中，試圖吸引更多企業在當地投資。

相比之下，時代美術館則顯得較為低調。等到「樓賣完了」，一家美術館的存在或有助於企業的聲望。時代中國董事長岑釗雄曾在一篇訪談中提及「很多人對房地產商反感」，以及美術館作為一項慈善事業如何為企業帶去「隱形的價值」。可以說，至少在房地產經濟泡沫化之前，地產和美術館一直維持着某種默契的關係。

「其實，2000年初的民營美術館建設浪潮，也和當時可以看到一點當代藝術在頂層的合法化趨勢有關。」蔡影茜分享了從另一角度出發的觀察。她提到，文化部和外交部曾對一些官方合作的藝術展覽公開表示過支持，其中包括德國與中國在2001年合作舉辦的展覽「生活在此時：29位中國當代藝術家作品展」，以及2003年的「威尼斯雙年展」上，中國國家館以「造境」主題展覽的開館等等。

在蔡影茜看來，包括房地產在內的民間資本，正是從中看到了關乎品牌價值的機會。儘管，這股風向很快就發生了轉變。

民間資本「後撤」

對於時代美術館的暫別，鍾剛感到十分灰心的一點在於：「他們明明已經很努力地去自籌資金，還是沒有辦法支撐下來。」事實上，時代美術館的確曾在早幾年，嘗試面向社會獲取資助和收益，減少對地產投入資金的依賴，但都以失敗告終。

2017年，時代美術館根據《新慈善法》的出台以及後續相關政策的發布，註冊為「慈善組織」，並設想過以董事會和學術委員會並行的模式運行。具體而言，這一方式是通過設立數十個董事以出借資金來組成基礎資本金，繼而通過封閉信託的模式產生的收益，來提供美術館運營所需要的資金。但幾年下來，只有一位董事參與。此外，時代美術館曾聯合廣州其他藝術機構，共同發起籌款義賣「五行會」，也進行得並不順利。

「對於美術館作為一個需要公益性投入的機構，大家是完全沒有共識的。這個障礙非常大。」蔡影茜說。她認為在中國，當代藝術更多作為一種投資品向市場放開，而近年來各個美術館打造的「網紅打卡」式的藝術展覽，實則是為營利而提供的一種體驗消費，「其中沒有任何關於藝術是有社會價值或者公共教育性的故事。」

最終，一家美術館的種種脆弱之處，也使其無力抵擋洶涌而來的「大勢」。

「當你的船進水了，你會首先扔掉不太重要的東西。」中山大學教授馮原曾如此比喻經濟危機中的房地產行業。在國家經濟的汪洋大海上沉浮，美術館作為一張「可有可無的文化牌」被最先扔下船，或許是合乎「經濟規律」的決定，但對於身在其中的從業者來說仍然顯得殘酷。

自2021年底開始，時代美術館團隊就已經感受到運營壓力，但變化從2022年年中開始加速。直到九月底，時代美術館的工作團隊解散，原本十六人的團隊僅留下三位核心成員。

只消看幾眼近兩年的財經新聞，就能意識到地產行業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衝擊。近幾年，政府採取包括限購、限價、限貸等手段，試圖打擊房地產行業的發展。2020年發生的「恆大暴雷」事件可以說是房地產泡沫加速萎縮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時代中國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一系列困境中。根據2020年年報，時代中國負債總額達到1557.38億元，剔除預收賬款後的資產負債率為74.6%，踩到了「三道紅線」中的第一道；2021年和今年的半年報，也均顯示出大幅度的利潤下降。

三道紅線

同在廣州藝術生態耕耘的藝術家林荔頡在聽聞美術館暫別的消息後，第一時間想到的是，「美術館的工作人員們該怎麼辦？」談起房地產所經歷的危機，林荔頡感到不以為然：「還不是他們活該？最後都是老百姓來買單。」

白皓是這次被單方面解除合同的工作人員之一。她告訴端傳媒，儘管團隊在今年共經歷了三輪裁員，但這次全面停工仍讓所有人感到非常突然。據白皓透露，時代中國提供的解約方案是N+1，分三期給。「我們所有人都不滿意，但HR的態度非常強硬，最後一步都沒有讓。」白皓說，「現在是希望時代中國能言而有信。」目前，她已經收到了兩筆賠償金，集團承諾將在今年四月發放剩餘部分。

同處於一艘停滯不前的大船上的，還有位於深圳的一家民營美術館。成立於2000年初，這家美術館由一家從事房地產開發和文化旅遊產業的大型央企投資。讓美術館工作人員Amy沒想到的是，自己加入後不久，便見證了機構的一系列急劇變化，首先就體現在資金方面。「現在集團不斷在壓我們的預算，希望我們能夠達到自負盈虧，畫平這條線，但我們是根本畫不平的。」Amy說。

白皓正在考慮轉行，她在更早之前就已感到民營美術館的日漸式微，「這幾年公辦美術館得到資源後，其實在全面地趕超民營機構（的影響力）。」

談及美術館對企業的依賴，蔡影茜表達出諸多無奈：「我們過去有擔憂，但真的沒有任何政策和基礎設施可以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對於一家注重民間文化藝術交流的美術館而言，政府的關注和支持從未到來。

在中國，暫時不存在直接涉及民營美術館、藝術家權利或自由表達的文化類法規。除了少數地方發布的規範性文件外，僅查詢到文化部在1986年頒布的《美術館工作暫行條例》，而其中仍將美術館統一定義為「國家美術事業機構」。儘管美術館在註冊為「民非」機構後可以在捐贈方面獲取免稅優惠，但據蔡影茜所說，由於手續上的障礙，免稅資格並不易獲取，即便免了稅也只是杯水車薪。

而在英美等美術館體系較為發達的國家，政府通過國家藝術基金會對私人美術館進行資助是十分普遍的做法。反觀中國國家藝術基金會自2014年成立以來的資助項目，大多給到了宣揚傳統文化或中共歷史的舞台、音樂劇等項目，涉及當代藝術和民營美術館的則幾近於無。

更何況，在鍾剛看來，如今的形勢大有不同。「做當代藝術就不要指望政府去關注你和扶持你了。（政府）給了錢就肯定會去控制你。最終要做成一個什麼樣的美術館，就不是由你來決定的了。」他說。

鍾剛提及的另一家美術館，便是一個典型的案例：「他們剛開始也是完全由民營企業出錢，後來又希望其中一部分資金由政府來出，最終你會看到政府不斷地要把政策上的、紅色的東西往裏面塞。」去年國慶期間，這家美術館曾以「喜迎二十大」為緣由開展了一系列活動，其中包括一個探討「黃河」「長城」與「長征精神」的所謂當代藝術展覽。

紅色文化與審查「向前」

哲珞是一位在北京生活、工作的獨立策展人。常年關注政治議題，他更傾向於從宏觀層面來看待時代美術館的暫別：「如果說民營美術館是一個量化指標的話，它一定和中國發展的思潮有關係。」他感到，近年來在藝術領域發生的種種現象，可以恰如其分地用經濟領域中的「國進民退」一詞來總結。

「之所以要資助這些國家級的美術館，是因為每個美術館都要完成黨的宣傳任務。」哲珞說。儘管在中國，國家級博物館和美術館的意識形態色彩向來不言而喻，但近年來卻越發凸顯。

2021年4月，文旅部發布《「十四五」藝術創作規劃》，提出2025年之前的發展目標是使「國有文藝團體」的「主導地位和引領作用進一步鞏固和發揮」。其中提及的創作重點包括中共成立100週年、黨的二十大等時間節點，黨史、新中國史等領域，以及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等「偉大精神」，並提出配合長城、大運河、黃河等國有文化公園建設。

反觀二十大報告，其中提出要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並將涉及意識形態的部分表述為「牢牢掌握黨對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僅在去年二十大前後，各個省份的博物館、美術館都在舉辦相關展覽，一些具有紅色背景的民營美術館也包括在內。

過去五年，中國不少城市都在政策驅動之下，投入到博物館和美術館的建設中。北京最早在一份2020年4月發布的規劃中明確提出，要建設「博物館之城」，並相繼建設了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中國共產黨早期北京革命活動紀念館等博物館；廣東文旅局亦在去年5月發布資訊稱，廣州的博物館數量到2025年預計將有120家以上，這一數字目前為72家。其中指出建設博物館的原則之一，為「積極發揮博物館教育功能，打造紅色文化宣傳教育陣地。」

結合近兩年民營企業被打壓的現實，民營美術館的式微似乎是一種必然。在哲珞看來，民營美術館從一開始就是政府和房地產等民間資本「合謀」的產物，而如今民間資本在當代藝術領域的退出，首先是出於「不惹上政治問題的考慮」，其次才是經濟環境的收縮。

「民間組織無法用更高的意識形態去引領，因為一個組織能夠真實地發動起人來。」哲珞說，他感到很多民營美術館不敢再去做更具前瞻性的前沿藝術，「因為如果關注一些正在發生的事情，誰敢做這樣的展覽或者討論，基本就玩完。」

「國進民退」在藝術領域的另一體現在於審查。儘管在中國，審查早已是老生常談的問題，但並非向來這麼絕對。據白皓透露，時代美術館早期的一些展覽，如果找民政局報批會被推給文化部，文化部也不想管的話，也就不報了。而如今，即便是「僥倖」的空間也在收緊。

近年來，林荔頡發覺無論是在畫廊還是美術館辦展覽，來自各個方向的審查目光都愈發嚴厲。他表示自己真正想要訴說的向來是中國政治問題，為此，他在籌備個人展覽時，往往會在機構的默許下準備兩套話語，「一套隨便瞎扯的，另一套是不太能說出口的。」

林荔頡告訴端傳媒，過去只要展覽不被觀衆舉報往往就沒事，如今只要有一些政治隱喻，都會被有關部門和觀衆看出來，「（街道的）基層單位都怕出事，從他們那一層開始就盯得很嚴。」他感到，「其實你生在這裏，很多話說不出來，已經是很糟糕的了。」

審查通過何種機制深入到機構內部，對Amy來說更加具體可感。她認為，機構內部沒完沒了的自我審查才是更「致命」的問題。據她了解，過去出於種種原因，美術館的項目既不需要通過立項、意識形態審查等企業內部的流程，也不需要向有關部門報批，因此處於相對自由的狀態。「但自從那檔子事之後，現在我們內部審查非常嚴格，細緻到任何一個小的公共項目都需要按足流程做。」Amy說。

「那檔子事」指的是美術館在2020年舉辦的一個展覽，僅在開幕第二天便遭到周邊居民投訴，被有關部門要求撤下。彼時，爆發於武漢的第一波疫情剛平緩不久，展覽主題以一種十分隱晦的方式做出了些許回應。其中一件裝置作品，由一堆印着「明白」與「不明白」的T恤組成，還有一位藝術家的作品中使用了橫幅和標語。

Amy透露，美術館內部原本有一個黨支部，審查工作便由黨支部書記和副書記負責。根據相關規定，無論企業還是社會服務組織，凡是有正式黨員三人以上的，都應當成立黨的基層組織。不過，直至「撤展風波」發生，黨支部才正式承擔起意識形態審查的責任。

「（黨支部人員）會把作品過一遍，看看有沒有政治問題，也要看展覽中有多少涉外藝術家等等，再一層一層地往上報，等政府批文拿到了，展覽才能舉辦。」Amy解釋道。而這些繁瑣流程在細節之處的落地，往往由像她這樣的一線工作人員來承擔，這也使她們不得不將一半精力都花費在流程上，或是和審查人員在意識形態上的爭論。

在這個過程中，Amy發覺自己「好像徹底淪為一個執行工具」，能用於真正有創造性的藝術生產的精力和時間越來越少。「現在各個部門的人不僅是戴着鐐銬跳舞，而是有一種拖着千斤巨石走路的感覺。」她抱怨道，「結果就是會被自我閹割和壓榨很多東西。」

尾聲：藝術的未來？

一家民營美術館的命運，或許僅僅是一個時代的註腳。但對於具體的個體而言，藝術的未來還剩下什麼？

回憶起疫情前的工作，蔡影茜告訴我們，時代美術館在邀請國外藝術家展出作品時，為了對作品做出充足的公共詮釋，往往會親自去藝術家的工作室考察，了解他們生活的城市。「如果沒有人和人的交流，我覺得是不可能做好（藝術）的，也沒有辦法建立真正的友誼和互相理解。」蔡影茜說，「我們在了解藝術家作品之外，首先要把他們當成真實的人去看待。」

但自從2020年初以來的國際旅行限制，人們的流動性受阻，過去三年間的大部分展覽只能將作品運過來後直接展出，「完全變成了一個執行性的工作。」蔡影茜說。如今，實體空間暫停開放，面對面的交流似乎更顯得無望。

疫情期間，為了維繫藝術家和觀衆的社群，時代美術館的播客、講座等線上項目仍在進行下去。蔡影茜告訴我們，儘管她個人還是不太樂觀，但仍在和團隊嘗試自籌預算開設展覽。「藝術是關於想象力的，即便現實很殘酷，人們也需要看到希望。我相信藝術有這樣的潛力。」她說。

對鍾剛而言，時代美術館的暫別意味着「同行者的放下」，儘管悲觀，但他表示自己仍在變換着不同說法，通過媒體進行公共表達，「要找到一種行動的韌勁，用最差的武器維持自己的戰鬥力。」

林荔頡則期待着有一天能通過畫廊的聯絡，在海外的藝術機構舉辦個人展覽，「那樣我會有更多發揮空間」。2022年11月27日那天晚上，他拋開了自己藝術家的身份，和許多年輕人一起站在了街頭。

相比之下，哲珞的感受更為抽離和複雜：「現在大家對於未來是一個猜想的狀態，是不是世界會有變化？會不會過兩天經濟形勢就變好了？這種猜想的狀態要比現在就告訴你經濟崩盤了，藝術也完了要來得更痛苦。」

同為藝術從業者，他認為現在真正應該做的事情是「激流勇退」——「也就是回過頭來想想自己還有什麼沒做的，或者在這段歷史中，我是不是扮演了一個看客，甚至有時候是一個同謀？這種反思其實是很痛苦的，因為你要從整個社會和世界都在變化的角度，去重新定位自己曾經做的這些事情。」

應受訪者要求，哲珞、白皓、林荔頡、Amy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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