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電費來年加幅驚人，但購買中國電力真的更便宜嗎？

（阿木，香港環保組織工作者，主攻水電煤議題的「水電佬」）

每年年末，香港兩家壟斷式經營的電力公司——中電和港燈，都會跟政府「檢討」電費。11月，兩電宣佈來年1月1日加電價，中電加接近兩成（19.8%），港燈則加逾四成半（45.6%）。

在現行制度下，發電的燃料成本是由市民全數「埋單」（付款）。過去10年，香港電費加幅最多不過6%至7%，今年的電費加幅驚人，愛國愛港的立法會議員遂建議向中國購電，其中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在電台節目中，建議規定兩電一定要向中國購買某個程度、可能兩至三成中國生產的電，用以穩定香港電費價格；屬同一政黨的議員陸頌雄亦支持建議，稱「香港可以買東江水，同樣可以購買南方電網的電力，而且南方電網的電力零售價便宜香港近一半，就算輸港貴些，相信也只是香港價格的七成。」

事實上，早在2014年，港府推出的《未來發電燃料組合公眾諮詢》中，已提過向中國購買電力的選項。不過，在當年的社會氣氛下，香港市民並沒有支持向內地買電，反而選擇增加本地天然氣發電的選項；加上當年並沒人會預計到8年後會有俄烏戰爭，令全球天然氣價格暴漲，鄧家彪當年是勞工界立法會議員，那時亦未有提出這種洞見。今日忽然說從中國購電可以穩定價格，是耶非耶？

買內地電＝買海鮮加工

現時，兩電收取的電費是由「燃料成本」及「基本電價」所組成。兩電於2023年的燃料成本上升至佔電費超過四成的高位，結果每度電中電收取1.5港元，港燈則收取2港元。假如向相鄰的深圳購買南方電網的電力，取代「燃料成本」，其比例就必須比現時「燃料成本」的價格更低，才有望拉低電費。

不過，2023年兩電預測的燃料成本分別為港幣62仙及82.5仙。以2022年第二季澳門向珠海（同為南方電網）購買電力的價格78.6仙作為「燃料成本」的參考，向中國購電的建議將會推高中電的電費至1.72港元，而港燈則可以稍稍回落至1.93港元。原來，向中國購電是會令58萬港燈在港島、鴨脷洲、南丫島、蒲台島的用戶（約佔香港兩成人口）減價2%，但中電在九龍、新界、大嶼山、坪洲、長洲等271萬用戶（約佔香港八成人口）則要加價10.6%。

香港兩家電力公司，並非面對重大財政壓力而加電價。事實上，中電於2021年在香港賺92.7億港元，港燈則賺47.6億港元；預計兩電於2022年的利潤也不會少。2023年電價仍然需要大幅加價，主因是燃料調整費。

燃料調整費，簡單來說即是發電的燃料成本。香港過去20年來，燃料成本大概只佔電價的兩成以下，但2022年一場俄烏戰爭，令歐洲天然氣價格由每百萬英熱單位6美元（約47港元）攀升至94美元（約728港元）的高位，同時拉高全球所有的能源價格。因此，2022年初，中電預期年度燃料調整費為港幣38.6仙，港燈則預期為港幣27.3仙。

《利潤管制協議》為更有效反映燃料成本，是容許兩電在原訂燃料調整費無法彌補下，就可在原訂年度燃料調整費上，按月調整電費。結果，當燃料價格不斷上升，港燈今年11個月以來，已經密密加價累積達188%，名副其實是「海鮮價」。

兩電極其量只會為客戶墊支燃料成本。但墊支多少，以及何時還款，當中並無明文規定，只依賴政府與兩電在每年電費檢討中的討論結果。而由兩電墊支的燃料成本，會形成所謂「負燃料帳」。

「負燃料帳」本來是政府用以紓緩加電費的手段之一，要求兩電先幫市民墊支部分燃料成本，讓兩電稍後再連本帶利收回。但當全球進入加息周期，下一年再用「負燃料帳」壓低加幅，利息只會做成未來更大的加價壓力，所以政府再沒要求兩電為市民墊支部分燃料成本。結果，連最後一道紓緩加電費壓力的手段，也被美國加息而「廢武功」，燃料成本在2023年就全數由市民承擔。

而且，香港在2023年即將啟動的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是以貨輪運送液化天然氣，供氣合約年期一般較短。現時港燈所用的天然氣，則是由位於廣東大鵬的陸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轉供，也是同一種被全球不斷搶購的液化天然氣，是用「海鮮價」從不同天然氣來源進行採購。液化天然氣的特點就是並非供應單一客戶，是由全球競價而來。

目前全球液化天然氣市場主要有三個出口國：美國、澳洲及卡塔爾。在俄烏戰爭前，美國液化天然氣主要出口歐洲，澳洲則出口亞太地區，卡塔爾則雨露均沾。10年前，香港決定興建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也是看準市場上剛湧現的大量美國頁岩氣（於頁岩層透過水力壓裂技術採集的天然氣），令液化天然氣的市場價格大幅下降。但在俄烏戰爭後，歐洲大量購買液化天然氣，基本上卡塔爾的液化天然氣也被搶購一空。

在全球液化天然氣荒下，《中國天然氣發展報告》也顯示，2022年上半年，中國天然氣進口量年減8.9％至741億立方米，液化天然氣進口量更按年大減19％至428億立方米。偏偏香港在這時候要加碼搶購液化天然氣，相信價格會比兩電過去簽下的供氣合約更高。所以，兩電來年預計燃料成本更高，也有其原因。

燃料在國際市場被其他國家炒高，在香港現行的電力市場中，是沒有任何方法平抑其升幅。因為兩電在燃料成本上，並不會額外賺取利潤，也不會為客戶分擔成本。這種燃料成本全數轉嫁用戶的做法，一直備受質疑。同樣參考中國的電力公司，他們就無法全數轉嫁燃料成本，需要在能源局的既定電費中自行承擔燃料的價格波動。

動不了的加工費

除「燃料成本」令電費暴漲之外，「基本電價」的制定也同樣為人詬病。

「基本電價」是電力的加工費，是兩電在供電設施價值和數量上的成本及回報。每年全港供電的設施（即「固定資產」）合共市值多少，兩電就會按市值收取固定的比率作為利潤。按現時《利潤管制協議》的規定，准許回報率為8%，舉例指，如兩電的全港供電設施市值為100億港元，一年的准許利潤則為8億港元。換句話說，當中電2021年的准許利潤為92.7億港元，就可粗略計算出中電供電的設施總市值（數量ｘ價值）約1158億港元。

每5年，政府會審批兩電的《五年發展計劃》，初步審核不同供電設施的預算及數量；供電設施包括發電廠、輸配電網、智能電錶等，所有供電所需的組件都計算在內。然後，每年年末的電費檢討，會再審視計劃中來年的設施是否真的要落實及檢視造價，再從電費中收回成本及保證利潤。

以早前公布2023年中電的基本電價港幣93.7仙，對比5年前預測的2023年基本電價港幣101.9仙，價錢減少約8%；港燈2023年基本電價為港幣114.5仙，5年前則預測為115.7仙，減少約1%。可見政府在控制兩電的「加工設備」上，還是有下功夫的，令「基本電價」比從前的預測低。

按上述的電費計算邏輯，只要壓低現時8%的利潤保證、縮減兩電的准許利潤，電費自然下降。不過，除非政府或立法會議員提出「電力市場管理法案」，以立法取代《利潤管制協議》，否則根本沒有任何籌碼去討價還價；而現實上兩電不大可能在8%准許利潤上讓步。這絕對不是立法會議員罵幾句「賺到盡」就可以解決的，皆因這涉及整個電力市場的管理問題。

Keep Calm and Carry On

立法會議員另一項建議，是「規定兩電一定要向內地買某個程度的電力，可以是20%至30%內地生產的電」。這無疑是更危險的退步建議，除了因為從中國買電比香港大部份時間自行發電的成本貴，這更涉及電力市場長遠管理的安排。

以「買水」為例，港府購買東江水最為人詬病的，是其定價定量的「必付合約」——一方面水價不菲，而用不完的水也是同樣要付款。電力如果同樣走向「必付合約」，就幾乎等於將2023年啟動的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報廢。

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的特點，是增加在市場上的靈活性，令香港可以加入國際液化天然氣的採購市場。香港目前最主要的天然氣是中電所用西氣東輸的管道氣，即透過固定的輸氣管道定點供應天然氣，但因管道供氣前期投資龐大，管道氣的供氣合約年期多數超過10年，多以「必付合約」固定價格長期供應；就算市場上出現天然氣價格下跌，香港也沒法受惠其中。

在價格以外，管道氣也有不少的風險因素，近期鬧得最熱哄哄的管道氣消息，就是俄羅斯供氣至歐洲的北溪管道氣，因受惡意破壞而停止供氣。西氣東輸在2015年也曾因為管道發生滑坡而停供，而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這時候就可分散風險。

香港的電力市場到底是需要市場化，還是需要規劃化？「規定兩電一定要向中國買某個程度的電力」無疑是規劃化的走向建議，但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的興建，卻是市場化的走向。兩者都沒有必然對錯，但以市場化的基建，執行規劃化的政策，就如將石斑魚拿去製造罐頭魚，全錯。

其實，液化天然氣的市場價格因俄烏戰爭而上升，不會是一個永恆的趨勢，絕對是可升亦可跌。如果今日因為市價上升，香港就急於在高位與中國簽下定量「必付合約」的購電合約，他日世界和平而液化天然氣價格下降，香港也將無法享受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的優點。現在，議員可以先「Keep Calm and Carry On」，認真思考未來香港的電力市場應如何管理。

30年來聯網的樓梯響

若然放下定量向中國購電的規劃經濟思維，透過自由市場與中國進行電力交易，或令兩電進行電力買賣，仍是有利可圖。

不同的電力公司，因為發電燃料組合不同，用戶用電的模式不同，在不同時間的發電是會有價格差異，只要不是定量定價購買，就可以低買高賣。簡單如目前的兩電，中電的燃料成本就比港燈便宜32%，但現時卻因為沒有足夠的聯網裝置，以及《利潤管制協議》中缺乏轉售電力的安排，令中電無法增加發電並在港島轉售。

中國與香港除了燃料組合不同之外，更有用電時間的不同。中國的用電以工業為主，冬季的發電量因缺少水力發電而較緊張，相反香港的電力需求則在夏天較高。因此，與中國進行電力交易也是互惠互利。

建立電力聯網的討論，早在90年代已開始，但不同年代的政府就用不同理由拒絕，包括缺乏聯網設施的用地、成本效益低，以及在《利潤管制協議》下難以推動兩電競爭等......不少當年提倡的學者甚至已經退休，惟議題至今一直未有寸進。

聯網裝置，須花費數以十億元計，如果落實就會拉高「基本電費」的固定資產投資，後續在區內進行電力交易的回報是大是小，則視乎市場狀態而定。如果區內電力沒有出現價格差異，各個電力公司也有足夠的發電能力，聯網裝置只會淪為貴價裝飾。

此外，也有港人擔憂香港電力供應的穩定性會被聯網而拉低，因為中國的電力供應經常出現緊張，甚至限電情況。因此，現時香港多年來也沒有興建足夠的聯網裝置。中電目前和深圳只設有小規模聯網裝置，可以買賣少量電力，但對香港及深圳的總用電量而言，絕對是杯水車薪，無法降低電費。

現時的《利潤管制協議》在2018年簽訂之時，時任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曾於2017年4月宣稱，儘管短期內不會有來自中國或本港具規模的新供電源頭，但當局會在下一個規管期進行準備工作，「為日後引入潛在的供電者鋪路」。他又稱，電力公司已同意在下一個規管期，與港府合作進行三項準備工作，包括：共同研究開放現有電網予第三者使用的詳細安排；共同研究如何加強中港電網和本港現有電網之間聯網的詳細安排；向公眾公布發電及非發電系統的個別成本數據。

但過去5年，香港政府為這目標做了什麼？以上三項工作的進度如何？《利潤管制協議》的中期檢討，以及兩電新一份《五年發展計劃》，會於2023年展開討論；聯網的安排，不應停留在樓梯響的階段，還望現時「團結一致」，立法會可以加緊監督，至少在2023年展開中期檢討前，要求政府公開交代上述研究的安排。

由預算案入手救電費貴之火

事實上，港府可以先從財政預算案着手，參考一下其他地區的不同思維，重新定位港府的角色。以台灣電力市場為例，台電同樣也是專營企業，台電依法也享有一定保障程度的合理利潤。而在國際能源價格急升的情況下，台灣政府動用過千億台幣預算，以彌補發電成本上升，及滿足台電3%至5%的合理利潤。

港府或會認為動用預算直接補貼太偏激，但簡單如政府擔任燃料成本的墊支角色，既避免市民要額外承擔利息，又不損害兩電的股東利益，更可藉此增加兩電公開發電資料的統一性和透明度；政府也可以研究香港是否需要增加天然氣儲存的設施，減低香港電力價格受市場波動的影響。

此外，政府可增加節能項目的公用投資，例如更新公共房屋升降機，更換公共設施的冷氣，包括學校、社區中心、體育場館、安老院舍、醫院等，減少整個社會的用電量，控制燃料成本的整體開支。如果要直接令市民受惠，也可考慮將節能電器列為可扣稅的支出項目，特別是購買節能雪櫃、洗衣機、冷氣、壓力煲等大型電器，節省用電量之餘，同時亦降低加電費對市民的影響。

下一個《五年發展計劃》

除短期行政措施外，港府以至議員都必須掌握不同電力市場的管理思維，思考在全球能源價格高漲下的香港定位，以及本地電力市場未來的轉變。電力市場所需要的基建投資，輕則5年，重則10年。因此，如果要推動與中國交易電力，必須在2023年的《五年發展計劃》內加入相關投資。

在目前的公開消息中，兩電大有可能在下一份《五年發展計劃》中，加入在香港海域興建離岸風場；在現時每度電價2港元的情況下，離岸風電不止環保，在發電成本上考慮也非常合理。環境局在審批兩個風場以外，更可考慮學習澳門借用橫琴的經驗，向廣東省借海域，由政府出資延伸兩電的離岸風場，由香港海域的選址伸延至廣東省，並連接中國電網，為市民提供更多零燃料成本的電力，也與中國進行電力交易奠定聯網基礎，才是更有前膽性的《五年發展計劃》討論。

要開放電力市場，引入競爭，必先設立聯網設備和交易機制，而不是「規定向中國買電」。只有在香港的電力市場創造出境內外的電力交易平台，香港才有條件在區內購買廉價的電力，平衡兩電的價差，甚至進一步與電力公司就8%的「加工費」討價還價，重新分配電力市場相對的風險，成本及利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