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什麼是火摺子嗎？
一種容易點燃的草紙卷，怎麼會用口一吹，就燃燒起來，像變魔術？
是點燃後把它熄滅，它其實仍在隱隱地燃燒，不見火苗罷了，平時是放在竹筒裏，只要一吹，就能再燃燒起來。
不是很方便嗎？
許多事情，你以為它真的熄滅了，其實沒有。
這是西西最後一部長篇小說《欽天監》裡，主角阿閎與愛人容兒無數微言大義的對話中的一段。當今天我細想西西以及她那一代香港作家、知識份子所留下給我們的精神遺產的時候，我就想起了這隱藏在火摺子裡暗燒的火焰，它和魯迅所期待的地火似乎相似，但又多了一些克制、一些從容和一些長遠的考量，就像西西的文字一樣。
我城：每一個香港的覺醒者都知道
西西的重要性在香港不言而喻——其實不止在香港，未來也許對於任何尋找本土認同的華人城市都有她的意義。首先，當然在於她是「我城」這個詞的發明者，雖然她的代表作《我城》是講1970年代一些香港青年的精神成長史，最後他們有的分道揚鑣，有的幻滅，但也有很多人堅持理想繼續走下去，成為無愧於後代的先行者。
但「我城」這個詞從《我城》開始出發，被之後的年輕行動者接力傳遞而不斷生長其意義——比如說從1997年「回歸」時認為香港應該要變得更好，而不是比殖民地時期還差的人；到2003年香港七一大遊行、保育運動、2014年雨傘運動，直到2019年的抗爭運動，這樣的一代一代人，都在坐言起行，參與實證著、回答著「我城」為什麼叫「我城」。
這個城市沒有根，它才會浮起來。正因為它漂浮，可以碰撞、可以去到不同的方向，跟那些「根感」很強的國家很不一樣，跟大陸和台灣都很不一樣。
也許今天無論中港台，都還有很多人不知道香港有過這麼一部小說，但是幾乎每一個香港的覺醒者都已知道有這麼一個詞彙叫「我城」。香港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都是作為「他城」存在的，所有人都把香港視為一個經過的地方，除了殖民者，還有不自覺自己是殖民者或其附庸的人。還有1949年後來到香港的“南來文人”們，他們的文學取向把香港本來在三、四十年代因為受上海影響萌芽的現代主義文學作了一個中斷。但是到了西西，還有十年前去世的梁秉鈞（也斯），他們那一代香港的小說家和詩人重新把筆觸落回到香港的那些日常，在文字裡建立起塵俗香港的合法性，這一文學革命甚至先於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的「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
浮城：另一種香港精神
想把袋裏的東西
倒出來
——能倒出來嗎？
又如何捨棄
又如何忘記
漸漸地明白
蝴蝶為甚麼能夠飛了
因為因為
蝴蝶輕
因為因為
蝴蝶沒有心
——《蝴蝶輕》
在2020年接受《信報財經月刊》訪問時，西西說：「作家總有一個他生活的文化背景，他的『原鄉』；沒有，就創造一個⋯⋯說一個作家『貼地』，不一定是褒語，如果他不是同時『離地』。」正是在這種貼地（接地氣）又離地（高屋建瓴）的清醒中，一個更深層的香港意識升起來，被遺忘的那個香港也被惦記起來，大家慢慢發現這裏是我們的故土了。
貼地又離地，「我城」的另一面向：「浮城」也從西西的命名中被發現（1986《浮城誌異》），那是另一種香港精神。如果說「我城」是目的，「浮城」無意成為了達到目的的路徑，屬於方法論。它固然是懸浮於中英之間「兩頭唔到岸」（哪邊都夠不著）的，但同時它與西西及其推崇的作家卡爾維諾相符，亦具有輕、逸、捷等屬於「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的特質。
正是在這種貼地（接地氣）又離地（高屋建瓴）的清醒中，一個更深層的香港意識升起來，被遺忘的那個香港也被惦記起來，大家慢慢發現這裏是我們的故土了。
西西的這種輕盈，有沉重的內核，但她能夠帶着沉重往前跳躍，就像她在《蝴蝶輕》一詩中寫過的袋鼠和蝴蝶之別。關於「浮城」的系列敘事與抒情，一方面包含了一種批判：這個城市沒有根，它才會浮起來。但另一方面正因為它漂浮，它可以碰撞、可以去到不同的方向，跟那些「根感」很強的國家很不一樣，跟大陸和台灣都很不一樣——香港好像是最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根」的。
另一種花果飄零？得在土瓜灣
這是西西式的安土重遷，國破山河在的時候，我們織巢；末日的消息傳來之前，我們織巢，那將是我城出發和歸來的座標。
但如果我們從浮城的角度來說，香港有根，它的根其實像香港的常見樹：榕樹的根，是氣根，氣根在空氣中懸浮生長、飄搖垂落，但最後也會扎根入土，並且蔓延和鞏固。我城的花果飄零，未嘗不是氣根蔓延的一種方式。
香港曾經承接花果飄零，西西的一家就是被承接的，繼而她嘗試托舉另一些花果飄零，她的兩部長篇姊妹作《候鳥》和《織巢》寫得很清楚。香港在《候鳥》裡也不叫香港，而就叫做「南方」，來到香港的小流亡者素素，要面對的不只是人的離別和河的流徙，她發現了一個令人幾乎無力承受的重負：「我那麼希望看海，海在我前面不遠，我卻不能站起來，走過去看。我的肚子好像很虛空，彷彿體內的河已經流盡。」
眼前的海和體內自帶的苦難文化之河，如何才能貫通並流？這是西西和幾代香港作家都努力以漢語解答的大哉問。此後，我們在西西《織巢》、《飛氈》、梁秉鈞的《雷聲與蟬鳴》、吳煦斌的《牛》等等作品陸續找到了答案。《織巢》是書寫1950-1997前夕的香港一個普通家庭歷史的——我曾在香港和個人生涯面臨巨大變故的時候重讀《織巢》，懷念那個尚能織巢而安居的香港，這是西西式的安土重遷，國破山河在的時候，我們織巢；末日的消息傳來之前，我們織巢，那將是我城出發和歸來的座標。
她直接用在世的文學去實踐新儒家在花果飄零之後的「靈根自植」，不假於人，也不依靠對遠方和古代的遐想。
體內的河卻未曾稍停對我們的折磨，尤其西西一代香港作家更是痛苦於此。正如香港作家璽璽（朱珺）的小說《廢船》最後一句是：「只有一滴水，也能流到中國。」——這般執著和悲苦瀰漫在從戴天到蔡炎培等詩人的早期詩作上。但西西的中國觀稍為超然一些、顛覆一些。雖然她也寫過「我當然要做黃帝的子孫。問的人就說了，在這裡，做黃帝的子孫有甚麼好處，你會沒有護照的呀。」（《我城》），雖然她寫過充滿儒家的赤子之心和仁者愛人的《熱水爐》，也景仰新儒家大師牟宗三，寫過「無論住在哪裏總是漂泊 / 但牟老師畢竟在土瓜灣住了許多許多年 / 土瓜灣就有了值得居住的理由」。
但西西的詩文，卻讓我相信：「土瓜灣有值得居住的理由 / 因此牟老師就在土瓜灣住了許多許多年」，因為她直接用在世的文學去實踐新儒家在花果飄零之後的「靈根自植」，不假於人，也不依靠對遠方和古代的遐想。
憂城憂世：香港終必爆發的絕望
「出發前一晚，我輾轉反側，夢到山海關、嘉峪關，自小在書本上認識，很興奮，但長城忽而變成一條長而蜿蜒的巨龍，向山上躥去，我們窮於追捕，又怕它轉過來，向我們張口。我汗流洪背，但又想探問究競，不想放棄。然後我聽到容兒在身邊說：別怕。」——《欽天監》
我們也不應忘記在西西一次次遠遊大陸，「認祖關社」之餘，她以散文集《交河》和很多詩做出的諷喻。像《咳嗽的同志》以被商品化的龍骨，還有「咳嗽的同志 / 坐在長桌的一端 / 不停地抽煙 / 他實在瘦 / 瘦得露出了不少骨頭。」對當時被港台愛國者大肆煽情的「龍的傳人」的解構，甚至稱得上辛辣。可以說，西西不止學到了南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手法，也與後者隱藏的現實批判、獨裁歷史批判深有共鳴，這樣一種政治關切，一直延續到《欽天監》。
至於影響香港知識分子至深的六四鎮壓悲劇，在西西的詩裡也被多次觸及，多數是如《六月》那種表面看來隱約委婉，「不無少望，然淡淡直敘，怨而不怒」的溫柔敦厚的諷喻詩。但它的每一句都從中間斷裂、每一句都是跨句，聽如哽咽；從視覺上還能看到一條逗號和句號從句子中間蜿蜒而下，像是一條在廣場上的裂縫一樣把這首詩劈成兩半。
《六月》
每年六月，我們孕育
遠行的夢，看一點
山水，買一點書
探訪朋友。六月
又來了，天色
詭異，你們那裏
驟然雪崩，透過
熒光屏幕，坦示
慘白的廣場，都城
滿罩濃霜，寒流
不斷擴散，所有的人
震驚
這麼嚴峻的六月
你好麼？只有
降溫的消息，太冷
太冷了，遠方的景物
凝結成冰
我們的夢氣球
一一凍裂。攤開
地圖，不知道
兩隻腳，還可以選擇
哪一個方向
一九八九．七．四
還有同樣寫於1989年的《天色微明》：
真乾淨
真乾淨
徬彿什麼也不曾
發生
⋯⋯你的胸膛長出
石榴，他的額頭
埋下坦克的鏈印
種種創痕，就留在
皮殼的表面吧
我們無比美麗
再也沒有什麼
可以使我們受傷。
⋯⋯他們，在華表
我們，在紀念碑
這般憤懣又孤傲的宣言式詩篇，足以令支支吾吾的某些政治詩人汗顏。日後此詩出現在達明一派2017年「達明卅一派對」紅館演唱會的投影佈景上，竟如此切合後者的抗爭美學。
如果說這峽谷呼應的是種種政經的曲線落差，疫症則不只是SARS和新冠肺炎，而是香港終必爆發的絕望。於是，香港人舉起了黃雨傘，特別像一個個蘑菇、黃色的亮麗菌。
正統香港愛國知識分子「憂國憂民」，但在西西身上是「憂城憂世」。憂城自然沒有憂國憂民那麼宏大敘事、那麼誇張，而是反倒變得體貼入微。西西最難懂的那首詩《一枚鮮黃色的亮麗菌》，在1984年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這樣一個粉飾太平的背景之下，以古怪的姿勢長出來。它還有另一個背景就是「肥土鎮」的史冊，詩裡肥土鎮 / 香港對應的，是《百年孤寂》的馬孔多。
按照所謂的安全知識，越漂亮的蘑菇我們越不能吃，「前輩們剛說著 / 鮮麗的菌都是毒菌呢」，這裏面隱含的危險藏着對約定俗成的香港認知的挑釁，也是很敏感的詩人對香港未來的預言。「疫症 / 隱潛在雲層的峽谷」，如果說這峽谷呼應的是種種政經的曲線落差，疫症則不只是SARS和新冠肺炎，而是香港終必爆發的絕望。於是，香港人舉起了黃雨傘，特別像一個個蘑菇、黃色的亮麗菌。
正統香港愛國知識分子「憂國憂民」，但在西西身上是「憂城憂世」。憂城自然沒有憂國憂民那麼宏大敘事、那麼誇張，而是反倒變得體貼入微。
「政治不要管文學，文學可以管政治」
傘，是最小單位的家。是最小單位的城，是「我」之城。而傘聚結起來，便是最基本的城寨、「我們」之城。西西是詩人，不是預言家，但她以低微、凡俗之物的亮麗，暗示了她從歷史上感知到的抗爭可能煥發的光澤——
是禍還是福呢
奇詭的春天
那麼鮮黃色的亮麗菌
雨啊雨啊
我可不是在這裡講故事
西西對政治的思考與反思必然不同於政治家或政論者，她保存、甚至深挖時代的複雜性，並不簡單選擇立場。西西也看見了2019年的動盪，她說：「現實往往比小說更離奇，更魔幻，因為它不用說服你，事情可以不明不白。也許我會在創作裏表達一些，反映一些吧，但我不想簡化。不過，我想說的是，年輕人並不欠我們什麼，相反，是我們欠他們，欠他們一個理想的社會。」（2020年《信報財經月刊》訪問）
我們知道，七十年代時西西就參與過爭取教師權益的運動，爭取的是男女教師同工同酬，「這是我參加的唯一一場社會運動」，西西曾親口對我說：「政治不要管文學，文學可以管政治。」基於對宏大敘事的懷疑，也基於對文學介入的信任，她的家國夢始終清醒，她的身份始終追求獨立，直到最後一部長篇小說《欽天監》。
西西的女性主義，不同於那些理論家們時髦的女性主義，先是像她《快餐店》所寫，是務實的「自己請自己吃飯」的選擇；是《許多女子》「將肋骨還給亞當」的哪吒宣言；是《母魚》與「母語」的互相隱喻，雖然她從不強調自己使用粵語寫作；最後是《欽天監》裡反覆強調批判的：容兒注意到的人間的假想線、區分她與男人的權利的不平等線。
西西的生態主義，也不同於那些陽剛英雄氣質的生態保護主義，她的《猿猴志》不是生態文學，成為了一種主義的生態文學往往免不了大有寓意、暗含說教，而西西始終立足於猿猴，就像她說：「猿更接近人類，人類反過來稱牠們是『類人猿』。其實，從靈長目出現的次序講，真要論資排輩，人類應該被稱為『類猿人』。」
基於對宏大敘事的懷疑，也基於對文學介入的信任，她的家國夢始終清醒，她的身份始終追求獨立，直到最後一部長篇小說《欽天監》。
西西也許會說，哪有這麼多主義？我只是有不少有趣的主意。她晚年那些「玩物存志」的隨筆著作，以極端的方向宣示了她對文學的態度，跟充滿計量與策略的當代華語文學寫作幾近相反。就好比她喜歡的猿猴王-孫悟空的遊戲性和試驗性，在漢語寫作中始終欠缺，多的是唐僧的任重道遠、豬八戒的瑣碎耽慾和沙和尚的保守謹慎，後三者一言蔽之，乃是功利性所驅使，想讓寫作獲得寫作以外的其他意義，而不只是寫作本身的快樂自足。這是我讀《猿猴記》的意外發現。
西西的快樂與坦蕩，出現在大陸簡體出版中，是慣於濃墨重彩的詩和動輒生死疲勞妻妾成群的小說中罕見的，宛如射進千年幽谷的陽光。而在某些身份、議題先行的台灣文學出版當中，則如清流淙淙，毫無機心。因此，她在香港以外也贏得了很多童心未泯的讀者。
寫作理想、寫作者本身的這種純粹超然（而不是文本世界的超然物外），是西西，也是「素葉文學」一代香港作家的最寶貴之處。身段的超然反過來確保了她「介入議題」時的不偏不倚，她的聲音有如波拉尼奧所說的「護身符」，純潔、無邪、堅定，注定會傳遞在下一輪太平盛世或者亂世的寫作者當中，成為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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