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什么是火折子吗？
一种容易点燃的草纸卷，怎么会用口一吹，就燃烧起来，像变魔术？
是点燃后把它熄灭，它其实仍在隐隐地燃烧，不见火苗罢了，平时是放在竹筒里，只要一吹，就能再燃烧起来。
不是很方便吗？
许多事情，你以为它真的熄灭了，其实没有。
这是西西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钦天监》里，主角阿闳与爱人容儿无数微言大义的对话中的一段。当今天我细想西西以及她那一代香港作家、知识份子所留下给我们的精神遗产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这隐藏在火折子里暗烧的火焰，它和鲁迅所期待的地火似乎相似，但又多了一些克制、一些从容和一些长远的考量，就像西西的文字一样。
我城：每一个香港的觉醒者都知道
西西的重要性在香港不言而喻——其实不止在香港，未来也许对于任何寻找本土认同的华人城市都有她的意义。首先，当然在于她是“我城”这个词的发明者，虽然她的代表作《我城》是讲1970年代一些香港青年的精神成长史，最后他们有的分道扬镳，有的幻灭，但也有很多人坚持理想继续走下去，成为无愧于后代的先行者。
但“我城”这个词从《我城》开始出发，被之后的年轻行动者接力传递而不断生长其意义——比如说从1997年“回归”时认为香港应该要变得更好，而不是比殖民地时期还差的人；到2003年香港七一大游行、保育运动、2014年雨伞运动，直到2019年的抗争运动，这样的一代一代人，都在坐言起行，参与实证著、回答著“我城”为什么叫“我城”。
这个城市没有根，它才会浮起来。正因为它漂浮，可以碰撞、可以去到不同的方向，跟那些“根感”很强的国家很不一样，跟大陆和台湾都很不一样。
也许今天无论中港台，都还有很多人不知道香港有过这么一部小说，但是几乎每一个香港的觉醒者都已知道有这么一个词汇叫“我城”。香港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作为“他城”存在的，所有人都把香港视为一个经过的地方，除了殖民者，还有不自觉自己是殖民者或其附庸的人。还有1949年后来到香港的“南来文人”们，他们的文学取向把香港本来在三、四十年代因为受上海影响萌芽的现代主义文学作了一个中断。但是到了西西，还有十年前去世的梁秉钧（也斯），他们那一代香港的小说家和诗人重新把笔触落回到香港的那些日常，在文字里建立起尘俗香港的合法性，这一文学革命甚至先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的“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
浮城：另一种香港精神
想把袋里的东西
倒出来
——能倒出来吗？
又如何舍弃
又如何忘记
渐渐地明白
蝴蝶为甚么能够飞了
因为因为
蝴蝶轻
因为因为
蝴蝶没有心
——《蝴蝶轻》
在2020年接受《信报财经月刊》访问时，西西说：“作家总有一个他生活的文化背景，他的‘原乡’；没有，就创造一个⋯⋯说一个作家‘贴地’，不一定是褒语，如果他不是同时‘离地’。”正是在这种贴地（接地气）又离地（高屋建瓴）的清醒中，一个更深层的香港意识升起来，被遗忘的那个香港也被惦记起来，大家慢慢发现这里是我们的故土了。
贴地又离地，“我城”的另一面向：“浮城”也从西西的命名中被发现（1986《浮城志异》），那是另一种香港精神。如果说“我城”是目的，“浮城”无意成为了达到目的的路径，属于方法论。它固然是悬浮于中英之间“两头唔到岸”（哪边都够不著）的，但同时它与西西及其推崇的作家卡尔维诺相符，亦具有轻、逸、捷等属于“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的特质。
正是在这种贴地（接地气）又离地（高屋建瓴）的清醒中，一个更深层的香港意识升起来，被遗忘的那个香港也被惦记起来，大家慢慢发现这里是我们的故土了。
西西的这种轻盈，有沉重的内核，但她能够带着沉重往前跳跃，就像她在《蝴蝶轻》一诗中写过的袋鼠和蝴蝶之别。关于“浮城”的系列叙事与抒情，一方面包含了一种批判：这个城市没有根，它才会浮起来。但另一方面正因为它漂浮，它可以碰撞、可以去到不同的方向，跟那些“根感”很强的国家很不一样，跟大陆和台湾都很不一样——香港好像是最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根”的。
另一种花果飘零？得在土瓜湾
这是西西式的安土重迁，国破山河在的时候，我们织巢；末日的消息传来之前，我们织巢，那将是我城出发和归来的座标。
但如果我们从浮城的角度来说，香港有根，它的根其实像香港的常见树：榕树的根，是气根，气根在空气中悬浮生长、飘摇垂落，但最后也会扎根入土，并且蔓延和巩固。我城的花果飘零，未尝不是气根蔓延的一种方式。
香港曾经承接花果飘零，西西的一家就是被承接的，继而她尝试托举另一些花果飘零，她的两部长篇姊妹作《候鸟》和《织巢》写得很清楚。香港在《候鸟》里也不叫香港，而就叫做“南方”，来到香港的小流亡者素素，要面对的不只是人的离别和河的流徙，她发现了一个令人几乎无力承受的重负：“我那么希望看海，海在我前面不远，我却不能站起来，走过去看。我的肚子好像很虚空，仿佛体内的河已经流尽。”
眼前的海和体内自带的苦难文化之河，如何才能贯通并流？这是西西和几代香港作家都努力以汉语解答的大哉问。此后，我们在西西《织巢》、《飞毡》、梁秉钧的《雷声与蝉鸣》、吴煦斌的《牛》等等作品陆续找到了答案。《织巢》是书写1950-1997前夕的香港一个普通家庭历史的——我曾在香港和个人生涯面临巨大变故的时候重读《织巢》，怀念那个尚能织巢而安居的香港，这是西西式的安土重迁，国破山河在的时候，我们织巢；末日的消息传来之前，我们织巢，那将是我城出发和归来的座标。
她直接用在世的文学去实践新儒家在花果飘零之后的“灵根自植”，不假于人，也不依靠对远方和古代的遐想。
体内的河却未曾稍停对我们的折磨，尤其西西一代香港作家更是痛苦于此。正如香港作家玺玺（朱珺）的小说《废船》最后一句是：“只有一滴水，也能流到中国。”——这般执著和悲苦弥漫在从戴天到蔡炎培等诗人的早期诗作上。但西西的中国观稍为超然一些、颠覆一些。虽然她也写过“我当然要做黄帝的子孙。问的人就说了，在这里，做黄帝的子孙有甚么好处，你会没有护照的呀。”（《我城》），虽然她写过充满儒家的赤子之心和仁者爱人的《热水炉》，也景仰新儒家大师牟宗三，写过“无论住在哪里总是漂泊 / 但牟老师毕竟在土瓜湾住了许多许多年 / 土瓜湾就有了值得居住的理由”。
但西西的诗文，却让我相信：“土瓜湾有值得居住的理由 / 因此牟老师就在土瓜湾住了许多许多年”，因为她直接用在世的文学去实践新儒家在花果飘零之后的“灵根自植”，不假于人，也不依靠对远方和古代的遐想。
忧城忧世：香港终必爆发的绝望
“出发前一晚，我辗转反侧，梦到山海关、嘉峪关，自小在书本上认识，很兴奋，但长城忽而变成一条长而蜿蜒的巨龙，向山上蹿去，我们穷于追捕，又怕它转过来，向我们张口。我汗流洪背，但又想探问究竞，不想放弃。然后我听到容儿在身边说：别怕。”——《钦天监》
我们也不应忘记在西西一次次远游大陆，“认祖关社”之余，她以散文集《交河》和很多诗做出的讽喻。像《咳嗽的同志》以被商品化的龙骨，还有“咳嗽的同志 / 坐在长桌的一端 / 不停地抽烟 / 他实在瘦 / 瘦得露出了不少骨头。”对当时被港台爱国者大肆煽情的“龙的传人”的解构，甚至称得上辛辣。可以说，西西不止学到了南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也与后者隐藏的现实批判、独裁历史批判深有共鸣，这样一种政治关切，一直延续到《钦天监》。
至于影响香港知识分子至深的六四镇压悲剧，在西西的诗里也被多次触及，多数是如《六月》那种表面看来隐约委婉，“不无少望，然淡淡直叙，怨而不怒”的温柔敦厚的讽喻诗。但它的每一句都从中间断裂、每一句都是跨句，听如哽咽；从视觉上还能看到一条逗号和句号从句子中间蜿蜒而下，像是一条在广场上的裂缝一样把这首诗劈成两半。
《六月》
每年六月，我们孕育
远行的梦，看一点
山水，买一点书
探访朋友。六月
又来了，天色
诡异，你们那里
骤然雪崩，透过
荧光屏幕，坦示
惨白的广场，都城
满罩浓霜，寒流
不断扩散，所有的人
震惊
这么严峻的六月
你好么？只有
降温的消息，太冷
太冷了，远方的景物
凝结成冰
我们的梦气球
一一冻裂。摊开
地图，不知道
两只脚，还可以选择
哪一个方向
一九八九．七．四
还有同样写于1989年的《天色微明》：
真干净
真干净
徬佛什么也不曾
发生
⋯⋯你的胸膛长出
石榴，他的额头
埋下坦克的链印
种种创痕，就留在
皮壳的表面吧
我们无比美丽
再也没有什么
可以使我们受伤。
⋯⋯他们，在华表
我们，在纪念碑
这般愤懑又孤傲的宣言式诗篇，足以令支支吾吾的某些政治诗人汗颜。日后此诗出现在达明一派2017年“达明卅一派对”红馆演唱会的投影布景上，竟如此切合后者的抗争美学。
如果说这峡谷呼应的是种种政经的曲线落差，疫症则不只是SARS和新冠肺炎，而是香港终必爆发的绝望。于是，香港人举起了黄雨伞，特别像一个个蘑菇、黄色的亮丽菌。
正统香港爱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但在西西身上是“忧城忧世”。忧城自然没有忧国忧民那么宏大叙事、那么夸张，而是反倒变得体贴入微。西西最难懂的那首诗《一枚鲜黄色的亮丽菌》，在1984年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这样一个粉饰太平的背景之下，以古怪的姿势长出来。它还有另一个背景就是“肥土镇”的史册，诗里肥土镇 / 香港对应的，是《百年孤寂》的马孔多。
按照所谓的安全知识，越漂亮的蘑菇我们越不能吃，“前辈们刚说著 / 鲜丽的菌都是毒菌呢”，这里面隐含的危险藏着对约定俗成的香港认知的挑衅，也是很敏感的诗人对香港未来的预言。“疫症 / 隐潜在云层的峡谷”，如果说这峡谷呼应的是种种政经的曲线落差，疫症则不只是SARS和新冠肺炎，而是香港终必爆发的绝望。于是，香港人举起了黄雨伞，特别像一个个蘑菇、黄色的亮丽菌。
正统香港爱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但在西西身上是“忧城忧世”。忧城自然没有忧国忧民那么宏大叙事、那么夸张，而是反倒变得体贴入微。
“政治不要管文学，文学可以管政治”
伞，是最小单位的家。是最小单位的城，是“我”之城。而伞聚结起来，便是最基本的城寨、“我们”之城。西西是诗人，不是预言家，但她以低微、凡俗之物的亮丽，暗示了她从历史上感知到的抗争可能焕发的光泽——
是祸还是福呢
奇诡的春天
那么鲜黄色的亮丽菌
雨啊雨啊
我可不是在这里讲故事
西西对政治的思考与反思必然不同于政治家或政论者，她保存、甚至深挖时代的复杂性，并不简单选择立场。西西也看见了2019年的动荡，她说：“现实往往比小说更离奇，更魔幻，因为它不用说服你，事情可以不明不白。也许我会在创作里表达一些，反映一些吧，但我不想简化。不过，我想说的是，年轻人并不欠我们什么，相反，是我们欠他们，欠他们一个理想的社会。”（2020年《信报财经月刊》访问）
我们知道，七十年代时西西就参与过争取教师权益的运动，争取的是男女教师同工同酬，“这是我参加的唯一一场社会运动”，西西曾亲口对我说：“政治不要管文学，文学可以管政治。”基于对宏大叙事的怀疑，也基于对文学介入的信任，她的家国梦始终清醒，她的身份始终追求独立，直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钦天监》。
西西的女性主义，不同于那些理论家们时髦的女性主义，先是像她《快餐店》所写，是务实的“自己请自己吃饭”的选择；是《许多女子》“将肋骨还给亚当”的哪吒宣言；是《母鱼》与“母语”的互相隐喻，虽然她从不强调自己使用粤语写作；最后是《钦天监》里反复强调批判的：容儿注意到的人间的假想线、区分她与男人的权利的不平等线。
西西的生态主义，也不同于那些阳刚英雄气质的生态保护主义，她的《猿猴志》不是生态文学，成为了一种主义的生态文学往往免不了大有寓意、暗含说教，而西西始终立足于猿猴，就像她说：“猿更接近人类，人类反过来称牠们是‘类人猿’。其实，从灵长目出现的次序讲，真要论资排辈，人类应该被称为‘类猿人’。”
基于对宏大叙事的怀疑，也基于对文学介入的信任，她的家国梦始终清醒，她的身份始终追求独立，直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钦天监》。
西西也许会说，哪有这么多主义？我只是有不少有趣的主意。她晚年那些“玩物存志”的随笔著作，以极端的方向宣示了她对文学的态度，跟充满计量与策略的当代华语文学写作几近相反。就好比她喜欢的猿猴王-孙悟空的游戏性和试验性，在汉语写作中始终欠缺，多的是唐僧的任重道远、猪八戒的琐碎耽欲和沙和尚的保守谨慎，后三者一言蔽之，乃是功利性所驱使，想让写作获得写作以外的其他意义，而不只是写作本身的快乐自足。这是我读《猿猴记》的意外发现。
西西的快乐与坦荡，出现在大陆简体出版中，是惯于浓墨重彩的诗和动辄生死疲劳妻妾成群的小说中罕见的，宛如射进千年幽谷的阳光。而在某些身份、议题先行的台湾文学出版当中，则如清流淙淙，毫无机心。因此，她在香港以外也赢得了很多童心未泯的读者。
写作理想、写作者本身的这种纯粹超然（而不是文本世界的超然物外），是西西，也是“素叶文学”一代香港作家的最宝贵之处。身段的超然反过来确保了她“介入议题”时的不偏不倚，她的声音有如波拉尼奥所说的“护身符”，纯洁、无邪、坚定，注定会传递在下一轮太平盛世或者乱世的写作者当中，成为备忘录。
好文 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