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莊是否真的被中央定為「試點」城市無法求證。但可以謹慎推論的是，哪怕11月14日社交媒體的「試點」傳聞並非官方投放，傳聞的雪球能在嚴密的審查機制中越滾越大（多個微博熱搜都與之相關）而未被定點清除，甚至得到官方媒體和市場化媒體的跟進報道，已經說明審查機器對「試點放開」網開一面了。須知今年5月份，習近平在主持的防疫會議上表示，要「堅決同一切歪曲、懷疑、否定我國防疫方針政策的言行作鬥爭」，「放開」絕對是政治錯誤，審查機器不可能自發對此無動於衷。

另一方面，石家莊的做法當然可以解讀為只是落實「二十條」，全國有許多城市都在做同樣的政策鬆綁。但河北省作為北京的護城河省，一向沒有主體性可言，而這次石家莊政府主動發了言辭溫和的《致全體市民的一封信》，甚至提出「每個人都是自己健康的 『第一責任人』」這種原創性說法。在層層加碼的時代，動輒威脅恐嚇才是常態，復讀總書記的金玉良言才是安全做法，這種面向每一個市民的公關姿態如今非常鮮見。在一個銳意改革的政治勇氣不再被鼓勵的新時代，它突然出現，必定不是因為石家莊更開明。「試點」傳聞最終也未被石家莊闢謠，風口浪尖之下，石家莊也未重新加碼，儘管第二天恢復了部分免費核酸點，足見無論主動還是被動，這座城市已經跟「試點」放開捆綁在一起了。

「放開」無關科學，只關乎政治

今天的有限「放開」，不代表任何意義上的開明和想通。今天的病毒和上海封城時期的病毒沒有太大不同，沒有任何新的科學研究成果在推動「二十條」出台。防疫的突然放鬆不是因為尊重科學，而是下了一個政治判斷。

「放開」的風聲從11月1日開始傳出。當天，知名分析師洪灝在推特發文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滬寧領導了一個「重新開放委員會」（Reopening Committee），「委員會正在檢視來自美國、香港及新加坡的Covid數據，以評估重新開放的可能性，目標是明年3月開放」。類似沒有說明消息源的小道消息（有的僅僅是聊天截圖）被廣為傳播，並帶動了中港股市的暴漲。

與此同時，甘肅蘭州一名煤氣中毒的幼童因封控而被拖延至死的新聞，也再次凝聚了對防疫政策的集體憤怒。儘管這類已經無法用「次生災害」描述的封控悲劇，三年間輪迴一般地不斷出現，卻始終無法讓清零政策動搖絲毫。中共二十大大塵埃落定，「放開」傳言帶來的希望和悲劇帶來的憤怒疊加，加上官媒提前幾天預告了11月5日的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讓11月份第一個星期四處充滿「放開」的先聲。

但這場每月一次的新聞發布會依然是老調重彈。中央電視台的記者提問，防控政策近期是否要有所調整。國務院官員的回答是：「自新冠疫情發生以來，我們始終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實踐證明，我們關於疫情防控策略和一系列戰略舉措是完全正確的，也是最經濟的、效果最好的……進一步統籌好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

社交媒體的失望情緒伴隨着這場發布會開始蔓延，在新聞發布會的直播間，齊刷刷地都是不滿，「拉倒了」「假大空」「為了人民？真的麼？」「別說廢話了」，評論區迅速被關閉。微博網民針對這一場發布會的評論也十分負面，有人直言「好話說盡，壞事做絕」「來看看世界上最硬的嘴」。

希望和失望的過山車不是第一次發生，過去三年中國社會所有對清零政策轉變的期待，都像極一個「狼來了」的寓言。

今年5月份，上海封城一個月，封控和轉運方艙導致的悲劇頻發。彼時疫情仍看不到盡頭，包括胡錫進在內的許多人都期待上海至少能成為「居家隔離」的試點。5月5日，習近平主持了一場中共中央最高級別的會議分析「疫情防控形勢」，會後發出的通稿措辭十分冷酷：「要加快局部聚集性疫情處置，應檢盡檢、應隔盡隔、應收盡收、應治盡治」，並要求地方政府和黨委跟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克服麻痹思想、厭戰情緒、僥倖心理、鬆勁心態，全面動員、全面部署」，強調要「堅決同一切歪曲、懷疑、否定我國防疫方針政策的言行作鬥爭」。這番定調讓期待者落空，最終，上海以更「鐵拳」的封城結束了討論。

今年6月份，習近平在武漢考察時提出：「如果算總賬，我們的防疫措施是最經濟的、效果最好的。」他說，寧可影響一點經濟，也要保護好老人和孩子。7月份，在一場習近平主持的關於經濟的中央級別會議上，又有新的說法被提出：「對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關係，要綜合看、系統看、長遠看，特別是要從政治上看、算政治賬。」

彼時中國由於清零政策，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只有0.4%，是武漢封城後最差的經濟數據。但習近平「算總賬最經濟」和「算政治賬」的說法定下基調，此後無論是國務院的新聞發布會、衛健委專家，還是地方官員，都只是不斷重複這一口徑。

9月份，貴陽轉運大巴側翻事故後，中國各個省份的疫情數據也開始快速增長，中國社會無論互聯網還是線下都瀰漫着對防疫政策的怨言。彼時人們苦苦等待的是10月16日召開的中共二十大，期待大會之後，清零政策可以鬆綁。但10月10日至10月12日，《人民日報》「仲音」連續三天發表文章，標題依次為：增強對當前疫情防控政策的信心和耐心；「動態清零」可持續而且必須堅持；「躺平」不可取，「躺贏」不可能。三篇文章立竿見影，再次讓許多人「清醒」過來，在社交媒體直呼「放棄幻想」。

至此，寄希望於封城慘劇或經濟衰退能促使中央回心轉意的人已經被一再辜負。而另一部分人則始終堅定抱持悲觀心態，他們認為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清零政策會轉向。尤其在中共二十大結束後的一週內，西寧、新疆、武漢不斷傳出加碼封控的消息，網民接力轉發求助信息，蘭州在夜晚氣溫僅10­°C時將疑似密接安排在停車場（露天方艙）和公廁隔離，鄭州富士康工廠大逃亡，此外還有上海將在復興島投資16億建方艙⋯⋯接踵而來的荒謬新聞讓樂觀者和悲觀者共同倒吸冷氣。

整個社會進入了「狼來了」故事的中後段，當呼喚「狼來了」的聲音屢次落空，人們變得疲憊且憤怒，認為「狼」是不會來的。此時，悲觀者呼喚悲觀，比如媒體人宋志標評價富士康大逃亡事件，認為儘管鄭州衛健委在事件中宣傳病毒沒有那麼可怕，但它意在安撫恐懼的工人，這些人同時也是清零政策的信衆，「富士康的有心無力，是無法完美執行清零政策的結果，它沒有發出什麼信號」。

忠誠者也陷入瘋狂。比如「五毛」代表人物周小平，11月初突然在社交媒體抨擊北京健康寶的彈窗，他在和網友互動時提到，新疆的封控和物流斷裂，導致他在新疆倉庫裏的蔬菜瓜果爛了——由於封控的發生，新疆罕見地在社交媒體上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並有限度地讓其他省份的人理解了新疆所遭遇的不公平處境，畢竟如今每個中國人都明白封控100天是非人的對待。一向扮演忠臣的胡錫進則連續兩週呼籲精準防控、不要隨意靜默、不要「無差別的超長封控」，儘管他也不忘在評論蘭州煤氣中毒男孩事件時說，「無論防疫鬆或者緊，極端的不幸事件都可能發生……不能把它們作為對一個大政策做價值判斷的依據。」

梳理以上時間線至少可以讓我們知道，每一次清零造成的悲劇，和每一個人民發出的怨氣，換來的都是堅持動態清零的「政治定力」，而沒有絲毫憐憫。因此，應該明白，1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研究部署進一步優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條措施」，並在第二天由國務院推出「二十條」，開始有限度「放開」，和近一個月的瘋狂封控造成的悲劇毫無關係。相反，正是因為新一屆中央班子剛剛組成，有很多議程需要完成，比如政治局常委赴延安瞻仰革命聖地，比如進行重要省份和城市的人事調動，在這個關於防疫的中央會議召開之前，各地才需要嚴防死守，執行最嚴苛的封控。

應該明白，今天的有限「放開」，不代表任何意義上的開明和想通。今天的病毒和上海封城時期的病毒沒有太大不同，上海封城的研究數據——3萬人僅有22人重症，非高位組重症率為0——也早已出爐，沒有任何新的科學研究成果在推動「二十條」出台，不是因為剛剛發現醫學上沒有必要判定和隔離「密接的密接」，才決定取消判定「密接的密接」。防疫的突然放鬆不是因為尊重科學，而是下了一個政治判斷。

換言之，如果11月11日基於科學的理由推出「二十條」，它早就應該推出，那麼多封控導致的死亡都是枉死。既然不是基於科學，那麼貴陽大巴上的人，蘭州的3歲幼童，還有無數因封控死亡的人，都是死於政治。

沒有「清零」派，只有服從政府派

弔詭之處於是充分顯現。一個包攬一切的全能政府，在防疫政策的轉折時刻突然失能，讓一個習慣了準軍事化管控的社會短暫進入了無政府狀態。

正因為清零政策不是醫學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才需要「試點」——香港乃至全世界有大量關於Omicron的經驗可資借鑑，人手一個健康碼、網格化的中國也足以建立準確的數學模型計算「放開」的後果，真正具有不確定性、真正需要「試」的是人心會如何面對「放開」。

換言之，既然當局不斷強調「躺平」不可取，「躺贏」不可能，強調清零是「最經濟的」，清零是為了保護老人和孩子，同時不斷扭曲醫學常識，讓人們以為陽性進入方艙是去「救治」，讓人們以為Covid後遺症很厲害，它就很難正當化自己要開始「躺平」或者「放開」這件事情。儘管中國官方不會用「躺平」這個詞，但當病例數成倍增長而沒有封城，沒有采取強力措施壓低數字的時候，再遲鈍的人也會發現不再清零了。那麼，人們最終要麼會發現原來早就可以不用清零，要麼會恐懼不再清零這件事，這都是對一個全能政府的打擊。

所以，事到如今官方只能一邊解除一些限制措施，一邊強調這決不是「放開」。這確實也還不是「放開」，「二十條」看起來只是清理「層層加碼」，希望把防疫措施調整回2021年的狀態，只精準管控高風險區域，取消常態化核酸，讓人們儘可能自由流動起來。但清零政策在Omicron時期仍然能貫徹到底，全賴「層層加碼」，全賴動輒靜默管理。徹底擰緊的清零政策尚且控制不住病毒，如今鬆綁，病例數量顯然會快速增加。那時官方不再能舉棋不定，要麼強力「清零」，要麼「放開」，沒有中間狀態。

內地媒體報道顯示，石家莊解封後，仍有許多人不願或不敢走出家門，路面上的人流也不多，有家長把小孩送去上學，發現全班只有他們去了。一名石家莊居民表達了他對放開的擔憂，每天新增400多病例，但公共場所不再查核酸，令他覺得外面太多潛在危險。媒體人張豐認為這意味着「相當多的人其實已經習慣、乃至渴望 『嚴格封控』」，他進一步推論國內渴望「更嚴格封控」的人普遍存在。這個結論相當草率。今天的中國人確實是相當保守的，但與其認為這種保守的內核是擁護一種嚴格封控的生活，不如說這種保守是無條件服從政府。

在沒有選擇權的情況下討論中國人更願意「清零」還是更願意「放開」，爭論這兩種觀念衝突到底哪邊佔上風是沒有意義的。事實上，中國輿論場上並不存在關於「清零」還是「放開」的激烈觀念衝突，「防疫愛好者」和「躺平派」的爭吵，毋寧看作是國家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個人主義者）的爭吵。

生活在西安的知名獵巫微博博主「子午俠士」可能是一名真正的「防疫愛好者」，他長期擁護一種嚴格封控的生活，對他的觀察有助於我們搞清楚什麼是擁護清零，什麼是服從政府。子午俠士始終如一地批評上海的疫情防控，他認為上海沒有及時強力封城導致了後續的爆發和悲劇。儘管主導這一切的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已經成為中共二號人物，他依然對上海當時的防疫持批評態度。他認為靜默是最經濟有效的一種抗疫模式。

在6月份《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公布，並宣布入境人員隔離時間由「14+7」降為「7+3」後，子午俠士一直孜孜不倦地反對這一版本的防控方案，希望政府回調政策（這種刻舟求劍的心態使得他變得十分滑稽）。在「二十條」出台和石家莊「試點」之後，他不時流露出悵然所失的情緒，比如11月13日他就說，「西安昨天的全員核酸，可能是最後的倔強。隨着專班的成立，今後全員核酸，個人認為已不大可能。那麼社會面如何清零，我認為做不到。」儘管如此，他大部分的發言還是向「相信政府」靠攏。

子午俠士等獵巫博主和傳統意義的民族主義者（五毛）不同，他們靠最保守的價值觀（而不僅僅是愛國）吸引追隨者，用流量賣廣告謀生。而其他一貫為體制站台的人，比如從體制內退休的胡錫進，擁有自己的讀者群和電商事業的「五毛」周小平，靠「獵殺受害者」出名的自媒體人理記，都對嚴厲的封控政策提出了各自的意見。這幾人能提出意見，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他們嗅到了風向的轉變，這是某種意義上的投機行為，其次也是因為他們及其受衆的利益受封控影響嚴重。他們的轉變是順理成章的，始終是在服從政府。

在國家鐵面清零的時候，所有親近體制的人都在為清零政策辯護。當國家有「放開」跡象時，只有少數獵巫博主堅守自己對清零的擁護。這種分野可能更接近中國社會的心態，大部分人都願意放開，只有少數真正的保守主義者才想要過永遠封控的生活。而石家莊人民在剛剛解除靜默時表現出的猶豫不決，更應該理解成對政府真實態度不明確的憂慮，而非渴望封控。

弔詭之處於是充分顯現。一個包攬一切的全能政府，在防疫政策的轉折時刻突然失能，讓一個習慣了準軍事化管控的社會短暫進入了無政府狀態。所以一些取消了常態化核酸點的城市，又因為上班場所需要查驗覈酸，要麼人們開始混亂地排長隊，要麼政府又恢復了核酸點。「二十條」顯然是一種中間狀態，它只是把棋子重新拿起來，要往前還是往後仍然需要明確的指令。但在「躺平」不可取的敘事下，如何給出「躺平」卻不「躺平」，「放開」卻不「放開」的指令，是一個還未解決的問題。

因此，整個中國社會正在進入了舉棋不定的狀態，全能政府無處着力。比如疫情正高發的廣州，既沒有封城，也沒有嘗試「居家隔離」，只能任由舉棋不定的社會開始陷入混亂，一方面繼續出現防疫悲劇（比如方艙沒有物資，解除隔離的人露宿街頭），一方面社會內部爆發衝突（比如由城中村引發的廣州和湖北的地域衝突）。這些可預見的悲劇當然會在不同城市出現，它們會被解釋為「放開」的惡果，從而開始創造出一批真正的「清零派」。

今天政府的無能和沉默，正如2020年武漢疫情剛爆發時，當地政府所表現出來的無能和沉默一樣。也正如那時恐慌的人民開始自救一樣，幾乎在河北「試點」放開的信號傳出的兩天內，茫然的人民就迅速明白自己應該買藥，為即將到來的大規模感染和醫療混亂做準備。如果我們記得2020年初，一定記得那時省份之間東南互保，村和村之間互相隔離，人和人之間互不信任的原始狀態。

「狼來了」的故事告訴我們，謊言有其代價。政府不斷恐嚇人民「躺平」即「等死」，「放開」會醫療擠兌，清零才是最好的政策，並因此浪費了兩年時間，而這兩年本可以用來給老人接種疫苗，給公衆科普，準備醫療分診的軟硬件措施。那麼，當「放開」不可避免要到來時，這個社會毫無準備，而「狼」就真的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