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试点”放开？清零政策的“狼来了”时刻

“动态清零”何时结束？这是个充满赌博性质的问题。乐观主义者在上海封城前期待上海成为“试点”，为中国防疫政策转向趟出新道路，在广州本轮疫情达到日增2000例而无封城时，也有人认为它是作为精准防控样本的“异类”。上海用铁腕封城粉碎了寄托在它身上的政治幻想，广州针对城中村人口的“清除”也让外界的掌声落于尴尬。反倒是皇城根下的河北省石家庄市，成为目前信号相对清晰的“放开”试点城市。

如何解读石家庄的“试点”信号？

石家庄是否真的被中央定为“试点”城市无法求证。但可以谨慎推论的是，哪怕“试点”传闻并非官方投放，传闻的雪球能在严密的审查机制中越滚越大，甚至得到官方媒体和市场化媒体的跟进报道，已经说明审查机器对“试点放开”网开一面了。

11月14日，社交媒体开始广传“石家庄真成试点城市了”的说法。根据大陆媒体核实，尽管每日新增仍然处在三位数，但静默了超过一周的石家庄开始解除一些封控措施——取消强制的全员核酸检测和全市的免费核酸点，进出公共场所和搭乘公共交通不再查验核酸，幼儿园小学通知开学等等。

“试点”“放开”的说法没有等来官方的辟谣，反而有官媒委婉站台。中新社主办的中国新闻网在11月15日发了一篇题为《石家庄试点放开？市民现状来了》的文章，没有回应“试点”是否为真，但确认了防控措施有所松绑的事实。由新华社主办的刊物《半月谈》也发了文章关注石家庄，引述网络传闻的“试点放开”，也没有直接批驳。但真正可以被看作明确“信号”的官媒，如人民日报、新华社则没有报道提及“试点放开”。

大陆媒体《北青深一度》梳理了石家庄“放开”的时间线。11月5日左右，和许多出现病例的城市一样，石家庄进入静默管理状态。11月11日，国务院发布文件，称要落实党中央部署的“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简称“二十条”，包括缩短隔离时间等措施）。12日，石家庄政府发布《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称要落实好“二十条”，从此“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 ‘第一责任人’”。同一天，石家庄部分小区开始解除封控。14日，石家庄取消常态化核酸点。市委书记张超超在河北师范大学表示，要不折不扣落实“二十条”，但这决不是“躺平”，也不是“全面放开”。15日，石家庄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不再查验核酸。

石家庄是否真的被中央定为“试点”城市无法求证。但可以谨慎推论的是，哪怕11月14日社交媒体的“试点”传闻并非官方投放，传闻的雪球能在严密的审查机制中越滚越大（多个微博热搜都与之相关）而未被定点清除，甚至得到官方媒体和市场化媒体的跟进报道，已经说明审查机器对“试点放开”网开一面了。须知今年5月份，习近平在主持的防疫会议上表示，要“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放开”绝对是政治错误，审查机器不可能自发对此无动于衷。

另一方面，石家庄的做法当然可以解读为只是落实“二十条”，全国有许多城市都在做同样的政策松绑。但河北省作为北京的护城河省，一向没有主体性可言，而这次石家庄政府主动发了言辞温和的《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甚至提出“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 ‘第一责任人’”这种原创性说法。在层层加码的时代，动辄威胁恐吓才是常态，复读总书记的金玉良言才是安全做法，这种面向每一个市民的公关姿态如今非常鲜见。在一个锐意改革的政治勇气不再被鼓励的新时代，它突然出现，必定不是因为石家庄更开明。“试点”传闻最终也未被石家庄辟谣，风口浪尖之下，石家庄也未重新加码，尽管第二天恢复了部分免费核酸点，足见无论主动还是被动，这座城市已经跟“试点”放开捆绑在一起了。

“放开”无关科学，只关乎政治

今天的有限“放开”，不代表任何意义上的开明和想通。今天的病毒和上海封城时期的病毒没有太大不同，没有任何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在推动“二十条”出台。防疫的突然放松不是因为尊重科学，而是下了一个政治判断。

“放开”的风声从11月1日开始传出，当天，知名分析师洪灏在推特发文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领导了一个“重新开放委员会”（Reopening Committee），“委员会正在检视来自美国、香港及新加坡的Covid数据，以评估重新开放的可能性，目标是明年3月开放”。类似没有说明消息源的小道消息（有的仅仅是聊天截图）被广为传播，并带动了中港股市的暴涨。

与此同时，甘肃兰州一名煤气中毒的幼童因封控而被拖延至死的新闻，也再次凝聚了对防疫政策的集体愤怒。尽管这类已经无法用“次生灾害”描述的封控悲剧，三年间轮回一般地不断出现，却始终无法让清零政策动摇丝毫。中共二十大大尘埃落定，“放开”传言带来的希望和悲剧带来的愤怒叠加，加上官媒提前几天预告了11月5日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让11月份第一个星期四处充满“放开”的先声。

但这场每月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依然是老调重弹。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提问，防控政策近期是否要有所调整。国务院官员的回答是：“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始终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实践证明，我们关于疫情防控策略和一系列战略举措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最经济的、效果最好的……进一步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社交媒体的失望情绪伴随着这场发布会开始蔓延，在新闻发布会的直播间，齐刷刷地都是不满，“拉倒了”“假大空”“为了人民？真的么？”“别说废话了”，评论区迅速被关闭。微博网民针对这一场发布会的评论也十分负面，有人直言“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来看看世界上最硬的嘴”。

希望和失望的过山车不是第一次发生，过去三年中国社会所有对清零政策转变的期待，都像极一个“狼来了”的寓言。

今年5月份，上海封城一个月，封控和转运方舱导致的悲剧频发。彼时疫情仍看不到尽头，包括胡锡进在内的许多人都期待上海至少能成为“居家隔离”的试点。5月5日，习近平主持了一场中共中央最高级别的会议分析“疫情防控形势”，会后发出的通稿措辞十分冷酷：“要加快局部聚集性疫情处置，应检尽检、应隔尽隔、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并要求地方政府和党委跟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强调要“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这番定调让期待者落空，最终，上海以更“铁拳”的封城结束了讨论。

今年6月份，习近平在武汉考察时提出：“如果算总账，我们的防疫措施是最经济的、效果最好的。”他说，宁可影响一点经济，也要保护好老人和孩子。7月份，在一场习近平主持的关于经济的中央级别会议上，又有新的说法被提出：“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要综合看、系统看、长远看，特别是要从政治上看、算政治账。”

彼时中国由于清零政策，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只有0.4%，是武汉封城后最差的经济数据。但习近平“算总账最经济”和“算政治账”的说法定下基调，此后无论是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卫健委专家，还是地方官员，都只是不断重复这一口径。

9月份，贵阳转运大巴侧翻事故后，中国各个省份的疫情数据也开始快速增长，中国社会无论互联网还是线下都弥漫着对防疫政策的怨言。彼时人们苦苦等待的是10月16日召开的中共二十大，期待大会之后，清零政策可以松绑。但10月10日至10月12日，《人民日报》“仲音”连续三天发表文章，标题依次为：增强对当前疫情防控政策的信心和耐心；“动态清零”可持续而且必须坚持；“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能。三篇文章立竿见影，再次让许多人“清醒”过来，在社交媒体直呼“放弃幻想”。

至此，寄希望于封城惨剧或经济衰退能促使中央回心转意的人已经被一再辜负。而另一部分人则始终坚定抱持悲观心态，他们认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清零政策会转向。尤其在中共二十大结束后的一周内，西宁、新疆、武汉不断传出加码封控的消息，网民接力转发求助信息，兰州在夜晚气温仅10­°C时将疑似密接安排在停车场（露天方舱）和公厕隔离，郑州富士康工厂大逃亡，此外还有上海将在复兴岛投资16亿建方舱⋯⋯接踵而来的荒谬新闻让乐观者和悲观者共同倒吸冷气。

整个社会进入了“狼来了”故事的中后段，当呼唤“狼来了”的声音屡次落空，人们变得疲惫且愤怒，认为“狼”是不会来的。此时，悲观者呼唤悲观，比如媒体人宋志标评价富士康大逃亡事件，认为尽管郑州卫健委在事件中宣传病毒没有那么可怕，但它意在安抚恐惧的工人，这些人同时也是清零政策的信众，“富士康的有心无力，是无法完美执行清零政策的结果，它没有发出什么信号”。

忠诚者也陷入疯狂。比如“五毛”代表人物周小平，11月初突然在社交媒体抨击北京健康宝的弹窗，他在和网友互动时提到，新疆的封控和物流断裂，导致他在新疆仓库里的蔬菜瓜果烂了——由于封控的发生，新疆罕见地在社交媒体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并有限度地让其他省份的人理解了新疆所遭遇的不公平处境，毕竟如今每个中国人都明白封控100天是非人的对待。一向扮演忠臣的胡锡进则连续两周呼吁精准防控、不要随意静默、不要“无差别的超长封控”，尽管他也不忘在评论兰州煤气中毒男孩事件时说，“无论防疫松或者紧，极端的不幸事件都可能发生……不能把它们作为对一个大政策做价值判断的依据。”

梳理以上时间线至少可以让我们知道，每一次清零造成的悲剧，和每一个人民发出的怨气，换来的都是坚持动态清零的“政治定力”，而没有丝毫怜悯。因此，应该明白，1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并在第二天由国务院推出“二十条”，开始有限度“放开”，和近一个月的疯狂封控造成的悲剧毫无关系。相反，正是因为新一届中央班子刚刚组成，有很多议程需要完成，比如政治局常委赴延安瞻仰革命圣地，比如进行重要省份和城市的人事调动，在这个关于防疫的中央会议召开之前，各地才需要严防死守，执行最严苛的封控。

应该明白，今天的有限“放开”，不代表任何意义上的开明和想通。今天的病毒和上海封城时期的病毒没有太大不同，上海封城的研究数据——3万人仅有22人重症，非高位组重症率为0——也早已出炉，没有任何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在推动“二十条”出台，不是因为刚刚发现医学上没有必要判定和隔离“密接的密接”，才决定取消判定“密接的密接”。防疫的突然放松不是因为尊重科学，而是下了一个政治判断。

换言之，如果11月11日基于科学的理由推出“二十条”，它早就应该推出，那么多封控导致的死亡都是枉死。既然不是基于科学，那么贵阳大巴上的人，兰州的3岁幼童，还有无数因封控死亡的人，都是死于政治。

没有“清零”派，只有服从政府派

吊诡之处于是充分显现。一个包揽一切的全能政府，在防疫政策的转折时刻突然失能，让一个习惯了准军事化管控的社会短暂进入了无政府状态。

正因为清零政策不是医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才需要“试点”——香港乃至全世界有大量关于Omicron的经验可资借鉴，人手一个健康码、网格化的中国也足以建立准确的数学模型计算“放开”的后果，真正具有不确定性、真正需要“试”的是人心会如何面对“放开”。

换言之，既然当局不断强调“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能，强调清零是“最经济的”，清零是为了保护老人和孩子，同时不断扭曲医学常识，让人们以为阳性进入方舱是去“救治”，让人们以为Covid后遗症很厉害，它就很难正当化自己要开始“躺平”或者“放开”这件事情。尽管中国官方不会用“躺平”这个词，但当病例数成倍增长而没有封城，没有采取强力措施压低数字的时候，再迟钝的人也会发现不再清零了。那么，人们最终要么会发现原来早就可以不用清零，要么会恐惧不再清零这件事，这都是对一个全能政府的打击。

所以，事到如今官方只能一边解除一些限制措施，一边强调这决不是“放开”。这确实也还不是“放开”，“二十条”看起来只是清理“层层加码”，希望把防疫措施调整回2021年的状态，只精准管控高风险区域，取消常态化核酸，让人们尽可能自由流动起来。但清零政策在Omicron时期仍然能贯彻到底，全赖“层层加码”，全赖动辄静默管理。彻底拧紧的清零政策尚且控制不住病毒，如今松绑，病例数量显然会快速增加。那时官方不再能举棋不定，要么强力“清零”，要么“放开”，没有中间状态。

大陆媒体报道显示，石家庄解封后，仍有许多人不愿或不敢走出家门，路面上的人流也不多，有家长把小孩送去上学，发现全班只有他们去了。一名石家庄居民表达了他对放开的担忧，每天新增400多病例，但公共场所不再查核酸，令他觉得外面太多潜在危险。媒体人张丰认为这意味着“相当多的人其实已经习惯、乃至渴望 ‘严格封控’”，他进一步推论国内渴望“更严格封控”的人普遍存在。这个结论相当草率。今天的中国人确实是相当保守的，但与其认为这种保守的内核是拥护一种严格封控的生活，不如说这种保守是无条件服从政府。

在没有选择权的情况下讨论中国人更愿意“清零”还是更愿意“放开”，争论这两种观念冲突到底哪边占上风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中国舆论场上并不存在关于“清零”还是“放开”的激烈观念冲突，“防疫爱好者”和“躺平派”的争吵，毋宁看作是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个人主义者）的争吵。

生活在西安的知名猎巫微博博主“子午侠士”可能是一名真正的“防疫爱好者”，他长期拥护一种严格封控的生活，对他的观察有助于我们搞清楚什么是拥护清零，什么是服从政府。子午侠士始终如一地批评上海的疫情防控，他认为上海没有及时强力封城导致了后续的爆发和悲剧。尽管主导这一切的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已经成为中共二号人物，他依然对上海当时的防疫持批评态度。他认为静默是最经济有效的一种抗疫模式。

在6月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公布，并宣布入境人员隔离时间由“14+7”降为“7+3”后，子午侠士一直孜孜不倦地反对这一版本的防控方案，希望政府回调政策（这种刻舟求剑的心态使得他变得十分滑稽）。在“二十条”出台和石家庄“试点”之后，他不时流露出怅然所失的情绪，比如11月13日他就说，“西安昨天的全员核酸，可能是最后的倔强。随着专班的成立，今后全员核酸，个人认为已不大可能。那么社会面如何清零，我认为做不到。”尽管如此，他大部分的发言还是向“相信政府”靠拢。

子午侠士等猎巫博主和传统意义的民族主义者（五毛）不同，他们靠最保守的价值观（而不仅仅是爱国）吸引追随者，用流量卖广告谋生。而其他一贯为体制站台的人，比如从体制内退休的胡锡进，拥有自己的读者群和电商事业的“五毛”周小平，靠“猎杀受害者”出名的自媒体人理记，都对严厉的封控政策提出了各自的意见。这几人能提出意见，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他们嗅到了风向的转变，这是某种意义上的投机行为，其次也是因为他们及其受众的利益受封控影响严重。他们的转变是顺理成章的，始终是在服从政府。

在国家铁面清零的时候，所有亲近体制的人都在为清零政策辩护。当国家有“放开”迹象时，只有少数猎巫博主坚守自己对清零的拥护。这种分野可能更接近中国社会的心态，大部分人都愿意放开，只有少数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才想要过永远封控的生活。而石家庄人民在刚刚解除静默时表现出的犹豫不决，更应该理解成对政府真实态度不明确的忧虑，而非渴望封控。

吊诡之处于是充分显现。一个包揽一切的全能政府，在防疫政策的转折时刻突然失能，让一个习惯了准军事化管控的社会短暂进入了无政府状态。所以一些取消了常态化核酸点的城市，又因为上班场所需要查验核酸，要么人们开始混乱地排长队，要么政府又恢复了核酸点。“二十条”显然是一种中间状态，它只是把棋子重新拿起来，要往前还是往后仍然需要明确的指令。但在“躺平”不可取的叙事下，如何给出“躺平”却不“躺平”，“放开”却不“放开”的指令，是一个还未解决的问题。

因此，整个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了举棋不定的状态，全能政府无处着力。比如疫情正高发的广州，既没有封城，也没有尝试“居家隔离”，只能任由举棋不定的社会开始陷入混乱，一方面继续出现防疫悲剧（比如方舱没有物资，解除隔离的人露宿街头），一方面社会内部爆发冲突（比如由城中村引发的广州和湖北的地域冲突）。这些可预见的悲剧当然会在不同城市出现，它们会被解释为“放开”的恶果，从而开始创造出一批真正的“清零派”。

今天政府的无能和沉默，正如2020年武汉疫情刚爆发时，当地政府所表现出来的无能和沉默一样。也正如那时恐慌的人民开始自救一样，几乎在河北“试点”放开的信号传出的两天内，茫然的人民就迅速明白自己应该买药，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感染和医疗混乱做准备。如果我们记得2020年初，一定记得那时省份之间东南互保，村和村之间互相隔离，人和人之间互不信任的原始状态。

“狼来了”的故事告诉我们，谎言有其代价。政府不断恐吓人民“躺平”即“等死”，“放开”会医疗挤兑，清零才是最好的政策，并因此浪费了两年时间，而这两年本可以用来给老人接种疫苗，给公众科普，准备医疗分诊的软硬件措施。那么，当“放开”不可避免要到来时，这个社会毫无准备，而“狼”就真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