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揭示的經濟前景：安全比發展重要，自主比開放重要，國家比市場重要

中共二十大開啓了習近平第三個任期，也顯示其全面掌控了中共領導層的人事安排。被視為改革開放路線繼承者的李克強、汪洋提前退休，被寄予厚望的團派政治新星、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也未能晉升，被排除在決策層之外。

經濟團隊的人事變動反映的是習近平對中國經濟的理解。在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提的最多的詞是「安全」，當提到經濟發展時，他要求統籌「安全和發展」。

習近平所憧憬的中國社會，GDP增速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產業鏈的自主權，重要的是中國的「內循環」，重要的是「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這一明顯區別於改革開放的經濟圖景是如何被建構起來的，它能否回應中國正面臨的經濟困局？它將把中國社會引向何處？

消失的GDP增長目標

在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描繪了中國在通往的新經濟圖景，其中尤為醒目的是更強的國家干預能力，更安全可控的市場，更自力更生的產業鏈。

2022年10月24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了推遲到來的經濟數據。數據顯示，前三季度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速為3%。這意味着，年初中國設定的全年GDP增長5.5%的目標，很可能無法實現。

今年3月份，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宣布了5.5%的經濟目標，他提到，目標的設定跟「十四五」規劃目標要求相銜接。

2020年10月，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召開，按照慣例，這是中共高層五年一次的經濟會議。會議確認了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簡稱「十四五」規劃）的草稿。和往年不同的是，這次會議不僅定下了未來5年的目標，也提出了「2035年遠景目標」——根據這個目標，15年後，中國人均GDP會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會議結束後，文件起草組組長習近平發布了一份說明，對2035年的經濟目標做了補充，「文件起草組經過認真研究和測算……到2035年實現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當時中國的清零政策成功地控制了病毒在境內的傳播，社會經濟活動恢復正常，而全球疫情也達到高峰，許多國家宣布封城，強烈的對比助長了中國的自信心，習近平後來宣布，世界大勢是「東昇西降」。

2020年11月，中國財政部官員解讀「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說法，指出這意味着人均GDP將達到2萬美元。根據經濟學家林毅夫分析，在2020年基礎上翻一番，意味着2021年到2035年，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需要達到4.7%。

但「翻一番」的說法沒有寫入「十四五」規劃，在隨後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和中共二十大的報告中，習近平也都沒有提到「翻一番」，只保留了「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說法。

不僅如此，2021年的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第三份歷史決議，明確表示中國經濟的傳統發展模式難以為繼，「不能簡單以生產總值增長率論英雄」。這個說法最早出現在2013年習近平剛剛上任時，他在中共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中，對共產黨的幹部提出新的考覈手段，稱「再也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論英雄了」。當時新華社的一篇時評，據此激進地否定了「發展是第一要務」的鄧小平遺產。

中國共產黨100年間只有兩份歷史決議，第一份歷史決議是毛澤東否定了此前黨內領導人的左傾路線，確立了自己路線的主導地位；第二分歷史決議是鄧小平否定了毛澤東發動的文革，確立了改革開放的路線。歷史決議的出現意味着中共和中國處在轉折性的「重大歷史關頭」，因此，當第三份歷史決議確立了習近平的「核心」地位，也表明他正在帶領黨和國家轉變路線。

第三份歷史決議用嚴厲的語言抨擊胡溫時代留下的經濟攤子：「由於一些地方和部門存在片面追求速度規模、發展方式粗放等問題，加上國際金融危機後世界經濟持續低迷影響，經濟結構性體制性矛盾不斷積累，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十分突出。」

二十大報告指向性更明確地重複了這一對前任的批評，「十年前，我們面對的形勢是……經濟結構性體制性矛盾突出，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傳統發展模式難以為繼，一些深層次體制機制問題和利益固化藩籬日益顯現」。習近平說：「當時，黨內和社會上不少人對黨和國家前途憂心忡忡。」但經過了他所領導的十年，中國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發生了歷史性的變革，中國走上了新的征程。前任總書記胡錦濤在二十大會場的戲劇性離場，成為這種對上一個十年的輕蔑的互文。

2021年，習近平在《求是》發表了一篇文章，委婉反駁了鄧小平在1992年所說的「我們搞社會主義才幾十年，還處在初級階段。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鬥，決不能掉以輕心」。習近平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靜態、一成不變的，他判斷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發展階段」。「把握新發展階段」被新寫入了黨章，放在「發展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之後。並在黨章中寫入了以內循環為主的「新發展格局」。

在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描繪了中國在通往的新經濟圖景，其中尤為醒目的是更強的國家干預能力，更安全可控的市場，更自力更生的產業鏈。

「安全是發展的前提」

對兇險外部環境的判斷加劇了中國對國家安全的癡迷。在新修訂的黨章中，「促進國民經濟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的最後，增加了一句「更為安全」。

在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提到了91次「安全」，「經濟」則只有61次。在五年前的十九大報告中，「經濟」佔的比重更大。更早由胡錦濤作的十八大報告中，「經濟」所佔的比重遠遠超過「安全」。習近平從2014年開始，着手發明了一種「總體國家安全觀」，在這一頂層設計下，所有的領域都和國家安全有關，都可能威脅主權。

習近平在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新說法，將其作為「十四五」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並寫入了第三份歷史決議和二十大報告。習近平在不同場合說過，「安全是發展的前提」，「沒有安全和穩定，一切都無從談起」。

《紐約時報》留意到中共二十大報告不再提中國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這個說法是2002年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提出的。政治學者裴敏欣表示，這句措辭代表中國致力於保持與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平穩關係，將重點放在經濟增長上。20年來這個說法首次從中共黨代會的報告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句警告：「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各種 『黑天鵝』、 『灰犀牛』事件隨時可能發生。」裴敏欣稱，習近平表達的意思是，中國不懼與美國打一場冷戰。

習近平常常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掛在嘴邊，他描繪的外部環境威脅是這些：世紀疫情，逆全球化思潮，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戰爭。「來自外部的打壓遏制隨時可能升級」，他說，為此要「堅持發揚鬥爭精神」。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對中國的商業和技術封鎖，以及2022年俄烏戰爭中俄羅斯遭遇的西方國家的制裁，顯然是最讓中國認識到「大變局」的兩件大事。

對兇險外部環境的判斷加劇了中國對國家安全的癡迷。在新修訂的黨章中，「促進國民經濟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的最後，增加了一句「更為安全」。

「自立自強」和芯片大躍進

「十四五」規劃承諾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年均增長大於7%，這一數字甚至超過了中國軍隊的預算增長。

二十大報告在經濟發展領域特別提及了「確保糧食、能源、產業鏈供應鏈可靠安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經濟安全的關鍵詞，而非增長。「科技自立自強」在二十大報告中出現了5次，這一表述在2017年的十九大報告中沒有出現，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和科技戰讓中國意識到跟美國的正面衝突已經無法避免。

在中共二十大前夕，美國政府出台了新的政策，限制美國公司出口某些用於人工智能和超級計算的芯片以及先進半導體制造設備，也禁止美國公民、永久居民和企業為為中國境內晶圓廠的先進製程生產活動提供支持。這意味着美國不再只針對華為等個別企業，而是開始了對中國芯片產業的全面封鎖。

為了緩解先進製造業的焦慮，「十四五」規劃承諾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年均增長大於7%，儘管預計政府總體支出的增長要慢得多。這一數字甚至超過了中國軍隊的預算增長。

根據美國半導體研究公司IC Insights 2021年的數據，2020年中國國內芯片產量只佔國內芯片消費市場的15.9％，IC Insights預測，到2025年這個比例可以達到19.4%。報告還指出，如果除去台積電、三星等在中國設廠的公司的產量，只計算總部設在中國的公司（如中芯國際）的產量，2020年的芯片自給率只有5.9%。

在「十四五」規劃中，中國政府寄望五年內，「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明顯提高」。但「政策紅利」的成效十分可疑。曾在中芯國際園區待過5個月、著有《毛澤東與市場：中國企業的共產主義根源》的劍橋大學教授Christopher Marquis撰文表示，中芯國際的領導層很清楚，由於半導體生產的複雜性和全球關聯的性質，中國只能生產落後幾代的芯片，用於低附加值的應用。

Christopher Marquis說，中國半導體發展的指導邏輯是自給自足，政治動機多於經濟動機，這讓很多政府補貼和撥款都沒有用到實處。他評價習近平癡迷毛澤東式的「集中力量辦大事」，這讓中國的芯片投資和1950年代的鋼鐵大躍進運動一樣，都終將以失敗告終，因為它是由自上而下的運動邏輯在指導，與經濟現實缺乏聯繫。《大西洋月刊》一篇評論文章也表示，建立一個完全屬於中國的芯片供應鏈是不可能的，「自給自足」不如說是一種修辭。

但顯然，中國已經沒有能在經濟問題上向習近平提出不同意見的領導人。《中國新聞週刊》在一篇報道中統計，中共二十大選出的171名候補中央委員中，至少有23名中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各自是是無機化學領域，航天、能源和化工領域，空間遙感領域、電力系統等領域的領軍人物。此外，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主任陳宏敏，中航工業空天研究院總工程師李建榕，中國首次火星探測任務工程總設計師張榮橋也入選中央候補委員。在政治地位上提拔科技人才，這顯示習近平習慣用政治動員的方式來實現他的經濟目標。

2022年9月6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提出了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的說法：「新型舉國體制是在充分發揮市場經濟基礎上政府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體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重要體現。」

除了產業鏈的獨立自主，習近平的經濟安全還包括糧食安全。2021年的「十四五」規劃專門用一節的內容闡述糧食安全戰略——「確保口糧絕對安全、穀物基本自給、重要農副產品供應充足。」以大豆為例，過去10年中國的進口大豆依存度高於80%，這種情況被認為是糧食安全的短板。根據新華社的報道，「2021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擴種大豆的工作目，全國農業農村廳局長會議提出，要把擴種大豆列為2022年必須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務，要下大力氣調整種植結構，千方百計擴種大豆，取得可考覈的成效。」這意味着在農業種植上，國家干預的力度已經遠遠超過市場需求。

國家力量正在重新設計中國的經濟制度

習近平發明了大量新的定語來形容經濟政策，比如「中國式現代化」「高質量發展」「高水平對外開放」，這意味着它們有別於一般理解的「現代化」「發展」和「對外開放」。

對國家力量的癡迷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特徵。曾任澳洲總理的陸克文在《外交事務》雜誌撰文分析習近平的世界觀，他表示，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和2015年中國本土的金融危機之後，習近平逐漸對市場經濟失去了信心，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經濟政策軌跡，是從支持市場改革到擁護加強黨和國家干預。

2013年，習近平上任不久，他主持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一份事無鉅細的「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其中的許多細則讓外界對新政府的改革決心充滿樂觀——比如「最大限度減少中央政府對微觀事務的管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放寬投資准入」等等。但這些政策大部分都無疾而終，反而是中國的國有企業在這十年間不斷壯大，獲得了大部分的政府投資，不斷蠶食私有企業的市場份額。

相對地，習近平開啓了一場對私營企業尤其是互聯網企業的打壓行動。以國家安全和反壟斷的名義叫停了螞蟻金服的上市計劃、對滴滴進行了重錘式的整頓、處罰了一長串互聯網公司，讓中概股企業的股價跌至谷底。同樣，以為青少年兒童減負的名義，幾乎摧毀了課外培訓和在線教育產業。

對國有企業的重點扶持和對互聯網企業的全面管制，在二十大報告中也有清晰體現。十九大報告關於國有企業的表述「促進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有效防止國有資產流失」，二十大的報告則改成了「推動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習近平領導下的經濟政策，顛倒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內涵，這一上世紀90年代提出的概念，本意是讓有活力的民間資本盤活臃腫、冗餘的國有企業，如今成為國企吞併私企的委婉說法。

對國有經濟的側重，和習近平新推出的另一個表述「統一大市場」有關。統一大市場是對中國經濟結構的又一次「頂層設計」，同時也是一個語焉不詳的概念，它強調規則公平和打破壁壘，但官方媒體花了大量筆墨來解釋這不是重回計劃經濟。總之，在習近平設計的經濟體制中，強大的國家干預能力是一切的前提，因此也可以自信地設想「國內大循環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

二十大報告顯示，在這樣的經濟體制中，大部分的資源會放在實體經濟上，以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快建設「製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習近平發明了大量新的定語來形容經濟政策，比如「中國式現代化」、「高質量發展」、「高水平對外開放」，這意味着它們有別於一般理解的「現代化」、「發展」和「對外開放」。比如在高水平對外開放中，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十分突出，這一戰略主要是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基礎建設投資，許多工程被認為是蝕本買賣，與外資和中國外貿企業期待的「對外開放」並不是一回事。

新經濟班子：沒有改革派，只有忠誠的執行者

新的經濟團隊不再是熟悉西方的溫和派的面孔，而是由習近平的親信主導。

經濟路線的大幅轉變，也體現在政府經濟班子的變化上。中共二十大開啓了習近平的第三個任期，同時也顯示他徹底掌控了中共領導層的人事變動。

在上一屆政治局常委中，被稱為黨內溫和派、比較親近市場經濟的李克強、汪洋提前退休，備受矚目的團派政治新星、主管貿易和外商投資的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也被排除在中共最核心的24人之外。汪洋被認為是中共領導層中最「自由主義」的一位，2011年他主政廣東時，正面處理了烏坎事件，讓烏坎一度成為基層選舉的正面例子。

代表中國參與中美貿易談判的國務院副總理劉鶴也即將退休。劉鶴是習近平的中學同窗，深受習近平信任，於2017年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曾在哈佛留學，創辦了「中國經濟50人論壇」，他被認為是一個尊重市場的政策制定者。

中國銀保監會主席、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郭樹清，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也沒有出現在新一屆中央委員會的名單中，兩人都是上一屆的中央委員，這意味着他們也將提前退休。郭樹清具有改革思想，曾在牛津大學訪學，他在銀保監會執行了一系列針對影子銀行高風險房貸的政策，也公開表示中國的房地產行業有很大的金融泡沫。易綱曾在美國留學，並獲得了美國大學的終身教職，他研究貨幣政策和國際業務。這兩位都熟悉金融市場、也了解如何跟外國投資者打交道。

劉鶴和郭樹清都已經到了退休年齡，但習近平顯然已經打破了中共人事任命中的「七上八下」的年齡潛規則，比如69歲的戰狼外交官王毅就進入了政治局，72歲的國家軍委副主席也令人意外地留在政治局中。

新的經濟團隊不再是熟悉西方的溫和派的面孔，而是由習近平的親信主導。晉升為中共二號人物的上海市委書記李強，有望在明年兩會成為國務院總理。發改委主任何立峰被提拔為政治局委員，外界普遍認為他將接替劉鶴的位置，成為分管經濟金融的副總理。

李強跟何立峰都是習近平在地方工作時的下屬，李強是務實派官員，先後主政浙江和上海，對民營經濟和民間金融的態度開明，曾經在2013年接受採訪時表示「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參與和干預」。根據《華爾街日報》報道，他和馬雲關係密切，在去年習近平整頓民營經濟時起到了調和作用，甚至支持引進進口mRNA疫苗。但比起開明的官員，李強更是習近平忠誠的下屬，今年4月份他嚴格執行清零政策，在上海製造了大量慘劇。

何立峰是「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這意味着他是實際工作的推進者。顯然，新的經濟班子會成為習近平經濟理念的堅定執行者。何立峰去年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關於「共同富裕」的文章，他稱習近平的思想在鄧小平的基礎上豐富和發展了共同富裕的內涵。

「共同富裕」是習近平2021年重點強調的說法，基於這一願景，中國開啓了一輪針對互聯網企業的打壓，以及對房地產市場進行了嚴控，這導致中國受到嚴重打擊。外界相信，李克強緩和了習近平這些政策對經濟社會造成的影響，也讓「共同富裕」的說法在今年較少被提及。但習近平在二十大報告中重新多次提及「共同富裕」，這意味着對他對經濟的強勢干預和整頓將繼續進行下去，以實現他的經濟願景。而這次他擁有了更加忠心耿耿的執行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