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揭示的经济前景：安全比发展重要，自主比开放重要，国家比市场重要

中共二十大开启了习近平第三个任期，也显示其全面掌控了中共领导层的人事安排。被视为改革开放路线继承者的李克强、汪洋提前退休，被寄予厚望的团派政治新星、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也未能晋升，被排除在决策层之外。

经济团队的人事变动反映的是习近平对中国经济的理解。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提的最多的词是“安全”，当提到经济发展时，他要求统筹“安全和发展”。

习近平所憧憬的中国社会，GDP增速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产业链的自主权，重要的是中国的“内循环”，重要的是“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这一明显区别于改革开放的经济图景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它能否回应中国正面临的经济困局？它将把中国社会引向何处？

消失的GDP增长目标

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描绘了中国在通往的新经济图景，其中尤为醒目的是更强的国家干预能力，更安全可控的市场，更自力更生的产业链。

2022年10月24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推迟到来的经济数据。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速为3%。这意味着，年初中国设定的全年GDP增长5.5%的目标，很可能无法实现。

今年3月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布了5.5%的经济目标，他提到，目标的设定跟“十四五”规划目标要求相衔接。

2020年10月，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按照惯例，这是中共高层五年一次的经济会议。会议确认了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简称“十四五”规划）的草稿。和往年不同的是，这次会议不仅定下了未来5年的目标，也提出了“2035年远景目标”——根据这个目标，15年后，中国人均GDP会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会议结束后，文件起草组组长习近平发布了一份说明，对2035年的经济目标做了补充，“文件起草组经过认真研究和测算……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当时中国的清零政策成功地控制了病毒在境内的传播，社会经济活动恢复正常，而全球疫情也达到高峰，许多国家宣布封城，强烈的对比助长了中国的自信心，习近平后来宣布，世界大势是“东升西降”。

2020年11月，中国财政部官员解读“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说法，指出这意味着人均GDP将达到2万美元。根据经济学家林毅夫分析，在2020年基础上翻一番，意味着2021年到2035年，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需要达到4.7%。

但“翻一番”的说法没有写入“十四五”规划，在随后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中共二十大的报告中，习近平也都没有提到“翻一番”，只保留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说法。

不仅如此，2021年的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份历史决议，明确表示中国经济的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不能简单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这个说法最早出现在2013年习近平刚刚上任时，他在中共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中，对共产党的干部提出新的考核手段，称“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当时新华社的一篇时评，据此激进地否定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的邓小平遗产。

中国共产党100年间只有两份历史决议，第一份历史决议是毛泽东否定了此前党内领导人的左倾路线，确立了自己路线的主导地位；第二分历史决议是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历史决议的出现意味着中共和中国处在转折性的“重大历史关头”，因此，当第三份历史决议确立了习近平的“核心”地位，也表明他正在带领党和国家转变路线。

第三份历史决议用严厉的语言抨击胡温时代留下的经济摊子：“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片面追求速度规模、发展方式粗放等问题，加上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影响，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不断积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十分突出。”

二十大报告指向性更明确地重复了这一对前任的批评，“十年前，我们面对的形势是……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突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藩篱日益显现”。习近平说：“当时，党内和社会上不少人对党和国家前途忧心忡忡。”但经过了他所领导的十年，中国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中国走上了新的征程。前任总书记胡锦涛在二十大会场的戏剧性离场，成为这种对上一个十年的轻蔑的互文。

2021年，习近平在《求是》发表了一篇文章，委婉反驳了邓小平在1992年所说的“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习近平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静态、一成不变的，他判断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把握新发展阶段”被新写入了党章，放在“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之后。并在党章中写入了以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

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描绘了中国在通往的新经济图景，其中尤为醒目的是更强的国家干预能力，更安全可控的市场，更自力更生的产业链。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

对凶险外部环境的判断加剧了中国对国家安全的痴迷。在新修订的党章中，“促进国民经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最后，增加了一句“更为安全”。

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提到了91次“安全”，“经济”则只有61次。在五年前的十九大报告中，“经济”占的比重更大。更早由胡锦涛作的十八大报告中，“经济”所占的比重远远超过“安全”。习近平从2014年开始，着手发明了一种“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这一顶层设计下，所有的领域都和国家安全有关，都可能威胁主权。

习近平在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新说法，将其作为“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写入了第三份历史决议和二十大报告。习近平在不同场合说过，“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

《纽约时报》留意到中共二十大报告不再提中国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说法是2002年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政治学者裴敏欣表示，这句措辞代表中国致力于保持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平稳关系，将重点放在经济增长上。20年来这个说法首次从中共党代会的报告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句警告：“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 ‘黑天鹅’、 ‘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裴敏欣称，习近平表达的意思是，中国不惧与美国打一场冷战。

习近平常常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挂在嘴边，他描绘的外部环境威胁是这些：世纪疫情，逆全球化思潮，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战争。“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他说，为此要“坚持发扬斗争精神”。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的商业和技术封锁，以及2022年俄乌战争中俄罗斯遭遇的西方国家的制裁，显然是最让中国认识到“大变局”的两件大事。

对凶险外部环境的判断加剧了中国对国家安全的痴迷。在新修订的党章中，“促进国民经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最后，增加了一句“更为安全”。

“自立自强”和芯片大跃进

“十四五”规划承诺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大于7%，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中国军队的预算增长。

二十大报告在经济发展领域特别提及了“确保粮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可靠安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经济安全的关键词，而非增长。“科技自立自强”在二十大报告中出现了5次，这一表述在2017年的十九大报告中没有出现，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让中国意识到跟美国的正面冲突已经无法避免。

在中共二十大前夕，美国政府出台了新的政策，限制美国公司出口某些用于人工智能和超级计算的芯片以及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也禁止美国公民、永久居民和企业为为中国境内晶圆厂的先进制程生产活动提供支持。这意味着美国不再只针对华为等个别企业，而是开始了对中国芯片产业的全面封锁。

为了缓解先进制造业的焦虑，“十四五”规划承诺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大于7%，尽管预计政府总体支出的增长要慢得多。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中国军队的预算增长。

根据美国半导体研究公司IC Insights 2021年的数据，2020年中国国内芯片产量只占国内芯片消费市场的15.9％，IC Insights预测，到2025年这个比例可以达到19.4%。报告还指出，如果除去台积电、三星等在中国设厂的公司的产量，只计算总部设在中国的公司（如中芯国际）的产量，2020年的芯片自给率只有5.9%。

在“十四五”规划中，中国政府寄望五年内，“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但“政策红利”的成效十分可疑。曾在中芯国际园区待过5个月、著有《毛泽东与市场：中国企业的共产主义根源》的剑桥大学教授Christopher Marquis撰文表示，中芯国际的领导层很清楚，由于半导体生产的复杂性和全球关联的性质，中国只能生产落后几代的芯片，用于低附加值的应用。

Christopher Marquis说，中国半导体发展的指导逻辑是自给自足，政治动机多于经济动机，这让很多政府补贴和拨款都没有用到实处。他评价习近平痴迷毛泽东式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这让中国的芯片投资和1950年代的钢铁大跃进运动一样，都终将以失败告终，因为它是由自上而下的运动逻辑在指导，与经济现实缺乏联系。《大西洋月刊》一篇评论文章也表示，建立一个完全属于中国的芯片供应链是不可能的，“自给自足”不如说是一种修辞。

但显然，中国已经没有能在经济问题上向习近平提出不同意见的领导人。《中国新闻周刊》在一篇报道中统计，中共二十大选出的171名候补中央委员中，至少有23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各自是是无机化学领域，航天、能源和化工领域，空间遥感领域、电力系统等领域的领军人物。此外，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主任陈宏敏，中航工业空天研究院总工程师李建榕，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工程总设计师张荣桥也入选中央候补委员。在政治地位上提拔科技人才，这显示习近平习惯用政治动员的方式来实现他的经济目标。

2022年9月6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提出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说法：“新型举国体制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基础上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

除了产业链的独立自主，习近平的经济安全还包括粮食安全。2021年的“十四五”规划专门用一节的内容阐述粮食安全战略——“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重要农副产品供应充足。”以大豆为例，过去10年中国的进口大豆依存度高于80%，这种情况被认为是粮食安全的短板。根据新华社的报道，“202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扩种大豆的工作目，全国农业农村厅局长会议提出，要把扩种大豆列为2022年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要下大力气调整种植结构，千方百计扩种大豆，取得可考核的成效。”这意味着在农业种植上，国家干预的力度已经远远超过市场需求。

国家力量正在重新设计中国的经济制度

习近平发明了大量新的定语来形容经济政策，比如“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意味着它们有别于一般理解的“现代化”“发展”和“对外开放”。

对国家力量的痴迷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特征。曾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陆克文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分析习近平的世界观，他表示，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15年中国本土的金融危机之后，习近平逐渐对市场经济失去了信心，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经济政策轨迹，是从支持市场改革到拥护加强党和国家干预。

2013年，习近平上任不久，他主持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份事无巨细的“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其中的许多细则让外界对新政府的改革决心充满乐观——比如“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放宽投资准入”等等。但这些政策大部分都无疾而终，反而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在这十年间不断壮大，获得了大部分的政府投资，不断蚕食私有企业的市场份额。

相对地，习近平开启了一场对私营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的打压行动。以国家安全和反垄断的名义叫停了蚂蚁金服的上市计划、对滴滴进行了重锤式的整顿、处罚了一长串互联网公司，让中概股企业的股价跌至谷底。同样，以为青少年儿童减负的名义，几乎摧毁了课外培训和在线教育产业。

对国有企业的重点扶持和对互联网企业的全面管制，在二十大报告中也有清晰体现。十九大报告关于国有企业的表述“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二十大的报告则改成了“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习近平领导下的经济政策，颠倒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内涵，这一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概念，本意是让有活力的民间资本盘活臃肿、冗余的国有企业，如今成为国企吞并私企的委婉说法。

对国有经济的侧重，和习近平新推出的另一个表述“统一大市场”有关。统一大市场是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又一次“顶层设计”，同时也是一个语焉不详的概念，它强调规则公平和打破壁垒，但官方媒体花了大量笔墨来解释这不是重回计划经济。总之，在习近平设计的经济体制中，强大的国家干预能力是一切的前提，因此也可以自信地设想“国内大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

二十大报告显示，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中，大部分的资源会放在实体经济上，以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习近平发明了大量新的定语来形容经济政策，比如“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意味着它们有别于一般理解的“现代化”、“发展”和“对外开放”。比如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十分突出，这一战略主要是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基础建设投资，许多工程被认为是蚀本买卖，与外资和中国外贸企业期待的“对外开放”并不是一回事。

新经济班子：没有改革派，只有忠诚的执行者

新的经济团队不再是熟悉西方的温和派的面孔，而是由习近平的亲信主导。

经济路线的大幅转变，也体现在政府经济班子的变化上。中共二十大开启了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同时也显示他彻底掌控了中共领导层的人事变动。

在上一届政治局常委中，被称为党内温和派、比较亲近市场经济的李克强、汪洋提前退休，备受瞩目的团派政治新星、主管贸易和外商投资的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也被排除在中共最核心的24人之外。汪洋被认为是中共领导层中最“自由主义”的一位，2011年他主政广东时，正面处理了乌坎事件，让乌坎一度成为基层选举的正面例子。

代表中国参与中美贸易谈判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也即将退休。刘鹤是习近平的中学同窗，深受习近平信任，于2017年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曾在哈佛留学，创办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他被认为是一个尊重市场的政策制定者。

中国银保监会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郭树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也没有出现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中，两人都是上一届的中央委员，这意味着他们也将提前退休。郭树清具有改革思想，曾在牛津大学访学，他在银保监会执行了一系列针对影子银行高风险房贷的政策，也公开表示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有很大的金融泡沫。易纲曾在美国留学，并获得了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他研究货币政策和国际业务。这两位都熟悉金融市场、也了解如何跟外国投资者打交道。

刘鹤和郭树清都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习近平显然已经打破了中共人事任命中的“七上八下”的年龄潜规则，比如69岁的战狼外交官王毅就进入了政治局，72岁的国家军委副主席也令人意外地留在政治局中。

新的经济团队不再是熟悉西方的温和派的面孔，而是由习近平的亲信主导。晋升为中共二号人物的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有望在明年两会成为国务院总理。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被提拔为政治局委员，外界普遍认为他将接替刘鹤的位置，成为分管经济金融的副总理。

李强跟何立峰都是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时的下属，李强是务实派官员，先后主政浙江和上海，对民营经济和民间金融的态度开明，曾经在2013年接受采访时表示“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参与和干预”。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他和马云关系密切，在去年习近平整顿民营经济时起到了调和作用，甚至支持引进进口mRNA疫苗。但比起开明的官员，李强更是习近平忠诚的下属，今年4月份他严格执行清零政策，在上海制造了大量惨剧。

何立峰是“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这意味着他是实际工作的推进者。显然，新的经济班子会成为习近平经济理念的坚定执行者。何立峰去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共同富裕”的文章，他称习近平的思想在邓小平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共同富裕的内涵。

“共同富裕”是习近平2021年重点强调的说法，基于这一愿景，中国开启了一轮针对互联网企业的打压，以及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了严控，这导致中国受到严重打击。外界相信，李克强缓和了习近平这些政策对经济社会造成的影响，也让“共同富裕”的说法在今年较少被提及。但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重新多次提及“共同富裕”，这意味着对他对经济的强势干预和整顿将继续进行下去，以实现他的经济愿景。而这次他拥有了更加忠心耿耿的执行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