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就在中共二十大開幕前三天，一位市民在北京海淀區的交通幹道四通橋上懸掛起了兩條橫幅，分別是「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謊言要尊嚴/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領袖要選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和「罷課罷工罷免獨裁國賊習近平」。
四通橋位於北京北三環西側，臨近中國人民大學、北京理工大學等多所高校。這裏雖然是交通要道，但與天安門、西單、北京大學等「敏感」地點不同，沒有重大抗議事件的歷史，因此也沒有被有關部門重點防範。
這次抗議是一次典型的「孤狼」行動，沒有聚集的人群，沒有組織策劃，沒有事先聲張，連懸掛的橫幅也是手寫而成。也因此，甚至連當時前往現場執勤的警察都顯得有些不知所措，網絡上甚至流傳了一段看上去由警車內部拍攝的視頻，足見警務人員在現場時的新鮮感。
抗議者將矛盾毫不含糊地指向了中國政府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本人。這在共和國歷史上幾乎是絕無僅有的。
四通橋的抗議行動是中國近年來罕見的引起轟動的政治抗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與普通的維權抗議不同，這次的抗議者將矛盾毫不含糊地指向了中國政府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本人。這在共和國歷史上幾乎是絕無僅有的，也因此引發了輿論的廣泛關注。海外社交媒體普遍將抗議者稱爲「勇士」，而此前在中國大熱的歌曲《孤勇者》也被賦予了新的含義，成爲對抗議者的讚揚。
中國政府對此高度警覺。在事發之後幾個小時，立刻傳出北京各地招募「看橋人」，以防止有人再懸掛橫幅的消息。在社交媒體上，審查部門嚴防死守。而「北京」、「海淀」、「橋」、甚至「勇敢」，都成爲了被審查的敏感詞，在微博上只有藍V賬號（機構和媒體賬號）可以發布這些字眼。之後幾天，微信平台將發布了四通橋橫幅相關內容的賬號一律封禁，並且與此前常見的「禁言三天」的處理不同，涉事賬號一律永久註銷，處理極爲嚴格。
由於中國國內迅速而高效的審查，這一事件只在部分人之中流傳。但其轟動程度毫無疑問已經超過了大多數突發性政治事件。無論在意義還是視覺上，四通橋事件都是近年中國零星的抗議事件中令人最爲印象深刻的一幕。但同時，抗議者孤注一擲、有如血書般的橫幅，也彷彿在提醒人們，政治行動的空間是多麼的狹小。在國家權力巨大的壓力之下，個體的抗議彷彿飛蛾撲火，註定以悲劇作爲結局。
但是，我們真的可以否定這種「作死」式抗爭的意義嗎？在無法開展政治行動的中國、無法靠政治行動改變絲毫的處境下，抗議有什麼用？它對中國政府的執政到底有什麼樣的影響？
漣漪：海內外連鎖抗議
這種對四通橋抗議者的聲援，對很多人而言，也是第一次用激烈的線下反抗行動參與政治。
毫無疑問，這次抗議的直接推手，是中國政府嚴酷的「動態清零」政策。在一切爲「清零」讓路的方針下，中國的經濟遭受了巨大的打擊，工作單位停發工資、裁員、乃至倒閉都成爲一種「疫情」之下的「新常態」。
而二十大前，「動態清零」政策變本加厲，大有以「清零」爲大會獻禮的意思。隨着大會臨近，各地方政府也不再掩飾「獻禮」的意圖，清零政策執行越嚴厲，就意味着對中央越忠誠。因此，雖然中國政府歷來慣於讓人們相信「上面的意圖是好的，只是下面執行出了問題」，但在「動態清零」問題上，還是有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這一政策的根本問題出自中央，尤其是出自最高層。
不難理解，中國政府對四通橋抗議的嚴肅對待，一方面是因爲二十大開幕前夕這一尤爲敏感的時間節點，另一方面也是因爲中國政府認爲這一抗議行動會帶來強烈的群衆反響，甚至引起效仿。而這一預期很快得到了證實。
在四通橋抗議橫幅出現後的幾天裏，中國國內和海外華人群體中出現了大量的聲援行動。在國外，芝加哥大學、斯坦福大學、牛津大學等衆多高校出現了疑似爲中國留學生創作的塗鴉和海報，表示對四通橋抗議者的支持；在國內，類似的抗議標語在西安交通大學、深圳中學等多處被發現；即使在嚴加防範的北京，也有人在公共廁所中寫下了「反獨裁」、「反核酸」的口號。
這種對四通橋抗議者的聲援，對很多人而言，也是第一次用激烈的線下反抗行動參與政治。
中國管理：一言一行的意念消除
類似這樣的「孤狼」抗議者引起大規模反響的案例，雖然在情理之中，但其實並不多見。在中國，維穩工作的重點一直放在所謂的「群體性事件」，即大規模、有組織的集會式抗議上。而對於這樣孤立的個人抗議行爲，一般被認爲不會對政局穩定造成實質性的影響。
從理性角度來說，這樣的判斷是成立的。在威權巨大的壓迫之下，本來就只有少數真正將生死置之度外之人能夠站出來懸掛一兩個抗議橫幅；而幾條標語對於中國政府強大的維穩能力而言，其挑戰不值一提。
當然，政府有足夠的理由擔心零星的模仿者會導致事態的擴大，但即使事態真的發展到「群體性事件」的地步，國家機器仍然掌握着強大的暴力權力——正如1989年6月的新聞播音員所說：「如果我們的鐵騎繼續前進，這個螳臂當車的歹徒難道能夠阻擋得了嗎？」
然而另一方面，這次孤立的、沒有形成群體行動的個人抗議，卻又似乎的確觸及到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根本問題。在政治學中，有一個長久以來困擾研究者和觀察者的問題：如果強大的國家機器可以用暴力壓服一切反抗，它爲何還需要深入介入人們一言一行的意見表達？換句話說，如果坦克可以踏平六四事件那樣大規模的抗議人群，爲何中共仍然會爲一次「孤狼」式的抗議標語而膽戰心驚？
事實上，像中國政府一樣，細緻審查和管理人民的每一次意見表達，在威權國家之中，是少見的。即使號稱強硬的俄羅斯普京政權，在言論管制和意見表達上，也遠遜色於中國，不僅給大規模抗議行動留下了空間，像四通橋事件這樣的孤狼式抗議更是家常便飯。這部分是因爲，即使俄羅斯這樣的大國，其國家權力和對社會的滲透程度也沒有達到中國的程度。
但更重要的是，細緻地管理人民的一言一行，對於政府的精力支出和收益而言，是不划算的。如果政府的終極目標只是掌握政權，保持權力，則不必在孤立的意見表達上大做文章。幾年前，在中國研究領域，也曾經出現過一個頗爲主流的理論，認爲中國的言論審查，都以阻止群體性事件爲主要目的；如果不會形成危及社會穩定的群體性事件，則審查並不會十分嚴格。
然而近幾年來，中國對一切所謂「輿情事件」的重視程度，顯然超出了這種以投資理性爲基礎的理論的預期。
然而近幾年來，中國對一切所謂「輿情事件」的重視程度，顯然超出了這種以投資理性爲基礎的理論的預期。對於任何事件，無論規模，只要可能造成負面的輿論反應，都會被「一刀切」式地阻斷傳播。「輿情事件」這一概念最重要的一個特徵，就是它並不在意人們會否在線下形成群體性事件，而是彷彿一個事件只要在網絡上被大量討論，就已經危害到了公共安全。
四通橋抗議事件同樣如此。中國政府最恐懼的，似乎並不是人們集會抗議的可能，而是從根源上阻斷有關這一事件的一切討論。近年來，人民網等衆多官方媒體紛紛成立「輿情分析」智庫，從這些智庫發布的報告看，官方的關注點絕不僅僅在於哪些事件可能導致群體性事件。
相反，這些輿情分析全面地蒐集社會各個角落對大事小情的反饋，意圖從根本上控制「輿情」的走向，試圖讓人們的每一個表達都符合「正確」的價值觀。這種從意念上而非行動上消除事件影響的做法，在近年來已經成爲中國政府與其他威權國家的一個巨大不同。
破壞「全體人民共同意願」的統治根基
這一不同的一大原因在於，中國不僅僅是一個理性的威權國家，也是一個「非理性」的意識形態國家。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根基，在於聲稱自己站在歷史的正確一邊，聲稱自己代表了全體人民的總意志。如果說普京還可以通過被操控的選舉數據聲稱自己的權力是由多數人賦予的，那麼「多數」這個概念在中國則並不具有任何法理效益。
比如此次二十大開幕後，中國的官方發言人就表示「習近平說出了中國十四億人的心聲」。而類似關於「中國共產黨代表了全體中國人意願」的宣言，在官方人士口中屢見不鮮。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人民」要麼是一個百分之百的整體，要麼就不存在。
本質上，中國共產黨無法從西方一般理解的「民意」或「輿論」（public opinion）中獲取合法性。這種西方意義上的「民意」，來自於多數的授權，來自於對支持與否的量化。但中國共產黨的「民意」是不能量化的，因爲「人民」是一個被召喚出來的抽象概念，只有全部而徹底的民衆支持，才能夠滿足共產黨對其合法性的宣稱，因爲哪怕少了百分之一、萬分之一，也不是「全體人民」了。
中國共產黨的「民意」是不能量化的，因爲「人民」是一個被召喚出來的抽象概念。
也因此，每一個破壞了全部而徹底的支持的民意表達，都必然會破壞對於這種「全體人民」的想象，而從根本上動搖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宣稱。
無論表示抗議的標語、口號，無論多麼孤立、多麼缺乏組織，對於中國而言，其意義都與在俄羅斯、白俄羅斯、乃至伊朗等地，有着本質的不同。在中國，這些抗議的口號、甚至網絡上出現的討論，破壞的都不僅僅是數量層面上的民意支持，更是一個形而上學的整體，而中國共產黨正是依靠對這個形而上學整體的宣稱才具有合法性。
這種整體人民的觀念，也從一個側面解釋了中國對於選舉的恐懼。雖然不斷有西方的中國研究學者公布調查報告顯示，中國仍然有多數的人口對政府持信任態度，甚至積極支持中共的執政，但這種支持卻並不能稱爲中共執政的合法性來源。這絕不僅僅是因爲中共恐懼開放選舉和民意統計後的滑坡效應，更是因爲中共所需要的民意，絕不是「多數」就可以滿足的。只有當「民意」表現爲一個牢不可破的整體，中共才能築牢它的意識形態基礎。
這種整體觀念是中共的優勢所在，卻也是其巨大的弱點。其優勢在於，只要「共產黨代表全體人民」的假象仍然存在，中共的任何行爲都可以不計後果，可以將社會隨意宰割。它可以聲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這句話意味着，它不需要對真正的人民負責，因爲它自己就是「人民」。
但另一方面，它必須時刻如坐鍼氈，因爲只要有一點反對的聲音出現，它的統治基礎就稱不上牢固。
發聲，是質性的區別
在中國，量化的民意不具有意義。有意義的是「有聲音」和「沒有聲音」這種質性的區別。
這樣的意識形態框架對中國人而言意味着什麼——讓自己的聲音被聽到，在中國遠比在其他威權國家更困難，卻也更重要。
中國政府遠比其他國家更加在意對人們日常一言一行的管理，甚至不惜花費巨大代價只爲終止一些對孤立事件的民間討論。與普京等聲稱自己的權力來自「多數人」支持的威權政府不同，在中國，量化的民意不具有意義。有意義的是「有聲音」和「沒有聲音」這種質性的區別。
如果沒有人發聲，即使有多於50%的人反對，反對者也仍然是零，中國政府的支持者仍然是「全體人民」；但如果不斷有人發聲，即使還有多於50%的人支持現政權，政府也不能理所當然地聲稱自己代表了全部十四億人。
因爲這一層邏輯存在，每一次被傳播出來的反對聲音，即使從實際的政治權力角度而言或許並無巨大影響，但卻都是在動搖中國政府的意識形態根本。如果中國不能順理成章地宣稱自己就是「全體人民」、代表了人民的總體意志，中國最終將淪落爲與俄羅斯、伊朗一樣，只依靠暴力進行統治，而不再身披華麗的合法性外衣。
當然，這絕不意味着利維坦就會失敗，因爲即使只依靠暴力，中國政府仍然具有哪怕俄羅斯也無法比擬的強大強權。但如果能夠繼續不斷出現零星的「輿情事件」，哪怕不是四通橋這樣直接觸碰政權本身的事件，也仍然意味着戳破「全體人民的意願」這一神話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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