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就在中共二十大开幕前三天，一位市民在北京海淀区的交通干道四通桥上悬挂起了两条横幅，分别是“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和“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
四通桥位于北京北三环西侧，临近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这里虽然是交通要道，但与天安门、西单、北京大学等“敏感”地点不同，没有重大抗议事件的历史，因此也没有被有关部门重点防范。
这次抗议是一次典型的“孤狼”行动，没有聚集的人群，没有组织策划，没有事先声张，连悬挂的横幅也是手写而成。也因此，甚至连当时前往现场执勤的警察都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网络上甚至流传了一段看上去由警车内部拍摄的视频，足见警务人员在现场时的新鲜感。
抗议者将矛盾毫不含糊地指向了中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本人。这在共和国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四通桥的抗议行动是中国近年来罕见的引起轰动的政治抗议。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与普通的维权抗议不同，这次的抗议者将矛盾毫不含糊地指向了中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本人。这在共和国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也因此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海外社交媒体普遍将抗议者称为“勇士”，而此前在中国大热的歌曲《孤勇者》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成为对抗议者的赞扬。
中国政府对此高度警觉。在事发之后几个小时，立刻传出北京各地招募“看桥人”，以防止有人再悬挂横幅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审查部门严防死守。而“北京”、“海淀”、“桥”、甚至“勇敢”，都成为了被审查的敏感词，在微博上只有蓝V账号（机构和媒体账号）可以发布这些字眼。之后几天，微信平台将发布了四通桥横幅相关内容的账号一律封禁，并且与此前常见的“禁言三天”的处理不同，涉事账号一律永久注销，处理极为严格。
由于中国国内迅速而高效的审查，这一事件只在部分人之中流传。但其轰动程度毫无疑问已经超过了大多数突发性政治事件。无论在意义还是视觉上，四通桥事件都是近年中国零星的抗议事件中令人最为印象深刻的一幕。但同时，抗议者孤注一掷、有如血书般的横幅，也仿佛在提醒人们，政治行动的空间是多么的狭小。在国家权力巨大的压力之下，个体的抗议仿佛飞蛾扑火，注定以悲剧作为结局。
但是，我们真的可以否定这种“作死”式抗争的意义吗？在无法开展政治行动的中国、无法靠政治行动改变丝毫的处境下，抗议有什么用？它对中国政府的执政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涟漪：海内外连锁抗议
这种对四通桥抗议者的声援，对很多人而言，也是第一次用激烈的线下反抗行动参与政治。
毫无疑问，这次抗议的直接推手，是中国政府严酷的“动态清零”政策。在一切为“清零”让路的方针下，中国的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工作单位停发工资、裁员、乃至倒闭都成为一种“疫情”之下的“新常态”。
而二十大前，“动态清零”政策变本加厉，大有以“清零”为大会献礼的意思。随着大会临近，各地方政府也不再掩饰“献礼”的意图，清零政策执行越严厉，就意味着对中央越忠诚。因此，虽然中国政府历来惯于让人们相信“上面的意图是好的，只是下面执行出了问题”，但在“动态清零”问题上，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一政策的根本问题出自中央，尤其是出自最高层。
不难理解，中国政府对四通桥抗议的严肃对待，一方面是因为二十大开幕前夕这一尤为敏感的时间节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政府认为这一抗议行动会带来强烈的群众反响，甚至引起效仿。而这一预期很快得到了证实。
在四通桥抗议横幅出现后的几天里，中国国内和海外华人群体中出现了大量的声援行动。在国外，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等众多高校出现了疑似为中国留学生创作的涂鸦和海报，表示对四通桥抗议者的支持；在国内，类似的抗议标语在西安交通大学、深圳中学等多处被发现；即使在严加防范的北京，也有人在公共厕所中写下了“反独裁”、“反核酸”的口号。
这种对四通桥抗议者的声援，对很多人而言，也是第一次用激烈的线下反抗行动参与政治。
中国管理：一言一行的意念消除
类似这样的“孤狼”抗议者引起大规模反响的案例，虽然在情理之中，但其实并不多见。在中国，维稳工作的重点一直放在所谓的“群体性事件”，即大规模、有组织的集会式抗议上。而对于这样孤立的个人抗议行为，一般被认为不会对政局稳定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从理性角度来说，这样的判断是成立的。在威权巨大的压迫之下，本来就只有少数真正将生死置之度外之人能够站出来悬挂一两个抗议横幅；而几条标语对于中国政府强大的维稳能力而言，其挑战不值一提。
当然，政府有足够的理由担心零星的模仿者会导致事态的扩大，但即使事态真的发展到“群体性事件”的地步，国家机器仍然掌握着强大的暴力权力——正如1989年6月的新闻播音员所说：“如果我们的铁骑继续前进，这个螳臂当车的歹徒难道能够阻挡得了吗？”
然而另一方面，这次孤立的、没有形成群体行动的个人抗议，却又似乎的确触及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问题。在政治学中，有一个长久以来困扰研究者和观察者的问题：如果强大的国家机器可以用暴力压服一切反抗，它为何还需要深入介入人们一言一行的意见表达？换句话说，如果坦克可以踏平六四事件那样大规模的抗议人群，为何中共仍然会为一次“孤狼”式的抗议标语而胆战心惊？
事实上，像中国政府一样，细致审查和管理人民的每一次意见表达，在威权国家之中，是少见的。即使号称强硬的俄罗斯普京政权，在言论管制和意见表达上，也远逊色于中国，不仅给大规模抗议行动留下了空间，像四通桥事件这样的孤狼式抗议更是家常便饭。这部分是因为，即使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其国家权力和对社会的渗透程度也没有达到中国的程度。
但更重要的是，细致地管理人民的一言一行，对于政府的精力支出和收益而言，是不划算的。如果政府的终极目标只是掌握政权，保持权力，则不必在孤立的意见表达上大做文章。几年前，在中国研究领域，也曾经出现过一个颇为主流的理论，认为中国的言论审查，都以阻止群体性事件为主要目的；如果不会形成危及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则审查并不会十分严格。
然而近几年来，中国对一切所谓“舆情事件”的重视程度，显然超出了这种以投资理性为基础的理论的预期。
然而近几年来，中国对一切所谓“舆情事件”的重视程度，显然超出了这种以投资理性为基础的理论的预期。对于任何事件，无论规模，只要可能造成负面的舆论反应，都会被“一刀切”式地阻断传播。“舆情事件”这一概念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它并不在意人们会否在线下形成群体性事件，而是仿佛一个事件只要在网络上被大量讨论，就已经危害到了公共安全。
四通桥抗议事件同样如此。中国政府最恐惧的，似乎并不是人们集会抗议的可能，而是从根源上阻断有关这一事件的一切讨论。近年来，人民网等众多官方媒体纷纷成立“舆情分析”智库，从这些智库发布的报告看，官方的关注点绝不仅仅在于哪些事件可能导致群体性事件。
相反，这些舆情分析全面地搜集社会各个角落对大事小情的反馈，意图从根本上控制“舆情”的走向，试图让人们的每一个表达都符合“正确”的价值观。这种从意念上而非行动上消除事件影响的做法，在近年来已经成为中国政府与其他威权国家的一个巨大不同。
破坏“全体人民共同意愿”的统治根基
这一不同的一大原因在于，中国不仅仅是一个理性的威权国家，也是一个“非理性”的意识形态国家。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基，在于声称自己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声称自己代表了全体人民的总意志。如果说普京还可以通过被操控的选举数据声称自己的权力是由多数人赋予的，那么“多数”这个概念在中国则并不具有任何法理效益。
比如此次二十大开幕后，中国的官方发言人就表示“习近平说出了中国十四亿人的心声”。而类似关于“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全体中国人意愿”的宣言，在官方人士口中屡见不鲜。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人民”要么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整体，要么就不存在。
本质上，中国共产党无法从西方一般理解的“民意”或“舆论”（public opinion）中获取合法性。这种西方意义上的“民意”，来自于多数的授权，来自于对支持与否的量化。但中国共产党的“民意”是不能量化的，因为“人民”是一个被召唤出来的抽象概念，只有全部而彻底的民众支持，才能够满足共产党对其合法性的宣称，因为哪怕少了百分之一、万分之一，也不是“全体人民”了。
中国共产党的“民意”是不能量化的，因为“人民”是一个被召唤出来的抽象概念。
也因此，每一个破坏了全部而彻底的支持的民意表达，都必然会破坏对于这种“全体人民”的想象，而从根本上动摇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宣称。
无论表示抗议的标语、口号，无论多么孤立、多么缺乏组织，对于中国而言，其意义都与在俄罗斯、白俄罗斯、乃至伊朗等地，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中国，这些抗议的口号、甚至网络上出现的讨论，破坏的都不仅仅是数量层面上的民意支持，更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整体，而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对这个形而上学整体的宣称才具有合法性。
这种整体人民的观念，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中国对于选举的恐惧。虽然不断有西方的中国研究学者公布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仍然有多数的人口对政府持信任态度，甚至积极支持中共的执政，但这种支持却并不能称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来源。这绝不仅仅是因为中共恐惧开放选举和民意统计后的滑坡效应，更是因为中共所需要的民意，绝不是“多数”就可以满足的。只有当“民意”表现为一个牢不可破的整体，中共才能筑牢它的意识形态基础。
这种整体观念是中共的优势所在，却也是其巨大的弱点。其优势在于，只要“共产党代表全体人民”的假象仍然存在，中共的任何行为都可以不计后果，可以将社会随意宰割。它可以声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句话意味着，它不需要对真正的人民负责，因为它自己就是“人民”。
但另一方面，它必须时刻如坐针毡，因为只要有一点反对的声音出现，它的统治基础就称不上牢固。
发声，是质性的区别
在中国，量化的民意不具有意义。有意义的是“有声音”和“没有声音”这种质性的区别。
这样的意识形态框架对中国人而言意味着什么——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在中国远比在其他威权国家更困难，却也更重要。
中国政府远比其他国家更加在意对人们日常一言一行的管理，甚至不惜花费巨大代价只为终止一些对孤立事件的民间讨论。与普京等声称自己的权力来自“多数人”支持的威权政府不同，在中国，量化的民意不具有意义。有意义的是“有声音”和“没有声音”这种质性的区别。
如果没有人发声，即使有多于50%的人反对，反对者也仍然是零，中国政府的支持者仍然是“全体人民”；但如果不断有人发声，即使还有多于50%的人支持现政权，政府也不能理所当然地声称自己代表了全部十四亿人。
因为这一层逻辑存在，每一次被传播出来的反对声音，即使从实际的政治权力角度而言或许并无巨大影响，但却都是在动摇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根本。如果中国不能顺理成章地宣称自己就是“全体人民”、代表了人民的总体意志，中国最终将沦落为与俄罗斯、伊朗一样，只依靠暴力进行统治，而不再身披华丽的合法性外衣。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利维坦就会失败，因为即使只依靠暴力，中国政府仍然具有哪怕俄罗斯也无法比拟的强大强权。但如果能够继续不断出现零星的“舆情事件”，哪怕不是四通桥这样直接触碰政权本身的事件，也仍然意味着戳破“全体人民的意愿”这一神话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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