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原住民，不要再被其他人代言了，我們要自己說自己的故事。」
9月30日，加拿大甫度過「真相和解日」（亦稱「橘衣日」，Orange Shirt Day），人們在這天會穿上寫著「Every Child Matters」（每一個孩子都重要）的橘色衣服上街遊行，以此紀念原住民寄宿學校的悲慘歷史。這個本是自主發起的橘衣運動經過多方倡議與努力，於2021年6月3日經由加拿大國會三讀通過，制定為國定紀念日。
然而，在議會通過制定為國定假日不久前的五月底，加拿大爆發一起震驚國內外的新聞。卑詩省（British Columbia）一間廢棄的坎盧普斯印第安寄宿學校（Kamloops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的地底下，被人發現埋藏多達 215 具無名的兒童遺骸，年紀最小的僅有三歲；一個月後，又在薩斯克其萬省（Saskatchewan）原住民寄宿學校遺址，發掘到 751 個包含成人與孩童的無名墳塚。
此近乎是文化與種族滅絕的族群政策、關於原住民族寄宿學校的暗黑歷史，在1996年加拿大國家強制原住民兒童進入寄宿學校就讀的教育制度廢除後，時隔近 30 年，其調查工作與轉型正義工程依然未盡。
聲稱殖民主義已然過去，那是謊言。在歷史的真相未明之前，一切都是空談。當代最重要的加拿大籍阿本拿基族（Abeniki）導演艾拉妮斯．奧柏莎溫（Alanis Obomsawin）的紀錄短片《Honour to Senator Murray Sinclair》（2021）裡，原住民寄宿學校真相調查委員會之關鍵推手默里・辛克萊（Murray Sinclair）所說的一席話，即對白人殖民政權長期在原住民族世居的土地上製造的迫害提出深刻的反思，提醒著世人，對於原住民族的不公不義仍以各種形式存在著。
台灣國際女性影展自創立以來，邁向第 29 屆，今年首次以原住民族導演作為焦點影人，選映現今在世最重要的原住民族導演艾拉妮斯．奧柏莎溫，共八部作品，試圖從這些電影折射出加拿大原住民族爭取平權的抗爭歷程。
其一生可以說是見證加拿大甚至是全球各地原住民從備受殖民政權壓迫到族群運動風起雲湧，各種改變開始發生——按她的話形容是「做什麼都有可能」的時代。
溫馨節日背後的殖民真相
艾拉妮斯．奧柏莎溫出生於 1932 年，成長於加拿大東北部歐達納克（Odanak）原住民族保留區，其一生可以說是見證加拿大甚至是全球各地原住民從備受殖民政權壓迫到族群運動風起雲湧，各種改變開始發生——按她的話形容是「做什麼都有可能」的時代。
1960 年代，奧柏莎溫加入加拿大國家電影局工作，一開始是擔任原住民題材顧問，1970 年代時總算有機會拍攝自己感興趣的題材，她拍攝的第一部電影《聖誕麋鹿學院》（Moose Factory，1971），正是一部與原住民寄宿學校有關的短片。在那時代，原住民寄宿學校仍非常普遍，年幼的孩子往往被迫要離開部落、家人，被國家的教育體制送到寄宿學校就讀，年輕時曾擔任歌手的奧柏莎溫很常自發性地造訪寄宿學校，說故事、唱歌給原住民孩童聽。而《聖誕麋鹿學院》是一部她和寄宿學校的小朋友一起合作的動畫。
在電影中，孩子們以蠟筆繪製自己的聖誕節，每一張圖像／畫面都代表著一個孩子心目中的節日，並搭配孩子們以母語講述屬於自己的節日記憶，童言童語的嗓音勾勒著和家人一起度過的時光，那些是如今身在寄宿學校裡的他們最懷念的回憶。《聖誕麋鹿學院》這部短片以相當樸拙、簡單的方式完成，雖然形式單純，但影片傳遞出的情感既暖心又令人心碎。包括聖誕節這應該是全家團聚的日子，但寄宿學校的孩子卻被迫離家；此乍看溫馨的節日背後所帶有的殖民者意識，以及隨著真相調查的展開，原住民寄宿學校被揭露的醜陋惡行之後，如今我們重新觀看《聖誕麋鹿學院》這部片時，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在其簡單形式之下隱含著相當強大的批判力道。
「我們原住民，不要再被其他人代言了，我們要自己說自己的故事。」奧柏莎溫如此說道。
「聆聽的電影」
奧柏莎溫更直接進入族群運動的抗爭現場，拍攝因為結構性的種族歧視而造成的資源分配不均、經濟貧困、醫療匱乏、傳統領域被侵佔、原住民被迫離開家鄉等嚴峻的社會議題。
自《聖誕麋鹿學院》之後，奧柏莎溫便持續以電影作為與外界溝通的媒介。至今已經完成超過 50 部紀錄片與劇情片，每一部都是關於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關於她成長與生活的北美地區。她以拍攝電影為工具，為北美原住民族「書寫」歷史，為族群保存珍貴的文化記憶。她走訪北美各地，深入保留區裡聆聽族人的故事。
聆聽，可以說是奧柏莎溫拍攝紀錄片的工作方法與處世哲學。她曾經回憶兒時在保留區尚未有電的年代，入夜後，長輩會點起煤油燈，說起部落的故事。小奧柏莎溫聽得入神，她開始在自己的腦中勾勒自己的電影，有多少孩子在聽，就有多少部不同的電影。以口述的方式傳承經驗，是族群的敘事文化，亦是奧柏莎溫創作電影最首要也最核心的一環，她的電影是「聆聽的電影」（cinema of listening），在紀錄片拍攝現場，她總是聆聽先於述說，陪伴的時間多過於拿起攝影機拍攝。
長達半世紀，奧柏莎溫的電影不僅為族人寫史作記，從其影片關注的主題，亦反映北美原住民族和主流社會的互動關係，以及族群運動的發展。1970 年代，在加拿大國家電影局的框架下，奧柏莎溫多以製作以記錄、保存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影片為主，例如她最為著名的首部紀錄長片《大地母親》（Mother of Many Children，1977），溫柔地記錄不同世代原住民族女性的日常生活、節慶祭儀、歌謠吟唱、手工技藝等在現代化的進程下日漸消逝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女性長輩那一張張經歷風霜的臉龐特寫、她們說話行動的方式，以及待人處事的智慧，盡收在電影之中。
而《阿米盛典》（Amisk，1977）則拍攝1977年於蒙特婁舉辦的一場大型音樂與表演藝術盛會，為期九天的活動，來自各部族的原住民族齊聚一堂，目的是為了聲援克里族人（Cree）面臨詹姆斯灣開發工程為傳統領域帶來的破壞。奧柏莎溫不僅自身作為演出者之一參與其中，她也帶著攝影機在現場記錄，呈現第一民族跨越地域、語言與文化，彼此相互支持，為集體權益發聲的關鍵時刻。
到了八、九〇年代，北美各地的原住民族抗爭運動風起雲湧，雖然殖民時期早已結束，但是殖民者的意識形態依然根植於以白人為主的主流社會中——人們對原住民族的不友善態度，從最表象的言語侮辱、肢體暴力，到法律、社會制度等結構性的種族歧視未曾終結。這時期的奧柏莎溫更直接進入族群運動的抗爭現場，拍攝多部重要的紀錄片，含括因為結構性的種族歧視而造成的資源分配不均、經濟貧困、醫療匱乏、傳統領域被侵佔、原住民被迫離開家鄉討生活而流離失所等嚴峻的社會議題。
族群與性別：兩重藩籬
「你們白人拍了原住民這麼多年，如今卻要限制我們原住民拍攝你們？這是不合理的。沒人能夠限制我該拍攝什麼。」
《利斯蒂古吉：鮭魚之爭》（Incident at Restigouche，1984）是關於 1981 年發生在魁北克利斯蒂古吉保留區（Listiguj）的密克馬克族人（Mi’kmaq）為了捍衛賴以為生的漁獲權，而與加拿大官方展開抗爭的過程。政府不惜動用武力，突擊手無寸鐵的族人。奧柏莎溫不僅深入現場，更不惜反抗國家電影局上司的反對，帶著攝影機當面質問魁北克的漁業部長，記錄下國家機器的暴力與官僚的顢頇。面對國家電影局對奧柏莎溫拍攝內容的箝制，奧柏莎溫勇氣十足地反駁道：「你們白人拍了原住民這麼多年，如今卻要限制我們原住民拍攝你們？這是不合理的。沒人能夠限制我該拍攝什麼。」
或許相較於其他原住民電影人、女性電影人或原住民女性電影人，奧柏莎溫是相對幸運的，她任職於國家電影局，在體制內拍攝影片，雖然擁有機構的支持，有相對充分的技術支援，但機構同樣也會對她帶來限制。特別是以她身為一位原住民、女性的身份而言，要在如此以白人、男性為主流的領域做事，絕非易事。
奧柏莎溫曾如此說過：「當你以為好不容易才翻過那族群的藩籬時，赫然發現，眼前還有另一道阻礙，那是性別的。」她所面對的，正是這兩道厚重的、雙重的阻礙。然而，她並沒有放棄，就這麼一部片一部片的拍下去，在體制內持續拍電影，可以說是推動並奠定了（北美）原住民紀錄片的基礎，參與並見證體制內的許多改革。
1990 年，魁北克原住民保留區的奧卡村發生著名的坎那沙塔奇事件（Kanehsatake），當地居民為了捍衛家園，抵抗資本家興建高爾夫球場，與加拿大政府發生激烈的警民衝突，政府出動軍隊武力鎮壓死守祖先聖地的莫霍克族（Mohawk），雙方僵持不下，展開長達兩個多月的奮戰。這起事件震驚加拿大社會，並引發國際關注，人們驚訝於在九〇年代一切看似進步的加拿大居然還發生國家機器蔑視人民權益、如此暴力相向的事情。
當時，奧柏莎溫在電影拍攝的成就已經受到一定程度的肯認，她也擁有較充分的立場與國家電影局協商資源。事發當時她本來在進行蒙特婁社區中心的拍攝計畫，但她立刻跟電影局提出改變拍攝題材的要求，好在第一時間到坎那沙塔奇進行第一手紀錄。
隨著抗爭進入白熱化，現場滿是武裝齊全的軍警，催淚瓦斯、橡膠子彈、警棍等無情地落下，流血衝突的場面令人心驚，即使許多電視台紛紛撤出現場，奧柏莎溫也陸續更替了三組拍攝夥伴，但奧柏莎溫知道自己不能離開，她堅持待在當地，帶著攝影機與當地族人一起展開長期抗爭。
奧柏莎溫深知攝影機在現場的重要性，在抗爭的場合，她的攝影機不只是聆聽與陪伴族人的工具而已，而更是一種具有防禦力的武器，特別是在雙邊陣營對峙的交界，鏡頭的存在，能稍稍牽制軍警的行動，讓族人受到的傷害不至於過於致命；或至少作為存證的工具，為族人後續必然會面對的司法程序留下見證。在激烈的對峙與衝突暫告一段落後，奧柏莎溫繼續在當地多留了兩週，以進一步了解並記錄當地人對事件的看法。
第一民族電影的分水嶺
「紀錄片，提供原住民族為自己發聲的機會，我們可以透過電影讓族人看見彼此、看見自己。透過紀錄片，我們或許可以為未來的世代帶來些許改變。」
《坎那沙塔奇抗爭史》（Kanehsatake: 270 Years of Resistance，1993）提供了備受主流媒體忽略的在地視角，將國家機器施加在人民身上的暴力毫不掩飾地呈現，同時影片也彰顯了原住民族團結一致、抵死不從的決心。儘管，這場代價極高的抗爭未能阻止開發的進行，但最終至少讓支持資本家開發的政客引咎下台。
此事件引發的國際關注，以及《坎那沙塔奇抗爭史》所彰顯的時代意義，影片不僅在英國、日本等國的電視台放映，並入圍日舞影展、多倫多影展等重要國際影展，甚至獲得 1993 年多倫多影展最佳加拿大電影，被視為「第一民族電影的分水嶺」，可說是奧柏莎溫最享譽國際的作品之一。儘管本片如此受到國際矚目，但當時的加拿大國家電視台（CBC）卻還要求奧柏莎溫將原長約兩個小時的電影剪去 30 分鐘，以塞入商業廣告。所幸，社會輿論對此抗爭事件的重視，勝過電視台的保守作風，此片終於在 1994 年1月於加拿大電視台放映。
完成《坎那沙塔奇抗爭史》之後，奧柏莎溫又花了七年時間陸續製作另外三部與此事件相關的紀錄片，依序是：《我叫卡涵媞歐絲塔》（My Name is Kahentiiosta，1995）、《扳手工人：卡納威克男子》（Spudwrench – Kahnawake Man，1997）與《威士忌溝的石擊》（Rocks at Whiskey Trench，2000）。這四部影片合稱「奧卡四部曲」，從參與此運動的不同人物視角，呈現原住民族於當代仍面臨的困境，包括在司法體系中遭遇的不平等待遇、原有的維生方式被迫改變因而只能四處遷徙從事粗重的勞動工作，以及後續可能衍生的關於社會福利、醫療與受教育的權益、居住與工作權利等問題。例如《梅蒂少年悲歌》（Richard Cardinal: Cry from a Diary of a Métis Child，1986）即記錄了一位因為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族結構性歧視而早逝的青年。而最近幾年的作品，則更加深入諸如司法體系、族群轉型正義的推動等制度性改革的議題。
紀錄片關乎著人的生活與故事，而奧柏莎溫就是那位說故事的人，無論是透過歌唱、講述或拍攝電影，關鍵的都是那故事本身，與乘載故事的人。
「紀錄片，提供原住民族為自己發聲的機會，我們可以透過電影讓族人看見彼此、看見自己。透過紀錄片，我們或許可以為未來的世代帶來些許改變。」對奧柏莎溫而言，紀錄片的力量就在於此，它是種抵抗，抵抗主流社會帶來的暴力——不僅是抗爭現場與槍砲對峙的攝影機，奧柏莎溫鏡頭裡的原住民樣貌亦是對大眾媒體勾勒之族群刻板印象的抵抗；它是種歷史研究、社會調查，為可能消逝的族群文化保存記憶；紀錄片的拍攝是一種聆聽的過程，它讓長期被忽略與抑制的聲音有機會述說、有機會被聽見；同時，紀錄片也是一種進行社會溝通與傳承經驗的管道，它將知識和文化帶到「他者」的社群之中，將過去的經驗留存下來，帶到現在與未來，並且得以與更為廣大的人群共享。紀錄片關乎著人的生活與故事，而奧柏莎溫就是那位說故事的人，無論是透過歌唱、講述或拍攝電影，關鍵的都是那故事本身，與乘載故事的人。
今年夏天剛歡慶 90 歲生日的奧柏莎溫仍持續工作不懈，即便是疫情這兩年，她也閒不下來，不僅將過去這些年到北美各地原住民保留區訪談族人、錄下的錄音帶一捲捲拿出來聽，同時手邊還有八部長、短片正在進行。奧柏莎溫畢生關注的都是第一民族，她的電影都是「解殖的電影」（cinema of decolonization），彰顯著原住民族的自主權（cinema of sovereignty），她透過拍攝電影來直接介入加拿大國族歷史記憶的建構工程，意圖扭轉鑲嵌在其中的制度性歧視，讓下一個世代的原住民孩子「有權利聽見另一種敘事」。這是艾拉妮斯．奧柏莎溫這位阿本拿基族導演一輩子的志業。
有種感覺，電影的影響力正在消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