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台灣 大陸 評論 中共二十大

王信賢:中共二十大人事「猜測」,及台灣需考量的三個劇本

二十大人事大概是最近30年最難預估與「猜測」的一次,主要是過去的規則與慣例由於習近平因素可能被打破或調整。


2022年9月30日,北京國慶假期前夕的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晚宴上,國家主席習近平與政治局常委們一起步出大堂,習近平揮手致意。 攝:Ng Han Guan/AP/達志影像
2022年9月30日,北京國慶假期前夕的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晚宴上,國家主席習近平與政治局常委們一起步出大堂,習近平揮手致意。 攝:Ng Han Guan/AP/達志影像

(王信賢,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特聘教授兼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

若時光快轉到未來再往回看,二十大肯定躋身為中共黨史中的重大會議之一,甚至是轉折點,主要是當前中國所處的內外環境都極具挑戰性,2018年美中戰略競爭以來面對來自美國的政經圍堵,再加上今年2月俄烏戰爭所造成的詭譎國際情勢;在內部方面,經濟新常態後的持續下行、社會重大事件不斷,再加上2020初以來新冠疫情的衝擊,當全球各國都逐步解封時,中國仍採取「動態清零」政策,也對其經濟與社會發展造成影響。

而值此歷史關鍵時刻,權力最為集中的領導人習近平將打破慣例、開展他的第三任期,此種「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僅是習近平所要面對的挑戰,也是他得以再集權並延續任期的資本。其結果不僅對中國,也將對全世界與兩岸關係產生重大的影響。

權力鞏固的習近平

過去十年來,黨內縱然存在諸多對習的不滿,不是已被剷除就是不成氣候,故類似反習勢力大集結發動政變之說實不符合當前中共政治現實。

2012年十八大後,習近平透過反腐打貪、機構體制與軍事改革掌握大權,成立諸多如國家安全委員會、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等「頂層設計機構」,以及不斷通過法律與條例以便「依法治國」,並在去年11月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發布「第三次歷史決議」確立自身歷史地位。其中可歸納其出幾個集權的方向,一是從市場與社會集中至國家,二是地方向中央集權,第三則是從政府集中到黨、再集中到個人,此些趨勢使得習近平權力更為集中,甚至可媲美毛澤東。

近期不少國內外媒體均提及中共內部可能發生的「權鬥」,且從各種跡象看來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也將會影響二十大的大局,其中如習李權鬥、反習力量的集結,甚至傳出習近平在9月中訪問完中亞後被軟禁,而引發了政變之說。

平實而論,當中共公佈10月16日為二十大開議日期,而非像十六大與十八大遲至時11月才開會的「換屆年」,就表示所有的人事與權力安排都已確定,再加上習在二十大前安排出訪,甚至11月中還規劃至印尼峇里島參加G20,也透露出方方面面都安排妥當的訊息。

而日前傅政華等「孫力軍政治團夥」被判刑,正如同十九大前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落馬一般,所表明的不是權力受挑戰而展開新一輪鬥爭,而是站在權力高位釋放出殺雞儆猴的訊號。

就此而言,過去十年來,黨內縱然存在諸多對習的不滿,不是已被剷除就是不成氣候,故類似反習勢力大集結發動政變之說實不符合當前中共政治現實,也無助我們對中國情勢進行判斷,此類傳言真可休矣。

2017年10月25日,十九大公佈了新的政治局常委,韓正、王滬寧、栗戰書、習近平、李克強、汪洋、趙樂際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媒體。
2017年10月25日,十九大公佈了新的政治局常委,韓正、王滬寧、栗戰書、習近平、李克強、汪洋、趙樂際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媒體。 攝: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二十大人事佈局「猜測」

二十大人事大概是最近30年最難預估與「猜測」的一次,主要是過去的規則與慣例由於習近平因素可能被打破或調整。

在民主國家有時透過開會決定人事,但在中國,往往是人事決定後才確定開會,因此,中共二十大高層人事早已確定。不過近年來,由於中共加強管制,即便是長期派駐在北京的外交人員與媒體都難以獲得與中共決策相關的訊息,這也使得對中國情勢判斷的難度大增,更遑論是完全黑箱的人事佈局。

因此,二十大人事大概是最近30年最難預估與「猜測」的一次,主要是過去的規則與慣例由於習近平因素可能被打破或調整,特別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規定》後,代表過往「七上八下」可能將有所改變,其中提及政治能力與政治判斷力,也為「能上」劃出一道政治標準。這可能代表在年齡劃線上,「八不一定下,但七也不見得上」,而在政治上,對習近平的忠誠會是關鍵。

但值得一提的是,在無任一政治勢力有能力向習近平挑戰的情況下,習是願意做到兩件事的:一是「權力分享」,也就是將部分重要職位分享給非自己嫡系,如此能進一步鞏固自身權力,也能建立政策推動不力的防火牆。另一是「有例循例」,也就是職位流動的軌跡可按前例安排,一方面有前例可說服他人,另一方面也可避免破壞現有規則而引發反彈,增加安撫成本,反正在重大事件上,最終仍是習說了算。

因此,以下將按照「八不一定下,但七也不見得上」、「政治忠誠」、「權力分享」、「有例循例」以及「是否具可替代性」等原則對二十大高層人事進行預測。不過必須說明的是,誰都不是中共決策的內部人,任何預測都也可能翻車,以下預測也都可能與最終結果有所出入:

1.習近平依然大權在握,且不會恢復黨主席制

怠無疑義,習近平依然同時兼任黨的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並於明年兩會後續任國家主席,至於此次會議修改黨章是否涉及恢復黨主席一事,若就權力角度而言,其實意義不大,主要是目前習的權力已經極大,特別是2020年中共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工作條例》,明確了總書記之重大會議議程設定權,以及聽取國家機構黨組的工作匯報權(即其餘常委必須向總書記「述職」),總書記的權力在制度上大幅擴增,目前習近平實質上已是「沒有黨主席制的黨主席」了。

2.現任四位常委可能退位

可能將有四位現任常委不續任,除栗戰書與韓正因年齡因素與具可替代性外,目前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主管意識形態與宣傳的王滬寧,以及中央紀委書記趙樂際也可能退出常委行列,如此,常委會將會空出四個左右的空缺。 王滬寧在十九大入常時所肩負的任務是豐富習思想,以及協助確立習近平黨內歷史地位,在百年黨慶與第三次歷史決議案後已完成階段性任務,且過去王未按慣例接任中央黨校校長,以及不再擔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再加上早已傳出倦勤,故卸任的機會很高。

趙樂際則是主掌紀委期間沒有突出政績,且喧騰一時的「秦嶺別墅案」可能波及擔任過陝西省委書記的趙,再加上傳出其身體有狀況,故也可能以健康為由卸任。

2022年3月11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出席兩會結束後的年度新聞發布會。

2022年3月11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出席兩會結束後的年度新聞發布會。攝:Andrea Verdelli/Getty Images

3.李克強可能不會裸退,全國人大委員長或國家副主席為下一站

現任總理李克強可能不會裸退,其在今年兩會閉幕記者會中提及的是「最後一次出席總理記者會」,僅指總理而非其他身份,且過去半年多李克強確實出現在官媒的頻率較以往高出許多,舉凡經濟、民生、防疫等議題都看到其「拚搏」的畫面。

李克強可能有兩個出路,一是循王歧山模式擔任國家副主席,另一則是機率較高的循李鵬模式擔任全國人大委員長,去年《人大組織法》修法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在立法權與人事同意權都大幅擴增,全國人大委員長權力也同步擴大,習近平若放心,則李克強將擔任人大委員長,在常委會中排名第二。若不放心則可能不入常擔任國家副主席,或擔任全國政協主席(此由於無前例,機率較低)。

2018年3月20日,十三屆全國人大閉幕,中國副總理胡春華出席新聞發布會。

2018年3月20日,十三屆全國人大閉幕,中國副總理胡春華出席新聞發布會。 攝: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4.汪洋接任國務院總理,胡春華為全國政協主席

接任國務院總理的可能是過去與李克強一樣同屬團派的汪洋與胡春華,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按過去慣例,接任總理者需有擔任過副總理的經驗,現任副總理中則僅胡春華較有可能,然而汪洋過去亦有副總理經驗。

二是功能性的,由於國務院總理掌管全國經濟、農業與民生等重大任務,目前中國所面臨的經濟社會問題可說是改革開放以來最艱難的時刻,需要一位具有全國性經濟社會治理能力與經驗的人擔任總理,而以目前習近平在政治局委員中的嫡系人馬多屬地方大員,並無全國治理經驗。

三則是預防性的,以過去習李的互動來看,李克強往往具有防火牆與背鍋的功能,一旦出現重大事件不論是經濟或防疫,都是由李出面擋一波,就習的角度來看,總理非完全自己的人馬擔任,若出現問題也將不會直接衝到自己。

至於汪洋與胡春華誰可能出線,若從與習近平的關係或政治忠誠的考量,習可能更放心讓汪洋接任,主要是過去五年在常委會中,以及在對台、統戰、少數民族等議題,汪洋均與習配合得不錯。若是如此,胡春華則有可能循五年前汪洋模式接任全國政協主席。

2022年9月3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中央辦公廳主任丁薛祥在出席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烈士節獻花儀式。

2022年9月3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中央辦公廳主任丁薛祥在出席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烈士節獻花儀式。攝:Thomas Peter /Reuters/達志影像

5.丁薛祥、黃坤明可能入常

其餘三位入常者可能包括丁薛祥、黃坤明與李強,丁現任中央辦公廳主任,過去五年習近平不論是出訪或地方考察,丁均陪同,為習近平最信任的人,再加上其對組織、紀檢的熟悉,可能接替趙樂際成為中央紀委書記。

黃現任中央宣傳部長,在習甫上任的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後,緊急從浙江上調至中央接任宣傳部副部長,後於十九大接任宣傳部長,在此期間協助習穩住了宣傳與意識形態陣地,有可能接任目前王滬寧的職位。

6. 李強或將接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

在目前地方大員中,包括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以及廣東省委書記李希,皆有入常可能,其中李強機率最高,主要是從1987年江澤民出任上海市委書記以來,歷任一把手除陳良宇因案中箭落馬外,其餘之後皆入常,當初李強之所以入主上海,也是習刻意培養。

外界對李強可能因上海疫情爆發而影響仕途,入常機率大降,但在6月底官方宣布「打贏了上海保衛戰」而有所扭轉,特別是上海為常住人口超過2,500萬的國際大城市,為中國的經濟金融中心,原本就治理不易,而卻能遂行中央動態清零政策,封控七十餘天而「不出大事」,算是「扳回一城」。若是如此,就習而言,地方的空缺就活了,陳敏爾有可能從重慶調往上海,重慶則也可能安排新的人馬。中共高層人事如同一盤棋局,一個調動可能就會牽動其他佈局,若李克強走的是王岐山模式而接任國家副主席,而其他習的人馬如陳敏爾,入常的機率就大增。

也因此,新任常委可能是習近平、李克強、汪洋、胡春華、黃坤明、丁薛祥與李強。然而如前所述,二十大人事猜測的難度極高,目前所出現的版本不下15個,也都各有依據,最後的結果將是存乎習一心。但幾乎可以確定的是看不到接班人,若是如此,習若身體健康還可以,五年後他也才74歲,是否還會有第四任?影響所及是中國、全世界,當然也包括兩岸關係。

中共二十大後的對台政策

目前中共對台政策仍有多元的手段,現階段仍以和統為主,但仍會加強武統能力的準備。

習近平上任後,尤其是十九大之後,台灣問題就不是單純的兩岸關係,而是鑲嵌進兩個大局之中,一是中國國家發展戰略的大局,成為完成第二個百年、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環;另一則國際的大局,成為美中戰略競爭中最關鍵的議題,直接牽涉中國主權、安全與發展等核心利益。而這兩個都與習近平有關,習提出「民族偉大復興」,並將台灣問題列入其中,而美中戰略競爭雖為國際結構因素所致,但也因習的執政而有所加速。若按前述的人事安排來看,可能我們面對習近平的時間可能將不只五年。

在未來五年,中共將會以第三份歷史決議中所首次提出的「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作為對台思維的頂層設計,統攝政治定位、實踐方案與行動綱領以及政策等。

2022年10月1日,台南的台灣共產黨辦公室掛上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肖像。

2022年10月1日,台南的台灣共產黨辦公室掛上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肖像。攝:I-Hwa Cheng/AP/達志影像

在政治定位方面,「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以及「一中原則和九二共識」將會持續、不會鬆動,也將按2019年習近平在「一二」講話中所強調,積極推動民主協商以「探索『兩制』台灣方案」,這是對台統一的實踐方案。就此而言,縱使國際間一再強調兩岸兵凶戰危,台海是地球最危險的區域,甚至認為中共在2027年將會啟動武統機制,然而,在軍事能力與成本代價的考量,以及俄烏戰爭中所得到的教訓,再加上目前中共對台政策仍有多元的手段,現階段仍以和統為主,但仍會加強武統能力的準備。

中共對台政策一向可區分為反獨、促統、促融與反對外部勢力干涉,然而隨著美中戰略競爭的激化,台灣作為其中的核心議題,特別是8月初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訪台後,中共更會加大力度在反獨與反對外部勢力干涉兩者的結合,這當然與過去這段時間以來,北京方面認為「美台勾連」有關,這也是為何8月國台辦所公布的第三份對台《白皮書》中強調的「台獨分裂勢力抗拒統一不會得逞」與「外部勢力阻礙中國完全統一必遭失敗」,並將兩者進一步連結而提及「挾洋謀獨沒有出路,以台制華注定失敗」。

接下來我們要觀察的是,美國《台灣政策法案》的進度與通過的版本,有多少程度觸及雙方在「一中」與三個「聯合公報」的條文,如我國駐美代表處更名、AIT處長任命程序是否比照一般大使,以及如何表述台灣為美國「重要非北約盟友」(Major non-NATO Ally)等,而此法案一旦通過,二十大也已開完,美中間新一波較量將會出現。

與此同時,美中針對台灣是否出現「法理競爭」,亦即各自加快與加碼通過涉台的國內法也值得觀察,《台灣政策法案》可能將加速中共對台的「法理鬥爭」,特別是《反分裂國家法》(修法或推出「施行細則」),或推出更積極的促統法律(如《台灣基本法》或《國家統一法》)。

就美中關係而言,兩強的戰略競爭是長期、結構性的,隨著競爭的激化,將會嚴重壓縮台灣的迴旋空間,在兩強互有顧忌的狀況下,此種競爭是非直線性且變動的,有可能在戰術上會有所妥協,如在11月中G20會議中,習近平與拜登間的會談可能化解部分歧見,但作為小國的台灣,在毫無避險的情況下有可能因此而承受不起。

而隨著美國2024年總統大選的開跑,「反中」為大多數美國民眾的意向,也是兩大黨的共識,美對中可能又將出現新一輪的攻勢,而台灣問題也將會是首選。按過往經驗,美中關係越不好,台灣問題就成為關鍵,而北京就會對台就更強硬,這也將影響台灣總統大選的基調。

拉長時間來看,倘若習近平在權力上所思考的是「不只到2027」,其將如何思考兩岸關係?作為一個強勢且想要追求歷史地位的領導人,可能至少考量三個劇本或因素:

第一,台灣問題是習能延任至二十一大的政績墊腳石,那未來五年步步進逼的力道就會更強,台灣可能就將承受更大的壓力。

第二,若五年後其權力依然穩固,涉台問題不是主要政績,只要在「反獨」層面上有成效,其是否有必要冒風險在二十大任期內解決台灣問題,還是會耐心隱忍等待五年後更好的時機。

第三,隨著習近平年紀增長,是否將對解決台灣問題產生急迫性?不論是哪個,我們要留意的是台灣該如此自處?這都攸關台灣未來,攸關下一代命運的選擇,值得進一步深入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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