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死亡（和生命），你我想問而沒有開口問的事

「尋找一塊墓地」是端傳媒新開設的專欄，我們希望在這裡認真地和讀者談死亡﹑遺憾﹑悔恨，但也談生命﹑愛﹑希望和那些無法解決的道德難題。我是這個欄目的編輯陳婉容。這是「尋找一塊墓地」的第一篇，在這裡我想探索一個問題：我們真的知道甚麼是死亡嗎？談死亡的時候，我們到底在談甚麼？

在加勒比海水域，有種海洋生物叫「燈塔水母」。在有性繁殖後，這種水母能夠通過自行補充細胞，從水母回到上一個階段，即水螅形態。理論上牠們可以重覆這個周期無數次，即是說牠們能一直返老還童，永遠都不會老死。但燈塔水母是世上絕少數能夠避過老年和死亡的生物。我和你就沒那麼「幸運」了：我們自出生開始，唯一確定的命運，就是終有一天結束存在的狀態。死亡是所有人唯一的終點。

但「死亡」是甚麼意思呢？這個問題，驟聽可能比「胚胎甚麼時候才算是人」稍為沒那麼政治化，但核心還是同一個：生命如何定義？生物學家們至今還未能對「人之始」提出一個科學的解答：有人說離開母體才是生命，有人說胚胎出現腦電波才是生命，答案不一而足。而「人之終」呢？1981年，美國醫學會接納了「統一死亡判定法」（Uniform Determination of Death Act），對「死亡」下了這樣的定義：一個人如果循環和呼吸系統不可逆轉地停止，或整個大腦（包括腦幹）的所有功能不可逆轉地停止，就是死亡。在生物醫學成為正統，大部份人在醫院經歷生老病死的現代社會，這大概是死的最普遍定義。

1953年，在兩位科學家發現基因的雙螺旋結構後，生物科學在戰後和平年代突飛猛進。基因科學家們甚至認為他們找到了「生命密碼」，似乎我們每個人的一切，都蘊藏在基因核酸雙螺旋裡，由A﹑T﹑G﹑C組成的序列中。但生命本身遠遠超出了基因科學能夠理解的範圍。人類很早就擁有了一種其他生物完全無法比擬的知識：我們知道自己會死，而且還知道自己有felo de se－－「自我了斷」的能力。我們也知道人類不止有意識，每個人的意識還那麼獨一無二：如果我死了，世上也就再沒有「我」這個人，我的記憶﹑經驗，全部都無法複製。科學家估計，我們在十萬年前左右就有可能擁有這種自我理解了。在哪之後，問題就在於：那我們為甚麼要活著？

奧地利心理學家Viktor Frankl是納粹集中營倖存者，他在戰後終身研究「活著」這回事，發展了意義治療（logotherapy）：即幫助病人尋找人生意義，讓他們好好活下去。Frankl常常問人：「你為甚麼不自殺？」是放不下親人和孩子？是因為還沒好好發揮自己的才華？是因為還不想放棄一些美好記憶？還是因為害怕死後墮入無盡的空虛裡？因為我們早就知道如何死了，那麼我們還留在世上，就不單單是因為呼吸或腦幹功能還沒有不能逆轉的停止，而是因為我們因為各種原因，自願地，有意識地選擇不自殺。

而人類就是因為對「活著的意義」的追尋，創造了我們的整個文化和道德觀，並且用這些標準來理解政治﹑性﹑愛﹑還有身份。也許我們都要承認：如果科學家們至今仍定義不了生命，他們在某種程度上，也不能告訴我們甚麼是死亡。

生與死﹑愛和慾

甚麼是死亡呢？研究親密關係的著名心理治療師佩瑞爾（Esther Perel）會說，人即使健康無礙，呼吸暢順，仍然可以感覺像死了。她講過一個著名的TED Talk，標題是「反思不忠」（Rethinking Infidelity）。她在裡面問：為甚麼人會出軌（Why do people cheat）？為甚麼快樂的人也會出軌（Why do happy people cheat？）

自人類社會有婚姻制度，外遇行為也同時出現。今日我們認為婚姻應該可以滿足我們人生所有需求，另一半應該既是我們的靈魂伴侶又是性伴，是好朋友之餘又是愛人；要照顧我們起居飲食一日三餐，但也同時要滿足我們對智性和其他更高理想的追求。而且婚姻還處於道德的制高點，既代表了「愛情」，也代表了「法律」，甚至被說成是「神聖」和「自然」的－－即使人類社會絕大部份時間都沒有一夫一妻制的婚姻。

她發現，外遇的人描述外遇前的狀態時，就常常把「死」掛在嘴邊，覺得人生已經沒有甚麼能讓他們期待了，或者覺得自己會這樣平庸地過完這輩子。而描述外遇經驗時，都會不約而同地說「I feel alive」－－出軌的時候自己充滿生氣，連睡覺的時候都不需要，跟之前死氣沉沉的自己完全不一樣。另一個共通點是，這些出軌的人很多在外遇前剛經歷了「喪失」的感覺：例如父母去世，朋友突然猝死，自己的體檢出問題等等。當我們以為外遇是「愛上另一個人」﹑「喜新忘舊」或「貪新鮮﹑貪好玩」的時候，佩瑞爾說：「有時外遇只是為了對抗死亡。」因為在死亡的陰影下，我們才會被逼問自己許多困難的問題：「我一生是不是就這樣過了？」「我是不是可以做一個不一樣的人？」「如果我沒有選擇這麼循規蹈矩的人生，我會不會更快樂，過得更精彩？」

所以，佩瑞爾打破了許多我們對於「外遇」﹑「不忠」的迷思。外遇很多時候是因為突然發現人生苦短，所以會想「what if」：如果自己過了另一種人生，到底會怎樣？人到中年，身體愈來愈壞，肚子也愈來愈大，工作到了瓶頸，房子還沒供完，父母已經老了需要供養，孩子卻還小需要照顧－－當生活的擔子愈來愈重，那麼年輕的時候感受過的那種對生命的熱情，對未來的希望，是不是不可能再感受到了？相對婚姻是一種那麼牢不可破的制度，外遇時遇上甚麼人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衝破道德禁忌帶來的，近乎青少年荷爾蒙過盛的快感－－「活著」的感覺。

所以佩瑞爾說「情慾是死亡的解藥」。佩瑞爾是猶太人，父母都是各自家庭中唯一一個集中營倖存者。她在研究納粹集中營生活的時候，發現生活在死亡陰影下，吃不飽穿不暖病了也沒有藥吃的人，生活卻不總是愁雲慘霧。集中營的猶太人仍然會唱歌，跳舞，寫詩，也還會談情說愛，或者享受性的歡愉。離死亡愈近，人就愈覺得自己必須要抓住活著的感覺。

而佩瑞爾也在自己的父母身上看到這一點。她說有天父母回到家，很興奮地跟她說：「今天實在太好了，我們買了兩塊墓地！」佩瑞爾很奇怪：為甚麼有人會為自己終有天埋在六尺荒土下而高興？後來卻想通了－－他們的父母﹑兄弟姊妹﹑鄰居﹑朋友－－都在奧斯威辛的毒氣室，像屠場的豬一樣被殺死了。然後他們瘦骨嶙峋的軀體被丟到火化場，跟幾千具屍體一起化成了黑煙。相比那樣的死亡，能夠買好自己的墓地，墓園裡風景最好的墓地，而子孫有空的時候還可以來探望，那有甚麼好不高興的？這也是佩瑞爾認為外遇不一定會毀掉一段關係，甚至可能令它更強壯的原因：見過死亡的人，才能明白平凡地活著的美好。即使是人到中年，肚子愈來愈大，每天忍受同事的臭脾氣，看電視上不好笑的電視節目，改子女錯漏百出的功課，又怎麼樣呢？

但不無矛盾地，對死亡的恐懼會令人想要衝破禁忌，但也會讓人更想要肯定自己對於世界的看法。美國心理學家Sheldon Solomon召集美國亞利桑那州的法官做了一場實驗。他假稱自己正在研究人格特質﹑態度和保釋金決定之間的關係，然後隨機讓部份法官填一份「人格評估問卷」。問卷裡嵌入了兩條問題：一）想到自己的死亡時，你會有甚麼情緒？請簡單描述。二）你認為在你身體正在死亡時和死亡後，會發生甚麼事情？請盡量具體描述。

填過問卷之後，Solomon派給這些法官們一份案情摘要。這份案情摘要跟法官們平時工作時看的沒有分別，上面記錄了被告（一名妓女）的罪名（賣淫）﹑地址﹑就業記錄﹑在每個住址的居留時間。然後這些法官又得到了一份為被告設定保釋金額的表格。這些法官受過嚴格法律訓練，應該可以考慮所有證據然後作出理性和一致的決定。但結果十分驚人：沒有填過「死亡問卷」的法官平均設定了50美元的保釋金，但填了「死亡問卷」的法官，設下的平均保釋金額是控制組的9倍：455美元。為甚麼想到死亡會讓這些法官設下特別苛刻的保釋條件？Solomon解釋說，他們故意將被告設定成一名賣淫的妓女，因為以性換取金錢，觸踫了美國社會普遍的道德情感。而填過死亡問卷的法官對這名虛構的被告尤其苛刻，是因為道德情感有助減輕死亡的恐怖；所以他們以再三確立自己的文化和道德觀來肯定存在的意義。

提出這個理論的人類學家Ernest Becker說，人類最獨特的就是擁有自我意識：我們活著，並且知道自己活著。這種自我意識為生存帶來了無盡的喜悅，但也能導致潛在的恐懼，因為我們知道死亡不能避免，無法預料，也無法控制。我們講到底只是會吃喝拉睡的生物，跟一隻豬或一隻甲蟲沒有分別。有意識地覺察到虛無實在太可怕，所以我們拼命地尋找自己的生命有意義的證據：例如堅信自己是一個偉大民族的一份子，分享這個偉大民族的光榮歷史，要捍衛這個國家民族的一切，終身都要為這個身份而驕傲。有甚麼比偉大光明正確的血統更令人覺得生命有意義？因為那我們就不是獨自面對消亡的個體了，我有千千萬萬個同胞跟我分擔著同樣的命運。

Solomon則舉了911事件作例子。在2001年9月前，小布殊民望長期低迷，連他的共和黨黨友都覺得他當總統的表現差劣透頂。但在911之後，他宣佈美國進入戰爭狀態，聲稱要代表正義一方鏟除「邪惡份子」，並警告其他國家說「你要不加入我們，要不就成為我們的敵人」後，小布殊的民望一下子飆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Solomon說：「一切都讓人懷疑，我們集體見證一場恐怖的襲擊後，急於肯定自己的身份，還有生活在這個社會的意義。」如果相信自己站在正義的一方，而邪惡的民族必須要用盡一切辦法鏟除，電視上曼哈頓下城的頹垣敗瓦，世貿大樓上從高處躍下的黑影，是不是就突然有了意義？

尋找一塊墓地

談論死亡，不就是談論我們想如何死（雖然那也是很值得談的話題）－－談死亡其實就是在談論政治﹑社會﹑愛情﹑慾望－－即是人生。所以，雖然同事們說我「迷戀死亡這回事」，很適合打理這個欄目；我卻覺得「迷戀死亡」聽起來太幽暗，說得好像我對活著毫無盼望一樣。但其實每每將我帶回生死議題面前的，是我的樂觀傾向，甚至是對於愛和希望的，近乎天真的執著。

過去幾年，我常常想到哈維爾說的「漫長的﹑死亡般的寂靜」（a long, moribund silence）。蘇聯在1968年把坦克開進了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的民主改革給人民帶來的短暫希望，最終全部落空。之後的二十年，人們徹底失去了對公共事務的熱情，反抗的人相繼下獄﹑流亡，而普通人都縮回自己的殼裡不問世事。對於哈維爾來說，這種就是「死亡般」的寂靜：當我們再不能自由地發展和伸張自己，過自己想要過的人生，那麼人活著還有甚麼意義？

人活著還有甚麼意義呢？自2019年起，在香港陷入同樣的「死亡般的寂靜」後，我總是反反覆覆的問這個問題。而無論問了多少次，我還是會回到捷克作家赫拉巴爾給我的答案。在《過於喧囂的孤獨》（Too Loud a Solitude）裡，赫拉巴爾描寫主角，廢紙打包工漢嘉在醉酒後見到的一場幻象：當耶穌被美女和青年簇擁著，當他們高喊要革新一切，要起義，要推翻舊的世界的時候，老子正孤身立於山頂，孤獨地尋找一塊合適的墓地：「我看見，耶穌像一個剛勝出溫布頓網球賽的冠軍，老子像一個家財萬貫但看上去一貧如洗的商人……我看到耶穌振臂高呼，以唯我是從，強而有力的手勢詛咒他的敵人，老子卻逆來順受地垂下雙臂，彷彿垂著一雙折斷的翅膀；耶穌有如漲潮，老子卻是退潮；耶穌像春天，老子像秋天……耶穌向著未來前進（progressus ad futurum），老子卻朝著本源後退（regressus ad orignem）。」

「孤零零地尋找一塊合適的墓地」的意象深深折服了我。面對讓人絕望的世界，老子不給出一個肯定的﹑強辯的答案，不充滿熱情地要推翻一切；他孤零零地詰問命運，思考著無法解決的道德矛盾。而死亡就是終極的叩問：再沒有一種限制比死亡更千真萬確，更無可奈何。在晦暗的世界裡，在舉步維艱的生存狀態下，老子帶我們進入關乎生命的辯證：我們為何活著，要如何活著？我們要到哪裡去？甚麼對我們最重要？我們希望人生如何終結？

而這個世界其實一直在嘗試給我們解答這些問題。國家的宣傳說，人生的意義就是生二胎，二胎之後再生三胎；或者，要愛國家比你愛自己更多，要追求「安全」而放棄自由，要愛財富勝過愛理想，要把國族身份放在你在午夜夢迴仍會心心念念的人事物之前。就算是活在相對自由的社會，我們不是還有千千萬萬個理由不去問這些太困難的問題？

我想，在無法振臂高呼的日子，我們就去思考自己是誰，肯定作為個體的價值吧。不必落入犬儒和冷漠，也不必像哈維爾說的，「住進意識形態的廉價公寓」。兩年前我這樣寫：「我們想像的抗爭永遠都是熱血的，集體的，亢奮的情緒高漲的，但活在共產捷克，被政權禁言的赫拉巴爾說，反抗為甚麼不可以像老子那樣？因為不慍不火，因為像水一樣溫柔，因為關注的是個人而不是外在世界，這種反抗比耶穌代表的那種年少激昂更難以擊破，更恆久。」

向著本源後退不是退縮，而是堅持價值和希望。而我們需要希望才能活下去。

於是就有了這個欄目的名字：「尋找一塊墓地」。在這裡，我想談論死亡，談失去﹑遺憾﹑悔恨﹑恐懼－－但更想談盼望，對自己和他人的愛﹑欲望﹑連結﹑責任，還有那些無法解決的道德矛盾。我想找來許多充滿好奇心，謙虛又溫柔的作者，來思考我們活著到底有甚麼意義，討論甚麼時候我們會為了生存而背叛他人，甚麼時候會為了愛而犧牲自己。我想把那些「見不得光」的事帶到這裡來，把我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放到幽微處。我想辯證人生的意義。

也許尋找自己的墓地－－其實就是直面生命本身。直面它的輕省，也直面它的重量。

我想，自己渴望做這樣的一個欄目，是因為我怕死，並殷切地想要在世上留下自己存在過的證據；但也許－－辯證地－－也是因為我不怕直面死亡的既定事實，接納這是曾經存在的必然結果。反正在我們各自出發去尋找自己的墓地前，我希望能和讀者一起思考活著的美麗與哀愁（偶爾也能一起捧腹大笑的，畢竟最好笑的笑話就是笑人生的荒謬啊）。未來的日子，請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