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洋的地震「預言」：當日本的末日想象撞上香港的風水文化

一條關於「今年7月5日日本將發生大地震」的預言，於今年4月前後開始在社交媒體上快速發酵。

這條預言來自日本漫畫家龍樹諒的《我所看見的未來》，該預言漫畫於九十年代連載，1999年首次集結出版。關於七月的日本災難，作者在書中寫道，自己夢見日本和菲律賓中間區域的海底破裂，引發巨大海嘯，海嘯的高度高於東日本大地震時的三倍，牽連到香港、台灣和菲律賓。

這一預言在Youtube、Tiktok和Facebook等平台迅速被傳播，並流傳到海外地區。台灣事實核查中心分析，相關謠言的數量在今年3月後開始不正常地上升，4月到5月數量急劇上升，許多謠言影片用AI生成畫面，搭配驚悚敘事來二次傳播。龍樹諒的預言也開始和諸如泰國命理師、香港風水師等其他預言師的說法結合，形成映照，在媒體上流傳。

龍樹諒在今年6月自費出版的《天使的遺言》中澄清，網上流傳的「大災難發生於2025年7月5日凌晨4點18分」說法為謠言。日本氣象台和地震專家也多次闢謠，但謠言傳播不止。

據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估算，這一「末日預言」造成日本高達5600億日元的經濟損失。彭博社援引ForwardKeys的數據顯示，自四月以來，來自台灣、香港和韓國飛往日本的機票預訂數量有所下降，其中來自香港的預訂量相比去年同期平均下滑了50%。計劃在六月下旬至七月初抵達的每週預訂量也暴跌了83%。

七月過去，預言不攻自破，但仍有留下值得討論的問題。日本災難預言是如何發酵和傳播的？港人對於日本災難預言的熱烈反應背後，和香港的本地文化有怎樣的關聯？地震又是否可以被準確預測？

地震「預言」背後的日本「末日想象」文化

這場地震預言的出處《我所看見的未來》源於九十年代，最早在1994年到1998年間於朝日新聞旗下的漫畫雜誌《真正恐怖的故事》上連載。

九十年代，日本「末日想象」不斷流行。1990年後，日本泡沫經濟從頂峰處破滅，許多企業和個人面臨鉅額債務，社會進入被稱為「失落的十年」的經濟大蕭條。伴隨着經濟崩盤，日本發生了一系列動盪事件。1989年，昭和跨入平成年代之際，首都圈出現了連環殺手宮崎勤誘拐殺害了4名女童事件，轟動全國。第二年日本又接連發生札幌的右翼團體槍殺事件，以及左派反對天皇登基的爆破事件。

1995年隨即成為標誌性的年份。1995年1月，日本發生了阪神大地震，這場七級地震導致6000多人死亡，四萬多人受傷，受災地區的經濟和基礎設施被嚴重破壞。僅僅兩個月後，東京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地鐵沙林毒氣事件，再次重創日本社會。奧姆真理教成員在東京的早高峰地鐵上釋放沙林神經毒劑，造成14人死亡，受傷人數達6000多人，事後該教派的多名策劃者被判死刑。

奧姆真理教的興起，也映照出當時末日想象的流行。奧姆真理教於1984年在日本成立，其教義融入了當時日本熱銷的《諾查丹瑪斯大預言》，教團宣揚人類將迎來末日，唯教徒能拯救日本，本土教徒一度達到上萬人。一本研究奧姆真理教教主麻原的書中提到，教團在後期大量招募流浪漢並將其訓練為士兵時，會給他們播放宮崎駿的《風之谷》，這部影片講述了在充滿毒氣的末世時代中，主角娜烏西卡最終拯救人類的故事，很大程度契合了教團的宗旨。

「九十年代後半期成為了戰後日本史上人們對社會性自我實現的信賴感最低的時代，」日本文化研究者宇野長寬在2008年的著作《00年代的想象力》中如此寫道，「 相信着『努力的話，就能找到生存意義』的日本社會，開始滑入到『即使努力，也找不到生存價值』的世界中去了」。

瀰漫着危機感的九十年代成為末日預言熱銷的時期，日本作家​​五島勉的《諾查丹瑪斯的大預言》累計銷量至少超過200萬部，書中預言1999年7月人類將面臨大劫難。動畫《櫻桃小丸子》《哆啦A夢》也推出與末日預言有關的劇情。也是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預言漫畫書《我所看見的未來》於1999年7月集結成冊出版。

「九十年代泡沫經濟結束，日本社會變得低靡，這樣不好的狀態有可能作用於預言的流行。」京都大學防災研究所兼橫濱國立大學教授森信人告訴端傳媒。

二戰、原爆、核污染和地震海嘯等自然災害帶來的末日想象，同樣貫穿於《哥斯拉》《日本沉沒》《你的名字》等日本影視作品。1954年首次上映，至今累計了38部的《哥斯拉》系列成為日本最受歡迎的怪獸電影，其設定被認為是對二戰後日本人對戰爭創傷和核武器恐懼的隱喻。William Tsutsui在著作《Godzilla on My Mind》中寫道，「該系列自1954年原作開始，有一個延續至今的核心主題：日本的深刻脆弱性。」

現在回看，九十年代幻想的世界末日沒有到來。流行文化的敘事也伴隨着社會觀念的轉變而發生變化。於野長寬在2008年的書中指出，進入21世紀，日本的流行文化敘事發生新的轉變：主角的敵人從強大的社會或外部力量，變成了日常生活中與自己相當的普通人，形成一種普通人為了個體生存，在日常生活中展開「大逃殺」的敘事，漫畫《死亡筆記》即這一敘事下的代表作。

九十年代的想象如何在當下發酵？

長期處於地震和海嘯等自然災害的不確定性中，日本社會對災難流言並不陌生。

根據NHK媒體研究部的中丸憲一在研究《『災害流言』——為應對誤信息與假信息》中的梳理，早在1891年10月的濃尾地震中，就曾傳出「海嘯即將來襲」的流言，1914年的鹿兒島縣櫻島的火山噴發時，鹿兒島市區也擴散過海嘯將來襲等傳言。

但近年來，社交媒體的普及改變了災害謠言的傳播機制。中丸憲一指出，與過去那種通過人際鏈條層層傳播不同，現在社交媒體將信息直接發布給大衆，隨後被人們轉發。在災害流言的傳播上，互聯網和社交媒體起到了類似傳統報紙、電視和廣播的作用。

NHK統計發現，此次「7.5地震」末日謠言最初由日本介紹都市傳說的網紅傳播，僅日語便有至少1400個相關視頻，總觀看次數超過1億次。不過從去年底開始，預言在以港台地區為中心的海外地區擴散，與該話題相關的繁體字影片在Youtube上有至少220部，總播放次數超5200萬次。有標題開頭為「快逃！活命必看！2025年七月世紀大災難？」的視頻，播放達百萬次；另介紹都市傳說的中文自媒體「老高與小茉」也推出針對預言的介紹視頻，播放量超500萬。TikTok上相關影片不僅有以英語製作的，也有泰語和越南語，部分影片播放次數超過200萬。

京都大學防災研究所兼橫濱國立大學教授森信人對端傳媒指出，該預言對日本的影響集中在旅遊業，相比香港等海外地區的強烈反應，他觀察日本社會反而不那麼相信本次預言，「對日本人來說，外國人那麼相信這則預言，是讓人驚訝的事情。」

在森信人的記憶裏，這是多年來首次有日本的災害預言在海外引發如此大的反響。如果從旅遊數據來看，港人的反應最劇烈：據日本國家旅遊局的估算，6月的外國遊客總數約338萬人，較去年同月增長7.6%；其中來自台灣、中國、韓國和美國等多地遊客數都刷新6月單月的歷史記錄，而香港遊客大幅縮減33.4%。而前一個月，香港遊客也下滑約11%，在國家旅遊局公布的當月訪日遊客數的23個國家和地區中，香港是唯一減少的地區。

為什麼香港對日本地震預言如此敏感？

香港恆生大學的傳播學院副教授陳智傑對端傳媒表示，一個原因是預言和本地風水文化的結合，其次是日本是香港人熱衷的旅遊目的地，與港人生活有一定現實關聯。「真實的感覺加上超自然的解說，傳聞就會變得有真切感。」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當」日式災害預言「通過社群媒體擴散到香港，與本地流行的風水文化融合，激發了出乎意料的影響力。

多家日媒提及，香港風水師助推了預言在港的傳播，世界日報列舉了七仙羽、李丞責和蘇民峰等多位風水師對事件的參與。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峰在一篇評論中指，在香港，風水不止是一種民間習俗，也是一種媒體現象，在媒體上有一群相當顯著的代表人物。

在陳智傑看來，風水在香港已發展成了流行文化，這種作為流行文化的風水論述具備不確定性（uncertainty），以及不同條件下導向不同結果的可能性（contigency）。

這些特點也體現在通過風水文化「轉譯」後的日本災難預言。今年初，香港風水師蘇民峰曾在TVB節目中提及，今年日本、韓國、阿拉斯加等東北方位國家「處在病災難位」，容易發生災難，不建議人們到日本等地旅行。

從傳播學角度看，陳智傑指出這些風水的災難預測歸屬於「非正式資訊」（informal information），與之相對的是由正規機構和渠道分發的「正式資訊」（formal information），如政府通報、專家報告和新聞報道。非正式資訊的分發和傳播更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消息可能未經實證但容易引發人們的不安或好奇，諸如都市傳說和陰謀論等。

陳智傑對端傳媒解釋，這類「非正式資訊」通常會承擔一種社會功能，即表達社會微妙的集體情緒。「可能是一種『不安』、『很不舒服』、『uneasiness』」，陳智傑說。這種充滿不確定性的、不安的集體感受很難直接言說，但會體現在諸如風水文化、陰謀論、怪力亂神的都市傳說的流行之中。

與其認為風水預言是「假的」「迷信」，不如說是它折射出社會心理層面的另一重真實。陳智傑認為預言在港流行這一現象背後透露的不安情緒，難以定位到單一原因，可能是經濟下行、社會氛圍變化或生活壓力等多重因素的結果。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風水也提供給人們在不確定感中的能動性，例如人們可以通過改變房子的方位來獲得好運勢，或不去日本以避免天災。有針對香港風水話語和實踐的文化研究認為，香港的風水文化是在順應命運與運勢的基礎上，給予了個體一定的主動權與控制力。人們可以調整自身所處的空間，避開災禍和負面能量，藉助風水的人們不再只是憂慮命運，而能建立信心和希望。

香港大學的新聞與傳媒研究中心教授鍛治本正人在X做了有趣的比喻：「儘管有人說下個月「被預言」的地震「毫無科學依據」、「以現代科學無法預測地震」，但這些話在香港並沒有什麼說服力。就像你跟日本人說「血型性格判斷完全沒有科學根據」「御神簽不是科學預測、護身符和未來沒有任何關係」，可以想象他們會有什麼反應。」

不過，香港對預言的熱烈反應，不能被簡單推導為「人們全然相信」，陳智傑觀察，對日本災害的預言在年初已經在香港網絡上出現，但許多討論中預言話題被作為社交談資分享，總體上「娛樂的心態比較多」。

但這種社交性的資訊分享也可能影響個體行為。如果從傳播學中的「推敲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理論來看，人們對於信息處理有兩種途徑。當資訊涉及重要議題時，人會依據「核心路徑」，理性評估和考量信息，如買房時會仔細閱讀合同。但當訊息的切身影響較小時，比起蒐集數據材料深入分析，人們更傾向以作出決策成本更低的選擇，如日常外出吃簡餐，大多數人不會去調研餐館的背景資料後才做選擇。同理，在日本預言的傳播中，一些人會選擇以簡單的規避風險，如改變旅遊計劃的時間、目的地來換得安心。

當個體選擇匯聚成集體行為，則可能出現意想不到的社會影響力。「集體行為從來都預料不到，像民主社會的大選投票一樣，大選結果永遠難以預料，」陳智傑說，「這可能是當初傳播資訊的人想不到的」。

地震可以被精確預測嗎？預測技術存在哪些爭議？

此次地震「預言」的傳播，或許也有現實因素的推波助瀾。今年1月，日本地震研究委員會將未來30年南海海槽發生大地震的可能性從70%上調到80%，並在3月發表了南海地震後果的損失預估：如果發生震級為9級左右的地震，最嚴重情況下死亡人數將達約30萬人，受傷者約95萬人，建築物全毀數量約為235萬棟，經濟損失預計約為270萬億日元。港大的鍛治本正人教授在接受NHK採訪中認為，南海海槽地震的災難預估也提高了人們對預言的關注度。

面對預言在網絡上的迅速傳播，日本官方多次出來公開闢謠。氣象廳長官野村龍一在5月21日的記者會上明確表示：「預測地震發生的具體地點、時間、規模，以目前的科學水平是不可能的。此類說法純屬謠言，是虛假信息。」

森信人認為，相比於華語地區，日本社會不那麼相信預言的主要原因在於，公衆已了解地震預知的技術邊界。「2011年東北大地震發生後，從科學角度不能預測幾月幾日發生什麼樣的地震，這成為了一種共識，普通人也認識到這一點。」在日本的電視節目、書籍上都有相關的科普。

人類目前無法預知地震發生的具體時間，這也是海內外眾多地震學家的共同結論。

在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任職超30年的地震學家 Lucy Jones 曾對BBC表示，幾乎不可能要準確預測地震發生，造成地震的地質因素複雜且不斷變化，地震的規模很可能是在地震發生的當下才逐步形成的。

「人類在面對危險時，會強烈地想從中找出某種規律，這是對恐懼非常自然的反應。不過，這樣的規律感並沒有任何預測能力。」 Lucy Jones 告訴BBC。

作為全球地震最頻發的國家之一，日本社會一度對地震預測投注了很高期待，但這一樂觀預期隨着過去幾十年多次大地震的創傷而被迫不斷調整。目前，日本地震研究的重心已不再聚焦於對近年地震的明確預估。

曾擔任日本地震學會會長的加藤照之在一篇文章中指出，20世紀七十年代是人們對地震預報持相對樂觀態度、期望值較高的時期。自1965年起，日本政府組織全國高校、政府機構和國家研究機構推進《地震預報觀測研究計劃》並以該計劃為藍本在全國逐步建立了地震觀測網絡。

然而，1995年的1月17日，阪神淡路地區發生了地震。 這次大地震是對日本的地震預報產生巨大的衝擊，儘管阪神淡路地區位於地震觀測網絡範圍內，當時7.3級的大地震並未被成功預測，死亡人數近6500人。

阪神地震促使日本政府對地震預報系統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總理府（即後來的文部科學省）設立了「地震調查研究推進本部」（簡稱地震本部）。 在地震和地殼運動的預測上，大學和國家機構從分開研究轉為共同合作，並從長期視角來評估活斷層的活動——這種評估首次使用了「未來30年內發生地震的概率為XX%」的概率預測。
基於阪神大地震的預測失敗，日本的地震研究重點從對短期情況的明確預測，開始轉向長期性的大地震概率評估。

這一轉向的產物之一，是如今時常出現在新聞媒體中的地震概率預測地圖。該預測地圖由地震本部下設的地震研究委員會負責，於2005年開始發行，地圖預測了未來30年內發生震度6弱（日本標準）以上地震的概率，並被用於制定相關防災政策和規劃。

在2011年的311東日本大地震後，概率圖的可靠性成為新的爭議焦點。和阪神地震一樣，2011年的這場9級特大地震同樣未被成功預測。當時作為日本地震學會副會長的加藤照寫道，「此次北部地震未能得到科學預報，可以說令日本地震學界，特別是包括我在內的長期致力於推進國家地震預報研究的人們深感失望。」2011年10月，日本地震學會為此召開了一場主題為「質疑地震學的現狀」的研討會，地震學會也首次聲明，「按照現有科學條件下，地震預測極其困難」。

對概率圖的猛烈批評聲之一，來自東京大學地震學的名譽教授Robert Geller。他在一篇2011年發表在《Nature》上的文章中指出，從1979到2011發生的大地震，都發生在了預測圖上顯示大地震概率較低的地方，其合作者也曾發表過對概率圖的類似批評。不過，地震學界對於Geller的質疑聲也有諸多反駁。

今年1月，日本地震研究委員會將未來30年南海海槽發生大地震的可能性從70%上調到80%，同樣引來質疑。根據共同社報道，有研究者認為用以推算地震發生間隔的數據有限，數據本身的可靠性也存疑。提出該計算方法的研究者表示，如果2030年前後未發生巨大地震，就將停止使用該算法計算地震發生概率。

可以看出，目前的地震研究不僅無法預測準確的地震時間、規模和地點，長期的概率預測也仍然存在數據使用和方法論上的諸多爭議。

在《預測創造的社會》（《予測がつくる社會 》）中，日本的科學社會學學者鈴木舞和地震學家纐纈一起指出，概率預測爭議不斷的重要原因在於，地震概率模型的驗證很難遵循科學的「可復現」標準，地震的特殊性質使得很難讓研究者們很難有統一的數據標準，例如在過往的爭論中，有研究者傾向選擇計算出來的模擬數據，也有人使用過往的實際數據。

另一問題是，地震預測模型能參考的數據非常有限，由於大地震每隔幾百年甚至上千年才發生一次，數據積累極其緩慢。舉例來說，地震模型和天氣預報所用的模型就完全不同，後者是基於每天大量的數據來不斷驗證，且可以根據結果修訂，因此有較高的準確性。不過，森信人補充，目前日本社會依賴的地震預測信息之一仍然是長期概率評估，另一個是日本氣象廳發布的緊急速報，即監測到地震後發出的警報。

對於日本社會而言，當地震無法被準確預知，最重要還是為不確定性做長期準備。在年初調高南海大地震的發生概率時，日本地震調查委員會的委員長平田直強調，「將數字四捨五入後由70～80%變為80%，這並不意味着概率提高了10%。另一方面，這依然是一個說明地震隨時可能發生的數字。因此希望大家今後也繼續做好隨時應對地震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