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前防疫收緊，基層衛生官員自述：現在不是想控制疫情，是想控制人

中共二十大召開前夕，中國很多城市出現了一個關於疫情封控的新說法——全域靜態管理，全員靜默狀態。其特點是，只要出現陽性確診者，其所在地幾乎所有區域都被要求立即「靜止」，等待全員核酸。

外界推測這是爲了迎接即將召開的重要會議——中共二十大採取的加碼防疫措施。對於「動態清零」是否會在二十大後逐漸退出，很多人充滿期待，卻普遍悲觀。

我們找到一位中國大陸衛生系統的基層官員分享和講述Ta的疫情經歷和體悟。2019年底至今，Ta參與和目睹了三年間中國防疫的基層工作以及發生的變化。2022年9月中旬，Ta所在縣城剛從名爲靜默實則封城的狀態中走出，歷時一個月。「我們的疫情防控說實在的，是從最上邊就有問題，提出了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目標，採取了一整套看起來管用、實際上（對病毒）無效的管控措施。」Ta說。

以下是Ta的講述。

現在某地防疫出現紕漏，對人的處理更快更嚴

9月份，國家衛健委重提「核酸常態化」，並要求在國慶假期及其前後實施「落地檢」，事實上向各地官員傳達出一個信息：從現在開始，疫情防控要更加嚴格。

我們從8月到9月封了整一個月。封控前基本沒有準備，因爲它來得很快，在實施前一天才說要「全域靜態管理」，第二天馬上開始每天一次的核酸檢測。開始核酸之後說是實行實施靜態管理三天，但實際上三天之後靜默就一直持續下去。靜默第一天還可以出小區，不太限制人員流動，氣氛沒那麼緊張，第二天就不讓出小區了。

我們縣城人不多，主城區不到6萬人，每天早上大概5點到10點11點這一時間段全員核酸。第一天很多超市正常開放，買東西的人很多。當時大家認爲就3天，不用準備太多東西，夠用就行了。也有人認爲政府說3天往往不止3天，所以搶購了更多物資。

我當時沒有搶購，因爲家裏一些平時需要的物資都有。這一次（封控），沒有出現吃飯的問題，比如食物、糧油，基本都能買到。最初很多措施還沒到位，社區居民自主組建了一些群，小區裏超市工作人員能幫忙解決一些緊急問題。後來基本每個小區都有一個志願者組建的群，每天提供日常物資採購清單，一般頭一天下單，最遲第二天下午配送到位。

我所住的小區後來劃定爲中風險，但大家對各自小區具體因為什麼被封並不知情，只能根據小區、家庭和本人受到的管控程度，判斷可能處於什麼狀況。

我們小區有南北兩部分，各自分開。南邊小區一共10棟樓，北邊小區有8棟樓，核酸是工作人員上門檢測。我們單元樓後來有了陽性，當天晚上他們就被拉走了。單元樓隨後封閉，居民足不出戶。

就我所知，我們樓一層有一位六七十歲的老太太，也是半夜被拉走，就像貴陽轉運一樣在凌晨2點多。我記得，有一天晚上12點多把一戶陽性全部轉運，樓道消毒處理完畢後，緊急凌晨採核酸。第二天早上的核酸照做，等於那一天我們做了兩次核酸。

爲什麼一般轉運都在晚上？其實有一套工作流程，一般採核酸是上午12點以前，基本下午5點才能出結果，要6個小時。核酸檢測結果出來之後，有關部門在一起會商判斷，對結果進行研判，再確定風險等級、劃分區域，然後流調，再確定哪些人是哪一級防控措施，這樣一套流程走完後再決定轉運。

所以轉運一般都在晚上，因爲走完整套流程已經是夜晚。大面積轉運往往更晚，因爲被隔離的人太多只好轉運至外地，轉運肯定更慢。疫情最高峰的時候，我們縣向鄰縣轉運了一萬多名隔離人員，因爲縣裏已經住不下了。

這一次病例並不多，基本情況看省一級通報，只通報到市，具體感染者信息由各市再公布，比如流調信息。但我們這兒疫情中後期基本上不再公布流調信息，我能看到的最早那一批通報，公布了幾個人的流調信息，後來全都沒公布。

從公布的病例數字來看並非沒有陽性，後期不再公布流調信息，我推測可能與大部分病例是幹部而不是普通居民有關。涉及衛生、公安、文旅幾個系統，傳播源頭很可能都是國家幹部職工。政府可能擔心公布流調信息對社會各方面影響不好，就沒公布。

政策說高風險足不出戶，中風險足不出區、錯峰取物，低風險可以出小區。但實際上很多地方，包括我們當地爲了儘快實現社會面清零，提出了「主城區全域靜態管理」的措施，包括城裏沒有劃爲中高風險地區的那些小區，全部居家不能出門，下樓做完核酸都回家，街道上不能有人。有人上街不戴口罩被抓，不做核酸被抓，還有人在街道閒逛也被抓了。公安警情通報一直有，每天通報一次，今天處理了多少人。

事實上，一般管控都升級了。正式通知只要求對某主城區進行全域靜態管理，但實際上全縣都實行了靜態管理，包括周邊農村。我們當時封控，所有門店不能開門，所有車輛不能上街，小區裏不讓車輛出入，城裏所有紅綠燈全部調整爲紅燈，這肯定比紙面上的防控要求更嚴。

現在流調很難做到精準，Omicron隱匿性強、傳播力強，沒辦法搞清楚傳染源。再加上追責制度和國家對疫情防控要求越來越嚴格，處理人處理得也比較多。

在這種情況下，作爲基層疫情防控決策者，要考慮各方面風險，風險非常大。所以基層政府寧願將防控做得更嚴，也不願意出現疏漏，最後導致疫情失控。

一棟樓出現一個感染者就全部隔離，最早出現在西安。西安之後，很多地方開始沿用這種辦法。爲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因爲西安疫情防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國家認可，也就是說西安做得好，比較嚴格，效果比較好。這就導致此後各地的疫情防控實際上都在「加碼」，儘管這些措施沒有出現在官方方案中。

這並不是一個科學問題，不是說病毒還有多大危害性。而是國家總方針提出動態清零，要求基層在管理方面更嚴厲，由此而來的是責任追究也更嚴厲了。現在如果某一地疫情防控出現紕漏，對人的處理更快更嚴格。

今年早些時候，國家層面還曾提出各地在防疫時不能「層層加碼」，比如核酸常態化。6月時國家衛健委曾明確「沒有疫情發生，也沒有輸入風險的地區，查驗核酸不應成爲一種常態」。但進入9月，國家衛健委又表態說，沒有發生疫情的地區，要按照第九版防控方案要求，開展常態化核酸檢測。9月中旬又提出國慶假期及前後在全國推行「落地檢」。（注：「落地檢」指爲跨省流動人員到達當地後立即進行一次核酸檢測）

過去一些地方的落地檢是屬於層層加碼，是受批評的，但現在明確提出所有跨省人員都要落地檢，不管高中低風險地區。甚至連低風險地區人員，除了48小時核酸之外，落地後還要三天兩檢。

這些政策其實也變相地向各地官員傳達了一個信息，從現在開始，疫情防控要更加嚴格。現在離重要會議（中共二十大）還有一個月時間，從這個角度來看，從現在到會議之前，可能會越來越嚴。

折騰的是誰？體制內的人

Omicron之後，疫情防控進入了第三個階段。這一階段的疫情防控確實問題比較多，很多政策措施都與依法科學精準的要求不符。2021年年末一直到今年，這段時間對國家、經濟、社會、人們心理各個方面的影響都非常大。

壓力最大的角色是誰？

一個社會要保證正常運轉，需要非常多的力量，每家每戶每個人的力量都在其中。現在的問題是，靜態管理之後大家都不能動，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機構幾個人去完成所有防控工作肯定不行的。所以我們看到，很多人的醫療服務需求不能滿足。在防疫過程中，頭等大事肯定是疫情防控，就不談診療了。

那麼問題是，不能滿足患者的診療需求這些事，誰知道？比如，上了歲數、行動不便的老人或是有緊急就醫需求的這部分人，他們在這一個月平安度過了嗎？只有家裏出現過類似事件的人才知道，如果不曾發生在自己身邊，很難有體會。因爲它不允許媒體報道，有人因爲搶救不及時去世了，沒人說，誰知道？

不要看文件裏寫的那些東西。疫情防控期間老百姓就醫也確定了方案，由某一家醫院去承擔，但問題在於文件有沒有可操作性。

比如，一家醫院有幾輛救護車，救護車要負責這家醫院承擔的核酸檢測、轉運等防疫工作，通常需要上百人才能完成這些事。這種情況下，救護車能不能忙得過來？全縣所有公共交通中斷，街道全是紅燈，所有私家車不能上路，安排一家醫院去解決居民的看病就醫，救護車跑得過來嗎？居民需要買藥，打電話給這一家醫院，它忙得過來嗎？更不用提老人突發疾病、各種慢性病用藥、突發疾病的轉診救治了。

單純靠官僚機構去維持肯定不行。但現在上面的意思，包括整個系統的慣性，都認爲依靠自己人——公務員、黨員，依靠醫療系統，來面對整個疫情，思維從過去到現在都沒有變化。

這就是中國官僚體制的慣性，體制內人的思維慣性。

爲什麼疫情嚴重的時候，像西安、吉林、長春暴露出的問題好像不多，而現代化程度更高的上海反而暴露出更多問題。主要是上海相對其他城市來說市場化程度更高，居民的公民意識更強，我有不痛快、不舒服我敢說，我膽子比較大。而且上海社區這一塊的服務靠的不僅是社區，而是社會各個組織的服務，所以它在目前這種疫情防控體系下，更不適應。

而很多地方決策者，現在在位置上的這些人仍然認爲，我們動員體制內所有人都去幹這個事兒就能幹好。實際上不行。如果能幹好，我們還改革開放幹什麼？我們還要靠社會、民營經濟幹什麼？

基本上，公務員這一塊的工作全部都停了，疫情防控成爲主要任務，包括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學校所有工作人員都集中起來做志願者，全部進入到疫情防控各個社區崗位。現在疫情緩解之後，政府要求大家回去上班，因爲解封後居民的生產生活可以自己出去解決，就不用再靠志願者。

現在折騰的是誰？體制內的人。體制內的幹部職工都沒辦法，必須去幹。如果再繼續這樣防疫，基層就全部癱瘓、崩塌了。人員流失在很多基層已經出現了，他們不願意再在這個行業裏待了。比如我是個村醫，是衛生院的，是醫療機構的，我不幹了，你就沒辦法再調動我。

包括衛健系統在內的基層，從剛開始到現在也很痛苦，也不適應，也覺得很疲憊，夜以繼日、通宵達旦，吃在單位睡在單位。他們很多人也知道這樣下去不行，但是沒辦法。作爲基層，它只能落實上面的要求，沒有決策權。

疫情防控從最上邊就有問題，提出了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目標，採取了一整套看起來管用、實際上（對病毒）無效的管控措施。比如核酸，現在每天做一次核酸，實際密度加強了，但問題是即便如此也發現不了或者不能完全做到及時發現。

爲什麼說動態清零這個目標本身就有問題？我們花了那麼多錢，打了上百億劑次的疫苗，好像什麼用都沒有，防控措施還在以沒打過疫苗的前提來設定。打完疫苗之後如何評價這些疫苗？各地採取強制措施加強疫苗接種，搞了那麼多機制，到底有多大用？沒人說，沒有一個科學的數據去評價。如果打了疫苗有用，疫情防控政策措施爲什麼不調整？當時那些專家說全程接種之後就可以放開了，現在還是沒放，反而更嚴了，老百姓實在是受不了了。

現在說的「靜默」，就是不能說，也不能動，不能亂說亂動，你沒辦法發現受不了。但每一個人的心理都到了承受的臨界點了。

疫情爆發到現在，中國的疫情防控可以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疫情爆發，2019年12月武漢疫情爆發，一直到2020年4月8日武漢解封。這段時間，對於病毒、對於疫情，大家都不清楚，各方面都沒有做好準備，因此我們也不能輕率地去評價什麼做得好什麼做得不好。總體上，那是一場遭遇戰。

總體效果是好的，儘管損失也很慘重。當時所有人都對病毒一無所知，檢測手段也很落後，全國醫療機構基本上都沒有做核酸檢測的條件，只有到地市一級疾控中心才能做。當時的核酸檢測能力也很有限，核酸採樣到出結果的時間我們就不說了。

第二階段我記得很清楚，大概從2020年5月開始。5月8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出台了《關於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態化防控工作的指導意見》，包括各機構的具體防控方案，對於疫情防控基本上按照依法、科學、精準的要求，就宣布我們疫情防控進入了常態化階段。我感覺，對原始毒株和Delta毒株的防控，文件起了非常好的作用。

Omicron之後，疫情防控應該說進入了第三個階段。這一階段的疫情防控確實問題比較多，很多政策措施都與依法科學精準的防控要求不相符。2021年年末一直到今年，這段時間對國家、經濟、社會、人們心理各個方面的影響都非常大。

不講科學，講政治，講政治就是領導說了算

疫情對於普通中國人的影響，包括對於社會治理的影響，很多人的感受是相通的，就是沒有必要。就像有人分析，現在的疫情防控不是想把疫情控制住，而是想把人控制住。領導不擔心經濟下行，領導擔心的是人不聽話。

我們還是在用過去那一套老辦法應對Omicron。實際上，現在對疫情的評估出現了原則性的問題，現在提的疫情防控，不是講科學，是講政治。

疫情防控過程中的所有違法、不合法和胡來，包括隨意擴大隔離人員範圍、層層加碼都是不科學、不精準。但是我們現在不講科學，我們講政治。一旦講政治，這就沒話說了。講政治就領導說了算，領導說怎麼弄就怎麼弄。

比如從這次貴陽轉運大巴側翻事故，就可以知道我們並沒有因爲感染新冠（Covid-19）死亡多少人，事實上危重症病例並不多。但是因爲疫情防控，我們死了很多人。這個數字到底是多少沒有人知道，它成了一個黑箱。

而且這些（動態清零）措施，對國家在全球經濟地位有影響，對政治影響更大。全球各個國家都放開或準備放開了，但中國還堅持清零，看起來很怪、很另類、不協調。

我覺得問題是中國人好面子。什麼叫面子？臉是誰給的？好面子實際上是不自信，但嘴上還在講「四個自信」。我們過去長期被人看不起，這種陰影就在我們基因裏，總感覺自己是窮人，擔心被人看不起。這種不自信走向極端就是過於自信。不相信科學、不相信法律，只相信領導說的就是對的。過於自信就是不自信，本來就是一回事兒。只相信自己，別人說的都不對，不敢接受別人的觀念。

很多人希望這一次重要會議之後政策能調整，但是我認爲調整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會議之後突然調整，會讓人感覺是不是專門爲了這個會議才堅持清零？好像政策的堅持或調整，各方面來看都不科學、很隨意？

很多下台階的機會都已經錯失了。我的判斷主要是基於疫情防控是講政治，而不是講科學。最近一次國務院疫情防控聯防聯控機制會議上，高層傳遞出來的信息還在強調，現在的疫情防控措施是全世界最好的，還在講疫情防控措施是算的總賬、講的大局、幹的大事，裏邊蘊含着大智慧。

比如，9月中旬後核酸常態化在更多城市實施，你想在重要會議之後馬上取消，可能性不大。更核心的問題是，疫情防控的官員責任追究機制不改，即使上邊不強調，下邊也會繼續這樣做。所以我對政策調整並不樂觀。

疫情對於我們的影響，對於普通中國人的影響，對於社會治理的影響，很多人的感受是相通的，就是沒有必要。就像有人分析，現在的疫情防控不是想把疫情控制住，而是想把人控制住。領導不擔心經濟下行，領導擔心的是人不聽話。

三年搞到現在，很多東西已經深入個人骨髓了。普通民衆看到核酸檢測點，也不再緊張，自覺排隊，好像習慣了做核酸這個動作。特別是近幾年出生的孩子，他們一出生就要戴口罩、採核酸，很多小朋友還不會說話，但見到「大白」的第一反應是張開嘴。我們一定要看到他們。

現在的疫情防控，其實喚醒了部分中國人的公民意識。改革開放40年，像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包括更年輕那一代人，從小享受的是一種比較自由的、市場經濟的環境。而這一次疫情喚醒了甘願服從、甘願做奴隸的更老一輩人。

很多人之所以排隊做核酸，是因爲不做會被懲罰甚至被警察逮捕，大家是怕，不是心服口服。很多人不服，包括上海大部分人可能都不願意服從。但政府有辦法讓你服，慢慢地就形成習慣了，後面再延續政策也就更順利。我們當時說封三天，三天後社區通知還要繼續靜默，普通人肯定很不舒服，但我們只能配合，我們沒有權力說不，有痛苦也不能喊。

但必須要承認有很多人還是心服口服的，要承認有一個社會基礎在這裏。他們認爲國家採取的任何措施都是合法正當、有理由的，這類人仍然很多。清零政策之所以能持續，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基礎。這次封控前，我看到很多老幹部老同志認爲國家就應該管得嚴，不允許人胡跑，在通報了某某給當地帶來疫情時，大家恨之入骨。

現在就是一個字——熬。說是那麼說，但疫情防控的措施該配合還是要配合，我們又沒有權利能做什麼。只要不影響我正常生活就行了，沒有更多權利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