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外的學生會，空蕩蕩的會室

約一千多呎的工廠大廈單位，天花板上整齊的白色光管，未能把整個地方都照亮，暗角堆滿雜物。單位內有幾個鐵架，放了三十多個擠到脹起的「紅白藍」大袋（大型尼龍袋），和疊起來的水桶，全是學生會旗下學會的活動物資。城市大學學生會外務副會長何卓朗環顧四周說：「鐵架都是我們剛搬過來的時候，莊員（幹事會成員）自己一手一腳砌成的。」

城大學生會會長樓仔接話：「做了兩年SU莊（Student Union，學生會幹事會），學校的政策令學生會從興轉衰，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悲傷，我始終會把這裏當作我的家。」

今年7月，城大學生會收到學生發展處的通知，正式收回學生會所有場地，並僅給予7日期限遷出會址。旗下的五大中央組織​，包括幹事會、​評議會、仲裁委員會、​編輯委員會和城市廣播的會室，都擠在這工廠單位內。然而訪問當天，這個會室卻空無一人。

「如果校內會室還在，大家會活躍很多，至少有其他學生在。」何卓朗說，這情況下要像從前一樣去凝聚學生很難。「一個普通校政關注組，它的雛形都是要一班學生聚在一起，若果沒辦法動員或去團結一班人，是不會有類似公民力量的東西存在。」

學生會遷離校園後不久，校方便向學生會屬下的學會招手。城市大學學生發展處向學會發集體電郵，邀請學會在校方名義下登記。城市大學的舞蹈學會、獸醫學會等，現都歸於校方名義下。

一場無聲角力展開。學生會向屬下學會發放消息，假如學會在校方名下登記，學生會則考慮不再提供任何資源上的協助。同時，校方也冷處理學生會的場地申請。舉例說，學生會暑假時多次聯絡校方，希望校方就新生註冊日傳統迎新活動「木人巷」提供場地，但一直未獲回覆，最後唯有採用「網上木人巷」形式供新生報名，並將學生會年費降低約4成，希望能吸引更多新生加入。

與城市大學的情況相若，2022年4月，理工大學終止承認理大學生會，勒令學生會須即時停用包括「香港理工大學」字眼的組織名稱，並要求學生會旗下所有組織要在7月15日或之前遷出理大校園範園；理工大學學生會其後改名為「紅磚社」。

解散後再重組，是妥協嗎？

各大學生會自2021年初開始，已面對來自校方和警方的打壓，至今一直處於低氣壓；然而，今年中大學生會幹事會出現重組希望。各書院學生代表遂成立重組學生會工作小組，並於7月為工作小組成立工作平台。

中大校方回覆《明報》查詢指，校方樂見有學生代表成立跨書院學生組織，期望與他們開展具建設性的對話和合作，並成立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組織，按相關條例註冊和依據獲通過之會章運作的學生組織。

中大學生會解散，源於2021年年初上任的內閣「朔夜」，被校方指言論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遂被禁止擔任校內學生委員職務；校方亦停止代收會費，以及停止提供場地等。伍宜孫學生會評議會主席兼工作小組召集人葉子駿憶述，當時大家心情沉重，「到底要繼續抗爭到底，還是人無事比較重要？」那種恐懼與迷惘讓他至今難以忘懷。最後，「朔夜」上任不足一天，就向中大學生會代表會請辭。

同年10月，學生會發表公開信宣布解散。其後有學生向中大學生會司法委員會提出司法覆核，原訟庭於11月7日裁定中大學生會代表會或學生會聯席會議「解散學生會」之宣告違憲並無效，聯席會議應該重啟學生會職務。

雖然司法覆核結果出爐，但沒人重整架構。

葉子駿坦言， 自己當時有參與解散學生會的決定。他尷尬地說： 「我覺得我有份打爛（破壞）的東西，要把他再重建起來。」羅竣彥在旁打趣哼起歌來：「點解要走去破壞，CU已經爛曬，我地乜都輸曬......」兩人忍俊不禁。

（編按︰歌詞改編自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在個人社交平台發布批評反修例運動的音樂影片《點解要攬炒》）

談到失去中大學生會的日子，他們又再嚴肅起來。葉子駿說，「沒有學生會後，中大安靜了許多。同學的歸屬感也弱了。」

羅竣彥對這種歸屬感有另一番感受。他本已被浸大新聞系錄取，但因認識不少中大的朋友，讓他決定放棄學位，重考文憑試，成功考入中大。然而，他入學數個月，中大學生會就正式解散。中大不再一樣，但他說：「既然我現在有身位（位置）可以讓它（學生會）重生，都想出一分力。」

過去解散的中大學生會中，最高立法機關又名「代表會」，當中代表有三種。第一種是當然代表，即是九間書院的學生會幹事會及代表會，或同等立法機構首長；第二種是民選代表，根據書院的人數多少決定席位數量，再一人一票選出代表；第三種就是委任代表，即當前兩種方法未能產生足夠人數參與，就由代表會或同等立法機構去委任。代表會舉辦選舉選出中大學生會幹事會、中大學生報、校園電台。

羅竣彥說，沒有中央機構，學生需要面對不少問題：「尤其學會要重新適應首次出現的額外行政工作，例如所有學會都需要在會章的『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XX系會』，改名為『香港中文大學XX會』，要不停開會、投票再通過會章修訂等。」

他解釋，學校有各種委員，包括中央事務委員、交通事務委院會等，其中教務會議就是中大學生可以參與到最高層面的委員會，會議內容包括大學通識課程的更改、其他委員會報告以及中文大學（深圳）的課程內容等。在這些會議中，學生的票數雖然不及校方，但他認為「至少可以為同學的需要發聲」。「我用學生會的身分去做一份問卷，大家填回來，我有（調查）數字，都至少有反映學生意見。」

例如，2022年6月底，承載着中大師生回憶的李卓敏基本醫學大樓小食店「Med can」結業，餐廳要再投標遴選，本來經由學生會協助選出膳食委員會中的學生代表，現在只能由校方委任，並沒有民意基礎的「學生代表」在席。羅慨嘆，現在完全沒有投標的消息，「就算不談政治，也要吃飯。」

開學後，工作小組密鑼緊鼓地展開宣傳工作。兩位召集人指，校方與他們多次溝通會章內容，表明會在12月召開校董會審視會章。過了校方高層一關，再通過全民投票，中大學生會就可以申請社團註冊，逐漸恢復舊日的工作。溝通的過程中，工作小組或需作出妥協，例如學生會需要獨立註冊，也需按校方要求包含本地及非本地研究生在學生會架構內，但工作小組仍會盡力權衡，「如果全民投票都通過，這是大家的集體意願。」

羅竣彥解釋，校方頗為樂見中大學生會重組，源於最初校方高層覺得需給予學生會壓力，但意想不到引來解散的結果，「校方不想做千古罪人，而實際上，學生會在行政架構上的確有其作用。例如沒有學生會之後，（校方）學生事務的工作量變相增加了許多。」

不過，在報導刊出前一天，兩人忙着由「聯書院學生會平台小組」籌辦的藝墟之際，校方早上派員到場，指憂慮舞台背景板上的民主女神像標誌會「引來外界不詳揣測」，要求把其遮蓋。大會亦因應要求，將標誌用黑膠帶覆蓋。

中大回覆《獨立媒體》查詢時稱，藝墟舞台背景設計其中一個標誌不屬於中大地標，亦含政治元素，與活動不相關；鑑於大學校園是一個傳播知識、進行學術和研究的地方，應緊守政治中立的原則，故校方要求主辦單位將該不合宜的標誌遮蓋。

從時政到福利，這是學生會的未來？

浸會大學學生會是在打壓潮下倖存的一員，連同科技大學、嶺南大學、城市大學，至今仍獲校方承認。雖然浸大校方於2021年7月宣佈新學年不再為學生會收會費，但比較幸運的是，浸大學生會的會室得以保留下來，為僅留在校園內的兩間大學學生會之一。

開學前一個月，家住南區的浸大學生會署理會長郭朗峰，每天花3小時來回九龍塘校園，與副會長Oscar馬不停蹄準備新生註冊日——聯絡屬會、安排攤位位置、場地佈置。這段時間，他們每天只睡4、5個小時，睡醒後便回校籌備。

以往新生註冊日由校方的學生事務處與學生會合辦，安排新生在開學前回校辦理學生證，而不同屬會會於註冊日擺攤位，以宣傳學會、迎新營和招攬會員。自疫情爆發後，註冊日便停辦；今年浸大校方再以防疫理由拒絕舉辦。於是，郭朗峰和4位學生會成員決定，在開學前兩週自行主辦一連兩天的新生註冊日。

「我希望告訴同學，浸大學生會還未死。」略帶倦態的郭朗峰坐在學生會的攤檔說。他希望把握新生註冊日的機會，宣傳學生會並招攬新會員。在新生註冊日這兩天，他們增收600位會員，佔新生人數一半。

自校方不再代收會費後，學生會的財政變得緊絀，由以往約1.2萬名會員大減至1000多名，每年收入減少約100萬港幣。因此，學生會不得不放棄舉辦大學迎新營、「千人宴」等大型活動，削弱學生會組織學生的功能。這600位新會員總算填補了一些學生會收入。

對郭朗峰來說，更重要是學生會在這兩天能被同學看見，提供福利成了他們最主要的策略，「福利是連繫學生的橋樑，吸引他們留意學生會，繼而喚醒同學關注校政或者其他議題，建立動員能力。」

除着力經營售賣平價貨品的福利合作社外，他們亦計劃寄賣獨立書店的書本，引入更多類型的貨品，亦希望舉辦電影放映會、漂書活動，和派發社區報等，組織一個「浸大人」社區，讓同學在校園的空間裏「圍爐」（聚在一起）。

然而，面對校園內的政治空間被逐步縮窄，郭朗峰也不時思考，「究竟（校方的）紅線在哪裏？尤其是政治表態上。」

關於政治表態的帖文，他們會份外謹慎。2022年6月，他們在社交媒體發文回顧反修例運動，儘管他們已仔細地審視一字一句，也避免表達鮮明的政治立場，但翌日即收到校方電話，指校方收到投訴，提醒他們發布帖文前用字要小心，最後他們堅持保留帖文。

不論自由或專制，學生會必要存在？

如今，作公開的政治表態，可是攸關學生會存亡的問題。2021年底，港大的國殤之柱、中大的民主女神像，及嶺南大學的六四浮雕、民主女神像壁畫，先後被校方移除，當時浸大因裝修工程，學生會將設置在校內的民女像暫移至儲物室。遺憾的是，這尊純白色的民女像並沒有重見天日，郭朗峰知道若把雕像放回，「學生會便會被殺。」比起一個象徵式的雕像，他覺得學生會的存活更重要，「在這個時代，不應該過於拘謹形式，保存自身更重要。」

曾因反修例運動入獄的副會長Oscar，出獄前夕收到朋友被控國安法的消息，令他打消出獄後只當個平凡大學生的念頭。他知道，學生會或許只能小修小補——「大勢很難去Bargain，例如疫苗通行證、國安教育、智慧教室。」但他希望「發掘學生會還有什麼可以做」，亦相信仍有空間在細節上向校方爭取。

例如，校方在去年推出「智慧教室」計劃，在課室加設鏡頭，稱是為提升網上及混合教學模式成效，此舉引起同學憂慮私隱問題，最後學生會成功要求校方在閒置時遮蓋鏡頭。郭朗峰說，「只要能為同學爭取應有的權益，（學生會）仍然是需要（存在）的。若連學生會也失去，這丁點權益也會失去。」

那麼，現時的學生會還可以做甚麼？面對低氣壓，城大學生會的成員們坦言有想過解散，但會長樓仔說：「我們不會遇到打壓和少少挫折就放棄，希望可以透過學生會身位去感染學生，就像我們的幹事會『聚流』一樣，盡力去匯聚同學。」

中大重組學生會工作小組的召集人羅竣彥則覺得，現今社會要重新建立公民社會組織已相當有難度，但是，見到公民社會土崩瓦解，縮窄少少來看，大學的制度內，容許有個組織出現的時候，「我覺得有些鼓舞的成份。」

「我覺得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學生會。」 另一召集人葉子駿說。

（修正：本文在9月22日刊出版本中，有一小節內容試圖梳理香港的大學學生會、學聯、學運歷史，以及其與社會議題的關係；後經編輯部討論，這部分內容無法準確呈現這段歷史，全面的梳理也並非這篇報導能夠承載，因此在此文中刪減。也特此感謝提出批評意見和建議的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