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遠而言，我都不知道應如何處理。」城市大學學生會被逼搬遷，外務副會長何卓朗無奈看着堆滿物資的會室，非常苦惱。「學校Wi-fi、廁所等問題，以前很容易察覺到，現在根本不知道學校發生甚麼事情。」失去有形的空間，無形的關係都悄然消失，「以前在學校，我們有屬於自己的房間，大部分討論都會在那裏發生。現在會室很偏僻，也沒有以前那麼舒服，沒有家的感覺。」
港區國安法落實，社會運動消亡，連帶讓積極參與其中的香港各大學學生會從興轉衰——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被逼改名；城市大學學生會會室遷到工廠區；因中文大學學生會解散，旗下的《中大學生報》改名為《大學社區報》；嶺南大學校長指學生會認受性不足收回場地......八大院校中，有四間校方曾表明拒絕承認學生會；六間院校收回學生會會室和民主牆等空間。
近日，中大傳來學生會有望重組的消息。九間書院學生代表成立重組學生會架構工作小組，召集人羅竣彥說：「社會上很多公民團體都消失了，我有身位（位置）去重組學生團體時，更加珍惜這個機會。」
曾承載着幾代人的理想公民社會實驗所，如今何去何從？在強權掌政的社會現實下，學生會存在的意義又是甚麼？
校園外的學生會，空蕩蕩的會室
約一千多呎的工廠大廈單位，天花板上整齊的白色光管，未能把整個地方都照亮，暗角堆滿雜物。單位內有幾個鐵架，放了三十多個擠到脹起的「紅白藍」大袋（大型尼龍袋），和疊起來的水桶，全是學生會旗下學會的活動物資。城市大學學生會外務副會長何卓朗環顧四周說：「鐵架都是我們剛搬過來的時候，莊員（幹事會成員）自己一手一腳砌成的。」
城大學生會會長樓仔接話：「做了兩年SU莊（Student Union，學生會幹事會），學校的政策令學生會從興轉衰，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悲傷，我始終會把這裏當作我的家。」
今年7月，城大學生會收到學生發展處的通知，正式收回學生會所有場地，並僅給予7日期限遷出會址。旗下的五大中央組織，包括幹事會、評議會、仲裁委員會、編輯委員會和城市廣播的會室，都擠在這工廠單位內。然而訪問當天，這個會室卻空無一人。
「如果校內會室還在，大家會活躍很多，至少有其他學生在。」何卓朗說，這情況下要像從前一樣去凝聚學生很難。「一個普通校政關注組，它的雛形都是要一班學生聚在一起，若果沒辦法動員或去團結一班人，是不會有類似公民力量的東西存在。」
學生會遷離校園後不久，校方便向學生會屬下的學會招手。城市大學學生發展處向學會發集體電郵，邀請學會在校方名義下登記。城市大學的舞蹈學會、獸醫學會等，現都歸於校方名義下。
一場無聲角力展開。學生會向屬下學會發放消息，假如學會在校方名下登記，學生會則考慮不再提供任何資源上的協助。同時，校方也冷處理學生會的場地申請。舉例說，學生會暑假時多次聯絡校方，希望校方就新生註冊日傳統迎新活動「木人巷」提供場地，但一直未獲回覆，最後唯有採用「網上木人巷」形式供新生報名，並將學生會年費降低約4成，希望能吸引更多新生加入。
與城市大學的情況相若，2022年4月，理工大學終止承認理大學生會，勒令學生會須即時停用包括「香港理工大學」字眼的組織名稱，並要求學生會旗下所有組織要在7月15日或之前遷出理大校園範園；理工大學學生會其後改名為「紅磚社」。
解散後再重組，是妥協嗎？
各大學生會自2021年初開始，已面對來自校方和警方的打壓，至今一直處於低氣壓；然而，今年中大學生會幹事會出現重組希望。各書院學生代表遂成立重組學生會工作小組，並於7月為工作小組成立工作平台。
中大校方回覆《明報》查詢指，校方樂見有學生代表成立跨書院學生組織，期望與他們開展具建設性的對話和合作，並成立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組織，按相關條例註冊和依據獲通過之會章運作的學生組織。
中大學生會解散，源於2021年年初上任的內閣「朔夜」，被校方指言論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遂被禁止擔任校內學生委員職務；校方亦停止代收會費，以及停止提供場地等。伍宜孫學生會評議會主席兼工作小組召集人葉子駿憶述，當時大家心情沉重，「到底要繼續抗爭到底，還是人無事比較重要？」那種恐懼與迷惘讓他至今難以忘懷。最後，「朔夜」上任不足一天，就向中大學生會代表會請辭。
同年10月，學生會發表公開信宣布解散。其後有學生向中大學生會司法委員會提出司法覆核，原訟庭於11月7日裁定中大學生會代表會或學生會聯席會議「解散學生會」之宣告違憲並無效，聯席會議應該重啟學生會職務。
雖然司法覆核結果出爐，但沒人重整架構。
葉子駿坦言， 自己當時有參與解散學生會的決定。他尷尬地說： 「我覺得我有份打爛（破壞）的東西，要把他再重建起來。」羅竣彥在旁打趣哼起歌來：「點解要走去破壞，CU已經爛曬，我地乜都輸曬......」兩人忍俊不禁。
（編按︰歌詞改編自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在個人社交平台發布批評反修例運動的音樂影片《點解要攬炒》）
談到失去中大學生會的日子，他們又再嚴肅起來。葉子駿說，「沒有學生會後，中大安靜了許多。同學的歸屬感也弱了。」
羅竣彥對這種歸屬感有另一番感受。他本已被浸大新聞系錄取，但因認識不少中大的朋友，讓他決定放棄學位，重考文憑試，成功考入中大。然而，他入學數個月，中大學生會就正式解散。中大不再一樣，但他說：「既然我現在有身位（位置）可以讓它（學生會）重生，都想出一分力。」
過去解散的中大學生會中，最高立法機關又名「代表會」，當中代表有三種。第一種是當然代表，即是九間書院的學生會幹事會及代表會，或同等立法機構首長；第二種是民選代表，根據書院的人數多少決定席位數量，再一人一票選出代表；第三種就是委任代表，即當前兩種方法未能產生足夠人數參與，就由代表會或同等立法機構去委任。代表會舉辦選舉選出中大學生會幹事會、中大學生報、校園電台。
羅竣彥說，沒有中央機構，學生需要面對不少問題：「尤其學會要重新適應首次出現的額外行政工作，例如所有學會都需要在會章的『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XX系會』，改名為『香港中文大學XX會』，要不停開會、投票再通過會章修訂等。」
他解釋，學校有各種委員，包括中央事務委員、交通事務委院會等，其中教務會議就是中大學生可以參與到最高層面的委員會，會議內容包括大學通識課程的更改、其他委員會報告以及中文大學（深圳）的課程內容等。在這些會議中，學生的票數雖然不及校方，但他認為「至少可以為同學的需要發聲」。「我用學生會的身分去做一份問卷，大家填回來，我有（調查）數字，都至少有反映學生意見。」
例如，2022年6月底，承載着中大師生回憶的李卓敏基本醫學大樓小食店「Med can」結業，餐廳要再投標遴選，本來經由學生會協助選出膳食委員會中的學生代表，現在只能由校方委任，並沒有民意基礎的「學生代表」在席。羅慨嘆，現在完全沒有投標的消息，「就算不談政治，也要吃飯。」
開學後，工作小組密鑼緊鼓地展開宣傳工作。兩位召集人指，校方與他們多次溝通會章內容，表明會在12月召開校董會審視會章。過了校方高層一關，再通過全民投票，中大學生會就可以申請社團註冊，逐漸恢復舊日的工作。溝通的過程中，工作小組或需作出妥協，例如學生會需要獨立註冊，也需按校方要求包含本地及非本地研究生在學生會架構內，但工作小組仍會盡力權衡，「如果全民投票都通過，這是大家的集體意願。」
羅竣彥解釋，校方頗為樂見中大學生會重組，源於最初校方高層覺得需給予學生會壓力，但意想不到引來解散的結果，「校方不想做千古罪人，而實際上，學生會在行政架構上的確有其作用。例如沒有學生會之後，（校方）學生事務的工作量變相增加了許多。」
不過，在報導刊出前一天，兩人忙着由「聯書院學生會平台小組」籌辦的藝墟之際，校方早上派員到場，指憂慮舞台背景板上的民主女神像標誌會「引來外界不詳揣測」，要求把其遮蓋。大會亦因應要求，將標誌用黑膠帶覆蓋。
中大回覆《獨立媒體》查詢時稱，藝墟舞台背景設計其中一個標誌不屬於中大地標，亦含政治元素，與活動不相關；鑑於大學校園是一個傳播知識、進行學術和研究的地方，應緊守政治中立的原則，故校方要求主辦單位將該不合宜的標誌遮蓋。
從時政到福利，這是學生會的未來？
浸會大學學生會是在打壓潮下倖存的一員，連同科技大學、嶺南大學、城市大學，至今仍獲校方承認。雖然浸大校方於2021年7月宣佈新學年不再為學生會收會費，但比較幸運的是，浸大學生會的會室得以保留下來，為僅留在校園內的兩間大學學生會之一。
開學前一個月，家住南區的浸大學生會署理會長郭朗峰，每天花3小時來回九龍塘校園，與副會長Oscar馬不停蹄準備新生註冊日——聯絡屬會、安排攤位位置、場地佈置。這段時間，他們每天只睡4、5個小時，睡醒後便回校籌備。
以往新生註冊日由校方的學生事務處與學生會合辦，安排新生在開學前回校辦理學生證，而不同屬會會於註冊日擺攤位，以宣傳學會、迎新營和招攬會員。自疫情爆發後，註冊日便停辦；今年浸大校方再以防疫理由拒絕舉辦。於是，郭朗峰和4位學生會成員決定，在開學前兩週自行主辦一連兩天的新生註冊日。
「我希望告訴同學，浸大學生會還未死。」略帶倦態的郭朗峰坐在學生會的攤檔說。他希望把握新生註冊日的機會，宣傳學生會並招攬新會員。在新生註冊日這兩天，他們增收600位會員，佔新生人數一半。
自校方不再代收會費後，學生會的財政變得緊絀，由以往約1.2萬名會員大減至1000多名，每年收入減少約100萬港幣。因此，學生會不得不放棄舉辦大學迎新營、「千人宴」等大型活動，削弱學生會組織學生的功能。這600位新會員總算填補了一些學生會收入。
對郭朗峰來說，更重要是學生會在這兩天能被同學看見，提供福利成了他們最主要的策略，「福利是連繫學生的橋樑，吸引他們留意學生會，繼而喚醒同學關注校政或者其他議題，建立動員能力。」
除着力經營售賣平價貨品的福利合作社外，他們亦計劃寄賣獨立書店的書本，引入更多類型的貨品，亦希望舉辦電影放映會、漂書活動，和派發社區報等，組織一個「浸大人」社區，讓同學在校園的空間裏「圍爐」（聚在一起）。
然而，面對校園內的政治空間被逐步縮窄，郭朗峰也不時思考，「究竟（校方的）紅線在哪裏？尤其是政治表態上。」
關於政治表態的帖文，他們會份外謹慎。2022年6月，他們在社交媒體發文回顧反修例運動，儘管他們已仔細地審視一字一句，也避免表達鮮明的政治立場，但翌日即收到校方電話，指校方收到投訴，提醒他們發布帖文前用字要小心，最後他們堅持保留帖文。
不論自由或專制，學生會必要存在？
如今，作公開的政治表態，可是攸關學生會存亡的問題。2021年底，港大的國殤之柱、中大的民主女神像，及嶺南大學的六四浮雕、民主女神像壁畫，先後被校方移除，當時浸大因裝修工程，學生會將設置在校內的民女像暫移至儲物室。遺憾的是，這尊純白色的民女像並沒有重見天日，郭朗峰知道若把雕像放回，「學生會便會被殺。」比起一個象徵式的雕像，他覺得學生會的存活更重要，「在這個時代，不應該過於拘謹形式，保存自身更重要。」
曾因反修例運動入獄的副會長Oscar，出獄前夕收到朋友被控國安法的消息，令他打消出獄後只當個平凡大學生的念頭。他知道，學生會或許只能小修小補——「大勢很難去Bargain，例如疫苗通行證、國安教育、智慧教室。」但他希望「發掘學生會還有什麼可以做」，亦相信仍有空間在細節上向校方爭取。
例如，校方在去年推出「智慧教室」計劃，在課室加設鏡頭，稱是為提升網上及混合教學模式成效，此舉引起同學憂慮私隱問題，最後學生會成功要求校方在閒置時遮蓋鏡頭。郭朗峰說，「只要能為同學爭取應有的權益，（學生會）仍然是需要（存在）的。若連學生會也失去，這丁點權益也會失去。」
那麼，現時的學生會還可以做甚麼？面對低氣壓，城大學生會的成員們坦言有想過解散，但會長樓仔說：「我們不會遇到打壓和少少挫折就放棄，希望可以透過學生會身位去感染學生，就像我們的幹事會『聚流』一樣，盡力去匯聚同學。」
中大重組學生會工作小組的召集人羅竣彥則覺得，現今社會要重新建立公民社會組織已相當有難度，但是，見到公民社會土崩瓦解，縮窄少少來看，大學的制度內，容許有個組織出現的時候，「我覺得有些鼓舞的成份。」
「我覺得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學生會。」 另一召集人葉子駿說。
（修正：本文在9月22日刊出版本中，有一小節內容試圖梳理香港的大學學生會、學聯、學運歷史，以及其與社會議題的關係；後經編輯部討論，這部分內容無法準確呈現這段歷史，全面的梳理也並非這篇報導能夠承載，因此在此文中刪減。也特此感謝提出批評意見和建議的讀者。）
文章在刊出之後，收到讀者的意見、批評、建議。作為文本的責任編輯，我有仔細看過每個讀者的留言，並重新檢視文章，認同資料有出錯，和過於簡單去描述一個複雜的歷史脈絡。作為把關人，我責無旁貸，在此為犯下的錯誤致歉。
本次報導，不足以做到幫助讀者梳理這段歷史的目的，故刪除文章中試圖梳理脈絡的小節，其中也包含資料出錯的部分。再次為導致出錯的疏忽和工作上的不足致歉，未來也會引以為戒，更為謹慎。
感謝讀者一直關注端的文章，每一個留言，都提供了機會讓端和編輯部思考未來的新聞如何做得更好。編輯會謹記教訓，在未來漫漫長路上，更努力做好報導。再次感謝讀者對端一直以來的支持、愛護。
端傳媒編輯
袁慧妍
如同樓上的評論，這篇文章把當下學生會的處境和掙扎寫出來，已是重要的記錄。
但現在有關爭議部分的處理方法，是值得討論的，因為這是涉及媒體倫理的。
在原文的歷史疏理，撇開帶有判斷的文字不談，最大的問題是歷史資料出錯，日期和描述都有事實錯誤。因此，這問題不只是「無法準確呈現這段歷史」。讀者提出的也不只是「批評意見」，而是要求更正錯誤。
那怎麼可以就這樣刪減，也不解釋和承認原本的事實錯誤呢？
這類事實錯誤的更正是媒體倫理的大課題。網媒能夠輕易刪改文字是更宏觀的現象，端會回應，寫出這段「修正」信息，意圖是好的。但現在的修正信息給人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感覺，令我覺得端在這方面還沒有摸索出合情合理的回應方法吧。希望編輯部能認真處理，admit the errors, fix the errors. 而不是淡化它、迴避它。
謝謝端傳媒關心這個課題，在這個時代關注學生會和學生運動的狀況和未來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題目觸及的內容既重要又複雜，絕對是過去十多年香港公民社會最重要的議題之一——學生會和學運關乎香港本土思潮、社會運動、中港關係、香港政治的各種路線和策略之爭，過去十多年年有林林種種的演變、辯論和事件，然後突然在2020年前後「 戛然而止」，被打壓、掩蓋、封殺。
文章在中段插入歷史敘述或許是意圖為當下的困局、為廣泛的華語讀者提供歷史的縱深，但文章顯然難以處理如此紛雜的歷史——當然不止這篇文章，目前就連學術研究、事件參與者、其他媒體都難有好好梳理學運歷史的書寫。某種程度上，這個題目大眾和學術界也未必很關心，這本身就是位於主流新聞以外的議題， 雖然社會意義重大，但只有某些圈子、某些群體比較關心，收集資料也有這樣那樣的困難。
但這並不是文章學運歷史錯漏百出的理由，或者編輯和作者下筆要意識到，這些真實的歷史，背後承載的是很多大學生在過去數十年的思考和行動，因此要非常警覺和小心處理。但本文編輯和作者似乎沒有足夠認真對待這段歷史，只是輕率粗疏地將學運歷史作為某種背景、某種對照、某種充實文章的過場片段。
在香港這樣的輿論環境下，端傳媒幾乎是唯一一個比較能以長篇報導書寫學生會和學生運動的媒體。希望端傳媒可以好好珍惜這空間，足夠認真對待香港這些年的人和事。實在處理不了的部份，或許可以暫且懸置，也不一定非要為每篇文章都背負某種宏大的敘事重擔和回答不了的問題。
就像這篇報導，好好將當下學生會的尷尬和困境寫出來，就已經是很好的歷史初稿。
《端》日前刊登了一篇香港學運的專題，前半篇討論近一年來學生、學生會面對的後國安法狀況和重建學生會的可能；後半篇則試圖論證「學生會與香港公民社會命脈相連」。這篇報道的訪問內容如何，可以存而不論。但文中企圖整理70年代以降的歷史，其所述的脈絡卻非常混亂，落筆所做的判斷亦十分輕率，莫名其妙。這文的問題還不是由甚麼立場去解讀歷史，而是更基本編綵問題。
首先最基本的史實也寫錯了，碼頭工潮在2013年發生，文中「香港學生會社會事件大事記」一圖，卻放在「2003－2011」一列。圖中指「學聯與各大專院校學生會」「參與保衛皇后碼頭運動、反高鐵運動、支援碼頭工潮、並參與五區公投」。而文中亦描述學運在2000年代「逐漸甦醒」，大專生參加了上述運動。很明顯，文章作者將這幾場運動理解為一個學運再起的階段，判斷非常清楚。因此，圖中的碼頭罷工，看來不是2007年扎鐵工潮的誤植，因為扎鐵罷工中的學生參與，與碼頭罷工的規模根本不能同日而語，兩者是不能置換的。
然後同一張圖的骨架，都非常混亂。究竟中間那一欄是行動的主體？還是事件發生的地方？有些寫是學生會，有幾項又寫「香港大學」等地方名，咩事？當然也未必理解不到。不過「2015年前，學聯由八大專院校學生會組成」，但全圖由60年代數起，卻又有誤。實情是學聯在2013年才有科大學生會加入，「儲齊」八大。學聯的成員會由60年代以降變動甚多，也不是退聯之後才有變化。當然此文可以推說這不是文章的重點，的確不是，但問題在於，假如真的想梳理如此長的歷史脈絡，有些細節是否可以不知呢？
這就是本文的重點－－成篇文為了推論「70年代起，學生會與公民社會命脈相連」，幾乎是胡亂將社會運動的各種事件堆砌到學聯和學生會的名下。題下的小標題引文明明說「學生會不等於學生運動」，但最以為學生會就是學運的，卻又是這篇文章。文中判斷，學運在90年代「靜如止水」（原文，現已更改為「及後的九十年代，學運帶來的輿論則相對較少」。可見原文是判斷，修改後的版本是頭盔。），在千禧年代就「甦醒」了。可是舉出的例證，例如皇后碼頭、反高鐵等等，都正好是證明學聯和學生會當時不合時宜，跟不上新型社運動員的例子，其參與並不深入。筆者現在只是以文論文，不打算提供詳細脈絡，否則會變成場外討論。然而，2007年以降的新一批社運，是青年主導、網絡動員，但學生會／學聯這些機構的角色並不強，要到後來，這些社運反過來影響學生團體，這文中意義下的「學運」（即比較與學生會系統相關的學運）才開始連上新的社運模式。
而「參加五區公投」的「大專2012」，雖然成員大多來自學聯的體系，但仍然是另一團體，不能在歷史述事上簡單地稱為學聯。如果是阿伯話當年，當然可以咁講，「咪又係同一班人」。但事實上，如果要討論學運，正正因為學生會之類有好多侷限，才會有大大小小的團體出現。學生會／學聯在運動中在什麼情況下，會擔當支援／行動者／動員者／領袖／失語者／9upper／KOL／鍵盤etc的角色，係討論這些機構在公民社會／運動中發揮什麼功用的一個主要問題，故此，用一張圖由60年代中文運動數到近年運動，簡單地用「學聯與各大學生會」來歸納，其實是不負責任的。又簡單地講，有無咁勁先？（都未得閒講，講到學生會幾十年「一直」代表學生聲音，但其實「（港大）學生會赤化」係一個幽靈級的學運問題）
又繼續講張圖，選材也是不知想點的。哪怕是2000年代後之事，何以會這樣選材呢？2018年浸大的事固然要緊；但港大在2015件的任命副校長事，卻沒有表列。當然不是要事事點出，但整張圖就是看不出何以迴響更大的事件反而沒有記載。文中有「90年代靜如止水」的判斷，而大事記圖上，整個90年代也是一片空白，這明顯是作者的用意。可是2000年有「釋法一周年」導致的集會，反釋法和支持居港權的運動和學運，自然是90年代尾發生的，對不對？大事紀中不乏學聯成員被拘控的事件，那麼90年代其實也時有發生，何以又被忽略？如果說那些拘控對比今日是九牛一毛，那釋法一周年那件事又何大之有？文中有頗多篇幅講民女入中大一事，又沒有被記入大事記（形容為標誌性事件）。但與民女同樣性質的國殤之柱，是97年入港大，至少是90年代止水中的一點漣漪（如果不是標誌性事件）？我重申我沒有責任真正去論述90年代有沒有學運，本文的重點是批評《端》刊登的這篇專題，意圖勾勒出「幾十年」的脈絡，但是選取的歷史片段卻沒有邏輯可言。
這種歷史錯亂，以文論文，又舉一例。文中說「直至六四事件發生，學聯以集會遊行、到新華社抗議……」，好像要六四之後，學生才到新華社抗議，而六四之前，學聯代表是到北京見港澳辦一樣。但其實5月就有學聯人去新華社啦好不好？上北京都不是只見了官好不好？有帶錢帶物資上去對不對？（再講又變講歷史了）香港來說，「直至六四事件發生」，都差不多到三罷（叫停了）、碧街都暴動了好不好？
對歷史的認知水平如此，還要一下子論到去退聯。（！）好像2015年退聯，學界才有本土思潮一樣，然後又超簡單來一句「（本土派學生會）把過去相對左傾的學生會理念，轉為以本土為主、與中共割席……」這幾句春秋筆法，牽涉幾多定義、脈絡，可以用幾十字交代出一個哪家來的史觀？這真的可以算是新聞嗎？2015是割席後，那割席前又是點？「過去相對左傾的學生會」究竟又應如何理解？是「火紅年代」左？「民主回歸」左？定還是「靜如止水」左？2000年「甦醒後」左？就算上述皆為「左」，在華文脈絡中，全部的內涵都不同，但就可以幾句用退聯做分水嶺交代？什麼事？
是的，現在做什麼都很難了，也不是網絡上隨手可以翻到資料，也不是人人都願意受訪。既然如此，不如先接納某些稿題的不可能。也不是事事非得來個半世紀脈絡，單單看到現在在校園努力的他們，老實說就是好重要的紀錄了，但不希望有混亂的史觀來誤導讀者。不少帶有主觀目標的史觀，都比這一篇文認真而詳實得多，我並不單以立場來否定之，尤其是我不熟悉的部分。將討論寫出來，希望編採方都應該正視。
完！！！
香港学生会未来会如何，不妨参考一下今日大陆学生会是个啥样
篇稿出咗之後改了多少次？每次睇都有唔同嘅⋯
請問端現在是否沒有編輯審稿？小至製圖中誤寫碼頭罷工是2013年（圖上指2011），大至歷史脈絡上的種種謬誤，（1）把退聯視作2014年決策失結果，更像因果倒轉的描述，在大學內學生會漸與學生關係疏離，出現在年輕群體的六四集會爭議早於2013年或更早等等，退聯根本是種種前因後果總成。（2）學聯和學民恩潮是真的雙雙領導反國教嗎？領導和運動核心難道不是學民恩潮、家長關注組和教協嗎？請提出學聯和院教學生會除參與除了遊行和罷課外，真的有其他參與嗎？（3）90年代是沒有學運嗎？這個總結到底是基於什麼推敲？
對歷史脈絡處理的粗疏，實在令人難以想像這是經審批、放在端收費平台上的文章。以上問題若是出現在wikipedia 的學運timeline或許能蒙混過關，但這裏是端，好不好？
學生會到底是甚麼？文中呈現的不過是呈現所謂「盛載民主理想」的代議體，完全感受不到學生會與大學生群體，以及真正觸及政權底線的價值。
如果香港組徵稿是為了豐富本地內容，讓還不太了解香港的海外華文讀者理解今日香港，那麼容許冗長、像缺乏編輯且充滿錯處的「專題文章」刊出，到底是要在這年代呈現一個甚麼樣的香港？
端曾經是華文最優質媒體，但在香港僅餘的空間，改變竟然換來質素每況月下，實在令人痛心。
謝謝指正圖表上的年份，會盡快更改。
學校從來不會害怕學生，因為學校對學生的權力就擺在學生守則裏。解散學生會的學校並不是害怕學生，而是害怕政權。政權掌握了學術的命脈——簡言之就是錢，所以學校害怕的是學生「搞事」而導致的後果，而不是學生本身。因此，這裏仍然有一定的空間，用各種民選委員、學會的方式，比較低調地對校政跟學生事務施加一定的影響力與認受性。
然而，政權害怕的不是「學生會」的牌子，而是學生自治的權利與意識，因為自主的思想就是對政權最大的威脅。因此，這種空間可以維持多久實屬未知之數。也許在不久的將來，上至校務委員，下至興趣學會、運動校隊，都要安插黨委。然而在那之前，能做的盡量做，種下最多的「自治意識」種子。這樣，在「那一天」來臨的時候，有更高的機率成為波蘭，而不是俄羅斯。
加油。鑽空子，挖牆腳，滲沙子。
当年回归时这帮学生的爹妈一不抵抗二不逃跑，硬生生待下来还把你们生下来，你们今天的命就是爹妈给的，别赖别人了，回家找爹妈算账去。
香港死了吗？死而复生吗？离开吧，香港离大陆太近了，没有可能翻的起浪花了。
现在内地的学生会基本都是校方的传声筒，和这里提到的学生会不是一回事，这样的学生会在内地早就消失了
科大有學生會內閣出任，學生會會室亦在校內
想知道港科大学生会的现状
同一時間，內地生學生會卻大行其道，足見其殖民者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