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照顧者成為「殺人犯」︰他了結病母的痛苦，內疚卻得不到解脫

【編者按】香港的法庭案件中，有不少跟政策相關的悲劇故事。2022年9月7日，將有一宗照顧者郭偉賢殺妻案判刑。郭偉賢在2020年初，把患末期癌症、或只剩數天壽命的妻子送進醫院。受防疫政策所限，郭不能進病房探望，於是接回妻子，在她同意下協助她燒炭自殺。郭最初被控謀殺，刑期最高是終身監禁，後被改控誤殺。

香港近5年內，已至少發生8宗照顧者殺人或自殺事件。今次報導，端傳媒記者跟一位五年前親手了結長期病患母親生命、兩年前出獄的案主李家輝訪問。不論是否認同案主的行為，我們希望通過本報導，嘗試還原他們的經歷，讓公眾理解照顧者的想法，和他們後來日子怎樣過。

端傳媒稍後將刊發報導，探討由社福政策問題衍生的安樂死議題。歡迎讀者看畢這篇文章，就照顧者經歷、紓緩治療、安老、長期病患、安樂死等議題留言。

7月26日早上10點，香港一宗照顧者殺妻案續審。案件被告是58歲的郭偉賢，涉嫌在2020年初協助患肺癌末期的妻子燒炭自殺。當天，他承認一項誤殺罪。李家輝穿一身黑，坐在旁聽席左側，趁律師還沒講話，他壓低聲量，說自己昨晚吃了半顆安眠藥，還是輾轉反側，「可能係驚唔知醒（怕睡過頭）。」

高等法院14樓34號庭，李家輝不陌生了。3年前，他坐在被告欄裏，向同一名法官承認同一項誤殺罪——2017年10月8日，他不忍看見患長期病的媽媽再受折磨，以肉刀斬向其頭部，接着從16樓住家往下跳，結果經大樹卸力，自殺未遂，身受重傷。那年他34歲。

初次上庭時，他剛動完手術，坐輪椅戴頸圈，身體幾乎不能動彈，在收押所醫院躺了快一年，之後撐着助行架「勉強行到」。2019年11月，法官憐憫他愛惜母親，判下2年感化令，他當庭釋放。

2個月後，郭偉賢案便發生了。李家輝得知事件，即透過前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取得郭的同意，聯繫到對方。李家輝不擅社交，但這2年間，他不時拄拐杖到收押所探望，想以自身經歷告訴郭，「淡定一點」。

40分鐘後，庭審結束，法官宣布擇日判刑。郭偉賢被懲教職員帶離法庭時，眼光從沒有離開過家人。李家輝向他揮揮手，想打個招呼，但郭看似沒反應，便有點落寞轉向問記者：「他是不是看不到？」

法院位於港島金鐘，李家輝家住黃大仙，坐地鐵車程不到半小時，但這一趟對他來說，也算上是跋涉——他自小患抑鬱症，比常人易倦；當年自殺，身體多處骨折，動過兩次大手術，很少出門，現在凡是坐久了、站久了，都還會痛。

4年過去，李家輝身體的傷正在慢慢好起來。他習慣微寒着背走路，在人來人往的街頭，沒有人留意到他的前後脖子，各有一條長疤痕從衣服領口伸出來；沒有人知道他褲子裏，大腿正紥着壓力帶。反而有時候，叫人注意的卻是他自己：「我走路也沒有走得很奇怪，對吧？」

可是藏在心底的傷痛，他不向人提，也不想主動深挖。在訪談時，很多時候聊到一半，他有意識地轉移話題，聊喜歡的歌星周華健，或者金融大鱷索羅斯如何衝擊香港股市。

據判案書寫道，李在事後患上失憶症。如今關於案發的記憶，是他從警察提供的文件「塞進腦子裏的」。有時候，他仍分不清那是一段真實的自身經歷，還是一宗屬於他者的悲劇。

沒被接收的訊號

警察在斜坡發現李家輝時，他能清醒回話，說出自己的姓名及地址。警察之後破門，發現李媽媽廖玉桂躺在床上，已經死亡。

「我想現在（我的家）應該是凶宅的top list。」他半打趣地說。事件發生的葵盛東邨，是香港一座老屋邨。張超雄曾稱，邨內多長者，貧窮率高，家居照顧服務需求大。還押以後，李家輝把公屋單位歸還政府，去年年底搬到黃大仙的一人公屋。

但那不是他從小的家。媽媽廖玉桂是第二代越南華僑，70年代因越戰爆發，隨家人來到香港，認識了當公務員的父親。後來一家移民加拿大，只有她沒走。二人結婚後住在牛頭角。1983年，廖玉桂45歲，高齡生下李家輝。

他在牛頭角渡過了十幾年中小學時光，搬家，並不是他的主意。爸爸在他10歲那年因病去世，好突然，「他死了我們才知道。」媽媽在醫院痛哭，李家輝卻表現得很冷靜，他說，家裏不能兩個人都傷心。

母子相依為命，沒了家庭支柱，廖玉桂開始出外工作養家，但2年後腦裏長了顆腫瘤，手術「​​大步檻過」，就再沒有工作，靠政府孤寡撫恤金過活。家中剩一個獨子，廖玉桂極度寵他，儘管每個月能花的錢不多，但每一代遊戲機他都有。也沒有人再罵他了，李家輝就是一個「Little King（小皇帝）」。

有底氣，他習慣跟媽媽頂嘴。「什麼都頂」，頂撞得太兇了，連朋友都覺得他對媽媽不好。兩人鬧得最厲害的，是因為廖玉桂常唸着要移民。「尤其是我爸爸走了之後，我媽講到香港像垃圾這樣，我聽到挺不喜歡。」李家輝沉默。

不過他後來回想，那或是媽媽生活得不開心的表現——當原生家庭移民加拿大，「她決定留在香港跟我爸結婚。」但因為越南華裔的背景，在那家族裏「好像備受歧視」，結果「運氣不好，老公早死」。一個不認中文字的女人在香港帶孩子，從此成了一個孤立無援的人。

面對窘境，如果說廖玉桂想逃、找依賴，那「移民加拿大」就是求救訊號。她斷斷續續講了好十幾年，但沒有被兒子接收。這讓李家輝感到自責，直至很多年後，每到回憶來襲，他都會想：「是不是我兩父子害了她？」

被抑鬱症吃掉的人生

2002年，兩人搬到葵盛東邨 。儘管媽媽跟李家輝說，那邊有親戚，出事情好歹有照應。但他覺得最大的原因，是因為媽還很想爸，「換個新地方住，可能會好一點」。

「那對你來說呢？」

「沒有很好。」

「我持續聽同一類型的音樂超過20年了，可能我真的不太習慣適應新事物。」在第一次見面，李家輝告訴記者，他喜歡的歌手是周華健。

對他而言，現在的世界很疏離，自己像是時空旅人，從90年代一下子穿越到現在。中間的時光，盡是一片空白。

1999年，李家輝16歲，讀中四，被診斷患上抑鬱症。那年寒假，他情緒突然極其低落，沒有原因。之後回到學校，又完全無法集中精神聽課，「一看書已經很辛苦，可能一分鐘不到，我就要唞氣（調節呼吸）。」症狀持續兩三個月，他知道出問題了。

醫生給他開了抗鬱藥、維他命，情緒好過一會兒又重來。所有科目追不上進度，他開始停學，後來連家門都出不了。媽媽嚇壞了，硬要送他住精神病院。李家輝說，那裏充其量是一個困着你、讓你幾乎無法自殺的地方，「（但）完全幫不了我。」但為了讓母親感到安心，他還是去了，兩年內進進出出。

出院後，他躲在家裏打電動、自修、睡覺。到2003年，政府撫恤金快要發完，他迫着出來工作。20歲，他初進社會打工，到旺角波鞋街做銷售員、去寫字樓當助理。

易倦，專注力不集中，是抑鬱症最常見的症狀。有時候受不了，李家輝便會換工作，最短的他只幹了兩星期。後來，他進了一家媒體公司當辦公室助理，有福利有保險，穩定，一做就4年。

27歲，他跟朋友開了一家物業管理公司。在此之前，他曾經報過一個電影課程，「但一到後期，我已經不知道他（老師）在講什麼」，「我就是function不到（人無法運轉）。」他用四個字概括自己的人生：「事倍功半」。

他曾經苦盡甘來。公司2年後上到軌道，能賺錢了。有錢才敢談戀愛。一次speed dating聚會上，他遇見個合眼緣的女生，但後來才發現大家都有抑鬱症。女生怕兩人在一起，會成為抱着下墜的鉛球，決定不開始。

突然之間，李家輝很納悶，說對比起喪親，「（人們）不會覺得抑鬱症是一回事」。「但抑鬱症，Cover我大半個人生。」

「如果你想死，我們就一起死」

直到現在，李家輝也說不清楚抑鬱症是怎麼會出現，他推測很可能是天注定，「基因到了那個年齡就要發了。」慢慢的，他找到方法形容發病的感受：「（抑鬱）是一條被人扭到盡的毛巾，一滴水都扭不出來......整個人是，」他斟酌一下用詞，「是呼吸困難。」

他想不起弑母那天，同樣症狀是否曾有出現。但法官判決前，共索取三份精神科報告，三名醫生均一致認為，李家輝在案發時患上了復發性抑鬱症。

黃以謙，是其中一個撰寫精神鑑定報告的醫生。他認為，在關鍵的時間點上，李家輝被抑鬱的症狀壓得喘不過氣來；長期的無助，令他生出一種「無價值感、絕望感，以及過大的內疚感」，「這或致他殺死母親，然後自殺。」

李家輝的絕望、無助從何而來？

第一次見面前，他在短訊裏就很強調，「自己不算是照顧者」——媽媽生大病後，他請了兩個工人照顧——這種情況，在香港基層照顧者中並不常見；也正是這一點，在事發後曾經惹來外界閒語，說他的壓力並沒有同類案件大。

「外人覺得我頂受不了壓力而做這件事，但不是這樣的。我是真的覺得我媽咪太辛苦了，她不應該這樣受苦下去我才......」李家輝在這打住了，沒有把話說完。

動手是不忍心。媽媽曾多次表達自己想死，交代好自己的身後事。李家輝聽着很難受，一次激動回答：「如果你想死，我們就一起死。等你死了，我馬上跳樓。」

周偉雄曾任十年葵盛東邨區議員，現已移居英國。在隔洋的電話裏，他描述印象中的廖玉桂身體不是太好，「行得好差」。腳痛得最厲害時，廖玉桂跟他講，「每一天有20個小時都覺得痛」。

整個長大的過程中，李家輝從媽媽身上認識各種病。第一種是風濕痛。「從小到大她不斷找薑來抹身，又拿冬青膏塗到滿身都是。」媽媽去針炙也帶上了兒子，「幾個小時坐在那邊，好慘啊。」

到李家輝長大，媽媽就經常因為肺炎進出醫院。當時他常常往外跑，懷疑是自己把病毒帶回家，於是之後出街都戴上口罩。這一舉動在出事後，卻意外成為令人生疑的負面印象。「記得有一篇報導訪問我一個鄰居，說我經常戴口罩，覺得我怪怪的。」

痛風是他媽媽另一個夢魘。「會很痛，腳完全是下不了地。」媽媽第一次發作，在床上一直大嚷。他急了，不知道怎樣做，馬上下樓買了張輪椅，只為把媽媽從房間挪到廁所去。到第二次，他學會了，「馬上call白車」。

手忙腳亂多了，大多照顧者歸納出應付突發狀況的一套，但李家輝也沒有因此對痛苦變得麻木。這些年，每次媽媽進醫院看診，他從不假手於人。「不過發生之後的事，真的連想都沒有想過......」

2016年11月，廖玉桂因為腹痛入院。檢查後，醫生在她肚上開了個洞，利用引流管把膽汁給放出來，「（膽汁）深啡色......流到整個肚子都髒了。」「覺得真係大鑊喇（大事不妙了）。」

醫生建議動開腹手術，檢查腹內器官有否異常。可是在動刀後，不但無法得出明確診斷，更嚴重影響媽媽狀況。李家輝形容，那是他母子「兩世人一個最大錯誤的抉擇」——媽媽79歲了，手術後只能插喉餵奶。「一直喊痛，一直叫，」叫到病房裏的人全都在看，「你說那情況可不可怕？」

除了讓她好過，李家輝別無所求。他一天跑兩趟醫院，拿着病歷到各私家醫生叩門問病因，又把媽媽送進私家醫院休養，11個晚上花了超過11萬港元。實在吃不消了，轉移月費3、4萬的頤養院，住過一個月，再慢慢轉到便宜一點的私營安老院。他天天去探望，可才住了4天，覺得環境還是不行、護士沒有禮貌，錢不要也罷了。他把媽媽帶回家。

2017年4月，他多請了一個工人顧晚班，替媽媽洗澡換片。在此之前，媽媽腳痛，無法買菜做事，李家輝已請過一個工人打理家務，自己則長時間待在家裏，凌晨4、5點才睡。到9點了，工人會幫媽媽灌腸通便。每次媽媽都痛得大哭，像小孩子一樣鬧，他看着但無能為力。

訪談到一半，當李家輝回憶得壓抑時，很常把話題扯到「肥仔」去，「你不覺得肥仔很可愛嗎？」「英國的Conner、俄羅斯的Jambik、順德的小豪，還有印尼的Tatan——The Big 4，四大肥仔。」他說。以前母子倆最大的樂趣，也就是討論肥仔。媽媽也是肥嘟嘟的，「我最喜歡把面埋進我媽咪的肚子。我還拿着小櫈仔（坐過去）去撒嬌，那些工人看到了都在笑。」

但媽媽出院以後，瘦得幾乎只剩下包着骨頭的皮，連腿肚子都沒有肉，每天痛得要生要死的，他再沒有怎麼笑過。「我又沒有真的哭，但好像行屍走肉那樣。」

「那個情況實在太差......」他欲言又止，十分克制措詞。「是不想形容得太仔細？」記者問。「是的，那次跟之前幾次（肺炎入院）是很不同的。」每次想起，李家輝就很難過。

2017年10月6日，李家輝立下遺囑。2日後，他先請家中工人外出，鎖上門，手握一把肉刀，揮往卧床的媽媽。完事後，他從窗戶跳下自殺。

人走了，會好過一點嗎？

2017年，除李家輝案外，香港還發生了兩宗照顧者殺人事件：2月，58歲的士司機在住所勒斃腦退化妻子，後跳樓自殺；6月，80歲老伯黃國萬用竹製不求人壓斃中風妻子，其後自首。事件在新聞上沸揚。

黃國萬最後誤殺罪成。法官指案件為一宗悲劇，法外開恩輕判囚兩年，扣減還押刑期後坐牢一個月，2019年2月出獄。今年8月，記者隨李家輝去探望他。

「就是這樣了，一個田雞竇（田雞窩）......」黃國萬大笑，「（我）好像隻田雞住在裏面。」這裏是港島西灣河的一人公屋。單位不大，​​約100呎，恰好放上一張床、一張長枱；還有一個大廁所，但沒有廚房。當時事件哄動社會，出獄以後，不少媒體持續追訪他；30秒的時間，黃國萬向記者展示他的蝸居生活。

黃國萬已經84歲，步履蹣跚。「我上次來探你，（我）還要拿拐扙。」李家輝說。黃國萬聽不清，以為他說自己，「一年不如一年了，你猜還能年年18歲嗎？」他說自己的腿越來越不好，不過這一區勝在沒有斜路，外出輕鬆一點。當年，他住的舊區滿是斜路，但太太需要坐輪椅，他天天頂着頭皮推，「一鬆手（人）就沒了。」「那這裏就最理想囉，」李家輝接着回。

二人在收押所裏認識。2018年，李家輝剛從醫院轉回大倉去，透過囚友認識了黃國萬。當時兩人沒有很熟，在每天一個小時的放風（監獄按時讓囚犯在室外地方活動行走）時間裏，黃國萬多數在下棋，李家輝則在長板櫈上休息。偶爾碰上面，兩人才會聊聊天。

算真正熟絡起來，是在李家輝出獄以後。他當時住在銅鑼灣的分租單位裏，有時候狀態好一點，就會去探黃國萬。「多久沒講這麼多話了......」黃國萬靠着椅背說。訪談過程，他常常咳嗽。問他需要休息嗎？他說不用，「我一個人，有時候好悶的。」

前半生，他都一直在忙。黃國萬自小隨家人從澳門到香港揾食，做過小販、修電器，後來進了巴士公司當維修員。他40歲時結婚，後來太太生病，他就更忙。

太太在2014年中風，半身不能動。黃國萬給太太找了家安老院，但因為「掛住佢（想她）」，天天去看望；又抽時間去醫院偷師，看看人家的物理治療怎樣做，有樣學樣，在安老院扶抱着老婆練習。

一年半後，太太身體急速變差，大小便失禁，「食又沒味道、走又走不動，以前也能看電視，後來都看不到了。」黃國萬側着臉向記者說，「一個人到那個環境，她自己也覺得無味啦（沒用處了）。」

法庭判案書中，提到黃國萬為妻子解脫的原因：在太太失去視力以後，她只能長期卧在床上。黃國萬開始擔心如果自己比太太早死，太太就會餓死。黃國萬曾多次想幫她解脫，但沒有勇氣。

直到在事發的前一天晚上，他給太太做好飯，太太問：為什麼我什麼都嚐不到了，還要吃？2017年6月6日凌晨5點，黃國萬睡醒，看到妻子面朝天，就拿起一根不求人（抓背器），壓在她的脖子。半小時後，他累了，停了下來，太太已經沒有心跳。

黃國萬換件衣服，下去麥當勞吃過早餐。回家洗了個澡，抽過最後一根煙，報過警後，就乾脆把將近60年的煙癮給戒了。

「太太不在了，你有沒有好過一點？」「好，我自己好過！（被捕後）去警局阿Sir同我錄口供，同我有講有笑。」事發後，他一直神色輕鬆。

一個警官訝異，問他為什麼好像沒事一樣？「我說，我老婆上了神枱、搞掂了（事情解決了），家又散了，我沒有牽掛，」黃國萬47歲時，曾有一名兒子；後來兒子患病，在24歲時自殺去世。

他曾經寫過3封遺書，打算殺妻後自殺，但最後還是決定負責。他說，「心甘命抵，我還有什麼呢？」

求人、不求人

在香港，居家安老是政府一貫方針，但相應提供的資源，卻遠遠追不上老人增長幅度。照顧者長期無處喘息，最後與老人雙雙墜落。但在墜落之際，社會上有沒有任何角色，曾有機會在最後關頭接住他們？

事實上，黃國萬曾經求助。太太進醫院後，醫院曾經安排一名醫務社工跟進。黃國萬一開始對社工沒什麼好感，「但是這個社工主動、最多幫我申請福利。」他卸下心防，有事就找他問。到太太身體變差，他想要「有個方向」，再向社工求助。這才發現熟悉的社工已經離職。「新來的又沒幾句可以傾計。」他伸出來求救的手，又再縮了回去。

但李家輝不一樣，他甚至從來沒想過要求救。事發前一個月，他才完成精神科醫生覆診。據判案書寫道，因為照顧母親，李家輝變得社交孤立，承受的壓力極影響他的心情，到後期已經不得不增加吃安眠藥的頻率和劑量。但這一切，他沒有告訴醫生。

精神科醫生黃宗顯曾在公立醫院執業十多年。他指出，醫生可以因應患者的各項需要，轉介醫務社工跟進。然而，李家輝用一句話總結20年來看病的狀況：「只是拿藥。」醫生不會看診嗎？「會，但是好多人啊，看診5分鐘10分鐘你已經不好意思了：下一個（病人）在等。」

在公立門診，病人從預約到看症，時間從來都是一個明顯的限制。目前，精神科門診新症的輪候時間最快要4個月。而終於等到看診，黃宗顯直不諱言，每個病人大多只得3到5分鐘時間——即便病人情況已經有很大變化，在倉促的會面時間，醫生也很難察覺病人的真正需要。

李家輝也不是沒有信過醫生。他說，基本見醫生3次面，就已經講完自己的事，「能幫到的，早就幫到了。」他厭倦不斷重覆無用的講述，對系統早早失去信心。慢慢地，就跟黃國萬一樣，把公共資源的缺失，都成了自己扛的責任。

當年太太離院，老人院有跟黃國萬講，有什麼事可以隨時回來。「是啊，是可以隨時回去，但是銀紙（費用）已經漲三倍了，」他反問記者，「你點頂呀？（如何支撐得到啊？）」初初進院時，太太一個床位月收6000元，到一年半後，升到了18000元。公營服務排不到，私營的又太貴，黃國萬夾在了中間，兩邊都靠不上。

你覺得當時最需要的是什麼？「錢。」

「你能給錢，別人就幫你做這些事了。」黃國萬想不用想，說像李家輝請了2個工人照顧媽媽，「好叻仔、本事」。但頓了一下，他還是覺得不請也好，「他（李家輝）也覺得好陰功啊，覺得難為了工人，他也很過意不去。」

在遺書上，李家輝寫道離世後，會在自己遺產中分兩個工人各2萬元——雖然工人從來沒有抱怨過，「但我知她好辛苦。」李家輝說。

不同的兩個人，身上各有同一種不願麻煩別人的倔。但總有搞不定的時候吧？「不搞囉，最多是不搞而已嘛。」黃國萬呵呵地笑。

從陰間回到陽間，是「人鬼殊途」

「原來一個人（出獄）什麼都沒有，由內衣褲重新買過是要花好多錢。」還押2年、出來已經3年，李家輝如今孑然一身。

「我整個2020年沒有收入。」當年開公司，他存了一筆錢用作媽媽的醫療開支，最後花剩一半。出獄以後那一年，他身體還沒完全康復，也易倦，無法工作，就靠着這筆錢過基本生活。

直到去年，一個開玩具模型公司的朋友知道他的狀況，給他提供職位。「錢不是多，但在家工作，」一個月只有幾千元，勉強能糊口。他想過山窮水盡就申請綜緩，但他其實抗拒。

回到社會生存，很現實地，最重要就是錢。「我有跟我妹講過，如果我當年沒有幾萬元（積蓄）進去坐監，我就不（想）出來了。」黃國萬重覆了兩遍，「不用求人、最重要是不用求人。」

事實上，他甚至也不想出來。對他來說，出獄不過是回到一個更大的監獄，只是有那麼多一點的自由，「你喜歡吃什麼可以自己去買，衣服自己洗。」可人到八旬，他已經不覺得這種自由很重要，「我（腳痛）不走得多遠，又沒錢。」

黃國萬現在生活規律：早上到麥當勞吃早餐，中午回家煮麥皮。差不多4、5點了，就下樓吃個碟頭飯，「發姣發凳就蒸條魚（心血來潮了就吃蒸魚），不時買些燒雞。」家裏狹小，他喜歡拿到公園吃，圖那邊好風景又涼爽。米飯吃不完了，趁沒人看見就餵雀仔（小鳥）。

其實他從來沒有想過自己還能出來，「人命關天啊！」在裏面，他認識了好幾個非照顧者但同是殺妻的人，有些要坐8年、有些終身監禁，「棵樹（那麼小）都看着它長大了。」對照下自己，心想也沒戲了。

李家輝也早作好最壞打算，「就算能出來都是20年之後的事。」他估計到那時候，自己還是跟現在同一個樣——每天很長時間都待在家裏，睡覺、看新聞、打機、做公事。一天外出一次吃飯、買菜。朋友也很少，目前日常聯繫的也只有兩個。

他說，自己過得並不開心。

「現在我做的事，跟我在13歲做的事是沒有分別的。」不用上班、沒有父母阻止你打機......李家輝形容，那是一個小孩子的Dreamlife，「但我不是嘛。」他今年39歲了。失去目標，他覺得很迷失。

人生過一半，回想最實在的時候，是跟朋友合夥開公司那八年時光。那時候他賺了點錢，準備了2萬元追夢：1萬元請健身教練、1萬元請乒乓球教練。他乒乓球曾經打得不錯，「我爸教我的。」如今一切重整歸零，他又再次掉進年少那段混沌的時光。

但一切，也許取決於心態。比起李家輝，黃國萬明顯安然自得多了。他說自己10幾歲出社會跌打滾爬養起來，「什麼都見過、什麼都聽過，我們比人放開好多。」

更何況，他在獄裏早就打了個底。一次，黃國萬跟「成班冤鬼（同囚的人）」開了個會，討論主題是：「由陰間回到陽間，他們的生活、際遇會是怎樣」——他把監獄形容成「陰間」，進去的人都成了「鬼」。

「首先，我們在陰間上來叫做『監躉』：沒有人會跟你聊天、沒有人招呼你，」濃縮成一句話：「你只有自生自滅。」

結果回到在陽間，「跟我開會時聊的一模一樣。」在裏面的日子過很悶，黃國萬喜歡找人聊天，有時候連警官都不放過。但牆內牆外兩個世界，一隻鬼回到陽間來，黃國萬說，就是「人鬼殊途」。出來以後，來找他只有社工記者，還有張超雄。

當年，黃國萬弟妹們向法庭承諾，會開始照顧哥哥。但他連妻子生病都不求救了，如今寡佬一個怎麼還會煩人？除大節日外，他很少跟弟妹見面。

人家說，出獄後要重新做人。黃國萬則說，不是，「是人鬼殊途。」「你以為別人不認識你啊？其實好多人都認識你，那些人會背後講你。」他現在出街只看路，不叫人也不看人。「我們上過報紙嘛......醜事傳千里、臭名遠播啊。」

但也許鬼能變回人啊？「變不回的。」他拒絕希望，「我們懂得（理解）這些事情了，是不會難過的。」

我一定不是最後一個

活下來，根本不是李家輝預料中的事。

前區議員周偉雄還記得，初次去探望，「他情緒極之低落，覺得很對不起媽媽。」仍不時會有自殺傾向。周偉雄勉勵他，活下來是天注定，那就盡量想想辦法，借自己的經歷推動社會改變。

推動安樂死，差不多成為了李家輝現在僅有的生活意義。

而在黃國萬出事後，張超雄就一直跟進。他經常奔波探訪，協助媒體採訪，希望把安樂死議題重推大眾眼前。目前在香港，安樂死屬於謀殺、誤殺等刑事罪行。官員們曾多次強調，安樂死是「違法及不道德的做法」。

黃國萬很信任張超雄。在獄中，他跟李家輝講：「我介紹張超雄給你認識啊！他是不可以凌駕法律，但是講一句，比我們講一千句好。他是社會名人啊！」

於是在裏頭，李家輝曾答應過張超雄，待自己休息好了，就像黃國萬一樣受訪，講述自己的故事。可事實上，在訪談時候，他曾幾次向記者坦白，要仔細回述過去，他並不自在，「但我經歷過這樣的事，我不講就沒有人講了。」

不過到他出獄，就正值香港社會運動最劇烈之際，數月後疫情又開始爆發。許多零散的議題像弱勢者本身，在大風浪中逐一被淹沒不見。更令人難過的是，「到我準備好的時候，他已經不available（不在）了。」2020年11月，張超雄宣布辭任立法會議員；2022年初，他因曾在立法會高叫口號逾半小時而被判入獄三星期；5月，他舉家移民加拿大。

與香港相差12小時的另一端，張超雄在電話裏頭說，自己並沒有忘記那約定。他靜默了一會兒說，「我都好抱歉。」

張超雄在2004年首入立法會，因為弱勢社群不被看見，從新移民、殘疾智障人士到安老議題，他講足16年。但情況未變，香港政治已大變。連自己這麼温和也要入獄，衡量過風險與時勢，加上人已65歲，家中還有需要全天候照顧的嚴重智障女兒，他無法不選擇離開。

使命未竟全功，張超雄一直感到遺憾。但他覺得，社會上每個人都可以幫忙推動——隨着人們開始老去，越來越多人負起照顧者的角色，「當他們有這個需要和想法，他們就可以出來。」

然而在社會層面上，這會遇上兩個困難。第一，那是一段不愉快的經歷，並不是每個人都願意再拿出來談。第二，身處在急速的社會，它會趕你跟上節奏，壓縮人們的悲傷。張超雄說，香港是一個「求生」的社會。人一旦脫離受苦的狀況，時間會慢慢讓人忘記當初的感受，「只有在當中，你才會明白安樂死對那個人是多麼重要。」

所以回過頭來，他覺得在政策層面，仍然有人「​揼石仔​」（漫長而默默去做）還是很重要的。但在新時代的政治下，「我們對政府還會有期望嗎？對立法會還有什麼期望？」他問。

8月17日，郭偉賢案件再次開庭，聽取辯方求情。李家輝老樣子一身黑，坐在旁聽席左側。自上次庭審披露了仔細案情，事件引來社會關注。這一次，來的記者明顯更多。

事實上，據張超雄回憶，當年李家輝所受到的鎂光燈以及大眾關注，都遠比黃國萬少很多。這當中牽涉到兩個「原罪」，「他是後生仔，在香港沒人同情的；殺了媽媽，這又是沒人同情。」

更何況，他幫媽媽解脫的手法，也叫常人很難接受，因此失去了外界不少同情分。

端傳媒搜尋照顧者殺親案的資料，發現香港近5年內至少發生8宗照顧者殺人或自殺事件。當中黃國萬用了不求人，李家輝用一把刀，郭偉賢選擇燒炭，也有人用背包勒斃外孫......

「勒死太痛苦、燒炭沒有必定成功的保證，」李家輝現在推論當時無奈的選擇，是「對死者最無痛苦的方法。」

這天，主控官遲遲未到，旁觀的人開始各自各聊起來。李家輝揑着手，小小聲說，「好像郭生、萬叔這樣，我常常形容好像社會共業。」「本來這件事已經是一個悲劇，你在他最需要人幫助的時候，捉他去坐監，再創造多一個悲劇出來。」 身為過來人，他覺得很悲哀。

身處犯人欄的郭偉賢聽着律師講解。他身材瘦削，戴着眼鏡，在沒有椅背的長櫈上仍坐得筆直。記得上次庭審，控方在闡述案情，他一邊按緊傳譯的耳機，細心聆聽，眉頭時常緊皺。

事發以後，張超雄為他張羅律師和大狀。一個多月後，第一次到收押所探望，他情緒還未穩定，提起太太仍會痛哭。當時，郭偉賢語重心地拜託張超雄，希望可以幫忙推動政府立法安樂死。他說，「這些事將來一定不停重覆，而我不想再有下一個。」

後記

荔枝角收押所的醫院一共有3層，1樓是觀察病房——那就是李家輝住了一年的地方。初初進牢裏，囚犯凡是沒胃口、失眠、便秘，大多都會被分發到這邊「過冷河」，觀察一兩天。那裏人員流轉極快，一個新進來的囚友認出了李家輝。

畢竟事件當年驚動社會，李家輝上了電視、登上過報紙。兩人寒暄幾句以後，囚友突然哭了起來。他跟李家輝說，自己的媽媽也正受長期病折磨，曾表達過自己不想活了，但他無能為力。

李家輝拿出在獄中珍貴的紙巾安慰他，突然間囚友跟他說，「我覺得你是英雄。」他愣了。當時自己情緒還沒穩定，仍不時內疚煩惱。一時聽到這樣的話，他不知道怎樣反應。

李家輝事後回想，如果要認真地算，「萬叔（黃國萬）才是英雄。」

「英雄的意思，是做了些好的事，而在這事情上（殺妻）是得不到任何外界的理解。」

李家輝解釋，當時黃國萬太太年紀已經很大，康復的機會很微，所承受辛苦是「完全無謂」（沒意義）。可是太太變成這樣，並不是黃國萬的責任，他大可以放手不理。「但是他Take了（承受了）。」

同一個交叉點，不斷放在照顧者們的眼前，迫着他們選。在撰寫報告時，精神科醫生徑直問李家輝：「有沒有想過，任由媽媽自然受苦下去？」他當時答：「那我還是人嗎？」

「大家會覺得我沒有權做這件事，但如果我因為沒有權而不去做，那最後Suffer的就是我媽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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