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胡錫進」的前輩們 ——大衆政治時代的反動新聞人

胡錫進及其同輩的言論在中國的輿論場上一再回響。他們的言論不打官腔，很「接地氣」。但同時又往往被人看成是政府動向的某種風向標。在許多中國自由主義者的眼中，他們是被鄙薄的對象，是政府的「夜壺」和政壇邊緣的「舔狗」小人物。

但這種鄙薄，恐怕是小看了他們的危險性。胡錫進式的人物其實常常出現在世界歷史舞台上——當一個缺乏統治合法性的政府面對大衆政治的壓力時，常常會啓用一批「白手套」，讓他們來引導輿論，分擔壓力。但政府在如此做的時候，也就將大衆政治能量的一部分交給了他們。在下面的歷史案例中，我們將看到一些危險的「胡錫進」的前輩。

一 沙俄時代的民族主義者

沙俄政府當然很欣賞這位非官方的代言人，於是他和帝國政府的關係迅速升溫。他刊物上的涉外評論據說在很大程度上預示着官方外交政策的變化。

米哈依爾·卡特科夫（Mikhail Katkov）是十九世紀中晚期俄羅斯帝國著名的新聞人，主編《俄羅斯導報》和《莫斯科新聞》報，在那個時代風頭無雙。卡特科夫其人頻繁出現在別林斯基、赫爾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這些俄羅斯文學巨匠筆下，「有人愛他，有人恨他，可沒有人能忽略他」。在他1887年去世的時候，《聖彼得堡新聞報》痛稱「俄羅斯所遭受的損失是不可估量的……失去了一位在關鍵時刻將健康的公衆輿論集合在自己周圍併爲之指明方向的思想人物」。沙皇亞歷山大三世向其遺孀去信致意，聲稱「俄羅斯絕不會忘記他的功績」。但很顯然，亞歷山大三世這個說法並沒有成真，世界迅速遺忘了卡特科夫。

卡特科夫是貴族之子，就讀於莫斯科大學哲學系，與別林斯基相交莫逆。他很顯然極爲聰明能幹，別林斯基稱他爲「科學和俄羅斯文學的偉大希望」。在1862年之前，他是一個相當有名望的自由派人物。在彼時，卡特科夫經常讚美英國的制度，因此被冠以了「崇英派」（anglophile）的帽子。他的《俄羅斯導報》也是當時俄羅斯境內最具有現實關懷的雜誌之一。《俄羅斯導報》是最先提出一系列改革綱領的雜誌，要求廢除農奴制，實現新聞自由，實行地方自治，進行司法改革。諸多種種，讓《俄羅斯導報》成爲「政治自由主義的著名闡釋者及向社會灌輸立憲思想之主要渠道」。當時的激進主義者，如車爾尼雪夫斯基和赫爾岑都引其爲同志與戰友。

一般都認爲，讓卡特科夫發生大轉變的是1863年的波蘭起義。赫爾岑在《警鐘》上發表文章，號召人民支持波蘭起義。卡特科夫對此深惡痛絕。他發表多篇文章，號召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來鎮壓起義。他認爲，一個獨立的、信奉天主教的波蘭始終會給俄羅斯的民族建設帶來挑戰，兩者的並存將會撕裂這塊大地上的衆多心靈。他說道，「在這兩個相關的民族（俄羅斯人和波蘭人）之間，歷史總是給出的是生死攸關的問題。這兩個國家不僅僅是競爭對手，而是不能並存的敵人，是死敵。」

這位格魯吉亞貴族之子在自己身上發現了一個俄羅斯靈魂，而這個靈魂很顯然受到了自由主義觀點的威脅，於是他幾乎是果斷的拋棄了後者。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套民族主義話語。卡特科夫把俄羅斯帝國的多元成分看成是封建遺蹟，是需要在現代化過程中掃除的對象，他催促帝國政府儘快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體制，實行同化政策，建設一個大俄羅斯民族。

當然，卡特科夫之所以變化恐怕也不純然是帝國主義/民族主義情結作祟，他原來就是漸進改革的支持者，卡特科夫堅信：「理智的改革就是完善現有的制度……現存體制應該是改革的基礎」，「如果人類在每次獲得新的經驗時就忘記了以前知道的東西，如果生命中每次出現新的事物時人類就要徹底清除之前留下的印記，那麼人類的發展又能走多遠呢?」。但是許多保守主義者都容易踏入一個誤區，那就是矯枉過正，將「保守」不再看成是一種手段，而變成目的本身。卡特科夫也不例外。

隨着波蘭人的起義，他開始感覺到沙皇專制雖然有其弊端，但是卻能保護俄羅斯的民族利益，於是他的保守主義就愈加傾向於擁護當前這個專制制度，對自己以前的同志則日益挑剔、頻頻攻擊。在1878年，卡特科夫說道：「我們之中真正的野蠻不在於灰大衣（老百姓），更多在於燕尾服甚至白手套。」卡特科夫指責他們迷信所謂「歐洲文化」，俄國的自由主義者是虛僞的，不講俄國國情。這是沙俄版的「鬥公知」。

自1863年之後，卡特科夫主持的《莫斯科新聞》成爲沙俄最成功的商業報紙之一。沙俄政府當然很欣賞這位非官方的代言人，於是他和帝國政府的關係迅速升溫。他刊物上的涉外評論據說在很大程度上預示着官方外交政策的變化。一位英國駐俄領事因此評論道：「俄國有兩位帝王：亞歷山大二世與卡特科夫」。

卡特科夫與帝國政府的關係到達最高點是亞歷山大三世（1881年至1894年在位）當政時期。儘管從血統上來說，亞歷山大三世是一位德意志人，但是卻長的像一位十足的俄國農夫。他被認爲是第一位信奉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沙皇。以後維特伯爵對他描寫道：「一個不能再平常的頭腦，說不定還低於平均的智力，低於常人的能力，而且所接受的教育也低於常人……他的舉止或多或少像是一頭熊。」他的導師是著名的保守主義者波別多諾斯採夫，對專制制度與東正教有非同尋常的熱愛。他們一致認爲，爲了在新的時代維護專制制度，必須爲帝國尋找一個民族基石。沙皇下令，在俄羅斯的教堂和公共建築物上，都要加上俄羅斯風格的裝飾。我們今天在俄羅斯看到的許多洋蔥頭大教堂應該就是出自於這位的手筆。其大臣彼得·瓦盧耶夫是一位文化人，在私下的筆記裏諷刺道：「現在的格言是俄羅斯根源、俄羅斯軍隊、俄羅斯人民——一句話，各種俄羅斯主義」。既然如此，以俄羅斯民族利益代言人自居的卡特科夫就成爲亞歷山大三世當然的合作對象。

卡特科夫在此時可謂風頭無雙，他當上了樞密院的顧問，被授予各種勳章。但是帝國政府也逐漸發現，卡特科夫這種民族話語也不純粹是利好。一方面這些話語確實也爲帝國的鎮壓政策做了背書，另一方面這些話語也突破了傳統的王朝忠誠範疇，讓帝國爲「民族」服務。沙皇的秘密警察呈上報告，一針見血的指出，媒體對政府的支持是可疑的，這是因爲「在愛國主義的掩蓋下」，媒體「一方面聲稱自己有權批評政府，另一方面在國家事務上代表公衆意見，解讀事件」。換言之，由於這些民族主義話語的反動色彩，彼得堡既貪圖它爲帝國帶來的民意支持，又尷尬的發現自己有時被它推動前進。

比如卡特科夫敵視帝國波羅的海諸省的日耳曼人，認爲他們的封建特權和文化都是對俄羅斯民族的威脅，因之也敵視德國人。《莫斯科新聞》一直在明裏暗裏的要求沙俄政府撤掉政府內部 「外國人」的職務（據歷史學家約翰·阿姆斯特朗的估計，日耳曼貴族在帝國的高級官僚中佔了相當大的比例——18%到33%）。卡特科夫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最大的敵人是帝國外交部，卡特科夫不斷指責外交部過於西化，現在不是俄羅斯外交部，而是「有俄羅斯的外交部」。

1887年5月，法國總統和議會主席分別收到了署名爲卡特科夫的郵件，信中表示希望法俄友好，同抗德國。這些信是不是真出自卡特科夫的授意，有待爭議，但很顯然當時外界都認爲卡特科夫有此可能。亞歷山大三世最終無法忍受卡特科夫在外交政策上的指手畫腳，認爲其破壞了俄羅斯帝國與德國和解的方略，拒絕接見卡特科夫，也不願意聽他解釋。7月，卡特科夫在倉惶中病死。

卡特科夫雖然身死，但由他而掀起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與同化浪潮卻滾滾向前。而這不可能沒有後果，研究者日後嘆道，無論俄羅斯化的某些理由一開始看起來多麼合理，事態發展已經證明這種計算是根本錯誤的。帝國的同化政策製造了一批又一批敵人，並最終爲帝國的瓦解打下了堅實根基。

二 法西斯的發明者

戰爭本身是災難，但對墨索里尼則是絕好的機會。入伍的士兵絕大多數是農民，他們怨恨那些把他們送上前線，又只給他們劣質裝備與補給的統治階級，也怨恨那些免服兵役的城市工人以及代表這些工人持和平立場的社會黨。

貝尼託·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是意大利北部農村地區一位鐵匠&社會主義者的兒子，不出意外的，他也長成爲一位社會主義者。在青年時代，墨索里尼是一個精力旺盛，充滿野心和表演慾，到處追逐女性的年輕人（也就是說，跟其他男人一模一樣）。「聰敏，衝動，有時粗魯無禮，是一個反教權主義者」，這是當時人們對他的一般印象。他並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但自詡爲知識分子（同時代的人描述說他「視其他所有的知識分子爲敵人或者競爭者」），也喜歡別人稱呼他爲「墨索里尼教授」（儘管在當時的意大利這意味着他有資格在中小學任教）。以後，墨索里尼的弟弟評論道，他哥哥的性格中深藏着一種可悲的犯罪欲。

他所出生的意大利儘管已經統一，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如梅特涅所說只是一個地理概念，其政治與社會體制千瘡百孔。意大利的政府仍然被許多人看成只是來自皮埃蒙特的外地統治者。南方和北方差距巨大，矛盾重重。政黨體制軟弱，個人恩怨和地區認同主導議會政治走向，行賄受賄、人身附庸與暗箱操作仍然是政壇的常態。由於教皇領地被侵佔的緣故，歷代教皇都敵視意大利王國，這導致大多數虔誠的天主教徒在十九世紀末之前都甘當政治的局外人。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鄙視議會體制。在1914年之前，向海外遷徙的意大利人足足佔到國家總人口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足可以看出這個國家的問題嚴重。

在年輕的時候，墨索里尼就是諸多激進分子之一。在19歲，他追隨當時很多意大利人的道路，移民到了瑞士。在到達瑞士後不久，他就開始爲本地社會黨的一家報紙撰寫文章。在那個時候，他是一個極端的激進主義者，隨身佩戴卡爾·馬克思的徽章，對一切漸進改良主義都無法容忍，鼓吹革命，推翻議會政府，廢除教會與私人財產。墨索里尼後來對人講，他在瑞士見過列寧，甚至還受到過列寧的讚賞（考慮到他愛吹噓的習性，此事的真實性值得商榷）。

在一系列不成功的短暫工作之後（包括一次從軍），墨索里尼在1909年移居到奧地利的特倫蒂諾省，在那裏負責編輯社會黨在當地的報紙。據說正是在這段時期，他學會了辦報的訣竅以及政治的全部技藝。1910年，他回到了意大利，當上了當地社會黨報的編輯。在參加了一系列社會黨的地方工作並參與過一場暴動之後，作爲一個毫不妥協的激進革命主義者，他在社會黨內部開始有了一定名聲。1912年，社會黨指派墨索里尼擔任社會黨報紙《前進報》的主編。在這個位置上，他幹的相當不錯，《前進報》的發行量一翻再翻，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該報的發行量已經達到了10萬份。

如果按照上面這個軌跡下去，墨索里尼會成爲一名社會黨的重要人物，出人頭地，但也就僅僅如此了。使事情發生根本變化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在大戰伊始，意大利保持了一段時間的中立，墨索里尼在開始的一段時間內也持和平主義主張，他堅持 「（社會主義者）不爲戰爭提供一個人、一分錢」。但是他開始感覺到，這場戰爭可能會帶來「一個打破舊秩序、建立新秩序的機會」。於是他果斷地從自己的舊主張上撤退，轉而擁護戰爭，要求意大利立即參戰。當面對社會黨內部的反對時，他退出了社會黨，成立了自己的報紙《意大利人民報》，在輿論中全力主張戰爭。這份報紙的贊助人有意大利的工業富豪（比如說菲亞特）和法國政府，這些人正是過去他誓言要打倒的一切。他在1915年被徵召入伍，在1917年因爲訓練事故退伍，又重新擔任《意大利人民報》的主編。

戰爭本身是災難，但對墨索里尼則是絕好的機會。大約590萬意大利男子應召入伍，其中50萬人陣亡，60萬人被俘，100萬人負傷。入伍的士兵絕大多數是農民，他們怨恨那些把他們送上前線，又只給他們劣質裝備與補給的統治階級，也怨恨那些免服兵役的城市工人以及代表這些工人持和平立場的社會黨。戰爭也造就了一個扭曲的經濟體系、食品短缺、貧富差距增大與通貨膨脹。隨着戰爭的結束，幾百萬軍人復員回家，則導致了大規模的失業。意大利的政治體系在遭遇以上問題的同時，還得同時面臨大衆政治的到來，這是因爲在戰爭時期爲了動員群衆，政府做了很多民主承諾。在當時，意大利社會在迅速的極化，土地所有者和工廠主們聯合相當一批中下層階級與社會黨人對立，他們互相掐住對方的脖子，認爲災難性的社會現實是對方造成的，又共同鄙視那個貪污腐敗的議會制政府。

墨索里尼的遠見在於看到了這種混亂所蘊含的機會，他所主持的報紙又爲他實現這種機會提供了平台。他以後說道，「我正爲群衆號脈，突然發現大家都有迷失方向之感，需要我指點迷津。於是我便通過報紙反映公衆輿論。」

在1919年，墨索里尼以《意大利人民報》爲政治基地，將之前分散的各法西斯團體結合起來，發起一場法西斯運動。一開始法西斯運動還有一點進步主義成分，其政策包括反教會，號召耕者有其田，對資本徵收累進稅，允許婦女參政等等，墨索里尼甚至以自由意志論者自居，聲稱法西斯主義者熱愛每個人的自由。但這只是墨索里尼的話術而已，他將法西斯主義定位爲「既具有顛覆性又具有保守性」，以四面逢源。當其左翼的言辭未能吸引到足夠多的擁護者時，他就立即轉向右翼，鼓吹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組織法西斯民間武裝衝擊社會黨的集會與機關。

墨索里尼以戰壕中歸來的士兵自居，極力挑起各種怨恨。什麼能吸引群衆，他就說什麼。他向各處暗示，只要支持他當政，他就爲該社會力量效勞。他含糊又極端，而他在相當程度上迎合了時人的喜好——在一場毀滅性的戰爭之後，人們對傳統政治和政治家的不滿產生了對新型領導人的渴望，他們對新領導人的要求並不是理性與邏輯，而是自信與絕對。怨恨中的人們渴求一位非主流的人物來顛覆現實。

後世的研究者注意到，墨索里尼的報紙社論總是非常極端，激動人心，引人注目。 「他練就一種實用的寫作風格，文筆尖銳犀利，根本不講道理，但狂熱的激情掩蓋了說理的漏洞。據他介紹，寫作的竅門就在具有『震動性』和『爆炸性』。任何題目他都能從正反兩面去寫，而且簡明扼要，對此他引以爲豪。他認爲爭論問題沒有必要面面俱到，因爲寫文章的目的在鼓動讀者，並不在向他們提供進一步討論的資料。」

墨索里尼的這些手法是奏效的。當他將自己嵌入到政治社會結構中的薄弱點的時候，一切政治約束似乎都對他失效了。而他的政治對手們，由於墨索里尼這些滑稽誇張的言辭，把墨索里尼看成是一個暫時站在風口上的煽動家，一個不值一提的江湖騙子，傾向於忽視他，或者作爲一個用後即拋的工具。政府利用他的法西斯民間武裝團體來消滅罷工，而很多社會黨人有的則歡迎法西斯黨出來唱一齣「反動的滑稽戲」，認爲這是消滅殘存的議會民主的好辦法，來爲共產主義革命作準備。

1919年到1922年，意大利連續換了6屆政府，屆屆短命。主政的自由黨人內部分裂，爭鬥不休。墨索里尼看準機會，喊出了「向羅馬進軍」的口號，他自稱有40萬法西斯戰鬥隊在其麾下（實則大概有三萬人）。而當時的政府基本上陷於癱瘓狀態，於是拱手將羅馬交給他，意大利國王任命他爲意大利第二十七任首相，此時他才39歲。

就這樣，就靠唬人，報紙編輯墨索里尼奪取了一個分裂中的國家，從此開啓了他二十多年的法西斯專制獨裁統治時期。

三 種族滅絕的鼓動者

日後，哈佛大學的研究人員在大屠殺事後對盧旺達的大衆傳媒作用進行了分析，將千丘電台的村級廣播覆蓋率與大屠殺後當地法院的起訴數據相對照。他們發現，廣播覆蓋率越高的地方，大屠殺的參與者確實越多。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盧旺達是一個快要爆炸的社會。這個國家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土地最稀少）的地區之一，而絕大多數盧旺達人都被禁錮在農村之中。此時的人口正處於高速增長狀態，1991年的人口比起1978年，增長了57.1%。在全國715萬人口中，年輕人的比例又高到嚇人，48%的人歲數低於15歲。青年男子既無法接受教育，也無法繼承土地，他們一直在尋找低收入的臨時工作，但大多數都是徒勞的。他們無法養家餬口，無法結婚。 研究者的觀察是，「貧窮、幼稚、社會地位低下和無能爲力等因素結合在一起，造成了個人的失敗感，這是一個無法逃脫的監獄。」

這個國家的兩個主流人群——胡圖人和圖西人——高度對立。1959年的兩屆胡圖政府都執行對圖西人的歧視政策，操弄族群對立，來爲自己腐敗的宮廷政治尋求合法性。研究者指出，「配額制度和種族身份證，加上社會革命的偏見意識形態，更多地是爲了維持種族分裂，允許國家進行社會控制，而不是實施實際的歧視。它們是胡圖族權力體制結構的一部分，是行政『證據』，提醒人們圖西族與其他人之間的界限，提醒人們國家正在關注占人口多數的胡圖族的利益。」

在哈比亞利馬納（Juvénal Habyarimana）任總統的第二屆胡圖族政府時期，盧旺達國家機器高度強化，實行一黨專政。「盧旺達政府已經能夠將其存在擴展到領土和社會生活的最偏遠的角落。國家和黨代表甚至出現在社會組織的最底層：每個「山丘」，每個世系都長期被中央任命的行政人員、教師、農業監察員、內部安全人員或警察，以及各種各樣的地方黨幹部所包圍。國家插手人類活動的所有領域，從教育、衛生和農村發展，到促進文化和『正確的』社會價值觀」。研究者指出，「在非共產主義國家中，盧旺達是世界上政府管控最爲嚴厲的國家。」

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這個高度管制的獨裁政權開始出現了裂縫。當時盧旺達爲數不多的對外出口產品——咖啡和錫——的國際市場價格崩潰。這場經濟災難的直接影響就是胡圖精英的內部分裂。而此時盧旺達又恰逢糧食減產，1984年至1991年期間，盧旺達農民生產的糧食熱量從每人每天2055卡路里下降到1509卡路里（一個成年男子一天所需攝入在2000卡路里左右，一個成年女子的所需攝入在1800卡路里）。 數以百萬計的盧旺達人看到自己的苦難在戲劇性地增加。到了1990年10月，流亡在烏干達的圖西族難民又組成了盧旺達愛國陣線，打回來了。內憂外困治下，哈比亞利馬納極需要有人來幫助他轉移視線。

哈桑·恩格澤（Hassan Ngeze）應運而生。他出生在盧旺達北方的吉塞尼省，只有小學文化水平，是個三流騙子，當過一陣子記者，也幹過公共汽車的售票員。1987年的時候，一份名叫《坎古卡》（kanguka）的報紙開始在盧旺達發行，這份報紙批評哈比亞利馬納政府，得到了一小批人的歡迎。哈桑·恩格澤製作了一份報紙，名叫《坎古拉》（kangura），自稱要「致力於喚醒和引導多數民衆的聲音」，實則是蹭《坎古卡》的人氣，使用和前者一模一樣的版式，以便欺騙讀者購買。1990年7月，哈比亞利馬納的安全人員以叛國罪逮捕了《坎古卡》的編輯，同時也做了一場戲，也逮捕了恩格澤。這給恩格澤增添了一道反體制殉道者的光環。

1990年10月，出於哈比亞利馬納親近圈子的授意，恩格澤被釋放出來，繼續辦報。這份報紙最初的金主就是哈利亞利馬納的夫人，後來則由政府資助、發行。這份報紙的主旨就是宣揚「胡圖主義」，推銷對圖西族的恐懼，它「極力鼓吹鬍圖族要團結在總統周圍，爲對抗圖西族的威脅而鬥爭，同時又指責總統在領導這場鬥爭時缺乏足夠的警惕性」。他捏造文件，說這份文件證明了圖西至上主義者企圖復辟封建特權征服胡圖族，又捏造了一份據說滲透進了公共機構的圖西人和胡圖族同謀的名單，要求發起國家自衛運動。

這種宣傳技巧是相當惡毒的。在日後發現的一份油印文件中，一位類似的圖西族宣傳人員聲稱自己是從法國學者羅傑·穆基耶利的宣傳心理學的著作中獲得的啓示，還從列寧和戈培爾那裏吸取了經驗教訓。他提倡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使用謊言、誇張、嘲笑和影射來攻擊對手。道德考量是無關緊要的，除非它們碰巧提供了另一種武器來對付對方。他說，重要的是不要低估對手的實力，也不要高估宣傳活動所針對的公衆的智力。宣傳人員必須致力於贏得中立者的支持，同時在其他觀點的支持者之間製造分歧。他們必須說服公衆，其敵人是一切惡毒的化身。這位宣傳人員還提出了兩種方法，一是無中生有捏造事件。他指出，這種策略並不誠實，但如果欺騙不被發現，這種策略會很有效。另外一種就是「鏡像指責」，這指的是應該把他們一方正在計劃做的事情完全歸咎於敵人。通過這種策略，宣傳者可以說服聽衆和「誠實的人」，他們正在受到攻擊，並有理由採取任何必要的措施先發制人。

使恩格澤獲得成功的，並不只是以上這些欺騙手段，還在於報紙的形式。這張報紙看起來故意同官辦報紙拉開距離，語言風趣、放肆，身處地球上最壓抑的社會之一，光是這種活潑的語言風格就已經讓它同其他的官樣文章拉開了距離，吸引了一大批讀者。以後（1993年），他又成爲了千丘電台的股東和通訊記者，這個電台可以說是一個無線電版的《坎古拉》。在一個由文盲組成的國家裏，這個電台的影響力無人能及。它藉助街頭俚語、下流玩笑以及好的音樂去傳送種族分子的立場。人們如癡如醉，收聽該電台的廣播，甚至屬於被攻擊對象的圖西族聽衆也很喜歡這個電台的廣播，因爲它有趣、直率，這些受害者下意識的忽略了其中的危險宣傳。

日後，哈佛大學的研究人員在大屠殺事後對盧旺達的大衆傳媒作用進行了分析，將千丘電台的村級廣播覆蓋率與大屠殺後當地法院的起訴數據相對照。他們發現，廣播覆蓋率越高的地方，大屠殺的參與者確實越多。根據計算， 10%的兇手是由於電台鼓動而多出來的。如果某個村莊能夠收聽到廣播，那麼該廣播不僅會直接影響該村莊的暴力行爲，而且也會通過地方社會網絡導致附近村莊的暴力行爲加劇。

哈桑·恩格澤最出名的作品就是1990年12月的《胡圖十誡》——一份種族清洗宣言，要求在社會中、政治上徹底清除圖西人，任何反對這種意識形態的胡圖人都將被視爲叛徒。《十誡》中的第八條這樣說：「胡圖族絕不能再對圖西族存有一絲憐憫」。這份宣言被哈比亞利馬納政府到處散發，從而獲得了相當的影響力。

哈桑·恩格澤這樣的人，獲得了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而哈比亞利馬納這麼做，很大可能是玩弄邊緣政策，通過這些極端人物和言論凸顯自己作爲秩序維護者的角色。此外，由於這些角色同政府有一定距離又親政府，哈比亞利馬納也貪圖它們爲自己帶來的民意支持。不過就像一切玩火的人一樣，他高估了自己對這些人物的掌控能力。

到了1991年6月，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盧旺達頒布了一部新憲法，接受了多黨制。1992年3月，在政治壓力下，哈利亞利馬納被迫與反對派簽訂了一份妥協協議，建立一個聯合內閣，由反對黨人士來擔任總理。7月，盧旺達新內閣與盧旺達愛國陣線開始在阿魯沙進行和平談判。恩格澤痛斥此談判賣國，並指控總統本人已成爲「同謀」。哈比亞利馬納非常尷尬地發現，他以爲是順服輿論工具的東西在能裹挾民意之後竟然反過來要挾他自己。

盧旺達大屠殺的研究者都認爲，盧旺達大屠殺是由哈比亞利馬納周圍的人在1990年至1994年間某個時間段擬定的，作爲一個來源狹窄、從政府壟斷中獲利最大的小集團，他們的地位被民主化進程威脅得最厲害。到一定時候，他們得出結論，要解決事態、保住權位，哈比亞利馬納是靠不住的，唯有進行全面大屠殺，從社會中徹底清除圖西人以及胡圖異己者。

而《坎古拉》和千丘電台則是這一圖謀的煽動者與傳播者，他們不停的敦促， 「這一次讓我們把事情幹完」。

1994年4月6日晚，哈比亞里馬納的專機在訪問歸來正要着陸的時候被兩枚導彈擊中，哈比亞里馬納當場死亡。是誰殺了他，到現在也不得而知（也許是他自己的親信，也許是盧旺達愛國陣線）。

隨後，大屠殺就開始了。在相當於四個上海市大的國土面積裏，100天裏有50到100萬人死亡（絕大部分是圖西人），其中80%死於六週之內，每日死亡數大概是納粹集中營單日死亡數的5倍。1997年，一位盧旺達愛國陣線的政府部長比較了納粹與盧旺達的屠殺：「在德國，猶太人被帶出住所，搬到遙遠的地方，然後在那裏被殺害，幾乎是匿名的。在盧旺達，政府沒有殺人。它讓人民做好了準備，激怒了他們，引誘了他們。你的鄰居殺了你。」

四

他們擁抱災難，擁抱極端事件。平靜的世界對他們是毒藥。知道如何利用/解釋災難，一直都是這些人的必備技能。

十九世紀中晚期俄國的卡特科夫，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盧旺達的哈桑·恩格茲，共同構成了近現代歷史上一再回響的某個母題。我們會發現，在其他的國家，其他的時代，也同樣出現了類似的人物。當一個危機中的國家進入大衆政治時代之後，這類人存在的社會空間就出現了。

在這樣的時代，政府往往因爲太過軟弱或者太過威權，其言語/宣傳無法吸引人們的真實關切。簡單的說，官方意識形態已經破產，官樣文章讀之生厭。於是他們希望找到某種「白手套」，以非官方的角色來說出官方想說的話。而後者往往通過表達負面情緒脫穎而出。他們披着受害者的外衣，帶着讀者/聽衆重溫外國/異己勢力對「真正人民」的羞辱。他們利用怨恨與恐懼，呼籲重建道德秩序、收復領土、安全、報復、種族優先地位或者獲得男性權威。在此同時，將自己打扮成「人民」的代言人。

他們越庸俗、惡毒、搞笑，就越有影響力。他們通常都很活潑，人們因爲官方宣傳的死板會下意識的接受他們的「接地氣」。他們花言巧語，幾乎從來不顧忌其敘述中的自我矛盾。他們語言武斷，從不瞻前顧後，留下餘地。因爲他們清楚的知道，在很多時候，左右人們傾向的，是情感而不是理智。正如人類學家歐內斯特·貝克爾（Ernest Becker）所觀察到的：「正是（恐懼）使人們如此願意追隨那些粗魯的、看起來很強壯的煽動者……能夠清除這個世界上模糊的、軟弱的、不確定的、邪惡的東西。啊，把自己交給他們指揮——多麼平靜，多麼寬慰。」

正因如此，他們擁抱災難，擁抱極端事件。平靜的世界對他們是毒藥。知道如何利用/解釋災難，一直都是這些人的必備技能。

他們還有一個成功的秘訣，那就是故意與官方拉開一定距離，將自己打扮成某種民間聲音，儘管明眼人一眼可知，他們所賴以存在的政治空間完全來自上面的授意。他們的敘述與官方若即若離，他們往往說一些那些政府/精英想說又不方便說的東西。幾乎所有的民衆在潛意識裏都會厭惡那發臭的專制政府（當官的），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不擁護專制主義賴以生存的那些原則/仇恨，當有人站出來以官方不一樣的活潑口吻出來重申一些「原教旨主義」的東西，實際上會被民衆看成是安全的「反抗」，這些人就籍此將自己與民衆捆綁在一起，深嵌在大衆心理之中。

他們幾乎一開始都是邊緣人物，或許還有犯罪記錄，面目類似小丑。有些旁觀者就認爲他們僅僅只是風口上的人物，很容易就能戳穿。由於害怕失去階級、性別或種族特權，有影響力的官方人物或其他精英將他們帶入政治之中，覺得他們好控制，當作白手套使用。但這種想法其實大錯特錯，小看了他們的政治能量。

他們很危險，非常危險。這些人既然在官方或精英的默許中有了自己的輿論基地，能夠獲得一大批人的認同，那麼他們就具備了大衆政治所賦予他們的政治動能，而這些政治動能是政府和精英所無法掌握的野火。政府不垮台，他們也許就只是吹鼓手，當國家處在危機狀態中，他們就會出來領導民粹主義運動，反戈一擊，指責政府因爲沒有壞事做盡而「背叛人民」。而在那個時候，正常的社會輿論空間早已被破壞殆盡，有組織，有固定狂熱人群支持的，除了他們還有誰。而在這種擁戴中，他們能夠做的事情還有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