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山人，本名董威言，作家、登山者，著有《登一座人文的山》））
2021年，一個名字在台灣登山社群逐漸被注意到，旋即引起媒體的高度關注。這個名字之所以被形容為「橫空出世」，在於無論是過往台灣人曾登頂、或未登頂的8,000公尺世界高峰，如今都一一印上了她腳上的冰爪足跡，甚至在其中幾座高峰——安納普納峰（Annapurna）、喬戈里峰（Qokori，K2）、加舒布魯一峰（Gasherbrum I，G1）、加舒布魯二峰（Gasherbrum II，G2）等——還以艱難的無氧方式（不使用任何氧氣補給裝備）登頂，如秋風掃落葉般地速度獨力推進台灣的海外攀登史。
她是29歲的台灣女性登山者曾格爾（Grace Tseng），目標是成為全球最年輕完成14座8,000公尺山峰的第一人。截至2022年8月，她只剩倒數兩座。迄今史上最年輕完攀14座8,000公尺山峰的紀錄保持人，是來自尼泊爾的明瑪·大衛·雪巴（Mingma David Sherpa）在30歲6個月時達成的紀錄。
不過隨著媒體報導的推波助瀾，不同的聲音逐漸浮現，有人調查曾格爾的家世背景，也有人批評她名不符實，認為她達成這些創舉並非真正的探險精神；批評者有之，捍衛者有之，台灣登山社群也為此有番辯論。
同樣身為憧憬高山的登山者，我欽佩她向外闖蕩的勇氣與創下的登頂紀錄，而她挑戰無氧與快速攀登的運動表現也有目共睹。然而事實上，國際上志在完攀14座高峰的登山者大有人在，而且多數為商業模式下的「客戶」身分，使得「成就」下的光芒不免黯淡。我們該如何統合兩股針鋒相對的意見，成為一道待解的思辯難題。
以下，我嘗試透過本文，從登山史出發介紹8,000公尺攀登的陌生世界，以及再次探索我們對「探險精神」的想像。
高海拔登山運動的推移與轉變
登山從不缺追求個人名聲的動機，但在過去，攀登8,000公尺的山峰更大的意涵在於「國族榮耀」，一人登頂即代表全隊與國家的勝利，因此具有注重團隊合作與患難與共的文化。
先民為生存遷徙四方，軍隊與商人則以最短路徑穿越山隘為需求，登頂從來都非必要之務，直到西方歷經文藝復興後的數波思潮與社會變遷，不只索敘爾（Ferdinand de Saussure）、洪堡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等學者奉科學之名攀登高峰，浪漫主義者同時還在工業之火的煙硝中瞥見阿爾卑斯山脈的壯美（sublime），登山運動在19世紀中葉於焉問世，並成為席捲全球的現象，最後在20世紀初抵達了世界的屋脊——橫跨亞洲大陸的喜馬拉雅山脈與較北的喀喇崑崙山脈。
這段歷史，除了昔時以「脫亞入歐」為主軸的明治維新日本外，對於現代化姍姍來遲、文化迥異的東亞來說顯得遙遠而陌生。當廣大人民尚苦於戰亂、飢饉、災荒，亦或受到高壓統治之時，登上遙遠山巔毫無可能與意義可言。而隨著時間的巨輪轉動，受惠於現代化與經濟成長的福澤，人們逐漸向山舉目，踏上路程不一的登山健行行程；最引人矚目者，莫過於14座超過8,000公尺以上的山峰，可謂「蒐集山頭」（peak bagging）的最高成就。
回顧過去西方登山運動的樣貌，我們也會發現一段執著於登頂的歷史：1865年的馬特洪峰首登，是同樣來自大英帝國的温珀（Edward Whymper）與廷德爾（John Tyndall）間的同胞內戰；1930年代的喜馬拉雅山脈，成為英國、美國、納粹德國間「各取一峰」的逐鹿之戰；1950年代迎來各國首登8,000公尺山峰的熱潮，而後極簡攀登風格「alpine style」崛起，純粹派的登山者開始追求完全自給自足的境界。若觀察眾多登山創舉的本質，即是自立自強挑戰未知與極限的精神。
雖說有時登山不乏追求名聲的動機，但在過去，首登8,000公尺山峰對社會的意涵在於「國族榮耀」，一人登頂即代表全隊與國家的勝利，隊伍亦具有注重團隊合作與患難與共的文化。欲參加遠征隊伍的成員，皆需要經過縝密的審查，唯有佼佼者才有資格入選，不然除降低隊伍登頂的成功率外，在危險情況甚至會連累隊友的性命。古早年代的遠征行程難度極高，缺乏氣象預報、無即時通訊工具、也欠缺可依賴的圖資，且交通距離冗長、裝備與食糧笨重而粗糙、成本高昂，諸多劣勢一時不可勝數，一般大眾幾乎不可能成為遠征隊中的一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