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這些人工流產的故事不能說出口

【編者按】「我的身體，我的選擇」，一句來自1960年代末的口號，萬未料到，會在半個多世紀的未來，再次撞到一堵堵令人心寒的高牆，還是那一堵父權、還是那一堵暴力。這個系列的故事，來自2022年，她們——我們——時而被視作生育機器、時而被道德甚至法律綁架，時而奮力維護自主權、時而被同為女性的至親質疑⋯⋯想問未來，這些故事還要重演多久？本文來自端傳媒七週年專題報導「Not My Choice」，歡迎點擊閱讀更多關於生育與身體的故事。

甘梅還清楚記得意外懷孕的時間是在10月中，「我的生理期很準時，晚了幾天我就覺得慘了，我買了兩個不同廠牌的驗孕棒，都是兩條線。」當時28歲的她在法國遊學但不諳法語，在男伴的協助下到醫院進行人工流產，他們在上課地點附近找了醫院。由於懷孕才五週，醫生建議藥物流產。

原本得在醫院服下藥物，因為她們接下來要移動到另一座城市上課，在醫生的叮嚀下，甘梅在長途移動的前一天先服用第一顆藥，隔天再吃第二顆。八小時的車程，她在長途車的後座躺著，渡過漫長、疼痛的流產，「身體很不舒服，每過一段時間，我就要求男伴停車，讓我更換吸滿血液的衛生棉。雖然痛苦，但我仍覺得人工流產對當時的我是最好的決定，也從不後悔。」留學在海外的她，當時完全沒有做好生育的準備。

回台已有大概四年，甘梅從未提起人工流產一事，她不知道如何解釋當時發生的狀況，「更重要的是，我不想收到負面回饋。」未婚懷孕還流產，在台灣會被異樣眼光看待，甘梅身邊沒有任何人談論過人工流產經驗，找不到有相同經驗者、對性並不開放的氛圍讓她難以開口。

33歲的貝蒂是少數願意公開談論人工流產經驗的人，在生活或是課堂中，她認為這就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卻一再收到男性的惡意評論——「妳幹嘛不生下來自己養？」「就是因為妳不夠堅持才會這樣」「妳讓我知道流產對身體會不好，我以後不會娶流產過的女人」，貝蒂逐漸噤聲。

貝蒂是藝術史研究所學生，曾有兩次人工流產經驗。第一次流產後，過去成長的陰暗面隨著流產的痛苦經驗一口氣爆發，她沒辦法上學。直到某堂課的男教授通知再不到課堂上就要當掉她，「他要求我出示診斷證明，卻又質疑我憂鬱症以及流產的證明哪裡取得。他是一名上了年紀的基督徒，我回到課堂後，他每次都會提起低生育率，年輕人懷孕了還不生，目光總朝著我，這讓我的憂鬱症更加嚴重。」

除了男性的不理解，為她手術的醫師也再三強調，診所很少進行人工流產，盡量不做，意思似乎是只歡迎新生命的到來。這些話對貝蒂造成多次傷害。

端傳媒記者採訪四名人工流產親歷者，她們多表示不願公開流產經驗或是曾在公開後遭遇不友善反應而噤聲。台灣每年人工流產的次數多年來高於出生人口，據衛福部統計，近五年人工流產的人次約為22萬，而2021年的出生人口只有15萬。2016年台灣第十二次家庭與生育調查報告顯示，全台20-49歲的女性曾有過人工流產的比例為17.7%，也就是五名女性就有一人曾有過人工流產經驗。就算比例很高，人工流產在台灣仍似乎是只能談論體制、權利，但很難公開述說個人經驗。 

跟前男友分手10天後，貝蒂發現自己懷孕了。「我告訴他這件事，但他不再跟我聯絡。後來，我在社群上看到他仍然去玩樂團、表演，我才知道被拋下了」。雖然有妹妹的陪同到診所進行人工流產，但她仍然感到寂寞。由於懷孕還不到七週，醫師告訴她，可以選擇藥物流產（RU486）或真空吸引手術。在診間，她發抖著拿起第一顆藥物，醫護人員也緊張地盯著她服下，第二顆藥物過後，血肉從她下體流出，伴隨強烈副作用，讓她不斷上吐下瀉，在馬桶邊邊嗚噎哭泣，在快要昏倒前，她打給前男友，哀求他來家裡看她一眼，對方依然未現身，在她的生命中消失。

直到2018年9月，貝蒂再次發現自己有孕，當時的男友在國外工作，原本論及婚嫁，也打算生育的他們，卻因為各自的職涯選擇人工流產。此外，貝蒂也說出她的隱憂，長期服用身心科藥物的她是否能夠生出正常的孩子？婦產科醫師告訴她，還無法證明胚胎會不健康，但她仍然害怕。有了第一次的經驗，貝蒂要求男友回國陪她手術，卻遭對方以機票太貴為由拒絕。她再一次經驗一個人流產。「我後悔當時沒告訴他，我好喜歡小孩，我好想要生下來」，但她深知，這兩次的流產都是對當時的她最好的決定。

「我最厭惡的是我的前男友們，因為人工流產，我的人生暫停前進了一陣子，但他們沒有，繼續玩團、出國工作，為什麼他們可以好好的？這很不公平。」貝蒂覺得那兩個流產的胚胎某種形式被生出來過，只是沒人見過。為此，她創作了一首詩，紀念當時的自己與兩個胚胎。

〈月球背面生子〉 

哭哭嚷嚷叫叫鬧鬧
身體自意識中出現了撕裂的傷痕
那是位在下體的一道狹長破口
 
破口曾被母親溫柔的雙唇親吻
而長出了地球人命名的陰唇
 
女子趁陰唇叫喊出哭鬧聲前
順著月亮的週期
抵達月星
在月球的背面
生出兩個孩子
 
在地球人看不到的地方
她生出兩個孩子
 
女子回到地球之後
她的雙唇乾扁
她的陰唇枯萎
她的破口
再也不生孩子
她的她口
只不斷飛出許許多多
黑色的蝙蝠

原則上有罪

台灣社會默許人工流產發生，卻不願女性公開談論人工流產經驗，並以「無知」、「邪惡」刻板形象加諸女性身上，並以嬰靈報復等道德論述來束縛女性。

陽明交通大學特聘教授林志潔長期關注女性議題，她認為社會充斥著對人工流產的迷思，像是流產就是殺嬰、嬰靈報復，而未婚者流產就會被冠上放蕩、不潔，愚蠢等形象，這些迷思造成女性焦慮、不安。

她強調，迷思概念下，只會造成母嬰的對立，社會似乎只在乎「胎兒」的人權，而不是女性的權利，「媽媽好，小孩才會好，但現在不是，在那麼多的限制下，女性乾脆不要懷孕、不要生下來。」林志潔舉了《為什麼要拋棄我？：日本「嬰兒信箱」十年紀實》一書做例子。熊本一間民間醫院，成立了「嬰兒信箱」設施，收容因走投無路而遭犧牲的嬰孩們。十年來，收容了一百三十個孩子。她指出，這只是提供給尚未準備好成為母親的女性一個選項，書中也闡述了走投無路的女性在信箱附近產子，差點喪命，嬰兒信箱拯救了小生命，也拯救了社會底層的弱勢母親。

婦產科醫師烏恩慈也呼應了上述的看法，社會多從胚胎的權利出發，而不是從女性的角度看待流產。

烏恩慈指出，當婦女處在迷思中，容易導致流產後的憂鬱以及創傷。目前，社會對於自然流產多抱以同情，女性也比較願意談論自然流產的經驗，不過，烏恩慈認為，過去對於自然流產也有很深的負面印象，把這些流產的女性貼上「體弱、不小心」等標籤。

比較願以談論人工流產經驗的多是已婚且生育過孩子的婦女，烏恩慈說：「她們會強調，已生夠多了。她們願意談論流產經驗，一部分也代表著自己還有生殖能力。」

「台灣長期形成的氛圍是可以做（人工流產），但不要說。」烏恩慈認為，無論是在人口控制的背景下，還是過去重男輕女觀念，民間早已普遍存在人工流產的事實，但沒人願意正視。早在1984年優生保健法讓人工流產合法化之前，縱使進行人工流產的女性以及醫師可能觸犯刑法的墮胎罪，但仍存在這個事實，優生保健法的立法目的正是為此考量，在醫生團體、婦女團體的呼籲下，讓人工流產合法化。

根據刑法288條規定：懷胎婦女服藥或以他法墮胎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金。懷胎婦女聽從他人墮胎者，亦同。因疾病或其他防止生命上危險之必要，而犯前二項之罪者，免除其刑。

政府試圖為人工流產合法化，而這主因在於不斷上升的人口，為了控制人口增長、婦女的健康、人權及合法的醫療行為等因素，制定優生保健法。林志潔指出「優生保健法」的「優生」名稱大有問題，未來可能會調整為「生育保健法」，避免爭議。雖然優生保健法不是為了女性自主權而立法，但一定程度上仍保障了合法人工流產。

是否能將人工流產除罪？林志潔認為必須朝除罪化前進，不過，婦女團體也擔心，提出除罪化將給予反墮胎團體舞台，屆時，又會像2019、2020年的公投提案那樣，婦團也擔心，保守勢力因著美國推翻羅訴韋德案為基礎，限縮台灣合法的人工流產條件。

或是如美國的TRAP LAWS（the targeted regulation of abortion providers），是地方針對人工流產醫療院所的各種限制，像是兩次服用藥物都需要在醫師的監督下，由於服藥至少間隔24小時，因此會增加婦女及醫院的成本，另外則是透過立法提高醫療院所的軟硬體設備。這些措施實質上就是要達到架空生育自主權的目的。

抗拒母親身分與無聲的復仇

42歲的妍珊是一名社運人士，經歷過五次的人工流產及一次的自然流產。第一次發生在剛滿20歲不久的冬天，由於懷孕週數已超過七週，得進行手術才能流產。她回憶起久遠的手術經驗，甚至有些餘悸猶存。「引產後，要塞一塊紗布在陰道，隔一週再取出紗布，非常疼痛。那時遇到聖誕節，我還塞著紗布到陽明山跟朋友過節，我又冷又痛，卻無法對其他人述說。」

手術後的妍珊在回宿舍前撿到了一隻幼貓，救起沒多久貓就死亡，她埋葬了貓，卻不知道死去的胚胎在哪裡，「那時還很年輕，也是第一次，所以看到小貓，想到流掉的孩子，特別感傷吧。」

第二次則發現得早，她選擇了藥物流產。以藥物將血肉排出的劇痛感與手術不同，藥物讓下體收縮、出血，非常疼痛，妍珊的男友曾問她那是什麼感覺？她只能形容像劇烈拉肚子，但仍是差距甚遠。

第三次則是她最痛苦的經驗，妍珊被後來成為丈夫的男友懷疑腹中的胎兒是誰的，躺在手術台上的她，流出眼淚。雖然男友在她身旁，卻不在乎她的感受。問及流產的原因，妍珊說，前兩次是因為還有學生身分，第三次，則是因為工作，「我當時獲得一份很想要的工作，不想因為生孩子影響人生規劃。」

後來的一次懷孕，是她唯一一次猶豫是否生育，不過，老天爺先幫她做出了決定，由於胚胎不穩，在一個月左右，開始不斷出血，醫師說這個胚胎不太穩定可能會自然淘汰。猶豫、恐懼，她還是繼續原本的過勞工作。懷孕到五週大時，她與朋友們約在陽明山聚餐，剛用完晚餐回到旅館，她又開始出血，這次，不只是血液，還流出了白色的組織，她的孕期終止了。

她與男友結婚，婚後第一次受孕，她仍決定流掉。「我被醫護人員告知，需要取得『配偶同意』才能流產，我非常驚訝，怎麼會這樣？但也只能回去取得他的身分證以及簽名，再回診所進行藥物流產。」最後一次的流產則是三年前，她選擇手術流產。

大多數已婚女性到了診間才知道人工流產需要取得配偶同意。烏恩慈說：「大部分的女性就是震驚，脫口而出『怎麼那麼麻煩』，再想辦法取得先生同意，或請先生到醫院簽署同意書」，她也曾遇過，少數已知曉的婦女若難以取得配偶同意，則會私下要求在體內裝設避孕器。

不過，在診間，也會看到一些懷孕婦女有難言之隱，有些人被家暴，即將離婚，或是她外遇，這些都很難取得配偶的同意進行人工流產。另外，則有些女性的丈夫不在台灣，可能在外地工作或是她是外籍移工，也會難以取得丈夫的同意書。那該怎麼辦？烏恩慈表示，她所屬的醫院是大型婦產科醫院，如果未取得配偶同意就進行人工流產，將會面臨法律責任，因此醫師會建議這些女性轉往小型診所尋求幫助。

根據記者調查，民間確實有合法的小型診所為這些難以取得配偶同意的女性進行人工流產，這些醫療院所私下坦言，如果政府不細查就不會有事。

反對修訂配偶同意的意見認為，先生在懷孕一事上也出了一份力，不應該排除配偶的意見。林志潔認為：「出一分力？確實，可能就好比一層樓與喜馬拉雅山，我這麼形容好了，男性與女性就好像只買一股的股民以及一萬股的股民，只買一股的人卻要求一樣的紅利？理性上，大家都覺得不對吧。」在這個問題上，烏恩慈反問：「身體、子宮是誰的？生育風險誰承擔？所以女性才應該擁有最終的決定權。」

經歷這麼多次的流產背後的部分原因是妍珊透過傷害身體來報復母親。「我跟媽媽的關係很緊張，她很希望我生孩子，我偏不要，我不要照她的意思做」問及母親是否知曉？她搖了搖頭，無聲地傷害自己是對媽媽終極的報復，透過疼痛釋放心裡的痛苦。

妍珊繼續闡述她沈重的心理因素，對生育的恐懼來自從女體轉變為母體的過程，可能會失去對身體的掌控，也擔心身體不再具吸引力？而健康的胎兒能夠保證產後是健康的嗎？這樣的擔憂其來有自，妍珊的兄長在胎兒時期並無異狀，產後卻患有腦性麻痺，「我媽生我是為了照顧我哥哥，我一輩子都是照顧者的身分，我真的很怕我的孩子也是那樣。」

妍珊很清楚知道，每一次的決定都是她主動做出，握有對身體的自主權。那男伴們的看法呢？妍珊嘆氣道，身體不是他們的，根本不期待他們理解，他們也無法理解。妍珊在後期的流產前，甚至一個人備好約莫一週的糧食，讓自己在流產後待在屋內休息。

不過，她鮮少說出流產經驗，因為她清楚知道台灣社會對主動選擇人工流產的女性有多不友善，她所謂的社會壓力，在她學生時期是更加的明顯，只要有年輕人未婚同居，就會被議論，過節後，新聞也會以「墮胎潮」來報導流產現象。「我不想被標籤，也不想成為弱勢。我知道自己不是壞女人，只是生育涉及了我很深沈、複雜的心理狀態。」

烏恩慈長期在烏烏醫師粉絲專頁為大眾宣導正確醫學知識，「在醫學上，懷孕滿20週才會稱為胎兒，在那之前都是胚胎」，擔任10多年醫師後，她在用詞上也顯得小心，以往剛懷孕就會跟對方說，恭喜成為媽媽，但現在，她知道並不是所有人都欣喜地懷孕，因此她選擇以對方的姓名及胚胎來代稱。

在正確的醫學觀念上，烏恩慈強調，社會的迷思強化人工流產的嚴重性，像是傷身體、不孕，實際上，懷孕比起人工流產更加傷害負婦女的身體。

這些誤解導致我們看不到流產女性的真實樣貌。烏恩慈表示，有避孕失敗、錯誤避孕等錯誤認知的案例。許多不易懷孕或年紀稍長的女性以為自己不會懷孕了，便不再避孕。她也曾幫年長女醫師看診，那名女醫師認為，年紀大了不可能再懷上而疏忽。「這些人都不是無知、年少的女性，反而是年長的高知識份子。」烏恩慈強調，台灣性教育還是做得不足，每個人必須認知到「避孕不是百分之百成功」，況且也不是所有有性行為的人都正確避孕。

記者在採訪時也發現，受訪者在懷孕前，不一定具備正確的避孕知識。甘梅曾以為體外射精就不會懷孕，其他人也曾服用過事前、事後的避孕藥，以為萬無一失，卻還是懷孕。

林志潔分享她20年前曾發生的經驗，當時20多歲的她已是一名律師，她抱持著有備無患的念頭，在體內裝了避孕器。沒想到，第二年避孕器就失去效果。「一開始是月經晚來，我懷疑懷孕，第一次驗孕沒有，過了兩週驗孕也沒有，但月經還是沒來，在醫院才確認懷孕」。醫師告訴她，避孕器有三年的效期，但可能她身體吸收力太好，避孕器的銅離子被身體吸收，醫師觀察後認為胚胎發展可能有問題。林志潔指出，即使胚胎沒有問題，她也要出國攻讀博士班，因而接受人工流產手術。

「當時的想法，就是我再怎麼有意識、準備還是遇到了，我不是刻板印象形容的無知少女，卻還是避孕失敗。既然遇上了，就處理。」林志潔心平氣和地描述當時的心境與決策。她婚後對先生提起這件事，先生對她說，「妳可以不用告訴我這件事，但既然妳願意告訴我，我很願意傾聽」記者問到先生的反應，林志潔反問，要有什麼反應？「我很看重生育自主權，無論男女都是，不過我們的法規，卻限制男性與女性的生育自主權，像是婚後才能結紮、婚後才能取出冷凍的卵子等，台灣沒有生育自主，只有『優生』。」

縱使烏恩慈已對於生育議題十分友善，她仍反省從醫之初的偏見，「剛當醫生時，還沒看到那麼多的掙扎與困境，我心裡會質疑：為什麼不生下來？」當她投入推廣正確醫療知識，許多難以被言說的個人經驗湧入她的粉專裡，抒發個人遭遇的痛苦。

烏恩慈強調：「每名女性來到診間進行人工流產的理由都不同，但她們不是『無知的女人』，不是因為被誰教唆，而是深思熟慮後的決策，縱使不能夠完全理解，我們得尊重她們的決定。」

非二元性別者的流產

31歲的律師玉吐是一名非二元性別者，他也曾將個人人工流產的經驗發表在社群上，內容並無涉及前男友的姓名等個資，卻還是遭到對方來信要求修改內容。「我收到信後很不舒服，他認為這是我個人的事情，但一個人怎麼懷孕？他的行為就是親密關係中的暴力。」

2014年12月，在幾次不安全的性行為後，玉吐發現月經晚了兩天還沒來，當時他正參加一個禪修課程，不能外出也無法使用手機。出關後，他面臨了兩個人生重大的事情，一件是律師特考放榜，另一件則是可能懷孕。揣著緊張的心情，他先是用手機查榜單，考上了。接著買驗孕棒驗孕，中了。才24歲的他想著自己有沒有能力生下孩子並養育。另一個想法，則是來自法律層面的考量，他先鬆了一口氣，還好沒有婚姻關係，他可以不需配偶同意，獨自做決定。

玉吐告訴男友後，他們諮詢許多長輩與朋友的意見，其中包含已婚育有孩子的夫妻、指導教授、雙方父母，其中有支持他們生下孩子的意見，也有人要他自己做出決定。最後，玉吐很確定，他才是唯一可以為自己決定的人。

當時雙方的關係很不穩定，最後玉吐理解到，不論是經濟上、親密關係的穩固程度上、或是人生階段上，自己都無法承受懷孕生育的重擔。從懷孕、諮詢到作出決定也花了8週的時間，過程中，他十分積極地思考各種可能，也慶幸雖然那一段親密關係經歷許多傷痛與掙扎，但在懷孕到手術後的過程中，男友並未逃避不願面對，全程陪伴並給予支持。

懷孕、思考8週到底是短或長？2019年時由宗教團體「Shofar轉化社區聯盟」理事長彭迦智領銜提出的「心跳法案」公投提案，要求實施人工流產必須要在懷孕8週內實施才合法。玉吐以自身經驗強調，短時間要做決定不容易，卻被反墮胎團體提案入法。

「心跳法案」公投提案

談到性別認同，玉吐在2018年以前都處在困惑當中，自己成長階段的長相較中性，但仍自認是順性別女性，「我覺得自己是順性別女性，也喜歡男生，卻在求學階段老是被女生告白」，後來他嘗試了女性化的打扮，笑稱試著讓自己「銷出去」。而口中這名男友就是他第一任正式交往的對象。雖然對於留長髮、穿裙子不感到討厭，但他對於成為別人的「女朋友」有意見，「我當時不知道哪裡怪，有好多的不適梗在喉嚨，直到2018年，我無意間看到非二元性別認同的介紹，突然像被雷打到一樣，我就是非二元性別者。」

玉吐強調：「人工流產與人生規劃有關，但反對人工流產的意見卻是想排除女性的人生規劃，並認為『生育』才是有子宮者最重要的人生目標。」

身為非二元性別的他經歷過人工流產後，現在還會想要生育嗎？他毫不猶豫地回答了會，不過現實總是艱難，台灣的法規對於單身生育並不友善，尤其人工生殖法規定，只有夫妻能夠進行人工生殖，女性冷凍的卵子也只能在婚姻狀態下使用。玉吐嘆道：「在台灣，生與不生都處處受阻。」

我們有過掙扎、痛苦

無論是甫滿20歲的女性因學生身分、難以扶養孩子而進行人工流產；還是出社會後的女性，在職涯與人母中間猶豫，最後仍以個人職涯為重。或是更深的心理因素：還沒準備好成為母親、擔心孩子的發展、原生家庭母女的親密關係問題。每一名受訪者無不慶幸自己年滿20歲才懷孕，可以自行做決定，雖然經歷身體與心理上的痛苦，但她們仍認為「不後悔進行人工流產，也是最好的選擇。」

烏恩慈說，國家政策、反墮胎勢力把少子化與人工流產做錯誤歸因，但人工流產是女性個人的決定。台灣確實面臨少子化問題，但提升生育率不應透過限制生育權來達到目標。林志潔強調，給予女性更多的支持，才能讓她們安心的生育。

所有受訪者皆認同，「這些故事必須被述說，才能讓其他女性知道自己不孤單，她們有所選擇，現在台灣的醫療很進步，可以到安全的醫療院所進行人工流產。」

甘梅回想起多年前的流產經驗，她很慶幸在法國發生，享有免費的醫療資源，醫師非常友善，不下任何價值判斷，只問了確定要進行了嗎？接著開始說明服藥過程並安慰擔驚受怕的甘梅。

「如果有一天台灣步上美國的腳步，限縮人工流產，我真的會很生氣，那些不相干的人為什麼可以干涉我的子宮？」

（尊重受訪者意願，甘梅、妍珊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