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屍案製造的失樂園：謝升竑與他記錄的台北草原自治之毀滅

2018年6月19日中午，全台灣各電視台緊急插播了一則最新消息，彼時華山草原分屍案裏失蹤將近20天的高姓女子確定遇害，追蹤報導隨之揭示了真兇的身分，即在華山大草原搭設「野居草堂」的射箭教練陳伯謙。他在殺害學員高女之後，不僅將之分屍掩埋，還將她的乳房等部位製作成標本，殘酷行徑登上各大報頭條。

社會大眾除了撻伐殺人兇手之外，也開始轉而留意這個事件其它的面向。負責舉辦「120草原自治區計畫」（以下簡稱草原計畫）的團體「野青眾」成了眾矢之的，正是在他們的召集之下，陳伯謙才獲得機會在此架設木屋，進而犯案。各界進而咎責，質疑野青眾主辦方得為命案負起絕對責任，時年23歲的主辦人莊奕凡成為焦點，野青眾的一切藝術行動也被放大檢視，有媒體夾敘夾議地寫道野青眾「假藉藝術之名行猥褻之實」。

看到眼前事態演變至此，一直在拍攝野青眾是次草原計劃的紀錄片導演謝升竑，不免陷入茫然。在華山分屍案之前，他帶著攝影機對準策展人莊奕凡與藝術家平底鍋（舞者蔡青霖）、六雨等人，目的是為了要將他們的藝術理念紀錄下來，原本想做的更接近錄像藝術。而他從來沒有想到，自己身為具有絕對控制權的導演，卻在哪一刻喪失了主導權。他發現這部作品不再是他想怎麼拍、就能怎麼拍⋯⋯

紀錄片《草原上，我們開始跳舞》在7月剛過去的2022台北電影節首映，導演謝升竑耗費四年多的時間完成了這部作品。但他很坦然地說，固然很開心被選映，但大合照也不敢面露開心的表情，畢竟這部作品的命題之一，終究是關於一場殺人案。影展的放映多少也有點被一點陰影給籠罩，作品主要的被攝者莊奕凡沒有出席映後座談，在第二場放映也遇到了語氣略帶憤慨的觀眾。

謝升竑沒有想到拍攝的素材，最後成了家屬調查的線索，甚至也成了警方辦案的證據。在陳伯謙犯案的當下，他正在附近拍攝眾人歡唱，結果意外讓這些人都獲得了充分的不在場證明。

素材成為警方證據

在紀錄片之初，謝升竑採取破題策略，一開始先讓觀眾知道發生了這場凶殺案，隨後呈現野青眾的藝術行動，讓主要人物莊奕凡、平底鍋、六雨接連登場。固然導演本意不是要拍攝一部命案偵查的紀錄片，但他的確拍攝到了一些相關的素材，例如殺人案陳伯謙在命案發生前受訪的片段，也取得了一個陳伯謙被逮捕當下的手機錄影片段。

不過謝升竑承認自己對陳伯謙所知並不多。當時平底鍋與六雨都利用一些垃圾等現成材料在華山大草原蓋房子，真正花錢利用木材造屋的只有陳伯謙，這曾在當時引起了他的好奇。不過在訪問完之後，謝升竑確認這不是一個他理想當中的人物。

謝升竑不加掩飾地說：「我覺得這個人好無聊。他就跟『外面的人』講話是一樣的，我會想要拍的是很純粹的藝術家、很有生命力的藝術家。但是他講的內容是包裝過的，比較像是外面我們看到的那種藝術教室老師、比較有世故歷練會講出來的話，我其實不會繼續想要追這個人。」

不過謝升竑沒有想到拍攝他的素材以及現場拍攝到的畫面，最後都成了家屬調查的線索，甚至也成了警方辦案的證據。在陳伯謙犯案的當下，他正在附近拍攝眾人歡唱，結果意外讓這些人都獲得了充分的不在場證明。

樂園之失序與毀滅：無可迴避的

「你越迴避，人家疑問會越多，你迴避掉這個東西，觀眾反而是會越往這些東西問的。」

在目前的敘事策略上，觀者所看到的會是一個理想的樂園一步一步被建構的過程，一直到它走向失序，直到毀滅。如果回到謝升竑最原始的創作初衷，拍攝素材自然更聚焦在藝術家們建構自治區的過程，這也是他一直以來的創作核心。不過直到命案發生之後，他發現自己不可能去迴避談它。謝升竑說：「你越迴避，人家疑問會越多，你迴避掉這個東西，觀眾反而是會越往這些東西問的。」

謝升竑找來了曾以《紅衣小女孩》（2015）、《狂徒》（2018）等類型片提名金馬獎的剪輯師高鳴晟，試著就剪接的方向提出了很多討論，光是溝通就長達一、兩個月。他坦言自己曾經想過一個以藝術家與創作為主體的版本，但看過這個版本的人都反而認為這樣做只會讓他們顯得很不討喜，看起來像是策展方與藝術家對華山大草原的亂象與悲劇視而不見。畢竟觀眾心中已經有了定見，大家都想看到針對命案的描繪，如果過度凸顯大家在草原上的美好，其實反過頭來對主辦方與家屬雙方都會構成傷害。

其實早在2018年時，謝升竑就曾經完成了一個短片版的作品名為《聚場》，主題也是華山自治區的建立與消亡。在當時的他決定讓平底鍋等野青眾的夥伴看過作品，眾人看完皆表示不滿，謝升竑說：「他們會覺得為什麼要放這個（分屍案），草原有很多好的東西為什麼你不放？當然其實我有放，只是好的東西最後還是被後來發生的這件事蓋過去了。這是一個大家的痛，甚至會有人覺得我這個作品是在傷害他們。」

謝升竑沒有採用任何導演旁白去引導觀眾。但這並不代表他沒有透過畫面來暗示個人觀點，例如最初一場遊行場面的拍攝中，我們清楚看到了莊奕凡一再試著去挑戰「越線」，似乎已經暗示了後續活動的失控。

在獲得文化部補助之後，謝升竑有了動力進一步完成作品，但途中卻一再面臨各方的質疑。仍有紀錄片圈前輩認為他可以試著避免在作品當中提到分屍案，但也另有一派前輩表明既然他是在場唯一的紀錄者，他沒有理由去迴避。也有人指出他不應該降低導演的位階，必須更凸顯自己的觀點。謝升竑承認，最後完成的作品引起很兩極的反應。

在目前參展的作品版本之中，謝升竑沒有採用任何導演旁白去引導觀眾的走向。但其實這並不代表他沒有透過一些畫面來暗示他個人的觀點，例如在最初一場遊行場面的拍攝之中，我們清楚看到了莊奕凡一再試著去挑戰「越線」，似乎已經暗示了後續活動的失控。不過我們同時又可以清楚察覺年紀輕輕的莊奕凡確實有著無與倫比的魅力，具有統御現場的領袖特質。

被問到有曾經預想到活動會走向失控嗎？謝升竑坦言自己在華山自治區之中，酒醉鬧事、哈草的情形都存在，不過許多失控的事件都與原本野青眾的成員本身無關。他們當時會置身事外般地去批判那些造成他們困擾的「外人」，例如一名在音箱裡面小便的老外最讓大家深惡痛絕。只是從沒有任何人會想到最後這個烏托邦式的慶典最後會以殘酷的殺人案作結，之前一些小糾紛相比之下不值一提，但卻也或許可以視為一個走向失控的徵兆。

聚集與佔領之後，做了什麼？

「很多人在進到草原之前都是要尋找一個歸屬，但是那個歸屬是草原之外的社會所不認同的⋯⋯但是草原不見之後那個歸屬感消失了。到底當時讓他們經歷了這個草原，是幫助還是害了他們？到現在都還是會有人還在那個狀態裡，甚至直接影響到精神狀態，甚至用藥。」

在紀錄片之中，一個諷刺性的場面是作為主辦人的莊奕凡出面檢討，認為沒有審視與管理大家的私人空間的確有錯，然而他最初創建草原計畫的理念，便是採取完全的不干涉。

回想當時，謝升竑表示：「我們在剪接的階段，就會發現好像沒有一個號召的人。莊奕凡在這個場域裡面沒有特別的訴求，他的做法比較像是他希望大家是來到這裡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他不會要求你要做什麼。」

「聚集起來就是一件大事了，是一件很難得的事情，那這個事情會怎麼發展，他是讓他『有機』的發展。『有機性』，講白話一點就是不管，恣意生長，所以會發生案件可能是一個這樣子的結果，當然就是一個很極端的結果，可能你意想不到會生出這個東西，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不想要這樣子。對他來講，他想像的不是這樣，他最後可能想像是長出一個花園，但是最後長出了一個罪惡叢生的地方。有點像是一個實驗，但是最後往不好的方向走。」謝升竑說道。

其實莊奕凡當時之所以選定此地舉辦草原計畫，一方面正是因為地主司法院計畫之後在此建設司法園區，野青眾的訴求之一正是希望政府能夠從長計議，讓這個空間能有其它的可能性。事實上，謝升竑指出莊奕凡原本是計劃在六月活動到期之後繼續「佔領」華山大草原。

我問說，這樣的理念實踐是不是多少受到了太陽花學運的影響？謝升竑承認時間點與學運發生不久，在那個時候只要有個包裝、立個旗號，的確容易引起共鳴。但他也說：「但是大家聚集之後呢？好像聚集之後，我看不太到真的有做了什麼。」

「他的哭泣是來自於他看到自己在過去是很冷血的，當時他們是不在乎一個生命的消失，而是在乎『草原』這個情懷的消失。但是回頭在看待這件事情時，他們發現這是很不符合人之常情的。」

在《草原上，我們開始跳舞》之中，原本留著過肩長髮的的藝術家平底鍋在事過境遷後，改剪了清爽造型，並且開始做起了正式工作，他說自己宛如像是做了一場夢。身在其中的謝升竑也承認自己當時多少也身處這個夢之中，對於衝撞體制，他也曾經感到興奮。後來夢醒了，他開始投身紀錄片的剪輯，也開始重新審視這場夢的本質。但他也說，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幸運。

「很多人在進到草原之前都是要尋找一個歸屬，但是那個歸屬是草原之外的社會所不認同的。講難聽點，就是沒有生存能力的年輕人，來了這個地方之後有了歸屬，發現我好像不用太努力、不用太掙扎，在那邊可以很舒服的過。」謝升竑接著說道：「但是草原不見之後那個歸屬感消失了，整個等於是突然消失了，我覺得對很多人來講是一個心理的壓力，甚至到現在都還有人還在那個狀態。不一定是懷念草原，但是是懷念那種狀態，有的時候我在想說到底當時讓他們經歷了這個草原，是幫助他們還是害了他們？因為到現在都還是會有人還在那個狀態裡面，甚至直接影響到精神狀態，甚至用藥。」

在紀錄片之中，謝升竑捕捉到了一場會議討論的過程，有人將主辦方比喻為房東，而房東無法為房客負責，也有人開始指控台北市長柯文哲想把事情鬧大。與外界的想像或許不太一樣，這些身在草原自治區的人未必在當下真的為鬧出命案而感到自責，他們痛苦與不滿的來源，更多是在於草原的消失。

在紀錄片的尾聲，平底鍋看著過去的自己，忍不住痛哭流涕的面貌。謝升竑釋疑道：「他的哭泣是來自於他看到自己在過去是很冷血的，當時他們是不在乎一個生命的消失，而是在乎『草原』這個情懷的消失。但是回頭在看待這件事情時，他們發現這是很不符合人之常情的。他們在乎的是他們曾經擁有過的美好，夢被剝奪掉了。現在回過頭來，真正打擊他們的的是兇殺案，得要跟這件事情做和解。」

夢醒了，與沒做過夢的區別

「如果你沒有做過這個夢那也很可惜，因為真的嘗試過，你才會知道，就算是回到體制，你知道怎麼去面對，你不是沒有思考，你曾經思考過，你走過這一遭之後，那個養分是充足的，你也會比較對生活也比較把握。」

不過觀賞《草原上，我們開始跳舞》的觀眾多半也會在最後產生了一個疑惑，兩位主要的被攝者平底鍋和六雨都在作品尾聲談論了他們事後的想法與改變。唯獨主辦人莊奕凡幾乎沒有太多「真情流露」。

謝升竑不否認莊奕凡跟自己的攝影機始終很疏離，他解釋道：「莊奕凡會意識鏡頭的存在，對比另外兩個角色（平底鍋和六雨）就更明顯了。我覺得其實後來華山分屍案之後我繼續在拍攝他，我有點感受到我帶給他的壓力。我一直在拍⋯⋯對他來講是一個痛苦，是一個他的一個創傷。所以我可以理解他會迴避，會不想要面對我的鏡頭。」

其實一直到最後的定剪版，謝升竑才決定讓莊奕凡成為紀錄片的主要人物，但他也明白莊奕凡始終在武裝自己。但他強調自己並不想傷害他，只是更想要讓大家看到他私下的真實樣貌，而不是「他想要給大家看到的樣子」。

只是在作品入選台北電影節之後，謝升竑意識到莊奕凡對於他的創作有一些不同的見解。對此，謝升竑認為莊奕凡也有他的委屈，他說即使之後自己遭到批評，也會概括承受。他苦笑道：「我依稀感受到為什麼很多導演之後都開始做一些『比較安全』的東西。」

謝升竑說對自己而言，最在乎的還是受害者家屬的看法，而對方也已經收到了作品連結，只是最後他們選擇不提出任何意見。謝升竑表示：「他們沒有意見，已經是對我最大的幫助了。真的是很大的幫助，我非常感激他們。」

至於身為導演的自己呢？

我問道，那你從這場夢當中學到了什麼？

「夢醒了不代表就是完全就是抹滅了。」謝升竑感嘆道：「如果你沒有做過這個夢那也很可惜，因為你真的嘗試過，你才會知道，就算是回到體制，你知道怎麼去面對，你不是沒有思考，你曾經思考過，你走過這一遭之後，那個養分是充足的，你也會比較對生活也比較把握。對我現在在做創作，也比較踏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