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公民社會解散潮一年︰當失去成為日常，他們頹廢、酗酒、躁鬱症復發

【編者按】反修例運動後，國安法和煽動罪等帶來的種種刑責、離散，以及觸不到紅線，讓不少港人狀態低沉，情緒定格在連結和盼望消失的瞬間，沒法往前走。

作者訪問四位身在漩渦中的人，這一年多以來他們如何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和動力，又如何預視自己的未來。第一位是職工盟的前幹事，職工盟創立於1990年，2021年10月因受政治壓力而自行解散。職工盟的前主席吳敏兒則因參與民主派立法會初選，於2021年3月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民主派47人初選案），該案多名被告還押至今，案件尚未知開審日期。另外，新工會「香港言語治療師工會」五人因發布「羊村」系列兒童繪本（羊村案），於2021年7月被控煽動刊物罪。當組織群眾變成罪名，受訪者無法走出迷茫傷痛。

第二位是一位前通識科老師，矢志教授學生明辨是非。反修例運動後，政府歸咎通識科引致學生參與社運，2021年4月殺科，改以「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公社科）」取代，新學科被指為愛國教育一部分。受訪者經歷幾場大型社運，加上「殺科」，觸發躁鬱症發作。

第三位是一位前區議員助理。2021年10月，港府要求區議員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此前已引發民主派區議員離職潮，而多名區議員宣誓後亦遭港府褫奪議席，各區區議會由民主派主場變為建制派主場。受訪者以大量酒精來麻醉自己，他不知道這時代還能做什麼，但最後發現，可能最微小的探訪、陪伴，已是支撐他人和自己的最大動力。

第四位則是一位大學學生會前任會長，2021年3月，中文大學學生會稱受校方打壓，有幹事亦稱收到死亡恐嚇，並宣布總辭。作為前任會長，受訪者除了公開表達對學生會的支持外，對事件發展他都無能為力。而他自己亦曾因參與反修例運動而被判囚6個月，又因抗議校方實施大學出入管制措施而被控非法集結罪，該案件還在審訊中；最近他又被廉署拘捕，涉呼籲市民於2021年立法會選舉投白票。他把創傷埋在心裏，但在夢中，他看見脆弱的自己。

四人「復原」的步伐很慢，甚至沒把「復原」放進選項，因為有痛感，才感受到自己還活着。作者認為這些受訪者的小故事、小片段，都刻劃着香港當下的集體創傷，唯有他們的傷痛被看見、被理解、被擁抱，他們才可在混淆之中摸索到下一步，找回人生的步伐。以下是他們的自述，由端傳媒整理︰

一、每次社交見人，我無法呼吸

Ming（化名），前職工盟幹事，27歲

「工盟可否不要解散？」2021年10月，工盟宣佈啟動解散程序的幾個小時後，一位工友致電問我。我無言以對，沉默半餉後，只吐出一句，「我也不想解散。」

那幾個月，那些歷史悠久的公民團體如民陣、教協、支聯會等相繼解散、蘋果也被逼停刊，警方更首次以「國安級數」拘捕新工會成員（羊村案）。我有預感職工盟命不久矣，可能只剩兩三個月吧，但我堅信我們會工作至被政權拉人封舖的最後一刻。

正因如此，自行解散對我帶來的衝擊，更加殘忍，是一下子什麼都消失。

解散後有一段時間，我很抗拒經過油麻地（職工盟會址所在地區），走在路上，想起已「失業」，無法回去上班。想着，我還是趁辦公室還未清拆，回去看看。這個在90年代移民潮買下、象徵扎根香港的地方，現在空蕩蕩，與之前吵吵鬧鬧的模樣完全不同，變得很陌生。

與很多人一樣，我在反修例運動後被無力感淹沒。但2020年群眾發展出新工會，不同行業的人自發開設Telegram群組，討論罷工、辦集會、上班貼文宣。我那時好像看到未來的一些可能性，便將所有精力投放在組織新工會活動。

可是，2020年中，國安法實施，加上防疫限聚令限制了群眾活動，新工會可做的行動不多了。來到2021年9月，即解散前一個月，我強烈意識到危機感，這是我在職工盟工作最後的時光，即使頹廢也好，若錯過這個機會，就很對不起自己。我花光最後的能量，來籌劃展覽。

展覽結束，職工盟解散，壓倒最後一根稻草。此前，我眼睜睜看着「民主派47人初選案」、「羊村案」發生……我電話簿中的人，大部分都在坐監，或是流亡。一直想不明白，為何好人要坐監？

我一直處於矛盾狀態︰我很內疚，為何他們被捕，而我沒有呢？流亡的人永遠無法返香港見見家人；作為倖存者的我，無法釋懷。愧疚感令我失去動力工作，但隔一段時間，我又覺得太頹廢會很對不起其他人；坐監的朋友都很有能量，而我在外面，憑什麼不做事呢？

那時，我試圖把所有時間填滿。最初一個月，我同時打七份散工：夜更廚房、廣東話導師、學校興趣班、NGO等等。工作忙起上來，整天要走遍不同地方：早上教廣東話、下午到學校授課、晚上再到餐廳煮飯。

我一直強逼自己工作，麻醉自己——我怕整天躲在家中，會「頹撚到仆街（頹廢到不行）」。

本來以為試試不同工作，好像也不錯。但是，我很快陷入迷失。我無法在這七份工作中找到任何意義。每天坐車上班，覺得渾身不自在——我的身體像被困在車廂裏，與一群沒有靈魂的人被送往某處，然後像機械人一樣勞動。我反覆問自己，「我究竟在做什麼？」

原來強逼自己這樣工作，只會加速頹廢。

辭掉散工後，我曾嘗試重拾一些興趣，以為只要努力，就能掌握成果。我躲在家裏，每天彈8小時結他，雖然很努力練習，但還是彈不到——不是不懂去按那個chord，而是我的手不使喚。我漸漸對所有東西失去興趣，這很可怕。

可怕來自我失去了部分的自己。

讀大學時，我參與校內的勞工關注組，組織學校工友為自己發聲，即使100個人裏面只有1個人能改變，我也很滿足。記得有位工友因年滿65歲不獲續約，自行向上司理論，還寫信向校方投訴。我問她不擔心被公司算帳嗎？她說：「因為你曾經跟我說，自己的權益要自己爭取，不可以依賴他人發聲。」

從那時起，我的人生方向很明確——工人佔香港人口大多數，組織工會能形成強大的集體力量，再轉化為政治力量，影響社會。

但當我在夜更廚房炒飯時，又如何可以改變社會呢？慢慢的，我連向人傾訴的情緒出口也一併失去。

我不想再與人溝通、建立關係了。我無法再承受別人要離開、坐監、流亡。當每次在社交場合見到人時，便會想吐、無法呼吸。我躲在一邊不停抽煙，伴隨燃燒的煙草吸一口氣，才令自己呼吸暢順。

即使相隔多久，我也無法消化這一切。消化好像代表接受現實，不應該消化，應該要記住失去那刻的不甘心、不忿氣。否則等同選擇了遺忘。

我會永遠記得消失的感覺。

二、躁鬱症復發，帶着迷失離開

Ally（化名），前通識科老師，40歲

我家族有躁鬱症病史，而我有躁鬱症十多年了。回望每次病發，是與香港社會相連。

去年通識科「殺科」，變成公社科後，課程內容改頭換面，「中國是民主政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民主選舉產生」……這些，我說不出來。

授課時，我被學生錄音，家長投訴至教育局，指控我省略中國國旗、國歌、國徽的內容，不夠尊重中國。我意識到若要憑良心繼續授課，未來的工作危機必接踵而來。

我的躁鬱症也同時復發，情緒幾度崩潰。當我撰寫考試卷時，每寫一條考題就哭一次。整件事的荒謬感淹沒了我。我無法教下去，最終決定辭職。

我大學主修社會學，教我要揭露真相、凡事抱懷疑的態度。我一直認為教育是改變社會的出口，相信教育能啟蒙學生，訓練他們獨立思考，驅使他們關心社會。我的畢業論文是關於教育社會學，那時有想過繼續唸碩士，但覺得讀下去無法改變社會，倒不如直接執起教鞭。恰巧那時開設通識科，我順理成章成為了通識科老師。有些學生畢業後，做環保倡議、開辦農場；有些學生關心社區和政治，去了當議員助理。我感到很欣慰。

我以老師為我一生的志業，以為能執教直至退休。與不同性格的學生互動，看着他們在六年中學生涯中成長，是很有趣的事。近年投身於學校的領袖訓練活動、公益少年團、時事學會當中，更親眼見證這一代的學生如何高速成長。

但是，我一生的志業、17年的教學生涯就此完結。

不用教書的日子，我每日無所事事，循環聽着悲傷的歌曲，與失戀沒兩樣。學生一直是支撐着我的動力，而辭職，像被人硬生生奪去半條命。

我一直有食藥控制病情，但辭職後我失去了支撐。去到2021年末，中文大學的民主女神像被拆，那是我當年親身護送進校的，如今消失無蹤；幾天後，《立場新聞》高層被捕，當中包括我很欣賞的偶像何韻詩。這段時間，我哭到崩潰不已，丈夫就一直把我緊抱。

2012年反國教運動、2014年雨傘運動，都曾使我躁鬱症復發。

記得雨傘運動期間，我處於忙碌而亢奮的狀態——我教書之餘同時攻讀碩士，又組織校友關注組，每天下課就跑到佔領區義教。但運動過後，公民社會沒有爭取到什麼成果，我隨即進入抑鬱狀態，負面情緒如潮湧般籠罩着我，那時幾乎不能工作。但學生仍以我為榜樣，於是我使盡全力支撐着自己。

至2019年反修例運動，為了不讓病情復發，我盡量避開衝突場面，轉而閱讀文字記錄和報導。至運動結束，通識科竟成為代罪羔羊。政府「殺科」，奪走我的一切。

躁鬱症復發了，我失去預想未來的能力。我只希望能過好今天，至少不用再窩在家中以淚洗面。我每天努力提醒自己，要吃飯、喝水、生活、呼吸。

我驚覺不能再被香港傷得如此「入心」、如此的痛。我決定移民，離開這片土地。到外地渡過餘生，我提醒自己要更有韌性，摸索如何與香港維持「遠距離關係」。

但我很清楚，心裏缺少的一大塊，是無法彌補。我捨不得那個在香港熱愛教書的自己，捨不得香港。記得有次在同事家中，音響播放着C Allstar的《地球保衛隊》，歌詞內容講述人們逐個回來幫忙，但我正要離開。那份離開香港的愧疚感內化在我心中，成為一道傷口。偶然一碰，便疼痛不已。

任憑我跑得多遠，這份迷失也會伴隨着我。我是帶着迷失離開的。

三、「在艱難裏也要學習怎不忘掉本來的模樣」

Chris（化名），前區議員助理，27歲

結束區議員辦事處前夕，為了紀念這個地方，我請來結他手辦了場小型音樂會，邀請街坊來作最後道別。一位中年街坊致電來，哭着說很不捨得我們，但奈何現實是我無法留下。

失業後一段時間，我無法入睡。酒對我來說，可能是麻醉劑，有時候，我要喝最少半支威士忌；睡醒時，也要喝一杯威士忌才能定神。我酒量很大，喝啤酒已沒什麼反應，但我手裏也長伴着一罐啤酒，或許是不想自己太空虛，或者是因為無所事事。

喪失了以往的日常生活，我異常失落。以前一星期五天都在議辦工作，有時工作累了，街坊會走進來打氣，也有人會訴苦，說說社會事件。這個曾連結同路人的空間，已經消失了。

我慶幸曾參與公民社會最熾熱的年代。2012年，還是中學生的我參與學民思潮，也參與同志運動。中學畢業後，當上民主黨兼職議員助理，至2014年雨傘運動爆發，那時心態覺得社運比社區更重要，同時也忙於大學學生會工作，便辭掉議助工作。

到2019年反修例運動，居民自發擺設街站、籌辦放映會，讓我再次看見社區的可能性。兜兜轉轉，2020年我又再做議助。

這次的一年零七個月議助生涯，我見證區議會在民主派佔大多數的情況下，通過同志動議，儘管動議只是表態性質，但起碼算是完成我的使命，在區議會留下一個歷史註腳。

要不是因為在社區接觸居民，我不會知道原來很多人支持同志議題。曾有一位年邁的婆婆，走來辦事處罵我為什麼不滿意香港，我答「因為我是Gay囉」，在香港不能結婚。她態度突然變得友善，聊下來才知道她兒子也是Gay；熟稔的街坊時常關心我的感情近況，問要不要給我介紹男生。

但是，現在我不知道香港同志運動如何走下去。以往在區議會至少有機會進行政策倡議；街頭也有公開的Gay pride行動，團結整個LGBT群體。現在我只能寫些文章，在網上平台發布，但感覺是，寫完文章，之後呢？下一步還可以做什麼？而政治運動更甚……

不過事實上，做議助也絕非萬能，我也常質疑自己在做什麼。最諷刺是民主派初選47人案，有區議員如常開會，我跟老闆（區議員）說，千萬不要去開會，有病的，我們的戰友都在監獄裏，我們為何還開會？那時開始，我思考可以為獄中的人做些什麼呢？

漸漸地，探監、寫信給裏面的戰友，成為我的日常。

心血來潮時，我一天能寫三四封信，每封好幾頁。我常常在信裏講以前的事，例如10年前參與學生運動的點滴、做過什麼瘋狂的事。寫信令我回望過去，梳理自己；回信給他們也就像對照現在的狀態，然後展望將來。因為這些共同經歷，成就了現在的我們，變成一個共同體。

我也有狀態不好的時候。當寫不出什麼，就寫歌詞，歌曲成為一種媒介，彷彿連繫隔住高牆的我們。2021年3月3日、47人案被告須還押當晚，我離開法庭，耳機播着MIRROR成員盧瀚霆主唱的《一所懸命》，歌詞裏「一世的戰士　一世的意義」的力量很大，這首歌我和還押的朋友都很喜歡，因為朋友正正代表這種精神。

透過收音機收聽最新派台歌曲，是牆內人（監獄的人）僅有娛樂之一。近來，我培養了一個新習慣，每天中午12點起床收聽介紹新歌的電台節目《叱咤樂壇》，為了和坐牢的人同步，成為我起床的動力。

當然情緒是時有起伏，有時會有種落差——為何他們在獄中，而我只能寫信？直至今天，我始終無法接受他們入獄的事實。但是，我逐漸認知到這變成生活一部分，是一個新常態。

對我來說，他們是一種能量——既然他們撐到，為何我撐不到？47人案後，我學習調整心態，總不能無時無刻都自悲自憐。既然我在外面，我的責任是盡力做所能做：寫信、探監、送物資、寄歌詞。

最近，我收到朋友的回信寫道，「在艱難裏也要學習怎不忘掉本來的模樣，於牆外或牆內亦然。」即使身邊有人離開了、變質了，但只要有人一天仍在獄中，就是我留下來的最大支撐，我會「瀨死唔走（死也不走）」。

四、照顧好自己

區倬僖，中大學生會前會長，23歲

2021年3月，中大學生會「朔夜」宣布總辭當天，我站在旁邊見證這一切，心裏很難受。

宣布總辭的前幾天，我在學生會會室，看着他們哭着痛下決定，氣氛很慘烈。我只是前任學生會內閣成員，能做的很有限，唯一的存在意義，就是公開表達對他們的支持。

我好像目睹他們衝入一個漩渦，但我只能站在外面。

我在2016年旺角騷亂後的社運低潮期，參選成為學生會成員，不久人大釋法褫奪民主派議員席位、本土思潮陷入低潮，很多過往曾投入社運的人，回復日常生活，不問世事。社會氣氛很低迷。但我覺得校園內仍有空間發聲——我們開街站、籌辦聯校集會、論壇等，希望喚醒同學對時局的關注。

但是，踏入後國安法時代，那種低迷和以往的不同，社會高壓的氣氛有種窒息的感覺。學校瀰漫着前所未有的高壓，那時「朔夜」籌備內閣討論最多的不是政綱，而是表明各自的底線——有否心理準備坐監？準備坐幾多年？他們由第一日決定參選開始已經不容易。

校方向「朔夜」施壓的那段時間，有朋友要上庭應訊，於是我在中大和法院兩邊走，身心極度疲累。但我很不憤氣、不甘心。我在朋友家呆坐，我問他，接下來還可以做什麼？他喝着啤酒答道：「什麼都做不到了。」大家不發一語。

以前我不吃不睡，也要完成工作，無論什麼衝擊都不可以倒下。我有一宗「非法集結」案在身，但我覺得我的案件不重要，坐牢幾個月就坐吧，沒什麼需要煩惱。最重要是如何照顧好身邊的人。

但身邊越來越多朋友面對審訊、坐監、流亡，甚至有的突然消失，連道別的機會也沒有，我有種分崩離析的感覺。

而我一直以為我能處理這一切情緒。

直至2022年初的一晚，我夢見所有坐監、流亡的朋友。在夢中，我在一幢建築物裏，看到玻璃外的馬路有一群人，原來是我和朋友擺設街站、弄文宣，一起嘻嘻哈哈。我已經很多年沒有哭過，那天晚上我哭不停，不知哭了多久。

我忽然意識到，原來這些創傷不是說處理就能處理，不過強行埋藏在心裏面，像一個計時炸彈，在某天突然爆發。如果不正視創傷，會變成社會的集體創傷。

我們希望這個地方變好，是想這裏的人活得更好。現在我們面對的不是一場短期的拳擊賽，而是未見盡頭的長久戰。如果我們不好好照顧自己，不知可以捱多久，到臨界點就會一一倒下。

最近，我更能體會本土派政治人物梁天琦在獨立紀錄片《地厚天高》的說話：「我沒法扭轉現在這個局面，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到自己更加好。」以前覺得很消極，現在反倒覺得有了積極的意義。我開始騰出時間發展興趣：學居合道、玩圍棋、看書。

我曾因參與反修例運動而被判囚6個月，2021年9月出獄後，我在手臂紋下「仁者心動」。這是一位高僧慧能大師的典故：有一天，兩位僧人對着一面飄動的幢幡爭執，一位僧人說是「風動」，另一位說是「幡動」，慧能大師於是說「既非風動，也非幡動，而是二位仁者的心在動啊。」

這個故事提醒我，無論外在的事物如何變化、躁動，但也可以保持心境平靜，不要被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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