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模範生跌落神壇︰他們問，當年雷厲風行的澳門政府去了哪？

經歷12天半封城狀態、7天鞏固期，以及14輪全民核酸檢測後，澳門連續9天社區清零。8月1日，政府宣布恢復堂食，社會回復正常運作，衛生局長羅奕龍形容「威脅告一段落」。

但此前的45天，是澳門市民從沒試過的煎熬難捱。6月18日，疫情爆發，社區感染者迅速破千，政府實施高頻檢測、半封控措施，但是當中的搖擺與猶豫引起社會不滿指責——這與兩年前的澳門形成巨大反差。

當年疫情初襲，新上任不到3個月的賀一誠先在全球搶口罩，後來迅速關賭場。他快人快語，一句「市民生命優先，經濟次之，澳門承受得起」讓民意炸開了鍋。最後措施壓住了確診人數，不僅讓澳門成了中國抗疫模範生，他自己也被捧成了「賀爸爸」。

然而兩年半後，社會民意大轉向：人們要不批評封控不夠嚴格不夠快，嚴重影響經濟；要不就對半封城的次生問題大反彈。但這些民間怒火同樣指向賀政府準備不足、決策管治無力。當年有份架起神壇的市民如今四散，賀一誠迅速掉落。

到底是什麼原因，讓2020年初雷厲風行的政府不見？當年贏盡掌聲，為何今次無法複製？更讓人不解的是，比起世界，澳門本已偷了兩年時間準備應對，為何還表現得不盡如人意？

錢少了，「它一定是慌的」

林惠兒在2021年12月被解僱，37歲的她本在永利賭場貴賓廳帳房工作，任職近8年。2020年初疫情爆發，賀一誠祭出賭場關閉令，她被迫放了15天無薪假。原以為那些日子已是最難捱，沒想到更壞的事在後頭。

去年11月底，博彩中介人龍頭太陽城舵手周焯華被捕，賭場紛紛與中介人割蓆終止合作，而永利澳門就是第一間。失業的8個月裏，從核酸採樣工作人員到免稅店櫃姐，林惠兒都發過簡歷，「不過沒人請而已」。

在她看來，這不僅是失業的人變多導致競爭大的問題，而是在整個經濟萎靡的大環境下，不論是社會和企業，都把錢抓得好緊。同樣的問題置換到政府層面，立法會前議員林玉鳳指出，「錢少了」，就是讓政府面對疫情猶豫不決的主因之一。

8月2日，澳門博監局公布2022年賭收數字。在半封城影響下，7月份賭收僅有3.98億元（澳門元，下同），按年下跌95%，創2003年有記錄以來的單月新低。而首7個月博彩毛收入為266億元，按年跌超過一半。值得注意的是，光是在2020年1月份，博彩毛收入已達到221億元。

當年賀一誠在記者會大放金句，他說：「花無百日紅，儲備現在不用等何時用？」然後馬上推出100億元抗疫基金，「你見到他們真的很快，因為我們真的很多錢。」林玉鳳說，100億在口袋飽滿的政府眼中，「不過是半個月的賭收而已」。

當機立斷，是錢給的底氣。更重要的是，沒人料過疫情會拖這麼久。「當時大家的參考是2003年SARS，到夏天突然之間沒有了。」當年香港SARS疫潮由3月開始，到6月終結。林玉鳳分析，按這個範例來算，政府本着「只需要出一次（錢）」的想法，就可以花得很豪爽。

但病毒延宕兩年多。雖然澳門疫情一向平穩，花在防疫上的支出不多，可是長遠問題出在經濟命脈上——澳門近8成稅收均是來自博彩遊旅業，在世界停擺以及國家整治賭業的指示下，這裏的缺口遠遠填不完。

7月16日，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農表示，政府在兩年半抗疫中動用了1678億元儲備。可在2021年，政府財政儲備為6430億元。「如果你只有6500元，你花了1600元，只剩下4000多，還不知道錢要花到什麼時候，」林玉鳳說，「它一定是慌的。」

在財政壓力下，政府每一步都顯得小心翼翼：不同於兩年前緊急關閉賭場，賀一誠這次先表示「因顧及市民生計」，不會一刀切。後在確診破千例以後，賭場才隨半封城令關門。

除此以外，7月3日，政府表示推出百億抗疫援助方案，金額跟兩年前一樣。｢你想想我們第一年疫情GDP就跌了近六成（56.8%），（跌幅）全球排第一，香港只跌了6%；​每個人口袋裏面的錢都不同了。」林玉鳳說，兩年過去社會環境轉變、失業人數跟物價上升不少，政府此時還推着相同的方案，社會固然完全不買單。

但是這也就正正看出，「它好怕多給了錢、它不敢答應（更多）」。

不能共存，又無法封城的弔詭狀態

在政府宣布推出百億方案後，一名市民在一則新聞帖文下留言：「如果抗疫果斷，根本不需要派這顆糖！」而幾乎所有受訪者，都批評政府猶豫不決。

他們指出，基於經濟及社會運作無法擺脫對大陸的依賴，澳門早就跟緊國家動態清零。據政府統計，澳門約有4000多名跨境學童、超過17萬外地僱員，當中超過7萬人居住珠海，「我們不通關是連社會運作都會出問題。」立法會直選議員林宇滔形容，澳門是「被動式、無選擇地」一定要跟內地同一套——在防疫大方針上，照理沒有猶豫的地方。

另一方面，澳門雖然不像香港有防疫專家顧問團，但6月23日賀一誠見記者時，除了說「澳門不會躺平」外，更強調從疫情第一天開始，鍾南山團隊已參與抗疫工作，「每日都有不同推測報告供政府參考」。他還請全體居民放心，稱有信心在兩周內可控疫情，「不會拖很久」。

再者，疫情雖然突如其來，但政府其實早有預案。今年4月，政府公布《應對大規模新冠肺炎疫情的應急處置預案》，按感染人數及傳播級別，劃分三種管控措施，例如當疫情最嚴重時，將實施全民禁足、網格化管理——文本看似包羅萬象，一切就待病毒來時，直接套用。

林惠兒記得，當時社會流傳將會用到《預案》，她還特意去讀，「說全澳只開50多家超市、（一戶）只可以一個人出去、每個區都有警察駐守等等。」然而在爆發疫情後，方案並沒有立刻用上，而在確診破千的兩周後，政府才推出全新的「相對靜止」措施，社會一片詫異。林惠兒形容，「（方案）就像紙上談兵。」

「澳門從來都不缺方案、不缺文件程序，但是一執行你就知會出事。」林宇滔究其原因，是政府執行力不足的問題，而這問題「政府一直都有」。

2021年，林宇滔在立法會選舉中成功奪席，首次成為立法會議員。上任後，他率先留意到，當向政府各部門索取資料或質詢時，不論回覆的速度或內容，均「各司各法」，沒有統一標準。而在重大公共事件發生的當下，當資源集中調配指揮，各部門沿着自己的節奏行動，在磨合時就會出現問題。

「澳門跨部門、跨司（合作）都是不可逾越的障礙，」林宇滔說，由於涉及不同方案整合，當結果未如理想或出現狀況，大家都只會推搪說是「計劃的問題」。

除此以外，政府也錯判了應急動員的能力。最明顯的例子是，自2021年8月開始，澳門對感染大廈實行紅黃碼區防控措施。在圍封期間，會安排維生支援小組向住戶配送食物包。但在今次疫情，紅黃碼區的大廈數目急升，林宇滔說，政府不久便取消對黃碼區的維生支援，「因為它發現搞不定了，（光是）紅碼區都搞死。」

也正是這個原因，解釋了為何澳門無法學習大陸強硬封城的困惑。立法會前議員蘇嘉豪說，「（大陸）每個社區那種嚴格控制或管理，在澳門完全沒有這回事。」

以大陸居委會為例，它相等於港澳的大廈業主會，都是群眾自治組織。但不同的是，比起業主會只管大廈裝潢、管理費加減等雜事，居委會跟政府有直接聯繫；在疫情下，更要配合上級下達的防疫工作。「（它們）權力差很遠，然後基層動員、社區動員，（澳門）沒有這些機制…..完全跟大陸是兩回事。」蘇嘉豪直言，推不到最嚴厲的封城，「是澳門的特性」，而政府自己也「心中有數」。

於是，澳門陷進了兩難狀態：既不能共存，又無法果斷封城，「節奏就已經亂了。 」蘇嘉豪觀察稱，在社會各方意見拉鋸之下，政府眼見封城呼聲最大，「那就行囉，大家實驗下。」

在疫情爆發的第四週，政府宣布全澳進入7天「相對靜止」狀態，其後措施延加5天。

民間情緒大爆發：「我是很能忍，但都要食飯」

全民檢測麻煩嗎？「我贊成的，雖然兩日一檢，但都好快好方便。」那封城會否很困擾？「也不會，反正我們還可以去超市、買外賣。」那戴KN95口罩有不方便嗎？「會熱一點囉，直冒汗，但我覺得都是為我們着想而已。」林惠兒回答。

「其實澳門人好簡單」，林宇滔語重心長，「大家真的好信任或者好配合（政府）。」林玉鳳也覺得，澳門人「心水好清」，很了解自己依賴大陸的生存條件，所以大家都想清零、求通關。但現實是，因為政府猶豫不決，澳門人開始對轉嫁到自身的經濟代價感不滿。

42歲的Penny從事美容業14年。她向端傳媒表示，自家生意從2020年開始變差，但因為尚有積蓄，「還可以去捱。」但到了2021年，政府斷斷續續勒令美容業關閉，整體生意已跌了差不多三成，加上公司因為黑雨水浸，付完維修費、租金，還有員工工資與住宿費後，帳面全年只賺1800元。

她說，在2019年以前，客人們月花4、5萬買套餐是常事，放下10萬的都不少。但由於美容行業屬於奢侈消費，當市民消費力大減，便不再光顧「可有可無」的服務。如今，Penny「打開門口也做不到生意」。

澳門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關鋒也指出，現在澳門每日只有幾百遊客，「博彩業某程度已在底部橫行」，今次疫情主要打擊中小企。據一份本地工商聯會於7月公布的調查，在收集到的1260份問卷當中，7成受訪中小微企業表示現金流緊張，另外近4成7企業表示面臨倒閉危機。

不過自2020年開始，政府分別推出過三輪中小企援助措施，其中包括補貼利息及免息貸款等，投入超過87億元。但作為一個研究經濟的人，關鋒說，「其實作用很小。」他解釋，目前企業最大問題是沒有生意，「那怎樣還錢呢？它都不敢再借。」所以最壞情況只能破產。截至今年3月底，約有260間獲特區援助的中小企業宣布結業。

關鋒直言，「（經濟）就算不是見底，也距離谷底不遠了。」此時疫情再來錘下一拳，澳門人只希望政府能決絕一點，讓社會可以回復正常。

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系助理教授楊鳴宇形容，澳門實施的「靜止狀態」為一種「非常態手段」，政府要從中獲得合法性，只有兩個方法：一是先取得民意授權，二是解決問題——即有明顯的績效。在過去，澳門政府都是選擇後者。

一個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在2020年疫情之初，政府依靠庫房充裕的底氣，快刀政策壓下了疫情，博得市民認可，取得合法性。但這種「非常態手段」就像一把雙面刃，若是政府沒有把問題解決好，「就會從加分變成減分」。

如今，政府就在處理疫情上處處溫吞，足足晚了三星期才封城，社會一團亂，結果引來市民更大的反彈。而值得注意的是，這裡所說的市民反彈，與過往發生的個別零星抗議不一樣——現在全城同為經濟困境煩惱，怒火正在走向一體化。

2019年8月，曾有市民發起「反香港警暴默站行動」，但社會上出現排山倒海的反對聲音。2021年4月，因失業情況惡化，有團體發起「我要消費卡」遊行，活動雖獲3萬人聯署，但最後衛生局以防疫理由命令取消，而社會對政府的批評也慢慢沒了。以林宇滔的話總結，澳門人的特質就是「沒事不要搞事」。

楊鳴宇補充，澳門社會之所以一貫和諧，人們不碰政治，是因為官民之間一直存在一條「不成文的合約」：政府不干預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有保證。

可是現在「合約」已被打破了——政府先是限制市民的出行，而經濟又持續變差，市民生活失去保證。據統計，澳門2022年第一季的本地居民失業率高達4.5%，在38.45萬名勞動人口中，就有超過1.3萬人失業。

「我是很能忍，但都要食飯啊！」蘇嘉豪指出，一旦關涉到生存的問題，這些都是澳門人耐性底線，而「終有一日，耐性會耗盡嘛。」

「我記得有官員經常講：『大家要對未來有信心』，那他們收入沒有影響，（說這話）是有底氣的。」連澳門建制派議員李良汪也不禁批評，當市民尚為繳房租憂心，政府跟市民講未來「是不實際的」。「他們真的十萬火急、水深火熱。」

不再有民主派，剩下碎片化與失語

自2021年8月，蘇嘉豪被DQ立法會選舉參選資格後，這一年間，他都還在慢慢抽離，摸索自己的身位。面對今波疫情，他說，「如果還在做（議員）的話，個案應該會挺多。」

從失薪者議題、動物權益、隔離酒店員工爆疫，到院舍閉環員工等，種種封城的次生問題在社交媒體湧現。他自己也收到了過百私訊，當中有部份是求助，也有些是來找他抱怨：「議員都去到哪裡去了？」

事實上，自去年在立法會選舉前，全數三組民主派名單被DQ後，市民大概心裏有數，自己與政府的距離被拉得好遠，日後自己的聲音將更難以被聽見。就着疫情一事，端傳媒也曾邀請所有澳門立法會議員進行訪問，最後只獲建制派的李良汪以及民生派的林宇滔回覆接受。

據蘇嘉豪所觀察，目前大多建制議員要不去了檢測站維持秩序，要不在拍宣傳片「解說」政府政策。他指出，在議會停運的狀態下，議員透過議會平台提出質詢、辯論動議等事情，大多都做不到。

但這也不代表議員就可以撒手不管。「政府和市民之間的關係，議員都有一定責任」，而能做的事還有很多——先是把類似的個案匯成通案，向政府反映；另一邊，把政府公布的正確資訊轉達給市民。除此以外，議員更像是一個意見領袖，可以利用自己的能力，指出施政盲點，「告訴大家，社會上不是100%的人同意這種做法」，給到政府壓力。

但蘇嘉豪說，現在「看不到有幾多個例子（能做到）。」

在議員缺席的情況下，人們先是希望記者能夠補位。然而，隨着民主派消失，親民主派媒體《愛瞞日報》也在去年宣布停運，剩下一堆親政府的主流媒體，記者要不無法抓住痛點迫使政府回應，要不礙於媒體自身立場，對某些問題避而不談。

當社會幾乎所有代發聲代出頭的渠道都失去，人們最後只好直接在網絡分享自己經歷、宣洩情緒，「但在這個角度，我看不到有什麼好處。」

蘇嘉豪解釋，沒有通過整合的個體情緒相當碎片化——這邊還沒得到發酵，就很容易被新的一波事件吞掉。沒有人去整合，「沒了轉化（力量）的過程」，就很難迫使政府重視。

比如在半封城期間，有院舍員工被迫閉環工作，不少當事人在社交媒體上「求救」。但負責安排的社工局在半個月後才回應訴求，安排員工出環輪休。

楊鳴宇也直言，現在澳門民間制衡力量達到了史上最低點。過往，在澳門進行有限的問責，需要民間和議會一起推動：民主派向政府提質詢，媒體同步跟進報導，民間得以關注事件，三方發揮協同效應。「現在問題是，議會的聲音已經沒有了，民間（媒體）也是極有限了。」

那麼，當無法得到解決的線上情緒不斷積累，最終一日會在線下爆發嗎？楊鳴宇說，「好難。」他指出，澳門先是缺乏動員抗爭的機制和基礎，加上近年警方對社會控制力度不斷加強，從23條、網絡安全法到「秘密警察」，各種法例隨時可用。「澳門人本來就已經怕死，現在這樣就更加沒人出來。」

蘇嘉豪也認同，市民要把不滿的情緒轉化到行動，過程一定是重重障礙，而那也不一定要用到法律來壓。「輿論機器、市民之間的爭拗，基本上都可以幫它（政府）壓下不同聲音。」他說。

這一點在林玉鳳自身的經驗得到確認。身為學者，她也感到現在在澳門提意見「要很小心」，「你罵得厲害，別人說你添煩添亂，『我們在抗疫啊！』前線人員又會跑來說你，『我們已經很辛苦了，你不要搞事』。」

澳門是個小社會，很多人有話而不敢說。以前，不怕事的民主派就正正擔當了這一個角色。「有人代你出頭，風險會轉移或者分攤。」但蘇嘉豪覺得，大家都必須承認，大環境已經完全不同。而在這狀態下，如果仍然對澳門、對身邊發生的事着緊的話，「那你就出聲囉。」

偏聽、迴避，無法坦誠相對的官民

7月22日，澳門首次實現社區清零。這一次，政府用了35天，澳門還能算是「抗疫模範生」嗎？楊鳴宇說，可以講「收貨」的人，並不在澳門這邊——通關的主導權握在中國大陸手中。但所謂中央的「乖孩子」讚美，就肯定早沒了。

「乖孩子不是指聽話，而是結果導向，實現到經濟繁榮、社會和諧。」他說，按這個標準，澳門現在「衰曬（全倒了）」。局面至此，是因為澳門官員「蠢（笨），是能力問題，」整個訪問中，楊鳴宇重覆了好多遍，「澳門的官員是真的蠢。」

那賀一誠呢？當年他說話豪氣、控疫又乾脆利落。但在這波疫情，幾乎沒有人知道「我們的特首去了哪裏？」自6月23日出席記者會以來，賀一誠從未出面發聲回應市民。在社交媒體上，召喚他的聲音響不絕耳。雖然行政法務司司長張永春曾回應，稱賀一誠回澳後正在隔離。但社會上沒有人肯買帳。

「這次（疫情）爆得這麼大，不應該每天只找一個處級的（官員）出來，」林玉鳳表示不解，出席記者會的官員級別，與政府重視事件的程度掛鈎，「你用這個層級，是想downplay（低調處理）這件事，但結果沒有，大家已經在家，不能不注意了」。

蘇嘉豪也覺得，特首露臉愈早就愈好，事態至今，影響的已經不止特首「會不會被扣分」，而是關乎整個政府公信力問題。但他說，眼前這個正是一個「不陌生的澳門政府」——「一直都是偏聽、遇到問題時是想怎樣去迴避，而不是告訴市民：我們做到什麼、有什麼難處。」

為何政府無法與市民坦誠相對？2004年，林宇滔仍是記者。他說，在何厚鏵的年代，政府和記者的溝通是很好的：記者有什麼問題，可以直接打給局長問，甚至在推行各政策之前，特首也會辦吹風會。但過渡到崔世安年代，他感受到各方與政府的溝通明顯收窄，「有些人還說（崔）小氣呢。」

「在一個施政能力不高的政府，其實它很難跟居民坦承相對。」林宇滔強調，這些因素不受外界影響，主要是出於特首個人本身，「他有沒有這樣的胸襟、能力？或者他有沒有誠意呢？」他感覺，「現在這個特首，又更加有個人想法了。」

8月2日，賀一誠在穩定期的首日終於露面，與財政司、經濟局長一同落區。在網絡新聞留言區下，罵聲瞬間一大遍，「原來澳門還有行政長官？」「遲了45日。」

其中一個獲得高讚的留言是這樣的：「三年，除了幫到澳門人買口罩之外，還做過什麼？現在的治澳班底，似乎沒有一個人可以帶領澳門脫離困難……再這樣沉淪下去，不用一兩年就玩完。」

問到Penny如何看待澳門的未來，她也很悲觀，「暫時我看不到它能好成什麼樣。」在這個彈丸之地，政府惡習太頑固，追究與問責太難，改變的一方永遠只有市民自身，「嬲、憤怒，對我來講已經沒有意思，不如去想出路是怎樣。」

2016年，她在英國買了房子，其女兒也去了澳洲——她已經備好了全盤「逃跑」計劃。但她說，澳門人對政府的底線還有很遠很遠。而在這過程中，即使這裏越變越差，很多人還是那樣，會憋着不說：「算啦，不要講啦！」

「你知啦，澳門好細，（怕）人家會來搞我（騷擾我）。」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林惠兒、Penny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