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模范生跌落神坛︰他们问，当年雷厉风行的澳门政府去了哪？

经历12天半封城状态、7天巩固期，以及14轮全民核酸检测后，澳门连续9天社区清零。8月1日，政府宣布恢复堂食，社会回复正常运作，卫生局长罗奕龙形容“威胁告一段落”。

但此前的45天，是澳门市民从没试过的煎熬难挨。6月18日，疫情爆发，社区感染者迅速破千，政府实施高频检测、半封控措施，但是当中的摇摆与犹豫引起社会不满指责——这与两年前的澳门形成巨大反差。

当年疫情初袭，新上任不到3个月的贺一诚先在全球抢口罩，后来迅速关赌场。他快人快语，一句“市民生命优先，经济次之，澳门承受得起”让民意炸开了锅。最后措施压住了确诊人数，不仅让澳门成了中国抗疫模范生，他自己也被捧成了“贺爸爸”。

然而两年半后，社会民意大转向：人们要不批评封控不够严格不够快，严重影响经济；要不就对半封城的次生问题大反弹。但这些民间怒火同样指向贺政府准备不足、决策管治无力。当年有份架起神坛的市民如今四散，贺一诚迅速掉落。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2020年初雷厉风行的政府不见？当年赢尽掌声，为何今次无法复制？更让人不解的是，比起世界，澳门本已偷了两年时间准备应对，为何还表现得不尽如人意？

钱少了，“它一定是慌的”

林惠儿在2021年12月被解雇，37岁的她本在永利赌场贵宾厅帐房工作，任职近8年。2020年初疫情爆发，贺一诚祭出赌场关闭令，她被迫放了15天无薪假。原以为那些日子已是最难挨，没想到更坏的事在后头。

去年11月底，博彩中介人龙头太阳城舵手周焯华被捕，赌场纷纷与中介人割席终止合作，而永利澳门就是第一间。失业的8个月里，从核酸采样工作人员到免税店柜姐，林惠儿都发过简历，“不过没人请而已”。

在她看来，这不仅是失业的人变多导致竞争大的问题，而是在整个经济萎靡的大环境下，不论是社会和企业，都把钱抓得好紧。同样的问题置换到政府层面，立法会前议员林玉凤指出，“钱少了”，就是让政府面对疫情犹豫不决的主因之一。

8月2日，澳门博监局公布2022年赌收数字。在半封城影响下，7月份赌收仅有3.98亿元（澳门元，下同），按年下跌95%，创2003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新低。而首7个月博彩毛收入为266亿元，按年跌超过一半。值得注意的是，光是在2020年1月份，博彩毛收入已达到221亿元。

当年贺一诚在记者会大放金句，他说：“花无百日红，储备现在不用等何时用？”然后马上推出100亿元抗疫基金，“你见到他们真的很快，因为我们真的很多钱。”林玉凤说，100亿在口袋饱满的政府眼中，“不过是半个月的赌收而已”。

当机立断，是钱给的底气。更重要的是，没人料过疫情会拖这么久。“当时大家的参考是2003年SARS，到夏天突然之间没有了。”当年香港SARS疫潮由3月开始，到6月终结。林玉凤分析，按这个范例来算，政府本着“只需要出一次（钱）”的想法，就可以花得很豪爽。

但病毒延宕两年多。虽然澳门疫情一向平稳，花在防疫上的支出不多，可是长远问题出在经济命脉上——澳门近8成税收均是来自博彩游旅业，在世界停摆以及国家整治赌业的指示下，这里的缺口远远填不完。

7月16日，经济财政司司长李伟农表示，政府在两年半抗疫中动用了1678亿元储备。可在2021年，政府财政储备为6430亿元。“如果你只有6500元，你花了1600元，只剩下4000多，还不知道钱要花到什么时候，”林玉凤说，“它一定是慌的。”

在财政压力下，政府每一步都显得小心翼翼：不同于两年前紧急关闭赌场，贺一诚这次先表示“因顾及市民生计”，不会一刀切。后在确诊破千例以后，赌场才随半封城令关门。

除此以外，7月3日，政府表示推出百亿抗疫援助方案，金额跟两年前一样。｢你想想我们第一年疫情GDP就跌了近六成（56.8%），（跌幅）全球排第一，香港只跌了6%；​每个人口袋里面的钱都不同了。”林玉凤说，两年过去社会环境转变、失业人数跟物价上升不少，政府此时还推着相同的方案，社会固然完全不买单。

但是这也就正正看出，“它好怕多给了钱、它不敢答应（更多）”。

不能共存，又无法封城的吊诡状态

在政府宣布推出百亿方案后，一名市民在一则新闻帖文下留言：“如果抗疫果断，根本不需要派这颗糖！”而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批评政府犹豫不决。

他们指出，基于经济及社会运作无法摆脱对大陆的依赖，澳门早就跟紧国家动态清零。据政府统计，澳门约有4000多名跨境学童、超过17万外地雇员，当中超过7万人居住珠海，“我们不通关是连社会运作都会出问题。”立法会直选议员林宇滔形容，澳门是“被动式、无选择地”一定要跟内地同一套——在防疫大方针上，照理没有犹豫的地方。

另一方面，澳门虽然不像香港有防疫专家顾问团，但6月23日贺一诚见记者时，除了说“澳门不会躺平”外，更强调从疫情第一天开始，钟南山团队已参与抗疫工作，“每日都有不同推测报告供政府参考”。他还请全体居民放心，称有信心在两周内可控疫情，“不会拖很久”。

再者，疫情虽然突如其来，但政府其实早有预案。今年4月，政府公布《应对大规模新冠肺炎疫情的应急处置预案》，按感染人数及传播级别，划分三种管控措施，例如当疫情最严重时，将实施全民禁足、网格化管理——文本看似包罗万象，一切就待病毒来时，直接套用。

林惠儿记得，当时社会流传将会用到《预案》，她还特意去读，“说全澳只开50多家超市、（一户）只可以一个人出去、每个区都有警察驻守等等。”然而在爆发疫情后，方案并没有立刻用上，而在确诊破千的两周后，政府才推出全新的“相对静止”措施，社会一片诧异。林惠儿形容，“（方案）就像纸上谈兵。”

“澳门从来都不缺方案、不缺文件程序，但是一执行你就知会出事。”林宇滔究其原因，是政府执行力不足的问题，而这问题“政府一直都有”。

2021年，林宇滔在立法会选举中成功夺席，首次成为立法会议员。上任后，他率先留意到，当向政府各部门索取资料或质询时，不论回复的速度或内容，均“各司各法”，没有统一标准。而在重大公共事件发生的当下，当资源集中调配指挥，各部门沿着自己的节奏行动，在磨合时就会出现问题。

“澳门跨部门、跨司（合作）都是不可逾越的障碍，”林宇滔说，由于涉及不同方案整合，当结果未如理想或出现状况，大家都只会推搪说是“计划的问题”。

除此以外，政府也错判了应急动员的能力。最明显的例子是，自2021年8月开始，澳门对感染大厦实行红黄码区防控措施。在围封期间，会安排维生支援小组向住户配送食物包。但在今次疫情，红黄码区的大厦数目急升，林宇滔说，政府不久便取消对黄码区的维生支援，“因为它发现搞不定了，（光是）红码区都搞死。”

也正是这个原因，解释了为何澳门无法学习大陆强硬封城的困惑。立法会前议员苏嘉豪说，“（大陆）每个社区那种严格控制或管理，在澳门完全没有这回事。”

以大陆居委会为例，它相等于港澳的大厦业主会，都是群众自治组织。但不同的是，比起业主会只管大厦装潢、管理费加减等杂事，居委会跟政府有直接联系；在疫情下，更要配合上级下达的防疫工作。“（它们）权力差很远，然后基层动员、社区动员，（澳门）没有这些机制…..完全跟大陆是两回事。”苏嘉豪直言，推不到最严厉的封城，“是澳门的特性”，而政府自己也“心中有数”。

于是，澳门陷进了两难状态：既不能共存，又无法果断封城，“节奏就已经乱了。 ”苏嘉豪观察称，在社会各方意见拉锯之下，政府眼见封城呼声最大，“那就行啰，大家实验下。”

在疫情爆发的第四周，政府宣布全澳进入7天“相对静止”状态，其后措施延加5天。

民间情绪大爆发：“我是很能忍，但都要食饭”

全民检测麻烦吗？“我赞成的，虽然两日一检，但都好快好方便。”那封城会否很困扰？“也不会，反正我们还可以去超市、买外卖。”那戴KN95口罩有不方便吗？“会热一点啰，直冒汗，但我觉得都是为我们着想而已。”林惠儿回答。

“其实澳门人好简单”，林宇滔语重心长，“大家真的好信任或者好配合（政府）。”林玉凤也觉得，澳门人“心水好清”，很了解自己依赖大陆的生存条件，所以大家都想清零、求通关。但现实是，因为政府犹豫不决，澳门人开始对转嫁到自身的经济代价感不满。

42岁的Penny从事美容业14年。她向端传媒表示，自家生意从2020年开始变差，但因为尚有积蓄，“还可以去挨。”但到了2021年，政府断断续续勒令美容业关闭，整体生意已跌了差不多三成，加上公司因为黑雨水浸，付完维修费、租金，还有员工工资与住宿费后，帐面全年只赚1800元。

她说，在2019年以前，客人们月花4、5万买套餐是常事，放下10万的都不少。但由于美容行业属于奢侈消费，当市民消费力大减，便不再光顾“可有可无”的服务。如今，Penny“打开门口也做不到生意”。

澳门大学经济学系助理教授关锋也指出，现在澳门每日只有几百游客，“博彩业某程度已在底部横行”，今次疫情主要打击中小企。据一份本地工商联会于7月公布的调查，在收集到的1260份问卷当中，7成受访中小微企业表示现金流紧张，另外近4成7企业表示面临倒闭危机。

不过自2020年开始，政府分别推出过三轮中小企援助措施，其中包括补贴利息及免息贷款等，投入超过87亿元。但作为一个研究经济的人，关锋说，“其实作用很小。”他解释，目前企业最大问题是没有生意，“那怎样还钱呢？它都不敢再借。”所以最坏情况只能破产。截至今年3月底，约有260间获特区援助的中小企业宣布结业。

关锋直言，“（经济）就算不是见底，也距离谷底不远了。”此时疫情再来锤下一拳，澳门人只希望政府能决绝一点，让社会可以回复正常。

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系助理教授杨鸣宇形容，澳门实施的“静止状态”为一种“非常态手段”，政府要从中获得合法性，只有两个方法：一是先取得民意授权，二是解决问题——即有明显的绩效。在过去，澳门政府都是选择后者。

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在2020年疫情之初，政府依靠库房充裕的底气，快刀政策压下了疫情，博得市民认可，取得合法性。但这种“非常态手段”就像一把双面刃，若是政府没有把问题解决好，“就会从加分变成减分”。

如今，政府就在处理疫情上处处温吞，足足晚了三星期才封城，社会一团乱，结果引来市民更大的反弹。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市民反弹，与过往发生的个别零星抗议不一样——现在全城同为经济困境烦恼，怒火正在走向一体化。

2019年8月，曾有市民发起“反香港警暴默站行动”，但社会上出现排山倒海的反对声音。2021年4月，因失业情况恶化，有团体发起“我要消费卡”游行，活动虽获3万人联署，但最后卫生局以防疫理由命令取消，而社会对政府的批评也慢慢没了。以林宇滔的话总结，澳门人的特质就是“没事不要搞事”。

杨鸣宇补充，澳门社会之所以一贯和谐，人们不碰政治，是因为官民之间一直存在一条“不成文的合约”：政府不干预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有保证。

可是现在“合约”已被打破了——政府先是限制市民的出行，而经济又持续变差，市民生活失去保证。据统计，澳门2022年第一季的本地居民失业率高达4.5%，在38.45万名劳动人口中，就有超过1.3万人失业。

“我是很能忍，但都要食饭啊！”苏嘉豪指出，一旦关涉到生存的问题，这些都是澳门人耐性底线，而“终有一日，耐性会耗尽嘛。”

“我记得有官员经常讲：‘大家要对未来有信心’，那他们收入没有影响，（说这话）是有底气的。”连澳门建制派议员李良汪也不禁批评，当市民尚为缴房租忧心，政府跟市民讲未来“是不实际的”。“他们真的十万火急、水深火热。”

不再有民主派，剩下碎片化与失语

自2021年8月，苏嘉豪被DQ立法会选举参选资格后，这一年间，他都还在慢慢抽离，摸索自己的身位。面对今波疫情，他说，“如果还在做（议员）的话，个案应该会挺多。”

从失薪者议题、动物权益、隔离酒店员工爆疫，到院舍闭环员工等，种种封城的次生问题在社交媒体涌现。他自己也收到了过百私讯，当中有部份是求助，也有些是来找他抱怨：“议员都去到哪里去了？”

事实上，自去年在立法会选举前，全数三组民主派名单被DQ后，市民大概心里有数，自己与政府的距离被拉得好远，日后自己的声音将更难以被听见。就着疫情一事，端传媒也曾邀请所有澳门立法会议员进行访问，最后只获建制派的李良汪以及民生派的林宇滔回复接受。

据苏嘉豪所观察，目前大多建制议员要不去了检测站维持秩序，要不在拍宣传片“解说”政府政策。他指出，在议会停运的状态下，议员透过议会平台提出质询、辩论动议等事情，大多都做不到。

但这也不代表议员就可以撒手不管。“政府和市民之间的关系，议员都有一定责任”，而能做的事还有很多——先是把类似的个案汇成通案，向政府反映；另一边，把政府公布的正确资讯转达给市民。除此以外，议员更像是一个意见领袖，可以利用自己的能力，指出施政盲点，“告诉大家，社会上不是100%的人同意这种做法”，给到政府压力。

但苏嘉豪说，现在“看不到有几多个例子（能做到）。”

在议员缺席的情况下，人们先是希望记者能够补位。然而，随着民主派消失，亲民主派媒体《爱瞒日报》也在去年宣布停运，剩下一堆亲政府的主流媒体，记者要不无法抓住痛点迫使政府回应，要不碍于媒体自身立场，对某些问题避而不谈。

当社会几乎所有代发声代出头的渠道都失去，人们最后只好直接在网络分享自己经历、宣泄情绪，“但在这个角度，我看不到有什么好处。”

苏嘉豪解释，没有通过整合的个体情绪相当碎片化——这边还没得到发酵，就很容易被新的一波事件吞掉。没有人去整合，“没了转化（力量）的过程”，就很难迫使政府重视。

比如在半封城期间，有院舍员工被迫闭环工作，不少当事人在社交媒体上“求救”。但负责安排的社工局在半个月后才回应诉求，安排员工出环轮休。

杨鸣宇也直言，现在澳门民间制衡力量达到了史上最低点。过往，在澳门进行有限的问责，需要民间和议会一起推动：民主派向政府提质询，媒体同步跟进报导，民间得以关注事件，三方发挥协同效应。“现在问题是，议会的声音已经没有了，民间（媒体）也是极有限了。”

那么，当无法得到解决的线上情绪不断积累，最终一日会在线下爆发吗？杨鸣宇说，“好难。”他指出，澳门先是缺乏动员抗争的机制和基础，加上近年警方对社会控制力度不断加强，从23条、网络安全法到“秘密警察”，各种法例随时可用。“澳门人本来就已经怕死，现在这样就更加没人出来。”

苏嘉豪也认同，市民要把不满的情绪转化到行动，过程一定是重重障碍，而那也不一定要用到法律来压。“舆论机器、市民之间的争拗，基本上都可以帮它（政府）压下不同声音。”他说。

这一点在林玉凤自身的经验得到确认。身为学者，她也感到现在在澳门提意见“要很小心”，“你骂得厉害，别人说你添烦添乱，‘我们在抗疫啊！’前线人员又会跑来说你，‘我们已经很辛苦了，你不要搞事’。”

澳门是个小社会，很多人有话而不敢说。以前，不怕事的民主派就正正担当了这一个角色。“有人代你出头，风险会转移或者分摊。”但苏嘉豪觉得，大家都必须承认，大环境已经完全不同。而在这状态下，如果仍然对澳门、对身边发生的事着紧的话，“那你就出声啰。”

偏听、回避，无法坦诚相对的官民

7月22日，澳门首次实现社区清零。这一次，政府用了35天，澳门还能算是“抗疫模范生”吗？杨鸣宇说，可以讲“收货”的人，并不在澳门这边——通关的主导权握在中国大陆手中。但所谓中央的“乖孩子”赞美，就肯定早没了。

“乖孩子不是指听话，而是结果导向，实现到经济繁荣、社会和谐。”他说，按这个标准，澳门现在“衰晒（全倒了）”。局面至此，是因为澳门官员“蠢（笨），是能力问题，”整个访问中，杨鸣宇重复了好多遍，“澳门的官员是真的蠢。”

那贺一诚呢？当年他说话豪气、控疫又干脆利落。但在这波疫情，几乎没有人知道“我们的特首去了哪里？”自6月23日出席记者会以来，贺一诚从未出面发声回应市民。在社交媒体上，召唤他的声音响不绝耳。虽然行政法务司司长张永春曾回应，称贺一诚回澳后正在隔离。但社会上没有人肯买帐。

“这次（疫情）爆得这么大，不应该每天只找一个处级的（官员）出来，”林玉凤表示不解，出席记者会的官员级别，与政府重视事件的程度挂钩，“你用这个层级，是想downplay（低调处理）这件事，但结果没有，大家已经在家，不能不注意了”。

苏嘉豪也觉得，特首露脸愈早就愈好，事态至今，影响的已经不止特首“会不会被扣分”，而是关乎整个政府公信力问题。但他说，眼前这个正是一个“不陌生的澳门政府”——“一直都是偏听、遇到问题时是想怎样去回避，而不是告诉市民：我们做到什么、有什么难处。”

为何政府无法与市民坦诚相对？2004年，林宇滔仍是记者。他说，在何厚铧的年代，政府和记者的沟通是很好的：记者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打给局长问，甚至在推行各政策之前，特首也会办吹风会。但过渡到崔世安年代，他感受到各方与政府的沟通明显收窄，“有些人还说（崔）小气呢。”

“在一个施政能力不高的政府，其实它很难跟居民坦承相对。”林宇滔强调，这些因素不受外界影响，主要是出于特首个人本身，“他有没有这样的胸襟、能力？或者他有没有诚意呢？”他感觉，“现在这个特首，又更加有个人想法了。”

8月2日，贺一诚在稳定期的首日终于露面，与财政司、经济局长一同落区。在网络新闻留言区下，骂声瞬间一大遍，“原来澳门还有行政长官？”“迟了45日。”

其中一个获得高赞的留言是这样的：“三年，除了帮到澳门人买口罩之外，还做过什么？现在的治澳班底，似乎没有一个人可以带领澳门脱离困难……再这样沉沦下去，不用一两年就玩完。”

问到Penny如何看待澳门的未来，她也很悲观，“暂时我看不到它能好成什么样。”在这个弹丸之地，政府恶习太顽固，追究与问责太难，改变的一方永远只有市民自身，“嬲、愤怒，对我来讲已经没有意思，不如去想出路是怎样。”

2016年，她在英国买了房子，其女儿也去了澳大利亚——她已经备好了全盘“逃跑”计划。但她说，澳门人对政府的底线还有很远很远。而在这过程中，即使这里越变越差，很多人还是那样，会憋着不说：“算啦，不要讲啦！”

“你知啦，澳门好细，（怕）人家会来搞我（骚扰我）。”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林惠儿、Penny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