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媒體變局 深度 蘋果之死 香港

6位《蘋果》記者的剖白︰一年過去了,變得犬儒嗎?心還鬱結嗎?初衷還在嗎?

「如果我原本做記者的初心,是想令社會、世界變好,我是繼續想方法令到這事發生。」


香港街頭的一幅牆上,塗鴉了《蘋果日報》標誌。 攝:林振東/端傳媒
香港街頭的一幅牆上,塗鴉了《蘋果日報》標誌。 攝:林振東/端傳媒

在香港將軍澳工業區的《蘋果日報》大樓,人去樓空,一年的烈日和雨水,替牆上偌大的蘋果圖案增添了斑駁痕跡。2022年6月23日晚,幾個前《蘋果》記者趕赴昔日的編採部門前,對大樓亮起零星的電話閃燈。他們離開不久,警車在大樓外響號駛過。

《蘋果》落下,出走的記者,着地於一片貧瘠的土壤。有人放下再無影響力的新聞工作,放逐自己感受「錢的世界」;有人開設新平台無償報導;有人因為徹底的疲累,離開新聞界,卻無法忘記報導曾經帶來的靈光;有人專注自處,嘗試在混沌當下尋找新的路徑。一些人仍被鎖在高牆內。

「很多人以為6月23日後,《蘋果》記者便離開了。其實有些人仍然在受苦。我們可以抽離,但他們的事還沒完結。」一位受訪者這樣說。「忘記或move on,在我的世界是不可能的。」

隨着創辦人黎智英和多名編採部高層因國安法被捕,去年6月24日凌晨,具有26年歷史的《蘋果日報》刊出最後一份報紙。時值《蘋果日報》結業一周年,端傳媒採訪了6名前《蘋果》記者,其中有4位,在2020年8月10日《蘋果》遭大搜捕、2021年6月23日《蘋果》宣布停運時,曾經接受我們的訪問。一年過去,他們的生活和心態有變嗎?他們怎樣重新理解「新聞」、「記者」,以及在當中經歷一切的自己?

阿水(化名)自實習期起在《蘋果》工作數年。香港新聞界遭逢巨變,報導能否影響社會,是他目前最大的疑問。

阿水(化名)自實習期起在《蘋果》工作數年。香港新聞界遭逢巨變,報導能否影響社會,是他目前最大的疑問。攝:林振東/端傳媒

向湖裏投石,漣漪比你寫新聞的影響更大

阿水,前港聞記者

6月24日凌晨,最後一份《蘋果日報》面世,阿水把體內的水份都哭乾榨盡了。他和同事不斷更新頁面,迎接《蘋果》網頁關閉的一刻,「像參與自己的喪禮。」他在《蘋果》大樓裏喝醉,吐出肚裏的食物殘渣和胃酸過後,在中庭沉沉睡去。

醒來的時候,他只想回家洗澡,然後再睡一覺。「睡醒之後,我要放低這件事。我覺得,不move on的話,我會很痛苦。」

他覺得自己說到做到。幾天後,他跟舊同事開玩笑般,打賭敢不敢一起到報紙檔,看看沒有賣《蘋果日報》的光景?「結果我同事爆喊,我沒有。《蘋果》沒有報紙的第一天,我很平靜,我知道自己把它內化了——這就是現實。」

阿水很快找到了新工作。他曾經賣過樓盤,現從事教育相關的公司。每天對着學校和老師,心態卻大不同,「返工唯一要做的就是講錢。」這些日子,他只需想着一層樓能賣多少錢,「以往你做記者會考慮很多,你怎樣呈現一件事......你會期待第二日報紙出來的迴響是怎樣的。」

他說話的尾音,常常帶着幾聲乾笑,「但你今時今日不會的嘛。原來講錢的世界是這樣的,你放工後,世界真的與你無關。」

阿水工作的地方,能夠望見奔往將軍澳工業區的觀塘繞道。一度猛烈的風把他帶來的《蘋果日報》明信片吹起,飄落地上。明信片上寫着:「別讓新聞找不到自由」。

他讀新聞系時在《蘋果》實習,至《蘋果》結業時,他在這裏已工作數年。最初,他只是想做一份可以接觸不同事情的工作,卻在行業的競速中逐漸感受到報導的重量。雖然《蘋果》有時被批評報導偏頗,但阿水經年學習到的是,並不是政府不作回應,記者就只寫政府不回應,「《蘋果》Newsroom(編採部)的做法,是想方法令你回應為止。」

但他覺得現在傳媒的影響力正逐漸消退,「《明報》可能抵住(未知的紅線)壓力寫『飯聚宴』(洪為民生日派對事件),但沒有任何結果。」他並不是說當下的報導毫無意義,但重磅新聞外,「李家超見記者,你一日Push(推播)10幾次。10單得一單(是重要的),你要抵住壓力去做,其餘9單都是你不想寫的。點搞?」

他很佩服留下來做記者的人。但他未能說服自己,「你寫新聞是想為社會帶來改變,但今時今日在香港寫的報導⋯⋯你把一塊石頭丟進湖裏泛起的漣漪,比你寫的影響要更大。」

《蘋果日報》證件套。
《蘋果日報》證件套。攝:林振東/端傳媒
Ryan(化名)的前《蘋果日報》記者證。
Ryan(化名)的前《蘋果日報》記者證。攝:林振東/端傳媒
阿水(化名)的前《蘋果日報》記者證。
阿水(化名)的前《蘋果日報》記者證。攝:林振東/端傳媒
鄭子聰(化名)的前《蘋果日報》記者證。
鄭子聰(化名)的前《蘋果日報》記者證。攝:林振東/端傳媒

阿水驚覺新聞界的面貌不同了。他舉例,「有段時間,新聞都是寫『傳什麼什麼』、『消息指什麼什麼』。」他又覺得鑽研社會議題背後問題的新聞角度少了,「東鐵綫過海段通車,那天有多少間媒體提過沉降問題、超支問題?」

離開《蘋果》後的一星期,他取消了所有新聞Apps的即時通知。他不斷問:「看新聞還有什麼意思?」他覺得現實中有很多法例框架,每個人心裏有條界線,就算是民生議題也會受到影響。

阿水相信報導要監察社會,為無聲者發聲,無法監督而只能記錄,不是他理想中的媒體功能。「你去為這個歷史長河留紀錄是有意義的事,但是,當初做《蘋果》,是想監察社會、監察政府吧?」他說,「很武斷和主觀,但這的確是我的感受。」

「當這個地方不是你地頭的時候,是不是就代表消沉過日子?又不是。保持憤怒,保持理智,都一樣困難。」他說自己是保持理智的那種人。社會的空間坍塌,他自覺無力改變,但照顧自己和身邊的人,是他能做到的。「珍惜和所有舊同事的關係,就是我去處理這一年、這幾年經歷的最好方式。」

《蘋果》消失的頭半年,記者靠着密集的玩笑,試圖延續一切仍未毀壞的時光。去年黑雨天,香港到處水浸,《蘋果》舊同事群組裏彈出訊息,「這位同事還未落樓做直播?打大浪,小心被風吹走!」「你也不比他好,你要去尖沙咀做live啊。」隨住時間過去,一些人找到新工作,忙得無法回覆訊息。

生活行進,但法庭的巨大陰影一直擱在腳邊。去年6月的國安法法庭上,《蘋果》記者擠滿旁聽席,待了會又離開,把手上的籌號交給另一位同事。法庭的大門前前後後地晃動。

阿水不只一次提到,自己復原得比較快。訪問的時候,他反覆攫緊手裏的餐巾,把它對摺了好多遍。「老實說,我不知道去到6月17日(《蘋果》高層被捕的日子),會不會有這種情緒?傷口結了焦,這塊焦有多厚、傷口好了多少,每個人也不同。」他想要盡快好起來,「我還有其他的人生想要去做,我20多歲而已。但對於40、50歲的同事,從創報做到現在的人,難道我可以問他們,為何仍然不move on?」

他覺得,他們的某部分像存檔在《蘋果》結業一天,無法繼續前進。「可能是你想改變或嘗試為社會貢獻的動力?沒有了。」他比喻,把球丟往牆上,球沒有反彈回來。「你想圓滿自己,跟朋友辦讀書會,看看書更好吧?」

阿水對香港再談不上歸屬感。「怎樣說呢?你很討厭這個地方,很想移民,是你喜歡這個地方,你接受不到,想要抽離。我現在(對香港變成怎樣)反而沒所謂吧。」但他仍反覆地問自己:「我算不算投降主義呢?算是吧。妥協?或者懦弱。我覺得自己是犬儒的。算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不折不扣地變成現實主義者......」

他思考良久後說,「我想是一種放逐(Exile)吧。」

洛鳴(化名)在《蘋果日報》工作十餘年,見證香港政治空間緊縮,蘋果停運後心裏捨不得,買下一本25週年特刊。

洛鳴(化名)在《蘋果日報》工作十餘年,見證香港政治空間緊縮,蘋果停運後心裏捨不得,買下一本25週年特刊。攝:林振東/端傳媒

要是正常問題都容納不了,我未必會再做記者

洛鳴,前港聞記者

入行十幾年後,今年六四,是洛鳴第一次以個人身份去維園悼念。以往,六四是《蘋果》總動員的大事,「我們覺得保存這些歷史對香港人很重要,是構成香港人身份很重要的部分。」

2003年,50萬港人在七一走上街頭,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當時,洛鳴還在上大學,「民意壓力給到政府的時候,可以有些改動,可能令這個地方變得好些。」洛鳴覺得記者可以幫香港記錄重要的事件,他原本對新聞興趣寥寥,畢業後毅然入行。

沒想到,十幾年後,他失去熱愛的工作,徹底轉行,從事和新聞完全無關的工作。老同事和上司關在鐵窗內。

烙上「前《蘋果》記者」的身份,找工作並不順利。曾有一間公司,臨到面試才告知,礙於他的身份,公司擔心惹上國安法,將他拒之門外。有同事接觸電視台行家,對方明確表示,《蘋果》記者就不用求職了。

現在,洛鳴過着朝九晚五的打工仔生活,很難抽時間去法庭旁聽。長年混跡政圈和公民社會,不少政治人物是洛鳴的受訪者,眾人如今也身處牢獄。「那些是以前日日見、打個電話就可以聯絡到的人。現在要着隔膠板才能傾15分鐘。」他去探監,最擔心的是那些人的健康,上了年紀的人,在冰冷鐵窗裏並不好過。

第五波疫情期間,在一場政府記者會上,NOW新聞台記者提出一條關於投訴內地醫護的問題,引起網絡批評,NOW很快發道歉聲明。洛鳴覺得很離譜,「要是正常的問題都容納不到,我都未必會再做記者。都不知道要怎麼提問,可能很快會被炒。」他還保持着日日看報、汲取新聞資訊的習慣,「一日還在這裏生活,要知道收到幾窄......現在肯定還有一些有心記者想監察政府,但礙於社會的低氣壓和白色恐怖,你不知道幾時會踩到紅線。」

讀者送洛鳴的徽章。

讀者送洛鳴的徽章。攝:林振東/端傳媒

入行後洛鳴主要關注時事和政治新聞,平日總往政府總部跑記者會。他觀察到,這些年傳媒和官方的關係日益緊繃。他入行的年代,政府官員或立法會議員開記者會,記者可以自由喊出問題,「早點到,佔一個好位置就好。」

幾年前,提問規則搖身一變,須由新聞官點名,記者才能提問,還須先講出所屬機構。在洛鳴的印象中,有的新聞官會注重平衡,例如點名《蘋果》記者後,下一個到親建制媒體;要是問出有批判力度的問題,可能得隔三四個星期才能再次獲得發問的機會,「還要看它那時有沒有發生爭議性的事,否則怎麼舉手都不會讓你問。」

洛鳴回憶,往屆政府和異見傳媒的關係也大有不同。「曾蔭權那時是Okay的,會嘗試了解前線記者的困難。林鄭上任之前約了記協和一班記者,會聽記者的聲音。梁振英就少一些。」他認為,在反修例運動爆發後,政府和傳媒關係急轉直下。

反修例運動給洛鳴刻下鬱結。他回憶雨傘運動期間,時任警司朱經緯揮棍打路人,被判入獄3個月。2019年爆發大型社運,「警察又沒編號,打示威者打得厲害,拿胡椒噴霧噴你......」洛鳴的語氣焦急起來,「可能有時是做得對的,但有很多不對的時候,要問責,警方就說已口頭訓斥了。這種處理是令人心有鬱結,這是不公平啊。」他看到公權力越發沒有邊界,「可能肥佬(黎智英)真的會被人拘捕」這想法浮上心頭。

拘捕終在2020年8月發生,警員進入報社大樓搜查,同事們互相打氣,不要因這事亂了陣腳。不到一年,警方再次搜查報社,這次被捕的是編採部高層,同事叮囑大家不要回公司。洛鳴則花了大半天檢視過往報導。

恐懼籠罩「蘋果人」。那段時間,洛鳴的家人十分擔心,會哭泣、睡不好覺。同事凌晨5點起床,擔心6點就會聽到警察按下的門鈴聲,連律師電話都準備好了。洛鳴則在《蘋果》停運前遞上辭職信,「同事都理解的,知道辭職後幾日報紙就會結束。」他說,「好似一個末期病人,你有心理準備他隨時會離開。」

「可以做記者這麼久,幾『自私』。」洛鳴認為,人工不高、難以看到升遷的機會,記者這份職業並不吸引。「我過去可以做這麼久,是有屋企人的包容和支持,這是『不正常』的。現在他們擔心了,我是否可以如此自私繼續冒風險(做記者),亦無法保證究竟會否出事。」

洛鳴覺得香港十分陌生,他想過離開,許多朋友和同事也不在這片土地上了。若離開,最捨不得的還是獄中人,「但我覺得,他們是想我們再找各自合適的方法生活下去。」

《蘋果》停刊後幾天,有店鋪出售25週年特刊。洛鳴對《蘋果》捨不得,一早去排隊,等候的市民排起長龍,「還是很多人支持。」他珍惜這本厚實的特刊。封底貼上一張紅藍《蘋果》貼紙。他回憶這張貼紙的來龍去脈——在反修例運動期間,因示威者在七一進入立法會,大樓設施損壞,有段時間無法使用,議員只能在大樓外召開記招。為方便採訪,不同媒體行家會準備摺凳等工具,開記者會時使用,並用貼紙區分不同工具。《蘋果》落下後,洛鳴特意撕下那張貼紙,貼在《蘋果》特刊。

入行十數年的Ryan(化名)離開《蘋果》後,沒有再回到攝影記者的崗位。對於自己、對於記者,他有了新的理解,也準備帶着這些想法投入教育工作。

入行十數年的Ryan(化名)離開《蘋果》後,沒有再回到攝影記者的崗位。對於自己、對於記者,他有了新的理解,也準備帶着這些想法投入教育工作。攝:林振東/端傳媒

記者不只是職業,是一個身份

Ryan,前攝影記者

《蘋果》謝幕後,攝影記者Ryan曾在另一間媒體繼續工作。不同於在《蘋果》做平面拍攝的工作,他在新公司主力錄影,每天帶着一捆電線、收音器材和腳架跑記者會。但身體不勝負荷,讓他意識到自己年紀不小,「回到家裏馬上就能入睡的那種累。」

對Ryan來說,如果很喜歡做一件事,也許是不怕累的。但他開始對很多事情充滿懷疑。

灰沉的不只是他。那兩個月,他觀察到記者會上的同行,「好像沒有什麼人有鬥心,好似大家想收工。」立法會選舉,不用再早一晚凌晨去霸位,「慢慢來也可以,大把位。」「可能沒有一些令人覺得刺激、很需要記者去問尖銳問題,去逼官員或議員回應的議題。但為什麼沒有?到底是國安法後很多事不能做、不能說,抑或社會和諧了,我不知道。」

「以前很有生氣,現在沒有令你腎上腺素上升的工作經歷。」他說,「直到2019年運動,攝影的工作都是很有意思的。」

受訪時,Ryan在咖啡店不喝咖啡,連續喝光兩杯冰凍啤酒。他入行多年,曾報導香港各大新聞,也曾赴外地追訪國際大事。他已經離開攝影記者的行列,正適應新的教育工作。

2019年,他在衝突的前線重新了解到,自己並不是想像中的冷靜、無懼。「面對水炮車、海綿彈、催淚彈,攝影當刻覺得自己好型,不怕的,但那亦非一種最冷靜的狀態。只有前是不夠的。」他覺得新聞攝影還有很多他不知道的事,也開始懷疑自己,「有幾義無反顧想去做攝影記者?」

這份決心在行業職缺的現實面前很明顯。他上一份就職的媒體今年亦告關閉,攝影記者崗位不多,像Ryan這種資深記者,除非降職、減人工,否則在媒體機構很難找到新工作。他並沒有決心從頭開始,但也知道那種聘請條件,「生活不到的,我都覺得不應該。」

他暫且轉換跑道,「從正選球員改為領隊,可以嗎?是不是一定要做記者?」在教育工作裏,他面對的是一群年輕的學生。「從記者轉去教書,最終的本質沒有變,就是教導人有明辯是非的能力。」如何告訴年輕人,不要只相信某一個新聞名牌、或者權威的說話?怎樣可以引發學生思考社會議題?新工作跟新聞工作相似,他甚至覺得可以推得更遠。

不過年輕人剛剛從中學畢業,跟他年紀相差甚遠,課堂上的反應亦不多,「你不會期望影響所有人。幾個?很好了。」他曾經看見學生在攝影練習中,從遭被攝者罵到喊,到慢慢練好膽量,對社會理解更多,「這是一個成長,你認同有價值,那麼你就承受一些事,表達一些事。」

從到處跑新聞變為定點工作,Ryan已經適應新工作不少,他一直逃避潛藏內心的情緒,避開法庭審訊,但冷不防被突襲。一次他在車上聽電台,前立場新聞署任總編輯林紹桐被捕後,他的太太打上電台分享,他想到跟二人曾在同一機構短暫共事,不算熟稔,多年後卻以這種形式得知對方近況,「你聽電台無端端(忽然)聽到,這不是突襲嗎?你睇push(新聞推送),不是突襲嗎?這樣被撩開傷口。」

「蘋果人」徽章。
「蘋果人」徽章。攝:林振東/端傳媒
《蘋果日報》迷你採訪車。
《蘋果日報》迷你採訪車。攝:林振東/端傳媒
《蘋果日報》迷你版。
《蘋果日報》迷你版。攝:林振東/端傳媒
《蘋果日報》員工製作的明信片。
《蘋果日報》員工製作的明信片。攝:林振東/端傳媒

新聞界的創傷連成一體。他把手放在心口前,「傷口仍在,你沒有為意,也沒有檢查。」

在《蘋果》結業前半年,Ryan常常要回到大樓工作。開會後,很少吸煙的他會跟着港聞同事,躲在一角吞雲吐霧,一邊倒數日子。

「講真,我從來對《蘋果》沒有什麼歸屬感。」在他眼中,《蘋果》並不完美,報館文化有不少制肘,尤其在攝影方面,「不是說攝記能力,而是由下而上的、攝記服從文字記者的文化,年輕記者和上司的代溝等等。」

「但同時有好的一面——很多同事想做好新聞,團隊的工作精神就是《蘋果》的招牌。」

事隔一年,Ryan的記憶開始模糊,剩下一枚「蘋果人」的徽章作為記憶的錙。「一個logo一定並不全面,但它是一種符號,幫你召回記憶。」他不喜歡戴飾物,但是在最後一夜,他看見同事在派發最後的「蘋果人」徽章,想了想,還是把徽章別上衣領。

那天他拿着相機,拍下在版房印刷的最後一份報紙、《蘋果》大樓外聚集的市民。「那個街口很隔涉(偏僻),正在下雨,那裏從來都很靜,沒有人來的。」他沉思一會,說出當時的複雜感受:「他們來到這裏,是因為你快要死了。」

這名長年沒有固定工作桌、對《蘋果》很多意見的攝影記者,「最後一天忽然有了(歸屬感)。」

失去機構記者的身份、轉換跑道,Ryan手上只有一份合約工,未來沒什麼能夠把握。他想一邊做好教育,一邊開展長期的攝影計劃。他覺得現在冒出的新平台可以做得更好,會更貼合這個時代。

「記者有更多事情可以做。在公共空間,記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以前每年六四頭版,看《蘋果》、立場,太過唾手可得。人的記憶很脆弱,你不實實在在記錄,傳播給他人,記憶就會消失。」他說,「對於整個人類社會,城市、國家、社群的發展,沒有記憶,你建立什麼呢?從哪裏開始建立?你都不知道自己從哪裏來。」

訪問當天,他依舊帶來相機,背着因報導前線衝突而穿了一個洞的行山背囊。他說,無論如何不會放下相機。「現在的社會,似乎很多事不再明刀明槍。影像隱晦又真實,有它曖昧的性質,你就好好運用。」他說,「記者不只是工作或職業,那是一個身份。你受了很多年訓練,你有一種能力去看東西。」

陳珏明入行近20年,《蘋果日報》停運後,開設個人Facebook專頁撰寫報導。

陳珏明入行近20年,《蘋果日報》停運後,開設個人Facebook專頁撰寫報導。攝:林振東/端傳媒

日子是難的,我們就一起行

陳珏明,前港聞記者

350多天前,《蘋果》宣布停刊。陳珏明準備了一個膠箱回大樓執拾物品。他提起一部名為《遺物整理師》的韓劇,劇中有專人為亡者收拾最重要的遺物。對陳珏明來說,需要整理的或許不只是入職《蘋果》的兩年光陰,更包括入行近20年的積沉。

2003年,陳珏明大專畢業,他讀社科,不想做刻板工作,踏入新聞業。十幾年來,他輾轉不同媒體,做過港聞時事,也到大陸採訪兩會、SARS、禽流感和水災。陳珏明自認職業技能熟絡,更重要的是有感情,「我真係好鍾意做記者。」

2021年6月23日,停運的決定砸到眼前,同事的稿件無法出街,他就拉上同事埋首趕工。書寫完《蘋果》的歷史,最後一份頭版落墨,報紙印刷出來,他捧着厚厚的報紙,遞給山長水遠趕來送別的市民。

停運後,有同事翌日就開設個人專頁,承載未趕及刊發的故事。陳珏明沒想清楚之後的路要怎麼走,看到同事行出一步,他也索性跟隨,「我又很想繼續做記者,不應該令她一個人繼續做這件事。」

一開始,陳珏明沒想好要在專頁放些什麼內容。大樓不再運作,思緒還在湧動,他寫下「最後一天的十件事」,陸續上載。時間很快滑到七一,他和友人徒步行走71公里,這段個人經歷也出現在專頁上。「不想再行落去的想法?黐線,當然有啦。你知道行得完的,只是要『捱』。『捱』好辛苦的。」

捱,是很多人這一年來的狀態。陳珏明和電台合作,講解新聞時事;在立場新聞開設時評節目「繼續報道」,每星期露面一晚;成為韓國媒體的自由撰稿人,每月總結香港社會時事。他也去旁聽和報導法庭的審訊進展,「會見到朋友同事,你當半個聚會啦。」

在「如常」記錄中,一切早已不同。陳珏明從2021年8月開始為韓國媒體撰文,在Facebook上載相關文章總會加上標註︰「新聞報道非專欄及個人意見」。「我全部寫事實,沒有做評論。」

「我要承認,我都會恐懼,但我不會讓不理性的恐懼包圍住自己。」陳珏明清楚知道紅線的存在,又不禁幽默起來,「我好尊重這呢條紅線,所以要保持距離。如果可以,我願意不只1.5米,我願意保持150米、1500米。」

2022年6月,將軍澳工業區的《蘋果日報》大樓,人去樓空,大樓外的地上有一架手推車。

2022年6月,將軍澳工業區的《蘋果日報》大樓,人去樓空,大樓外的地上有一架手推車。攝:林振東/端傳媒

新聞自由的空間急遽緊縮,陳珏明說,要接受做新聞的限制,「我覺得核心是,做報導是要令社會更好,要緊扣我們相信的一些價值和原則。」許多大事難再報導,就去書寫小事。他憶起以前做天氣新聞,氣候議題也可扣連城市規劃,填海會影響當地氣候。失去全職記者的工作,他嘗試不同項目,例如參與過去就饒有興趣的社區報。

「失去新聞自由,是不是後面那些事即刻不理了?我們的城市,仍然有很多人在生活。如果我原本做記者的初心,是想令社會、世界變好,我是繼續想方法令到件事發生。」

陳珏明說自己曾「天真」,「(出版25周年特刊)《不是最終章》之前,我們真的以為不是最終章。」不到一年,《蘋果》枝葉散落一地。「人生去到40歲,突然一事無成,工作都沒了。」他說,「令你心安的事越來越少,本身人去到這個時候可能都有『中年危機』,現在是有『中年危險』,你好難在這個狀態裏好釋懷的。」

情緒難以陡然消失。《蘋果》多名編採部高層被捕,包括他的上司林文宗。他還會想起,大家在露台吸煙、聊天,突然迸出選題思路的好時光。他坦白道,覺得自己「未ready」,無法觀看反修例運動、《蘋果》或社運相關的影片,情緒也曾有很大反彈。

《蘋果》大樓地處偏僻工業區,欄杆上的黃絲帶還在飄揚。告別報社後近一年,陳珏明沒有再回去,「我會給自己一些理由,沒有穿梭巴士交通好不方便,無謂專門去,我又好忙。」

與情緒共存將成為人生修行,「過去幾年積累的創傷,是無法拿走。」陳珏明語氣平靜,「你就只能學習共存。」他形容自己像在太空飄浮——腳下無着力點,透不到氣,無法施力,只得無力地掙扎,「是很奇怪的感受,而且越來越強烈。」

這一年,他收入銳減到過去十分之一,本計劃去年底尋找全職工作,最後也沒成事。他還是想把時間花在自己想寫的內容上。

個人專頁開設1年,追蹤人數累計2.6萬。陳珏明心中有團火,但燒着燒着,疲倦多次現身,「這團火燒盡了,就很靠你自己。要思考為什麼要做這件事。」他向太太求救,「不如放棄啦」,甚至希望太太阻止他再做下去,以尋求解脫,「但她又對我好好,沒有給壓力,那我繼續做。」他的兒子不到兩歲,可愛活潑,提起兒子他總是很開心。在餵奶和寫稿之間,他毫不猶豫,前者是首選。

除了家人是他的後援,香港人也讓那團火延燒。出入法庭,有市民認出陳珏明,為他打氣。要過新年了,陌生市民疼惜他的兒子,往他手裏塞一封利是。

「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不代表完結。」陳珏明說,「句號之後是新一句開始,甚至是新段落的開始。」在新段落中,他沒想過離開,「我真的好鍾意香港。呢度我屋企喔大佬(這裏是我的家啊老兄)。路是難行的,但人生從來不是遇上難行的路你就不去走,我們就一起行囉。」

鄭子聰(化名)是前《蘋果日報》法庭組記者,入行一年,經歷兩次媒體停運。

鄭子聰(化名)是前《蘋果日報》法庭組記者,入行一年,經歷兩次媒體停運。攝:林振東/端傳媒

Voice for the voiceless

鄭子聰,前法庭記者

鄭子聰年紀很輕,是《蘋果》新手法庭記者。《蘋果》案首次提堂,他首次以市民身份進入法院。審訊期間,同事輪流進入內庭,揪住短暫機會,與坐在被告席的同事、上司打招呼。鄭子聰顧不上其他,一如既往地,全神貫注聽審。直到走上街頭,發現自己也成為送囚車的一員,他才回過神來,「覺得自己從法庭記者變回一個人。」

想成為一名記者的想法在中學埋下,老師帶來獨立思考的啟發,他也想成為抱持懷疑和批判思維看待社會的人。大學就讀傳理系,後段撞上反修例運動爆發,他覺得有責任去記錄,帶上相機跑到前線,為學生刊物撰文、影相。畢業後,已是2020年夏天,壹傳媒老闆黎智英被捕,香港有報社首次被警察搜查,他稱那是傳媒寒冬,「以前只是覺得這行人工低,沒想到會這麼痛苦。」「不做會很遺憾。」

街頭示威漸漸沉寂後,社運和政治案件如狂暴雨點落下。搵工兩三個月後,終於遇到《蘋果》的工作機會。他對法庭新聞沒什麼概念,從頭學習法庭用語和審訊程序,理解法律詮釋的變化。法庭回放畫面,一幀幀爬梳證據,他得按捺社運遺留的創傷,一兩個月後才慢慢上手。

“Voice for the voiceless” ,鄭子聰常提起這句話,這是他做記者的原則之一。一場涉及聽障青年被告的審訊,被告跟不上審訊,口供辭不達意、出現矛盾,原審法官認為被告說謊,判罪成。鄭子聰在審訊後做出跟進報導,引起迴響,法庭而後在另一單涉及聽障被告的案件中,安排即時文字轉錄服務。這單案件上訴後,高等法院指原審控辯雙方和法官均有出錯。

法庭組的足跡幾乎踏遍每日的法庭,旁聽市民看在眼裏。在《蘋果》最後一夜,不少市民冒雨守在《蘋果》大樓外送別。那時法庭記者大樓門外合影,旁聽師們在閘外向他們大喊,「謝謝法庭記者。」這天結束的最後一分鐘,專門刊載法庭進程的Telegram Channel,上載了一篇旁聽市民向法庭記者表達謝意的文章,「成日着馬拉松T-shirt的高蘋、筆記只記錄部首的蘋果大佬、非常用心的肥蘋......」鄭子聰對文章印象深刻,提起時笑得開懷。

訪問當天,鄭子聰(化名)穿着印有《蘋果日報》1995年創刊社論的上衣。

訪問當天,鄭子聰(化名)穿着印有《蘋果日報》1995年創刊社論的上衣。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1年6月,《蘋果》編採部高層被捕,離職潮掀起,鄭子聰沒多想,決定工作到最後一刻。6月23日上午,他如常踏入法院,審訊期間,手機上彈出停運消息,他第一次在法庭上哭了起來。散庭後,有市民走過來安慰他,問他有沒有事。眼淚止住了,他決定回報社。

專供員工搭乘的穿梭巴士,一程約十幾二十分鐘,他只希望車子能開久一點。回到編輯部,修改稿件,和同事聊天,走上天台打開手機燈,送印報紙,派發給市民,同事合照,時間很快過去了。

《蘋果》停運後,鄭子聰心裏攢了一股勁兒,希望繼續做記者,「同份工還在熱戀期啊,就被逼分手了。」兩個月後,他和一些同事加入眾新聞,繼續出入法庭。但離散沒有停下。先是年末立場新聞高層被捕、被控串謀發布煽動文章。往日在記者席工作的同行,一夜之間變成受訪者。跨年不消兩日,傳來眾新聞選擇停運的消息。

這是鄭子聰經歷的第二次斬斷與告別。在《蘋果》關停後,他沒有時間咀嚼、消化情緒。第二次離散,他意識到自己無法繼續做記者。「情緒好複雜,」鄭子聰說,「做記者應是有使命、責任,公眾是有期望的,但你不可能繼續『做記者』了。某程度(記者)已經變『抗爭者』了,那條紅線壓到那麼低。」

當時有資深同事不願《蘋果》停運,希望堅持到最後。幾個月後,探監、出入法庭,消解了那種執念。同事在他面前流淚,他心頭震顫。「現在是要找一個犯罪者背負所有(責任),但記者會覺得新聞是teamwork,為什麼我們有份做,他要承擔所有呢?」鄭子聰覺得,若把《蘋果》最後一夜的市民送別,視為希望,那看到被告席站着同事,便是絕望。後者是他最常會想起的畫面。

做記者的心不會直接消散,他們也想過再繼續。有傳媒涉嫌煽動案件,大家找來業界資深前輩分析何謂「煽動」,討論了半天,發現紅線摸不着邊界。他以新聞特寫為例,「『警察槍口對着黃頭盔』,是修辭。但法官可能會問,哪個畫面顯示槍口對着黃頭盔?」鄭子聰說,這樣的修辭放在整篇文章裏面,可能會成為佐證煽動的例子,記者書寫也會變得縮手縮腳。

「你可以討論紅線和細節,但最終只是一個畫面嘛——見到囚車走了。同事在車上,你連他們的樣子都看不到。」鄭子聰大多時候平靜語氣,事實上,他在受訪中突然哭了幾次,例如講到teamwork,講到集體的苦難。

「以前覺得熱血就是信念,你可以承受代價的,人工低而已。但現在不同了,你有恐懼,你用熱血對恐懼沒什麼用。」他說,「你怎麼免於恐懼、繼續做事,你要去找尋(方法)。」

鄭子聰決定花時間自處。他現在在媒體機構做兼職記者,繼續報導法庭新聞。他一直喜歡戲劇,便去上戲劇課,劇本創作主題是在絕望中尋找希望。他說創作靈感與前幾年移民後在外國自殺的同學有關,也與自己當下的狀態有關。他也做了自由工作者,替NGO策劃展覽。總之,他想在這動盪時勢,嘗試不同路徑。

他的通訊軟體頭像,是路邊的橙色垃圾桶,上面畫了一個大大的笑臉。「覺得垃圾桶好似我的狀態,我是不是好廢?」他笑道。「走出那種悲傷都需要勇氣。我需要一些時間休息......好像躺在一條河上,水帶我去哪就去哪。去到一個位,這裏正喔,那就繼續向那個方向探索。」

日本漫畫《排球少年》是鄭子聰的心頭好。他在最後講起一個橋段:主角熱愛打排球,但太逼自己,不休息不睡覺,最後身體不舒服,無法參加重要比賽,教練對主角說,「行遠自邇,登高自卑」。 「你好有熱誠做一件事,但你不可以一路衝,你要找個位讓自己停下。休息是為下一次努力做準備。」

蘇澄(化名)在2020年8月受訪時曾說過,想陪《蘋果》留守至最後一刻。現在她已經轉行,但創傷沒有減退。

蘇澄(化名)在2020年8月受訪時曾說過,想陪《蘋果》留守至最後一刻。現在她已經轉行,但創傷沒有減退。攝:林振東/端傳媒

我不去對抗情緒了,想念便想念

蘇澄,前港聞記者

剛開口答第一個問題,蘇澄就紅着眼眶哭起來。「離開《蘋果》時,我們形容這是失戀或失婚。被另一半趕出家門……而且是連夜逃走。」一年過後,她也驚訝於自己的激動。「臨近6月,感覺自己愈來愈不Okay。返新工感覺像在平行時空生活,但一年了,你又會看到同事寫想念舊公司的事。」

她暗忖,「我有點恐懼23日的來臨。我不要在公司OT(加班),我要找人陪自己……」

去年的6月23日,是《蘋果》最後一天的工作日,她留守至最後。「好想做好最後一分鐘,即使文稿只能出5分鐘,那些文字起碼存在過。」市民遠道而來用手機燃點的燈海,同事在大樓寫稿至半夜,這些畫面她仍然記得。

《蘋果》倒閉後,她的惡夢持續了一個月。夢裏,她在公司逃命,或跟同事如常工作。現實裏,她旁聽高層被告的案件,「聽審是二次傷害。」

蘇澄失業約大半年。當時有媒體向她招手,但她自2021年5月就開始掙扎,要不要繼續做記者?當時傳言《蘋果》員工也會被捕,公司開員工大會,中高層陸續離開。「大家思索是否提早離開,不要等到最後一天,彷彿留低就是多一分危險。」她最後因不捨得留舊同事孤軍作戰而留下來,「他不丟低我,我也不會丟低他。」

蘇澄承認自己很害怕,也做好被捕準備。那幾個月大家如常做新聞,但她下筆寫財團新聞時竟生出恐懼。「最後的日子做涉及權貴的新聞,明明做好fact checking(事實查核),公司也會支援你,也不相關國安法,我都有擔憂。再做媒體,是不是可以無顧慮地做?不能。」加上政治低氣壓,報導主角換成自己上司,她逐漸不想再接觸新聞。

「以前《蘋果》不怕得罪財團。」她決定不再做記者,「我不想回去有制肘的地方了。」

蘇澄曾經在不同的傳統媒體工作,試過有讀者投訴連鎖集團,上司怕得罪財團不讓她寫。在《蘋果》很不同,「如果是事實,你就寫。」縱然它屢被批評不夠嚴謹、聳動,蘇澄最珍惜的仍是這股自由風氣,以及它願意對新聞投放的資源。「查冊無上限,我們從來不知道查了多少錢。出差也是,一定會去烏克蘭。」她數着如果《蘋果》仍在,「六四頭版、反修例3周年,我們一定會鋪天蓋地做。菲律賓人質事件、南丫海難周年……」

「我都算見證過媒體有影響力的時代。」2012年,新聞界追訪正參選特首的唐英年,揭發他在大宅下僭建地庫,「那時你見到高官會認錯的,現在要高官道歉是天方夜譚。」而整體的調查新聞「也少了,或少了迴響。」

 《蘋果》刊出最終章的當日,有市民自行復印迷你版報紙。蘇澄得知後找上這對中年夫婦,用「蘋果人」徽章跟他們交換了一份迷你報,「他們收到後很開心。」

《蘋果》刊出最終章的當日,有市民自行復印迷你版報紙。蘇澄得知後找上這對中年夫婦,用「蘋果人」徽章跟他們交換了一份迷你報,「他們收到後很開心。」攝:林振東/端傳媒

這一年,她看着其他行家匍匐而行,官員愈來愈少回應傳媒,無視咪兜(傳媒集體採訪時架設的咪高峰架)徑自離開,甚至「有些部門不能鬧了」。「有隻故仔(新聞)某些內容會爆的,不是應該標出來寫嗎?卻放在內文。我不知道他們是受壓抑或自己害怕。」

她點出行業的困境:「以前全行一起寫,你爆完這些、我接力爆這些,現在是獨力難支。」

蘇澄少時喜歡讀《壹週刊》,想寫出好的人物專訪,於是報讀新聞系。入職《蘋果》,偶有機會寫人物訪問,她都珍而重之,「最初我有些戇居(天真)想法,覺得新聞可以感動人、幫助別人。後來當然發覺很多事寫完沒有迴響。」

「其實又不完全是的。」回想起來,她說那幾年很幸運。「帶出不同看法也好,有丁點改變也好,你喜歡做又有意義,還要賺到錢。」

她相信《蘋果》不是唯一能實踐新聞理想的地方。不少記者開設新平台繼續報導,她覺得風險很大,亦怕影響還柙中的人。「但如果每個人都不做,我還可以看什麼新聞?我很開心仍然有人嘗試界線在哪裏。但我沒有這個勇氣去試……」

對她個人而言,「我應該餘生都遇不到《蘋果》這樣的一份工作了。」她感覺到這種失去的情緒會跟隨一段很長的時間,「我就不去對抗它了,記住便記住,想念便想念,哭便哭,想說便說。」甚至可以說,她並不想擺脫這些感受,這才得以證明一些人事曾經存在,「我接受我就是放不下這個地方,這份工作。」

近來蘇澄轉行,告訴自己「不如勇敢點吧。」她現在過OL生活,早睡早起,不太適應辦公室的繁文縟節,「說什麼都要傳電郵。」保留了一些記者的習慣,遇到難纏的客人,她起底、找對方來歷;也執着文字。但同時,她也知道舊同事轉工艱難,丟出許多求職信,卻得不到面試機會,「你也無法證實自己的CV是否被抽走。」

未來的時光,她猜自己會找一份過到活的工作。有心力的話,會嘗試填補精神缺口,「還是想寫的,或者寫香港的文化吧。」

坐在新辦公室,蘇澄曾經收過一通電話。她忘記來電者是誰,開口才知道是多年前曾找《蘋果》伸冤的受訪者。他致電向她道謝:「多謝你,我成功追討了。我知道你們已經結業,但好想特意打給你。」她當時嘴邊說着恭喜,心裏卻忍不住想,「很唏噓,想不到你苦苦追尋到,但我們已經不在了。」

過後有種感動慢慢湧現,「這個地方結業了,原來它某程度上仍然在幫人,還他們的願。很個人,很微小的願。」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鄭子聰、阿水、Ryan、洛鳴、蘇澄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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