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青年去農村：是「撈錢」還是振興鄉村？

李曉佳嘗試對村民進行第六次「勸服」，但還是失敗了。

把一個鏤空的、形似盤龍的藝術裝置放在農房旁邊，這工作聽起來簡單，但農房的主人不答應。「勸說拉鋸戰」持續了足足一個月，但村民最普遍的一個反應是：「這跟我有什麼關係？」

這也讓李曉佳有了個困惑：藝術下鄉，真的能讓鄉村變好嗎？

她在所在的鄉建團隊例會上，談到了以上這個問題。團隊領導是個「前年自告奮勇來鄉村拓荒」的80後，他在會上立刻解答了李曉佳的疑慮：

「藝術和鄉村結合，這個方向完全正確，任何處女地的開拓總需要時間。各位別忘了，我們在做的，是一本萬利的大生意。」

鄉村振興，或許真的是當下中國為數不多的、能激發各界活力的「大生意」。在以「先脫貧、後振興」為主旋律的中國特色鄉村敘事中，2021年被描述為「中國鄉村建設元年」。當年2月，國家鄉村振興局正式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於6月1日起正式施行。

鄉村振興的盤子有多大？2022年4月，農業農村部表示，根據《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的初步測算，要實現鄉村振興戰略五年規劃的目標，至少要投資7萬億人民幣。

一個「大有可為」的7萬億市場，會吸引多少人入局？早在2018年，習近平就在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提出：「人才是鄉村振興中最關鍵、最活躍的因素……實現鄉村振興，就要讓更多的人才願意來、留得住、幹得好、能出彩。」

次年，農業農村部辦公廳發佈關於印發《農業農村部2019年人才工作要點》的通知，決定啓動實施「雙百」工程——支持100家涉農職業教育機構；培養100萬名具有中高等學歷的鄉村振興骨幹人才。同時，鼓勵科研院校、企業、社會化服務組織等機構人員深入基層開展農技推廣。

7萬億市場、100萬「鄉村振興帶頭人」的背後，是一個由成百上千萬人構建起的「鄉振方陣」。有媒體評論：這是新時代的「上山下鄉」。

上山下鄉

今年4月，一份名為「2022年武漢市『新青年下鄉』」活動方案在網上熱傳，文件提到：「圍繞鄉村人才振興，發揮高校資源優勢……引導青年大學生積極返鄉就業創業。」這份文件被不少網友解讀為「用農村消化就業潮」。6月，中國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印發通知，推進2022年高校畢業生「三支一扶」計劃。通知表示，今年將招募高校畢業生3.4萬名，參與鄉村振興工作。2021年，這一計畫共選派3.8萬名人員。

在以經濟為代價堅持「清零」、2億人「靈活就業」、人口出生率創新低的疫情時代，一切似乎都被摁下了暫停鍵，唯獨「鄉村振興」，像一劑支兌政策紅利的「興奮劑」，前所未有地吸納了無盡的入局資本、廣闊的發揮空間和海量的下鄉人員。

你可以把它理解為響應國策、城市反哺鄉村的一次「逆城市化」，也可以認為這是紓解失業、精英幫扶草根的一次「上山下鄉」。當田園綜合體、研學體驗班、康養療癒院、大地藝術節以「鄉村振興」為名出現在田野鄉間時，中國鄉村，能迎來真正的振興嗎？

「你們東北來的吧？什麼都能亂燉」

文字編輯出身的李曉佳是個上海95後姑娘。大學畢業後，她在出版社做了兩年編輯，隨後加入目前的文化傳播公司。公司總部位於北京，在上海、杭州常設辦公室。2020年，公司嗅到「鄉村生意」，憑借公司股東的政務關係，開始大面積佈局鄉村項目，「藝術復興鄉村」，就是李曉佳所在團隊的「下鄉信條」。

李曉佳生長於上海徐匯區的法租界附近，「從來沒去過農村」。加入現在的公司時，公司正在湖南做一個「在地藝術項目」，「領導說鄉村振興是大勢所趨，之後會有很多熱錢進來，我們要文藝下鄉，目標是做湘西的『普羅旺斯』。」2020年底，公司從上海新天地派出下鄉團隊，前往湖南的一個小村莊參與鄉村項目運營。

李曉佳所在的「文藝下鄉精英隊」共有7人，各自分管策劃、公關、運營、財務等領域，領頭的是公司的一個合伙人，「團隊領導做營銷出身，去鄉村振興就很搞笑。」李曉佳說。

從2020年底的「揮師南渡」，到2021年中旬和政府簽訂合作項目，拿到500萬的鄉村振興項目經費，李曉佳和團隊成員在半年時間裏，為當地鄉村制定一個以「文藝復興」為核心的鄉建新系統，即通過簽約藝術家、創作藝術作品、舉辦各式沙龍、論壇、分享會，為當地政府的鄉村振興大業造勢。

為此，團隊吸納了30多個當地農民，讓他們承擔導覽、講解、布展等工作。「篩選的過程特別費勁，絕大多數農民會說，『我地種得好好的，幹嘛要摻和你們的事』。」李曉佳說。

李曉佳介紹，團隊僱用的本地農民，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去沿海發達地區打工多年後，覺得「外面世界很殘酷」，返鄉後又找不到特別合適的工作，「這類年輕人見過世面，口才普遍都好，就安排他們做導覽或講解」；另一類對在地文化、風俗爛熟於心，「以熱心腸的中年婦女居多，她們既可以搭建活動框架，也能維繫當地關係，是極其關鍵的一群人。」

團隊拿到的500萬經費，一部分被用於2021年上半年舉辦的一個以「在地復興」為主題的藝術節。李曉佳還記得開幕時的場景：彩旗招展，嘉賓雲集。縣領導在開幕式上致辭後匆匆離去，「除了簽約、剪彩或者線下大型活動的開幕式，你是很難見到當地政府領導的。」

藝術節開幕當天，請到了不少文化、藝術界的嘉賓，團隊裏的本地農民則負責接待和在地介紹，「看得出來，我們的本地員工特興奮，你想啊，既有工作能賺錢，又有面子能露臉，有的在介紹完當地鄉村風土人情後，甚至把前來觀展的一個建築師拉到自己家的老屋去，『我家老房子想改造一下，請大師一定幫忙看看』。」

活動現場，當然也吸引到了更多不被團隊僱用的本地村民。「不能說他們完全沒興趣，但更多人只是看熱鬧，就好像去趕了個集，或者村頭開了個廟會。」李曉佳團隊的領導W先生說。

雖然一場活動的舉辦成本並不高，但拿到政府的經費後，團隊還是感到了壓力。「500萬其實就是純燒錢，政府的項目一般沒有明確盈利目標，但也不能亂花錢，也要講一定的邏輯。」李曉佳說。

李曉佳告訴端傳媒，她參與的這個項目的邏輯其實很簡單，「現在都在講『共創』，什麼是共創？就是把當地民俗、民藝融入你引進的作品裏，把城裏的文化、藝術、建築帶進村，期間揉一些鄉村特色進去就行。」

她打了個比方：團隊邀請一位小眾藝術家，設計了一間紅黃藍三原色拼接而成的民舍，「這個有點山寨蒙德里安作品的建築，我們取名叫『 風櫃來的房子』（靈感源自侯孝賢電影《風櫃來的人》），對外主打的宣傳點是建築的材料：取自海拔1200米以上的湘西石灰岩。」

於是，一個材料本土風（就地取材）、名字文藝腔（源自電影）、造型大師範（偷師名家）的建築，就成了當地的「鄉村振興示範景點」，「上小紅書、抖音一搜，全是來我們『 風櫃來的房子』打卡的。」李曉佳說。

民舍位於村委會附近，可以說佔據了「有利地形」，「好多人過來拍照、自拍，發抖音。」W先生說。尤其是在油菜花綻放的春季，不光是本地人，不少從長沙專程來此旅遊的外地人，也把這個民舍看成「全村地標」。

「他們（遊客）覺得本地人的房子都是彩色的。」本地村民老劉說。但其實，這個彩色的民舍「只是個案」，「我們本地人才不住這麼花里胡哨的房子。」

老劉不願向端傳媒透露他對李曉佳團隊的態度，但他表示，相比國內更多團隊拿地後「純粹搞地產項目」，李曉佳團隊讓當地人看到了一些不同的東西。「藝術我們不懂，但藝術鄉村，比建那些名義上是『田園小鎮』，實際就是圈地搞房地產要好。」

「先圈地，後開發」，這幾乎是所有入局鄉村振興的資本遵循的一個鐵律。老劉提到的「田園小鎮」，是近年來鄉村振興走向「非農化」的一個縮影——越來越多資本以「養生谷」「健康小鎮」「養老醫療」「康養基地」為名，先拿地，再做旅遊地產開發，最終的形態體現為田野別墅、高端酒店或休閒度假村，而這種開發路徑在老劉看來不過是「花架子」，「他們在榨乾土地最後一點價值。」

和非農化、地產化的鄉村振興模式不同，李曉佳所在的公司走的是「文藝下鄉」路線。當初和當地政府談判時，公司曾提出過希望流轉一部分農用土地，自建圖書館、咖啡廳和公共會客室，但由於土地資質不明、運營經費不足而最終作罷。

團隊一名高層告訴端傳媒，「500萬乍一聽很多，但其實養一個七八人的團隊並不寬裕」，「把城裏的作品、理念引進來其實不難，難就難在，怎樣和當地村民打交道，這很花時間，戰線一長，時間一拖，500萬說沒就沒。」

「和村民打交道」的重要性，鄉村建設先行者晏陽初在100多年前就已意識到。上世紀20年代在河北定縣治理鄉村時，晏陽初提出要「化農民」，需先「農民化」，「我們要和農民打成一片，虛心向農民學習請教，與農民共同生活勞作。」

讀大學時，李曉佳就聽說過晏陽初的「定縣實驗」，「去農村和農民打成一片，對城市人來說，這太酷了」。但當自己跟隨項目下沈到田間巷陌時，她感到了一股強烈的錯位感。

「你在田裏擺一個藝術裝置，村民會問，『這和我們有啥關係？』這時，你把文化、藝術佈局鄉村的計劃告訴他們，他們很可能給你一個白眼：『這些我們不關心，我們關心的是，村頭的路燈啥時候裝？』」李曉佳說。據W先生介紹，當地經濟以農業一產為主，年輕人多外出打工，留下的多為中老年群體，平時種地務農。村裏有主打的特色農產品，但缺乏銷售、渠道和電商人才，「感覺是有乾貨，但賣不出去。」

當文藝小資的頂層設計，遇上糧油水電這些實際問題，那些與精英文化、高端藝術有關的理念和作品顯得「不值一提」，最起碼在當地農民心中，這些從政府那裏「撈到經費」的「闖入者」們，並不是來「帶我們致富」的，而是把當地的民俗、物產、技藝、建築，直接嫁接到那些曲高和寡的印象派、野獸派和後現代主義藝術品。

李曉佳依然記得有個心直口快的村民衝著團隊喊出的那句話：「你們東北來的吧，什麼都能亂燉呢！」

造一個「鄉村烏托邦」有多難？

李曉佳團隊遭遇的困境，歐寧在10年前就經歷過。

2011年去碧山「做點正經事」之前，歐寧的身份是詩人、總編、樂評人、策展人和紀錄片導演。他對農村的關注和一個人有關：溫鐵軍。

被經濟學家吳敬璉稱為「農民的代言人」的溫鐵軍是中國知名的農業專家，從2003年開始，他帶領團隊前往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辦了新世紀第一所免費培訓農民的學校——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溫鐵軍的名人效應，加上當時定州喊出「勞動者免費就學」的口號，「去鄉村，去廣闊天地」在學界成為一種趨勢，溫鐵軍本人親自揮鍬掄鎬，下地鋤地，表示「要在城鄉之間搭建一座橋梁」。

這讓歐寧心生嚮往。李曉佳大學時「聽過的」晏陽初（中國平民教育家和鄉村建設家，是近代中國平民教育的先驅），在歐寧心中是偶像般的存在，「晏陽初、梁漱溟、盧作孚、陶行知，再到溫鐵軍，他們的理念讓我觸動，當時覺得，知識分子下鄉，真的是一片廣闊天地。」歐寧說。

2022年3月，歐寧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談到自己當年為什麼選擇安徽南部黟縣的一個叫碧山的村莊做「鄉建實驗」，「我是廣東湛江人，但我覺得廣東的農村不適合做實驗性鄉建，因為歷史上它就是南蠻之地，民風自古彪悍，對外來人心生戒備。粵西粵北這些欠發達地區，農民還在為生存空間爭權奪利，你一個外地人過去搞鄉建，基本等於找死。」

他同時也排除了去北方找農村做實驗的可能，「北方農村的爭鬥意識太強，不適合南方人後期進入，而像江浙一帶的農村，它們內部的『城市化』和內生系統已經足夠強大，不需要通過額外改造，就可以自然生長。」

他發現了碧山這個濃縮徽商、徽派建築等徽文化於一體的村莊，「它沒北方村莊複雜，也比長三角、珠三角的鄉村生態多樣」。他和安徽大學副教授左靖一道，創立了「碧山共同體」，希望能推動、改變農村地區的經濟文化生活，帶動當地農民一起「做點事」。

這個後來被統稱為「碧山計劃」的實驗，邀請到國內外藝術家、建築師、鄉建專家、作家、導演、設計師、音樂人，和鄉土文化研究的當地學者、民間手工藝人和民間戲曲藝人進行協作實驗，衍生出碧山豐年祭、豬欄酒吧、碧山書局等鄉村文化空間。

「鄉村烏托邦」一直是外界對碧山計劃的一個定義，對於這點，歐寧本人也不否認。他承認自己確實反對極端商業化，但接納那些對農村環境友善的良性商業活動。「比如碧山當時開辦一個理農館，我一直很糾結，要不要在那裏面開一個咖啡廳：開了，能賺點錢貼補成本，但過不去自己心裏那道『鄉建無關商業』的坎；不開，10年前的環境，確實很難賺錢，生存都屬不易。」

鄉村建設最大的困難在於，村民缺乏主體性。

把歐寧當作「文藝偶像」的李曉佳，在參與湖南鄉村項目時，曾一度從10年前碧山計劃的實踐中找靈感。但她後來發現事與願違，「我覺得碧山計劃很先鋒，但過於理想化。比如它一直想帶動當地農民一起參與生產活動，但10年前很難做到，現在依然是這樣。」李曉佳說。

李曉佳的憂慮得到了歐寧的認同。「自共和國成立以來，農民其實一直都是『犧牲品』——和農民聯結最緊密的土地，國家需要時可以無條件徵收；經濟蕭條時，又以居高姿態下放使用權。農民這個階層，它是一個群體，而不是一個工具。鄉村建設最大的困難在於，村民缺乏主體性。」

他舉了個例子。10年前在碧山時，團隊做了一個理農館。理農館佔地260平米，由碧山汪氏家祠改建，歐寧計劃把它打造成集「茶室、咖啡廳、展廳、學習中心、主題圖書館、雜貨鋪和研究者駐地」於一體的文化空間。理農館做過很多「接地氣」的展覽，比如，它專門為碧山某個普通家庭，做過一個還原當地農民生活的攝影展。

歐寧還調動自己在北京、深圳的人脈，找來一線城市的設計師，免費幫當地農民做農產品的包裝設計，還組建了一個拍攝小組，幫助當地有多餘房源的農民，把房屋照片拍下來，放在大部分人不知為何物的Airbnb上。在他看來，這是激活農民「主體性」的一個必由過程，「希望調動他們的興趣和積極性，成為一個依靠技藝自力更生的群體。」

「啓蒙民智」「鄉民共創」「獨立工作」的想法在歐寧腦海中誕生的同時，也像一根無形的針，不時挑動當地官員敏感的神經。2014年，《紐約時報》在一篇報道中談到碧山計劃的困境：

「三年以來，他們（歐寧團隊）遇到很多挑戰，一方面難以得到村民的認同——村民對於碧山計劃參與感不強，只期盼旅遊公司能接管碧山給村民分點門票收入；另一方面得不到政府的政策支持——政府利用碧山計劃創造的知名度招商引資，但與碧山計劃對城市化的批判立場則保持距離。」

當初，歐寧舉家移居碧山，但三年多的實驗後，由於當地更換領導，新任書記對歐寧團隊的文藝下鄉理念「並不感冒」，導致歐寧在碧山的家被當地斷水斷電，此前他耕耘了兩年的理農館，成了碧山村幹部重點「盯防」的對象——在一個流出的視頻裏，村幹部制止村民將農產品放在理農館裏銷售。

曾經的「參與者」歐寧，成了碧山的「出局者」。舉家遷出，回到廣東。這兩年，伴隨著「鄉村振興」在國內「站上風口」，他接到過無數媒體的採訪邀約，「談論的話題無外乎10年前的碧山計劃，坦率地說我真的累了，不想再談了。」

那個通過文藝下鄉、激發農民主體性的碧山計劃，也在歐寧離開後被當地政府叫停，「如今只是一些網紅打卡點，並沒有建立起與農民之間的連接。」歐寧說。

但鄉村建設於他而言，依然是實踐過、五味雜陳經歷過的一個「理想烏托邦」。如今談起當年遷出碧山的原因時，歐寧列舉了很多原因，比如知識分子參與鄉建的執念，比如自己對大資本進入農村時的糾結，以及團隊當時與地方政府的關係。

「碧山計劃如果在今天做，會和當初不一樣嗎？」

歐寧想了想，說：「今天的政策背景、媒介環境和過去完全不同，政策支持、媒體曝光變多了，但很多核心的東西，其實依然沒變。」

鄉村振興裏的「甲方乙方」

歐寧的偶像晏陽初，1929年在河北定縣的一次鄉縣議會上說，對中國人來說，有沒有一個好皇帝並不重要，但，有沒有一個好縣長卻是頭等大事——這也是2011年歐寧第一次見碧山所在的黟縣時任縣委書記吳文達時說的話。吳文達聽完很興奮，表示縣裏會全力支持「碧山豐年祭」和碧山計劃。如今看來，那是一段知識分子和在地政府的蜜月期，文藝鄉建的模式也延著「一切好辦，一切好說，一切好合作」的方向進行了下去。

但弄懂中國基層政府的管理生態和運行邏輯，是所有鄉建者的一堂「必修課」：基層政府領導班子三年一換，三年稍縱即逝，一旦無法在三年時間裏完成項目的主要任務，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繼續和下一任主官「搞關係」。

「還沒弄懂何為脫貧，振興就開始了。」

10年前的碧山，情況就是如此。剛和吳文達相見恨晚，後者就在一年後升任黃山市副市長，這給歐寧團隊造成的結果是：2012年11月，第二屆「碧山豐年慶」即將布展妥當之際，卻被有關部門緊急叫停。

一個被基層政治生態左右的「中國特色鄉建」，不得不讓作為建設者——也就是業內人常說的「乙方」夙夜憂嘆。正在湖南的W先生對端傳媒表示，今年是團隊在湘西做鄉建的第二年，「今年生死攸關。我們習慣把第一年稱為適應期，第二年稱為生死期，第三年稱為重組期。」

以基層政府執政的三年為一個時間週期，對鄉建團隊來說，第一年是瞭解地方文化、調和村民關係、發展政務關係的適應階段，第二年則是「出成績、出效果、出作品」的關鍵階段，等到了第三年，當屆政府即將卸任。如果他們滿意作為「乙方供應商」，也就是鄉建團隊的工作，很可能會在調崗後，繼續給熟悉的團隊新任務，也就是業界常說的「發單」、「派單」。W認為，眼下國內鄉建團隊進入項目的第三年，多少有點「一戰定勝負」的味道，「項目是徹底停滯，還是繼續『生花』，總之面臨重組，都在第三年見分曉。」

乙方壓力大，作為「甲方」的基層政府，在鄉村振興的過程中同樣面臨不小的壓力。

根據202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做好「三農」工作的若干意見》的中央一號文件，咬定既定脫貧目標，落實已有政策部署，到2020年確保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官方話語體系也把2020年定義為「脫貧攻堅決勝年」，把2021年看作「鄉村振興元年」。

廣東H縣縣委副書記梁震說，從一個年代過渡到另一個年代，「真的會有眩暈感」。

他曾在珠三角某製造業大市——F市的交通管理系統（下稱「交管系統」）工作。2018年，中央頒布《關於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稱要「推動脫貧攻堅工作更加有效開展，確保到2020年如期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當年7月，他被抽調進「F市扶貧攻堅對口幫扶小組」任組長，掛職珠三角Z市的H縣任縣委副書記。組裏有8個人，分別從F市的公安、民政、財政等系統抽調而來，外加一名定位為「智庫」的當地大學副教授（來自該校2021年成立的「鄉村振興研究學院」）。

一位副書記+六位組員+一位教授的配置，在H縣的工作內容涵蓋整體規劃、農戶走訪、招商引資、基礎設施、財政把關、農業轉型、物產銷售……等內容。這些工作，有時以「紅頭文件」的形式體現，有時會被冠以「H縣鄉村振興發展白皮書」的名頭，有時則體現為「一週一會」的工作會議，或是「一日一更」的「鄉振日誌」。

「還沒弄懂何為脫貧，振興就開始了。」梁震說。他告訴端傳媒，在以鄉村振興為政策主旋律的當下，曾經掛職的扶貧幹部們，也開始了職業生涯的一次轉型，「過去忙脫貧，現在忙振興」，至於到底對鄉村有多瞭解，對農村政策有多掌握，梁震認為這是一件「人人沒把握」的事。

「打個比方，我之前在交管系統，從沒接觸過農村，但組織安排你牽頭做扶貧組長，你得做；安排你做鄉（村）振（興）組長，你也得硬著頭皮上。」梁震說。他表示，在擁有「廣闊天地的鄉村」，自己此前在交管系統的經歷也並非毫無用處，「至少養了副好體格，挨家挨戶跑農村用得上。」

但「三年一換」的基層政府運行邏輯像一道「咒語」，推著梁震往前走。從掛職H縣的第一天起，他就開始擔心「能不能做出成績」，因為這事關掛職結束後，他「有沒有希望升遷」。

「團隊能不能分到豬肉，取決於你和豬肉老闆關係鐵不鐵」

梁震掛職的H縣，在他自己看來「就像一張白紙」。該縣以傳統農業為主要產業，多年來雖然一直以「大灣區腹地」、「珠三角後花園」等形象自居，但在大灣區內部「存在感不強」，是一個典型的南中國縣域樣本：人口外流去廣深這種中心城市，或佛莞這樣的製造業大市，縣裏出現不少人口老齡化、幼齡化的「空心村」，「人都留不住的鄉村，振興談何容易。」梁震說。

和小組的幾個成員討論後，梁震決定在H縣採取「先基建，後傳播」的模式。「先基建」的策略既基於H縣基礎設施薄弱的現實，也有「基建能盡快出成績」的「團隊私心」，修路、拉網、通電、排水的計劃亟待上馬；「後傳播」指在道路修好、管道鋪好、廠房建好的基礎上，做一些有針對性的對外宣傳。

據歐寧介紹，全國各地鄉村振興雖然如火如荼，但具體模式不盡相同。在吃飯購物都講究「平靚正」的廣東，「低調做生意」的理念根植於地方企業，也是不少地方政府的執政思路，多數縣域的鄉村振興工作走的是「穩健路線」，「先做出成績，再造勢宣傳」；在官員更開明、理念更先進的江浙地區，「政府出地搭台唱戲，企業出錢二次傳播」的模式更受歡迎，「不管什麼模式，反正每年都有一筆固定的經費要投放到農村。」歐寧說。

「還好手裏有糧，心裏才不慌。」梁震說。據梁震介紹，2021年，H縣獲得了一筆專門用於鄉村振興的財政撥款，五年總共3000萬人民幣，其中來自省內的預算有2000萬元，對口幫扶的F市出資1000萬元。

據端傳媒瞭解，這個數字在珠三角以縣為行政單位的基層政府「比較普遍」，可以理解為「一筆必須花出去的錢」。2021年，廣東省財政廳對外透露，計劃以5年為一個振興週期，籌措安排資金540.6億元，助力全省1127個鄉鎮、近2萬個行政村全面振興，平均每個鄉鎮能獲得近5000萬的專項資金。據梁震透露，他掛職的H縣由於規模小，只有3000萬的撥款，「我有朋友去X縣掛職，五年拿了將近7000萬。」梁震說。

動輒千萬的財政撥款，也造就了一個鄉村振興的「乙方（供應商、外包團隊、工作室、製作公司）江湖」。每個團隊都想從中「分到一杯羹」，如何才能切好鄉村振興這塊蛋糕？在梁震看來，一切都「盡在不言中」。

從頂層規劃、建築設計、基建施工，到產品供應、空間運營、公共傳播，梁震把這個「業務外包」的過程稱為「分豬肉」，「你的團隊能不能分到豬肉，取決於你和豬肉老闆關係鐵不鐵。」

以梁震所在的H縣，目前鄉村振興項目80%的供應鏈都被政府官員、幫扶小組的親友壟斷，「（有關係的外包團隊）只要水平不是特別離譜，一般都會錄用。」梁震說。「這兩年受疫情影響，經濟大環境很不好，小組有個成員的表弟失業了，後來開了家策劃公司，專接我們縣上的外包業務，經費審批下來了，只要找2-3家公司陪標就行。一年下來，都準備開分公司了。」

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歐寧也談到鄉村振興項目的「外包壁壘」。「各級政府在分派外包業務時，具有很強的排他性——非官辦、無門道、沒關係的中小企業，從政府處承接鄉村振興項目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藝術節，讓鄉村更有文化？

文化人來不來農村，縣域政府並不關心。能不能讓鄉村顯得「更有文化一點」，這才是當下鄉村振興的「政治正確」。

李曉佳對此深有感觸。她所在的團隊，目前正在湘西推行「縣域美學」。「什麼是縣域美學？我們團隊內部可能對此都有分歧，總之就是把文化產品、藝術作品引入農村，讓農村顯得更有審美情趣。」李曉佳說。

縣域美學，或許是一個沒人解釋得清的問題。據W先生介紹，縣域是一個官方詞彙，表徵「地理和行政區位」，美學則是一個既涵蓋官方倡導的「美麗鄉村」、又貼合習近平反復強調的「綠水青山」的模糊概念。

歐寧把「縣域美學」「在地共創」「共振鄉聲」這些近年來出現在各地鄉村的話語，視為當下鄉村振興的一個新型話語體系，「美學、鄉聲這些意象，在政府看來是安全系數最高的話術，不涉及任何體系、結構或農民主體性的改造，所以成了當下鄉村振興的流行語。」

這幾年有機構和政府聯繫過他，希望他能幫忙做一些在地策劃，但都被他婉拒，「我想做的是類似碧山那種，從無到有的獨創性實驗，而不是複製日本大地藝術節的拷貝式鄉村項目。」

歐寧提到的大地藝術節，近年來在中國鄉村「遍地開花」，它們的源頭，始自日本越後妻有的大地藝術祭。

2000年，北川富朗在越後妻有——一個曾經老齡化、空心化的落後山區，辦了第一屆「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760平方公里的天地，成了日本乃至全球藝術家的舞台。2000年到2015年，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舉辦了六次，共接待了230萬遊客，被稱為「沒有屋頂的美術館」，更有不計其數的藝術家來到越後妻有種定居、生活、獨立創作。日本NHK電視台曾評論：自大地藝術祭起，「地球村裏的鄉村」迎來了「文藝復興的好日子」。

大地藝術節來到中國後，成了爭相追捧的「香餑餑」——從北京昌平到江蘇南京，從安徽黃山到湖北武漢，從浙江桐廬到江西婺源，從福建閩清到廣東南海，「大地藝術」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之路，其自帶的文藝定位、社會傳播和國際視野，被國內縣域政府視為「文化標籤」。「從某個時候開始，在縣裏貼牌『大地藝術節』成了一種時髦」，歐寧說，「好像只有把藝術節複製到農村，外界才會覺得你有腔調。」

在國內紛紛拷貝、推廣大地藝術節的過程中，歐寧看到的是基層縣域生態，以及背後無處不在的長官意志。「很多基層政府對大地藝術節的認識，只停留在請藝術家、擺藝術品、辦藝術展上。北川富朗當年在越後妻有做大地藝術祭時，前期和村民的互動、溝通、交流，那個共生、共建、共創的過程，沒人知道，也沒人想知道。」

但梁震對此並不認可。他此前不知道越後妻有的大地藝術祭，看資料瞭解後，他對此興趣頗濃，「等我們修好路、通了電之後，一定得討論一下藝術節在我們H縣開展的可能性。」

2022年對梁震來說「至關重要」，因此他時刻處於「全面上馬」狀態，「或許一個藝術節，就能成為我回F市調崗升職的跳板。」

應受訪者要求，李曉佳、梁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