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反中國到底是反甚麼？一個台灣學生去大陸尋找答案

【編者按】「異鄉人」每月一期，由身在香港、台灣和海外的端傳媒編輯們輪班主持，為讀者帶來移民、逃離、互動、對峙和作為「他者」在彼岸尋找自我的點滴，歡迎點擊訂閲。我是本週的值班編輯袁慧妍。

這些年我們常常在台港兩地的社會運動中，聽到「命運共同體」這個講法，共同面對的是中國崛起和政經論述中講到的中國霸權。今期的這位異鄉人，曾參與2014年台灣太陽花學運，運動中帶來「反中」、「反共」的情緒，也看到藍綠陣營在當中的角力。不過作者反問自己，到底自己是否真的了解「中國是甚麼」、「中國有甚麼」、「反中或反共是反甚麼」？生活在大陸的人，又如何看待台灣？兩地網上的言論、新聞，又代表着台灣人或中國人甚麼立場和情緒？我們每個人都是瞎子摸象，作者嘗試撇開對於中國的「有色眼鏡」，走進大陸看看人民的生活——在「大寫的中國」之中，能親身感受更接近人民的生活現場嗎？

要談論起家鄉這個話題，首先使我想起今年春節台灣出生的知名歌手、最近定居大陸成都的蕭敬騰，在登上「春晚」舞台的同時，向台灣民眾心理喊話要大家「有機會回家看看」，「上春晚」和「政治喊話」，背後的暗語是經濟利益與政治認同的交換，對多數台灣人來說早已心照不宣，這種老套的呼喚對解嚴後的台灣青壯年來說更是毫無效力。而我正好就是在蕭敬騰溫情款款的呼籲下，從中國大陸返回台灣，為我近兩年的大陸旅程，劃下休止符。

為何想尋找「真實的」中國？

台灣對中國的看法，在2014年前後已有極大的轉變，十多年前，社會對於人們到中國留學、工作還抱持積極樂觀的態度，不少學生「西進取經」，但這樣的氛圍近年已漸消逝，取而代之的是恐懼與敵視。

我在台灣就讀大學期間正巧碰上了「太陽花學運」，這是繼1990年野百合學運後，最大規模的一場社會政治運動（參與運動的主體，當然不全然是學生），我既是運動的參與者也是見證者，很容易可以發現這個風潮的核心是處理與中國的關係，雖然台灣在經濟層面已經參與「中國崛起」的過程，但社會對於「中國崛起」後，如何安放相互的政治關係顯然充滿疑慮。

關於這場運動的起因，背後固然有許多結構性因素、短程、長程的導火線，但「反中」無疑是這場運動的主旋律，在一連串指認中國因素的行動與震天價響的反中吶喊裏，我的內心卻悄悄埋下了一些疑惑，人們口中所反對的中國，到底是中國的什麼？是「真實的」中國嗎？究竟你們所想像的中國和我想像的中國是同一個嗎？是真實抑或虛構？

像我這樣90後的歲代，在台灣被稱為「天然獨」世代，以台灣為本位看待世界本是無可厚非，但這個眼光背後顯現出不假思索的優越性，建立在鄙視與厭惡中國之上，卻是我完全無法接受的。我不曾相信任何政治意識形態是所謂「天然的」，正是它們的脆弱、不可靠與建構性，才讓人們如此焦慮不安，不是嗎？

兩年前，我帶着這些問題，負笈到中國某個城市讀書，朋友們的反應多半是憂慮多於賀喜，擔心我是否會和新聞報導裏的人一樣，突然「被消失」，若說沒有這種有點自我膨脹的恐懼，是騙人的。

我時時刻刻提醒自己，中國大陸不若台灣，言行舉止需要「慎重」，所以我活得很謹慎小心，不曾和別人談起在台灣參加過的任何社會運動，也從未講過我想要尋找「真實中國」這樣的傻話，更絕不主動提起兩岸的政治話題。我努力抹除掉自己身上所印刻的——台灣的自由、民主與敵視，把自己塑造成「新人」。這個自我改造，早在赴陸之前我就獨自悄悄進行，包含有小熊維尼可愛圖案的T-shirt或飾品、可能有敏感性的書籍等等，都被我從行李清單中剔除。

當飛機跨越「台海中線」後，「兩個我」就在那一剎那間誕生，在海峽另一邊的我，逐漸變成了與台灣時期完全不同的我，除了如體重、身高......物理上的我相同以外，社會性的我，完全發展成為了另一個我；人際網絡、生活型態、言行舉止都已有所改變。但其實我並不是想要刻意隱暪什麼，我只是想更好地適應、融入當地。

2020年農曆春節前後，武漢驟然封城，震驚全球，已經延燒數月的Covid-19疫情這才攤在世人眼前。台灣的不安、仇視、不解，持續蔓延。我就是在這個氛圍裏，自己做了行前的精神準備、懷抱着上述的疑惑，負笈中國。但是，當我真正踏上中國大陸的土地後，才強烈感知到，中國過於巨大，想要得出同一的認識或簡單的把握，只是徒然。因此，以下分享只是一個未曾在大陸常住，第一次遭遇真實中國的90後學生的所見所聞，純屬個人經驗，每個人的際遇不同，相信會有很不一樣的「中國認識」。

大陸日常飲食

早餐是件大事。到大陸之後，我才強烈意識到台灣特殊的中西交融式早餐文化是怎麼一回事。在台灣隨處可見美X美這類連鎖平價早餐店，他們提供多樣的中式、西式、小點心類早餐，或是傳統中式早餐店，賣豆漿、包子、饅頭，又或是強調擺盤精緻的西式早午餐店。在中式與西式混搭或分開的背後，都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他們都有賣茶！紅茶、奶茶、咖啡類的飲品，足以滋潤乾燥的主餐，又可以提神。

因此到了大陸，我最無法適應的就是校園食堂早餐或校外的早餐車，並沒有賣茶類飲品。這讓我萬分痛苦，就像一個犯了毒癮的人突然到了勒戒所，每天早上身體的每個細胞、每條血管似乎都在呼喊着：給我茶吧！但事與願違，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早上的我都像失魂一樣，即時睡飽了也覺得精神不濟，生命出現了一個缺口......

那麼大陸的早餐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其實對台灣人來說，口味並不難適應，即便是北方的包子、饅頭，也因為台灣特殊的歷史文化經驗，雜揉了大陸南北飲食，所以也不陌生，早餐大約九成是中式，吃清粥小菜、豆漿油條、包子饅頭、五穀雜糧及其料理居多，例如玉米或蕃薯餅、玉米漿。剩下一成才是西式，如麵包、三明治類。

至於伙食費用，因為中國政府對高校食堂有補助，所以學生在食堂吃飯相當便宜，價格約略是校外的六至七折，換算起來一餐只要新台幣50元左右就可以飽餐，早餐甚至只需新台幣10幾元。還有很特別的一點是，不知是否為社會主義制度的遺緒，聽朋友說，有其他大學吃米飯不用錢，保證學生的飲食充足。

宿舍斷水斷電的震撼

第一次進住大陸大學宿舍，最讓我震驚的其實不是要扛着行李爬上沒有電梯的8樓，而是到了夜間12點，大學生的宿舍會被斷電斷網，碩士生的宿舍則是過了12點之後沒有熱水，博士生宿舍則沒有以上規定。我曾和舍友們討論過這難以置信的規定，我很不明白這些規定的用意。學校最主要的目的是管理學生的作息，希望學生早睡早起，禁止通宵熬夜，以免耽誤隔天早上的課業，北方有些學校則是擔心學生徹夜使用電熱毯，可能會引起火災，出於用電安全強制斷電。

我回想起自己在台灣的大學生活——如果沒有整夜通宵過，就是沒有念過大學，超過午夜12點宿舍仍然燈火通明，是正常現象。我猜想這個規定若是發生在台灣，學生們肯定立刻「暴動」，覺得自己的自由被限縮了，但是大陸的舍友們卻覺得這規定無關痛癢，如果有特殊需求要用電可以使用充電寶。

第一天經歷過這樣制約生活和自由的規矩，我感到匪夷所思，後來則習慣了這樣的作息，因為我本身沒什麼娛樂的，還成為經常第一位熄燈就寢的舍胞，連我自己也訝異這樣的轉變，但回到台灣後作息又「故態復萌」。這件事讓我體會到「自由」的不同定義，到底何種生活才能稱得上是自由呢？

現金支付，你是外地人吧？

我在台灣時是一個不怎麼網購的人，因為我的消費習慣是，看到實體商品才會比較安心，也從未用過行動支付，一律現金交易、銀貨兩訖，安心又實在。

剛到大陸時非常不習慣，因為街上幾乎沒有人拿着鈔票和零錢了！連傳統市場，小攤小販，家家戶戶都是用行動支付，拿出手機一掃就完事，打錢轉帳、生活繳款，全部手機一鍵搞定，曾有朋友開玩笑說連路邊的乞丐都有QR Code供人掃。

在我還沒申請行動支付帳號前，曾經拿紙鈔硬幣到商家買飲料，老闆為了找錢給我，跑了幾間店去要零錢，最後老闆找錢給我時說：「你是外地人吧？現在沒人拿現金啦！頂多真的不會使用手機的老人可能還會拿現金。」

使用一段時間後，不得不承認真的很方便，省掉很多拿現金的麻煩，也很佩服到底中國是怎麼改變十幾億人口的消費習慣，改成線上支付？透露出來的部分訊息是，營運商甚至是政府可以全面且深入地掌握每個人的資金訊息，每一筆交易款項與現金流都有跡可循，這是否使個人隱私與資訊安全曝露在一定的風險中，不無疑慮，這無關乎個人行事是否光明磊落，而關乎人們對個人與資本、政府間的權力關係問題。

然而，身為一介平民，在上述問題沒有答案之前，就必須如此生活，就像是進了一間餐館，偶爾聽到別桌客人抱怨餐盤裏有頭髮，衛生堪憂，在不能進入廚房或是請老闆出來談的情況下，也只能假設是別桌客人自己吃飯掉了頭髮，看着眼前美味的佳餚，就告訴自己暫且不去想像廚房是否髒亂。

校園與疫情生活

大陸高校有一特殊的廣播文化是台灣的大學沒有的。初次發現校園裏架設許多廣播，讓我覺得異常新奇，因為台灣的國小、國中、高中都有廣播，但上大學後，我印象中就沒看過這個東西。每天早晨大約8、9點，大陸高校會播放台灣人很熟悉的「類國民健康操」，中午休息時間會播放國家與校園大事、新聞快報，晚餐時間會播放流行音樂或英美話劇，我猜想這是校園軍事化與塑造現代國民的一項特徵。

此外，大陸的軍訓課時間約略半個月，可以看到校園裏常有學生身着軍服，這些現象都與台灣「玩假的」軍訓課天差地遠。我在台灣的記憶中，大學裏沒有上過軍訓課，高中時代的軍訓課也只是看看宣傳影片，沒有實際操練，體育課活動身子的機會都還比軍訓課更多。而大陸高校是新生入學後，不分男女在操場上密集訓練2至3週，台灣籍學生則採取自願報名，不強制參與軍訓課。看到軍事操練離自己那麼近，難免令人感到顫慄。在培養方案（也就是修課要求）中有一項特殊規定是「思政課」學分，有點類似台灣戒嚴時期的「三民主義課」。

教育當局或許是理解港澳台學生可能無法適應，所以目前規定是港澳台學生可以修「國情課」作為替代，有些同學認為這些課程「很水」（沒很多實際內容），有些同學覺得是洗腦課，但也有些同學很投入其中。要如何看待這些培養愛國情操的課程，我尚未有任何定論，這些對我來說都是「文化衝擊」的一部分，我願意嘗試以開放的心態去理解這些「異文化」。

在校期間，我只有遇過一次封校，事前學生們毫無所知，但從當地確診人數的攀升，我們都能嗅到一股山雨欲來的味道。很快地，學校就發布封校公告。

其實我原本沒有心理建設，封校會實施得很嚴格，例如真的不能走出校門。怎料後來連堂食（內用）也被取消，學校的數間食堂一夜之間完成內用桌椅的撤離，改為學生自備餐具到食堂打飯回宿舍食用；全面改上網課；校園的操場和公共空間突然變得擁擠，因為大家還是有需要到開放空間活動的需求。那段時間還是比較艱難，但我記得封校的期程沒有太久，我算是非常幸運。

如今，全校動員核酸檢測、在體育館裏打疫苗，都成了特殊的共同記憶，有些同學還有在宿舍裏上視訊游泳課的經驗——大家在各自的視頻前擺動身體，在床上假裝在游泳池裏練習。

我在中國校園裏體驗到的是，政府或學校當局高效率與魄力的貫行防疫政策，平等且免費的核酸檢測，生活物資等供應都正常。清零後、疫情無礙的地方，日常生活也都不需配戴口罩（公共運輸與商場除外）。然而，每個省份、學校的政策方針、執行能力和遇到的形勢都大不相同，例如今年4月以來，上海、吉林的情形與我當時的防疫體驗即有天壤之別，所以不能一概而論。

大陸直到目前仍是清零政策，祭出嚴格的封城手段，有些學校在封城期間糧食短缺，伙食品質惡劣或是物價極漲，學生們被迫待在宿舍裏，也有聽聞零星的抗議聲浪。在部分地區，政府想防控疫情深入貫徹到每個人身上，但在物資配給、供應上卻明顯沒有能力這麼做，而造成許多荒謬的現象。

這種強硬父母官角色的模式，與台灣的防疫調性確實大不相同。台灣約於2022年4月底取消實名制，在那之後確診人數暴增，走向與病毒共存。台灣在4月底後就放棄人員移動監控、不公布確診足跡；但是大陸至今仍是以手機定位，若有去過中、高風險區域，健康碼會變成黃色或紅色，禁止進入特定地點，而且可以從行程碼中看到個人的移動足跡，每個人都需要實名登記。在防疫花費上，台灣的核酸檢測需要自費，在便利商店買的檢測一次要新台幣180元（到醫院進行PCR檢測要新台幣5000元），大陸自費檢測只需要約新台幣64元；但因為大陸集體檢測很多（社區或學校動員檢測），所以幾乎不需要花錢在檢測上。確診隔離費用各地狀況不一，我比較不清楚，所以略談。

學校是個社區：港生、台生、陸生

大學校園其實是一個聚落社區，為了容納來自大江南北的學生，所以生活機能完備，銀行、藥局、電信公司、商場百貨應有盡有，確實可以數日足不出校，這在台灣是難以想像的。

在校園裏，我認識了一些香港人，在和他們互動的過程中，我感覺自己比他們更像香港人，比他們更關心香港近年來的動態，這也頗令我詫異，或許因為他們是在大陸渡過大學本科，又或許每個人的興趣不同，關心的事物不盡相同。曾聽聞港籍的朋友說，2021年香港立法會選舉，大陸有部分學校為他們準備機票返港投票，但那朋友因為個人原因並未回去投票。除了對政治較為冷感的同學以外，當然也有認識迫切期待兩岸統一，或對台灣大小事如數家珍、比我更關心「台灣問題」的香港同學，這些複雜的面貌都令人玩味。

另一方面，我也認識了在大陸就學的台灣青年學生（多為2000年後出生），可以約略將這個群體分成三種：第一種在台灣讀書讀到高中或大學，之後在大陸讀大學或碩博；第二種是在大陸長大，讀台灣教科書（台商學校），接着讀大陸大學；第三種是讀大陸教科書長大，寒暑假才回台灣。三種類型的青年學生根據自身經歷以及接受教育的狀況不同，對台灣的認識、認同、感情都截然各異。去年東京奧運開打之際，一位上述第三類的台灣同學興奮地對着我說中國隊又拿了幾個金銀銅，當下我完全無法回應他的激賞之情，就像日本主播以「台灣」介紹中華台北代表隊時，我也並不像島內朋友感到熱淚盈眶。在統一的護照下、不同的土地上，面對台灣結與中國結，除了沉默，我暫時想不出對待兩岸國族競賽更好的反應，我只是冥想，未來，我還有沉默以對的空間嗎？

《長津湖》：面對中國民族主義

2021年秋季，講述抗美援朝的愛國主義電影《長津湖》在中國上映。許多同學都到電影院看了，也有些學校甚至邀請港澳台同學免費觀賞，但我絲毫提不起興趣，並不是因為我對韓戰或朝鮮戰爭沒有興趣，而是我不知道如何面對這股強勁的中國民族主義，這使我無法和大陸同學談論這個話題，而這個「無法」的經驗，我也很難向台灣朋友訴說。

韓戰在台灣的脈絡裏，主流認識是國民黨史觀的敘事，不外乎救了國民黨、美國第七艦隊保全台灣，「反共」是台美同盟的重要公約數，直到今日台灣島上「反共」的人恐怕仍佔大多數。但是，鮮為人知的是當時台灣島上有一群期盼中共解放台灣、趕走蔣氏政權的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成員們，因韓戰情勢轉變，終遭至逮捕槍殺。這些不同的歷史經驗儘管在島內對話都已步履維艱，更何況是面對兩岸截然不同的歷史詮釋與記憶。即使《長津湖》不被允許在台灣上映，但我們最終仍需面對中國民族主義與中國人的情感政治，逃避是無法解決問題，相反地中國若對台灣近代史的苦痛與當前體制的由來視而不見，也將會是中國的悲劇。

《長津湖》之外

說起台灣人對中國人民的觀感，應該會有不少人腦中浮現，在網路世界以戰狼姿態出擊的「五毛」或「小粉紅」。坦白說，初次和大陸同學私下聊天時，我便有這樣的緊張，害怕無意間說錯什麼話而被「出征」，但發現其實大部分的同學並非那麼熱衷於政治，他們可以理解尊重來自不同地區的經驗，娛樂演藝節目是談話裏更具有跨海峽共鳴的話題。

「他們」和「我們」的相似與相異各半。相似的地方是，接收訊息管道的侷限性，相異的地方是訊息管道的生態與訊息內容。

訊息管道的侷限是指，無論在哪裏，大部分民眾日常能夠接收到的訊息，來源多半仍是主流媒體傳達的主流觀點、政府觀點，在台灣頂多是從在野黨方面可以看到有別於政府論調的言論，再者就是必須自己從網路搜尋獨立媒體或他國傳媒。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在野黨，所以要聽到主旋律以外的音符固然較難，但若仔細聆聽配樂或是花上更多時間理解「聽眾到底如何消化訊息」或許更具意義。

台灣電視媒體只要播報大陸新聞，十之八九是報導天災人禍，看衰中國是長期的主調，例如預估中國崩潰的論調，幾十年未曾消失但也未曾言中，結論都是為了論證台灣自由民主的優越性。

相同的模式，一樣在大陸可見。大陸電視媒體花費大篇幅報導美國的政治社會事件，結論都是為了論證中國體制的優越性，使我常有美國好像才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錯覺。比起台灣，中國更關心美國的一舉一動。

而在大陸的網路媒體部分，能看到較多關於台灣的新聞，無一不誇大台灣社會事件，例如台灣的跳電、疫情如此嚴峻，好似隔日台灣社會就要毀滅了或是人民群起革命了，不然就是聚焦於批判特定政治人物言行，或是誇張地推演政治局勢，這種報導實際上都離台灣民眾的認知頗為遙遠。

兩岸的主流輿論就像一面鏡子的反射，映照出類似的對方，而真相卻是同一的自己。據我所知，大陸同學極少有人會正兒八經的閱讀官方新聞，官方新聞就像是一個巨大的背景在身旁播放而已，大家更多關注的是微博熱搜、微信公眾號，或各別領域的意見領袖。有些朋友對官方言論有着清醒的距離感，懂得把那些話語放在參考清單中。熟悉網路世界的同學甚至教我如何翻牆。以前在防火牆外生活的我，當然沒有翻牆的需求，但到了城牆內，我則必須向牆內的朋友學習如何獲取資訊（他們也不吝於給我指導），他們對外界資訊的渴望與努力，使我覺得世界還是有能夠連結與改變的機會。

中國基層中的「台灣問題」

在陸期間，我到過東南沿海一帶的農村旅遊，隨處可見「解放台灣」或是各式各樣的政治標語，只要提起我是台灣來的，每個人或多或少都能針對台灣講上兩句高見。有趣的是，在都市的上班族聊天群裏，談的是生活瑣事、996（工作制）或躺平；但在村裏，可以聽到人們大談美中關係和台灣問題。其實這和台灣廟口旁榕樹下的情景也相去不遠，只是相同的議題往往有着相反的論調。一般人對台灣的認識多半是透過官方新聞宣傳，連教科書也甚少提及（姑且不論內容），渠道與資源單一且有很大的局限性。

某次，我在電梯裏聽到兩個人的對話，A手上抱着一些關於台灣的書籍，B問A︰「你那麼認真幹嘛？」A打趣地說︰「我要打台灣啊！解放之後要教台灣人說國語啊！」然後兩人一同發出爽朗的笑聲，但同在電梯裏的我不僅笑不出來，當下簡直怒不可遏，理性告訴我這其實就是中國老百姓的普遍認知與玩笑話，犯不着認真，但感性卻告訴我自己受到尊嚴上的侵犯，短短幾秒鐘的密閉空間讓我窒息，最後理性壓倒感性，我順利地走出了電梯，深刻地感受到兩岸民眾在常識與日常訊息層面的落差，歸因於接觸太少、訊息管道過於單一，這些因素很容易令人聯想到台灣的二二八悲劇，不管兩岸統一與否，鄰居之間的隔閡如此深重，要如何避免交會時的衝突呢？

兩年的衝擊，還在震盪

若問我，對於當初想要去了解的中國是否有新的看法？我會說有，但這個新的想法並不是說我對大寫中國的認識，有什麼根本性的轉變，而是當我活生生與「中國人」相處時，在同一個屋簷下，我清楚他們的生存、愛欲與困境，跟我們相去不遠。當你置外於中國時（例如在台灣），因為國際政治對台灣影響甚大，政黨也必須操作美中議題，來穩固統治正當性，因此我們對中國的日常想像先天性地在此局面被限制，把中國視為北京中南海，甚至單一領導人，是最快速將此議題敵我化的方式，它們很常被以戲劇化的方式描述出來。

但是當我走入民間社會時，那些高來高去的政治議題，會以不同的形式被民間理解與接收。使我更加好奇的，不再是大寫的中國，而是小寫的中國人——平民百姓如何在中國生活？如何想那些政治議題？接着，誰是平民百姓？中國太大了，光是中國官方承認的就有56個民族，有沿海人、有靠內陸中東、有北、有南；有老人、有小孩、有農民工、有馬雲......究竟誰能代表中國？台灣漢人與福建沿海地區漢人的差距，遠比台灣原住民、或羌族、藏族來得小，「國家」、「政體」，是後來才出現的，這些文化、歷史、國家的關係，錯綜複雜。

我現階段無法摘除西方現代的「普世價值」來觀察中國體制，這個「有色眼鏡」想摘也摘不掉，我想這就是我日夜痛苦與掙扎的根源，就像一個人類學家進入一個陌生的文化，即使他卸下自己的一切，千方百計地融入地方，他依然難以「成為當地人」。但是，我也拒絕以台灣內部統治者的政治需求來論述中國，那中國之於我究竟為何物？何種關係？我想從具體的人開始，簡言之是「向人民學習」吧！努力理解不同地區、階層、性別、年齡、族群的人，理解他們是如何看待中國與世界，我想會對我們有所啟發的。

台灣時期的我與大陸時期的我，就像活在平行時空的兩端，在國際局勢愈趨緊張與激烈對峙的時刻，「兩個我」無時無刻不在內心互相激辯與打鬥，但我仍期許有一天，他們能成為能夠談得上話的朋友。疫情改變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原本橫亙在各國間的地理屏障，因為疫情，又築起了更高的牆，然而跨界與拆牆是我比較想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