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反中国到底是反什么？一个台湾学生去大陆寻找答案

【编者按】“异乡人”每月一期，由身在香港、台湾和海外的端传媒编辑们轮班主持，为读者带来移民、逃离、互动、对峙和作为“他者”在彼岸寻找自我的点滴，欢迎点击[订阅][1]。我是本周的值班编辑袁慧妍。

这些年我们常常在台港两地的社会运动中，听到“命运共同体”这个讲法，共同面对的是中国崛起和政经论述中讲到的中国霸权。今期的这位异乡人，曾参与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运动中带来“反中”、“反共”的情绪，也看到蓝绿阵营在当中的角力。不过作者反问自己，到底自己是否真的了解“中国是甚么”、“中国有甚么”、“反中或反共是反甚么”？生活在大陆的人，又如何看待台湾？两地网上的言论、新闻，又代表着台湾人或中国人甚么立场和情绪？我们每个人都是瞎子摸象，作者尝试撇开对于中国的“有色眼镜”，走进大陆看看人民的生活——在“大写的中国”之中，能亲身感受更接近人民的生活现场吗？

要谈论起家乡这个话题，首先使我想起今年春节台湾出生的知名歌手、最近定居大陆成都的萧敬腾，在登上“春晚”舞台的同时，向台湾民众心理喊话要大家“有机会回家看看”，“上春晚”和“政治喊话”，背后的暗语是经济利益与政治认同的交换，对多数台湾人来说早已心照不宣，这种老套的呼唤对解严后的台湾青壮年来说更是毫无效力。而我正好就是在萧敬腾温情款款的呼吁下，从中国大陆返回台湾，为我近两年的大陆旅程，划下休止符。

为何想寻找“真实的”中国？

台湾对中国的看法，在2014年前后已有极大的转变，十多年前，社会对于人们到中国留学、工作还抱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不少学生“西进取经”，但这样的氛围近年已渐消逝，取而代之的是恐惧与敌视。

我在台湾就读大学期间正巧碰上了“太阳花学运”，这是继1990年野百合学运后，最大规模的一场社会政治运动（参与运动的主体，当然不全然是学生），我既是运动的参与者也是见证者，很容易可以发现这个风潮的核心是处理与中国的关系，虽然台湾在经济层面已经参与“中国崛起”的过程，但社会对于“中国崛起”后，如何安放相互的政治关系显然充满疑虑。

关于这场运动的起因，背后固然有许多结构性因素、短程、长程的导火线，但“反中”无疑是这场运动的主旋律，在一连串指认中国因素的行动与震天价响的反中呐喊里，我的内心却悄悄埋下了一些疑惑，人们口中所反对的中国，到底是中国的什么？是“真实的”中国吗？究竟你们所想像的中国和我想像的中国是同一个吗？是真实抑或虚构？

像我这样90后的岁代，在台湾被称为“天然独”世代，以台湾为本位看待世界本是无可厚非，但这个眼光背后显现出不假思索的优越性，建立在鄙视与厌恶中国之上，却是我完全无法接受的。我不曾相信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是所谓“天然的”，正是它们的脆弱、不可靠与建构性，才让人们如此焦虑不安，不是吗？

两年前，我带着这些问题，负笈到中国某个城市读书，朋友们的反应多半是忧虑多于贺喜，担心我是否会和新闻报导里的人一样，突然“被消失”，若说没有这种有点自我膨胀的恐惧，是骗人的。

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中国大陆不若台湾，言行举止需要“慎重”，所以我活得很谨慎小心，不曾和别人谈起在台湾参加过的任何社会运动，也从未讲过我想要寻找“真实中国”这样的傻话，更绝不主动提起两岸的政治话题。我努力抹除掉自己身上所印刻的——台湾的自由、民主与敌视，把自己塑造成“新人”。这个自我改造，早在赴陆之前我就独自悄悄进行，包含有小熊维尼可爱图案的T-shirt或饰品、可能有敏感性的书籍等等，都被我从行李清单中剔除。

当飞机跨越“台海中线”后，“两个我”就在那一刹那间诞生，在海峡另一边的我，逐渐变成了与台湾时期完全不同的我，除了如体重、身高......物理上的我相同以外，社会性的我，完全发展成为了另一个我；人际网络、生活型态、言行举止都已有所改变。但其实我并不是想要刻意隐暪什么，我只是想更好地适应、融入当地。

2020年农历春节前后，武汉骤然封城，震惊全球，已经延烧数月的Covid-19疫情这才摊在世人眼前。台湾的不安、仇视、不解，持续蔓延。我就是在这个氛围里，自己做了行前的精神准备、怀抱着上述的疑惑，负笈中国。但是，当我真正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后，才强烈感知到，中国过于巨大，想要得出同一的认识或简单的把握，只是徒然。因此，以下分享只是一个未曾在大陆常住，第一次遭遇真实中国的90后学生的所见所闻，纯属个人经验，每个人的际遇不同，相信会有很不一样的“中国认识”。

大陆日常饮食

早餐是件大事。到大陆之后，我才强烈意识到台湾特殊的中西交融式早餐文化是怎么一回事。在台湾随处可见美X美这类连锁平价早餐店，他们提供多样的中式、西式、小点心类早餐，或是传统中式早餐店，卖豆浆、包子、馒头，又或是强调摆盘精致的西式早午餐店。在中式与西式混搭或分开的背后，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他们都有卖茶！红茶、奶茶、咖啡类的饮品，足以滋润干燥的主餐，又可以提神。

因此到了大陆，我最无法适应的就是校园食堂早餐或校外的早餐车，并没有卖茶类饮品。这让我万分痛苦，就像一个犯了毒瘾的人突然到了勒戒所，每天早上身体的每个细胞、每条血管似乎都在呼喊着：给我茶吧！但事与愿违，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上的我都像失魂一样，即时睡饱了也觉得精神不济，生命出现了一个缺口......

那么大陆的早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实对台湾人来说，口味并不难适应，即便是北方的包子、馒头，也因为台湾特殊的历史文化经验，杂揉了大陆南北饮食，所以也不陌生，早餐大约九成是中式，吃清粥小菜、豆浆油条、包子馒头、五谷杂粮及其料理居多，例如玉米或蕃薯饼、玉米浆。剩下一成才是西式，如面包、三明治类。

至于伙食费用，因为中国政府对高校食堂有补助，所以学生在食堂吃饭相当便宜，价格约略是校外的六至七折，换算起来一餐只要新台币50元左右就可以饱餐，早餐甚至只需新台币10几元。还有很特别的一点是，不知是否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遗绪，听朋友说，有其他大学吃米饭不用钱，保证学生的饮食充足。

宿舍断水断电的震撼

第一次进住大陆大学宿舍，最让我震惊的其实不是要扛着行李爬上没有电梯的8楼，而是到了夜间12点，大学生的宿舍会被断电断网，硕士生的宿舍则是过了12点之后没有热水，博士生宿舍则没有以上规定。我曾和舍友们讨论过这难以置信的规定，我很不明白这些规定的用意。学校最主要的目的是管理学生的作息，希望学生早睡早起，禁止通宵熬夜，以免耽误隔天早上的课业，北方有些学校则是担心学生彻夜使用电热毯，可能会引起火灾，出于用电安全强制断电。

我回想起自己在台湾的大学生活——如果没有整夜通宵过，就是没有念过大学，超过午夜12点宿舍仍然灯火通明，是正常现象。我猜想这个规定若是发生在台湾，学生们肯定立刻“暴动”，觉得自己的自由被限缩了，但是大陆的舍友们却觉得这规定无关痛痒，如果有特殊需求要用电可以使用充电宝。

第一天经历过这样制约生活和自由的规矩，我感到匪夷所思，后来则习惯了这样的作息，因为我本身没什么娱乐的，还成为经常第一位熄灯就寝的舍胞，连我自己也讶异这样的转变，但回到台湾后作息又“故态复萌”。这件事让我体会到“自由”的不同定义，到底何种生活才能称得上是自由呢？

现金支付，你是外地人吧？

我在台湾时是一个不怎么网购的人，因为我的消费习惯是，看到实体商品才会比较安心，也从未用过行动支付，一律现金交易、银货两讫，安心又实在。

刚到大陆时非常不习惯，因为街上几乎没有人拿着钞票和零钱了！连传统市场，小摊小贩，家家户户都是用行动支付，拿出手机一扫就完事，打钱转帐、生活缴款，全部手机一键搞定，曾有朋友开玩笑说连路边的乞丐都有QR Code供人扫。

在我还没申请行动支付帐号前，曾经拿纸钞硬币到商家买饮料，老板为了找钱给我，跑了几间店去要零钱，最后老板找钱给我时说：“你是外地人吧？现在没人拿现金啦！顶多真的不会使用手机的老人可能还会拿现金。”

使用一段时间后，不得不承认真的很方便，省掉很多拿现金的麻烦，也很佩服到底中国是怎么改变十几亿人口的消费习惯，改成线上支付？透露出来的部分信息是，营运商甚至是政府可以全面且深入地掌握每个人的资金信息，每一笔交易款项与现金流都有迹可循，这是否使个人隐私与资讯安全曝露在一定的风险中，不无疑虑，这无关乎个人行事是否光明磊落，而关乎人们对个人与资本、政府间的权力关系问题。

然而，身为一介平民，在上述问题没有答案之前，就必须如此生活，就像是进了一间餐馆，偶尔听到别桌客人抱怨餐盘里有头发，卫生堪忧，在不能进入厨房或是请老板出来谈的情况下，也只能假设是别桌客人自己吃饭掉了头发，看着眼前美味的佳肴，就告诉自己暂且不去想像厨房是否脏乱。

校园与疫情生活

大陆高校有一特殊的广播文化是台湾的大学没有的。初次发现校园里架设许多广播，让我觉得异常新奇，因为台湾的国小、国中、高中都有广播，但上大学后，我印象中就没看过这个东西。每天早晨大约8、9点，大陆高校会播放台湾人很熟悉的“类国民健康操”，中午休息时间会播放国家与校园大事、新闻快报，晚餐时间会播放流行音乐或英美话剧，我猜想这是校园军事化与塑造现代国民的一项特征。

此外，大陆的军训课时间约略半个月，可以看到校园里常有学生身着军服，这些现象都与台湾“玩假的”军训课天差地远。我在台湾的记忆中，大学里没有上过军训课，高中时代的军训课也只是看看宣传影片，没有实际操练，体育课活动身子的机会都还比军训课更多。而大陆高校是新生入学后，不分男女在操场上密集训练2至3周，台湾籍学生则采取自愿报名，不强制参与军训课。看到军事操练离自己那么近，难免令人感到颤栗。在培养方案（也就是修课要求）中有一项特殊规定是“思政课”学分，有点类似台湾戒严时期的“三民主义课”。

教育当局或许是理解港澳台学生可能无法适应，所以目前规定是港澳台学生可以修“国情课”作为替代，有些同学认为这些课程“很水”（没很多实际内容），有些同学觉得是洗脑课，但也有些同学很投入其中。要如何看待这些培养爱国情操的课程，我尚未有任何定论，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文化冲击”的一部分，我愿意尝试以开放的心态去理解这些“异文化”。

在校期间，我只有遇过一次封校，事前学生们毫无所知，但从当地确诊人数的攀升，我们都能嗅到一股山雨欲来的味道。很快地，学校就发布封校公告。

其实我原本没有心理建设，封校会实施得很严格，例如真的不能走出校门。怎料后来连堂食（内用）也被取消，学校的数间食堂一夜之间完成内用桌椅的撤离，改为学生自备餐具到食堂打饭回宿舍食用；全面改上网课；校园的操场和公共空间突然变得拥挤，因为大家还是有需要到开放空间活动的需求。那段时间还是比较艰难，但我记得封校的期程没有太久，我算是非常幸运。

如今，全校动员核酸检测、在体育馆里打疫苗，都成了特殊的共同记忆，有些同学还有在宿舍里上视讯游泳课的经验——大家在各自的视频前摆动身体，在床上假装在游泳池里练习。

我在中国校园里体验到的是，政府或学校当局高效率与魄力的贯行防疫政策，平等且免费的核酸检测，生活物资等供应都正常。清零后、疫情无碍的地方，日常生活也都不需配戴口罩（公共运输与商场除外）。然而，每个省份、学校的政策方针、执行能力和遇到的形势都大不相同，例如今年4月以来，上海、吉林的情形与我当时的防疫体验即有天壤之别，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大陆直到目前仍是清零政策，祭出严格的封城手段，有些学校在封城期间粮食短缺，伙食品质恶劣或是物价极涨，学生们被迫待在宿舍里，也有听闻零星的抗议声浪。在部分地区，政府想防控疫情深入贯彻到每个人身上，但在物资配给、供应上却明显没有能力这么做，而造成许多荒谬的现象。

这种强硬父母官角色的模式，与台湾的防疫调性确实大不相同。台湾约于2022年4月底取消实名制，在那之后确诊人数暴增，走向与病毒共存。台湾在4月底后就放弃人员移动监控、不公布确诊足迹；但是大陆至今仍是以手机定位，若有去过中、高风险区域，健康码会变成黄色或红色，禁止进入特定地点，而且可以从行程码中看到个人的移动足迹，每个人都需要实名登记。在防疫花费上，台湾的核酸检测需要自费，在便利商店买的检测一次要新台币180元（到医院进行PCR检测要新台币5000元），大陆自费检测只需要约新台币64元；但因为大陆集体检测很多（社区或学校动员检测），所以几乎不需要花钱在检测上。确诊隔离费用各地状况不一，我比较不清楚，所以略谈。

学校是个社区：港生、台生、陆生

大学校园其实是一个聚落社区，为了容纳来自大江南北的学生，所以生活机能完备，银行、药局、电信公司、商场百货应有尽有，确实可以数日足不出校，这在台湾是难以想像的。

在校园里，我认识了一些香港人，在和他们互动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比他们更像香港人，比他们更关心香港近年来的动态，这也颇令我诧异，或许因为他们是在大陆渡过大学本科，又或许每个人的兴趣不同，关心的事物不尽相同。曾听闻港籍的朋友说，2021年香港立法会选举，大陆有部分学校为他们准备机票返港投票，但那朋友因为个人原因并未回去投票。除了对政治较为冷感的同学以外，当然也有认识迫切期待两岸统一，或对台湾大小事如数家珍、比我更关心“台湾问题”的香港同学，这些复杂的面貌都令人玩味。

另一方面，我也认识了在大陆就学的台湾青年学生（多为2000年后出生），可以约略将这个群体分成三种：第一种在台湾读书读到高中或大学，之后在大陆读大学或硕博；第二种是在大陆长大，读台湾教科书（台商学校），接着读大陆大学；第三种是读大陆教科书长大，寒暑假才回台湾。三种类型的青年学生根据自身经历以及接受教育的状况不同，对台湾的认识、认同、感情都截然各异。去年东京奥运开打之际，一位上述第三类的台湾同学兴奋地对着我说中国队又拿了几个金银铜，当下我完全无法回应他的激赏之情，就像日本主播以“台湾”介绍中华台北代表队时，我也并不像岛内朋友感到热泪盈眶。在统一的护照下、不同的土地上，面对台湾结与中国结，除了沉默，我暂时想不出对待两岸国族竞赛更好的反应，我只是冥想，未来，我还有沉默以对的空间吗？

《长津湖》：面对中国民族主义

2021年秋季，讲述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电影《长津湖》在中国上映。许多同学都到电影院看了，也有些学校甚至邀请港澳台同学免费观赏，但我丝毫提不起兴趣，并不是因为我对韩战或朝鲜战争没有兴趣，而是我不知道如何面对这股强劲的中国民族主义，这使我无法和大陆同学谈论这个话题，而这个“无法”的经验，我也很难向台湾朋友诉说。

韩战在台湾的脉络里，主流认识是国民党史观的叙事，不外乎救了国民党、美国第七舰队保全台湾，“反共”是台美同盟的重要公约数，直到今日台湾岛上“反共”的人恐怕仍占大多数。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当时台湾岛上有一群期盼中共解放台湾、赶走蒋氏政权的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成员们，因韩战情势转变，终遭至逮捕枪杀。这些不同的历史经验尽管在岛内对话都已步履维艰，更何况是面对两岸截然不同的历史诠释与记忆。即使《长津湖》不被允许在台湾上映，但我们最终仍需面对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国人的情感政治，逃避是无法解决问题，相反地中国若对台湾近代史的苦痛与当前体制的由来视而不见，也将会是中国的悲剧。

《长津湖》之外

说起台湾人对中国人民的观感，应该会有不少人脑中浮现，在网路世界以战狼姿态出击的“五毛”或“小粉红”。坦白说，初次和大陆同学私下聊天时，我便有这样的紧张，害怕无意间说错什么话而被“出征”，但发现其实大部分的同学并非那么热衷于政治，他们可以理解尊重来自不同地区的经验，娱乐演艺节目是谈话里更具有跨海峡共鸣的话题。

“他们”和“我们”的相似与相异各半。相似的地方是，接收信息管道的局限性，相异的地方是信息管道的生态与信息内容。

信息管道的局限是指，无论在哪里，大部分民众日常能够接收到的信息，来源多半仍是主流媒体传达的主流观点、政府观点，在台湾顶多是从在野党方面可以看到有别于政府论调的言论，再者就是必须自己从网路搜寻独立媒体或他国传媒。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在野党，所以要听到主旋律以外的音符固然较难，但若仔细聆听配乐或是花上更多时间理解“听众到底如何消化信息”或许更具意义。

台湾电视媒体只要播报大陆新闻，十之八九是报导天灾人祸，看衰中国是长期的主调，例如预估中国崩溃的论调，几十年未曾消失但也未曾言中，结论都是为了论证台湾自由民主的优越性。

相同的模式，一样在大陆可见。大陆电视媒体花费大篇幅报导美国的政治社会事件，结论都是为了论证中国体制的优越性，使我常有美国好像才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错觉。比起台湾，中国更关心美国的一举一动。

而在大陆的网路媒体部分，能看到较多关于台湾的新闻，无一不夸大台湾社会事件，例如台湾的跳电、疫情如此严峻，好似隔日台湾社会就要毁灭了或是人民群起革命了，不然就是聚焦于批判特定政治人物言行，或是夸张地推演政治局势，这种报导实际上都离台湾民众的认知颇为遥远。

两岸的主流舆论就像一面镜子的反射，映照出类似的对方，而真相却是同一的自己。据我所知，大陆同学极少有人会正儿八经的阅读官方新闻，官方新闻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背景在身旁播放而已，大家更多关注的是微博热搜、微信公众号，或各别领域的意见领袖。有些朋友对官方言论有着清醒的距离感，懂得把那些话语放在参考清单中。熟悉网路世界的同学甚至教我如何翻墙。以前在防火墙外生活的我，当然没有翻墙的需求，但到了城墙内，我则必须向墙内的朋友学习如何获取资讯（他们也不吝于给我指导），他们对外界资讯的渴望与努力，使我觉得世界还是有能够连结与改变的机会。

中国基层中的“台湾问题”

在陆期间，我到过东南沿海一带的农村旅游，随处可见“解放台湾”或是各式各样的政治标语，只要提起我是台湾来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能针对台湾讲上两句高见。有趣的是，在都市的上班族聊天群里，谈的是生活琐事、996（工作制）或躺平；但在村里，可以听到人们大谈美中关系和台湾问题。其实这和台湾庙口旁榕树下的情景也相去不远，只是相同的议题往往有着相反的论调。一般人对台湾的认识多半是透过官方新闻宣传，连教科书也甚少提及（姑且不论内容），渠道与资源单一且有很大的局限性。

某次，我在电梯里听到两个人的对话，A手上抱着一些关于台湾的书籍，B问A︰“你那么认真干嘛？”A打趣地说︰“我要打台湾啊！解放之后要教台湾人说国语啊！”然后两人一同发出爽朗的笑声，但同在电梯里的我不仅笑不出来，当下简直怒不可遏，理性告诉我这其实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普遍认知与玩笑话，犯不着认真，但感性却告诉我自己受到尊严上的侵犯，短短几秒钟的密闭空间让我窒息，最后理性压倒感性，我顺利地走出了电梯，深刻地感受到两岸民众在常识与日常信息层面的落差，归因于接触太少、信息管道过於单一，这些因素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台湾的二二八悲剧，不管两岸统一与否，邻居之间的隔阂如此深重，要如何避免交会时的冲突呢？

两年的冲击，还在震荡

若问我，对于当初想要去了解的中国是否有新的看法？我会说有，但这个新的想法并不是说我对大写中国的认识，有什么根本性的转变，而是当我活生生与“中国人”相处时，在同一个屋簷下，我清楚他们的生存、爱欲与困境，跟我们相去不远。当你置外于中国时（例如在台湾），因为国际政治对台湾影响甚大，政党也必须操作美中议题，来稳固统治正当性，因此我们对中国的日常想像先天性地在此局面被限制，把中国视为北京中南海，甚至单一领导人，是最快速将此议题敌我化的方式，它们很常被以戏剧化的方式描述出来。

但是当我走入民间社会时，那些高来高去的政治议题，会以不同的形式被民间理解与接收。使我更加好奇的，不再是大写的中国，而是小写的中国人——平民百姓如何在中国生活？如何想那些政治议题？接着，谁是平民百姓？中国太大了，光是中国官方承认的就有56个民族，有沿海人、有靠内陆中东、有北、有南；有老人、有小孩、有农民工、有马云......究竟谁能代表中国？台湾汉人与福建沿海地区汉人的差距，远比台湾原住民、或羌族、藏族来得小，“国家”、“政体”，是后来才出现的，这些文化、历史、国家的关系，错综复杂。

我现阶段无法摘除西方现代的“普世价值”来观察中国体制，这个“有色眼镜”想摘也摘不掉，我想这就是我日夜痛苦与挣扎的根源，就像一个人类学家进入一个陌生的文化，即使他卸下自己的一切，千方百计地融入地方，他依然难以“成为当地人”。但是，我也拒绝以台湾内部统治者的政治需求来论述中国，那中国之于我究竟为何物？何种关系？我想从具体的人开始，简言之是“向人民学习”吧！努力理解不同地区、阶层、性别、年龄、族群的人，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我想会对我们有所启发的。

台湾时期的我与大陆时期的我，就像活在平行时空的两端，在国际局势愈趋紧张与激烈对峙的时刻，“两个我”无时无刻不在内心互相激辩与打斗，但我仍期许有一天，他们能成为能够谈得上话的朋友。疫情改变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原本横亘在各国间的地理屏障，因为疫情，又筑起了更高的墙，然而跨界与拆墙是我比较想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