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唐山幾名男子在燒烤店性騷擾及暴力毆打幾位女性的事件，時隔一天之後（6月10日），因爲監控視頻的流出而引發中國女性的集體怒火。
根據燒烤店監控拍下的現場視頻，性騷擾的男人先伸手摸一位陌生女性後背，被喝止後立刻劈頭毆打對方，另一名女性拿啤酒瓶反擊，之後性騷擾男的男性同夥衝進來圍毆，並把被性騷擾的女性拖至店外暴打。期間，燒烤店內其他女性也加入了保護被打女性的行列，但都被性騷擾男及同夥毆打，而在場其他男性無一人出手相助。網絡流傳的照片顯示，被毆打的女性頭部傷勢嚴重。
事件經由微博曝光引發輿論關注後，政法系統給出了自相矛盾的說法。6月10日下午，唐山市公安局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表示：「接到群衆報警後，當時就把人控制起來了。」與此同時，唐山政法委書記則表示公安部門正在抓捕嫌疑人。後續新聞顯示，6月10日晚才開始有施暴者被抓捕歸案。6月11日下午，其中一個施暴者甚至已經逃到外省。以上事實說明，毆打事件發生當晚，警察出警後兇手最終依然行動自由。
怒火中燒的女性意識和被抹去的「性別議題」
不幸的是，這起令女性恐懼和憤怒的暴力事件，首先面臨的難題依然是如何做好男性的公共教育，讓男性理解其中存在性別議題，理解女性不安全感的來源。公共教育受挫的另一面，是對這樣一起直觀的殘暴事件的憤怒指控，其輿論後座力依然主要是大量男性的代入性委屈——「治安問題爲什麼要引導到男女對立？」「我是男的有原罪嗎？」
女明星張雨綺6月10日發了一條微博，怒斥視頻中見死不救的男人，「中國男人都應該去服兵役……天天都說崇拜英雄 想當英雄……看來戰狼的影響力確實大，都用來對付女人了！」在明星面對公共議題噤若寒蟬的年代，當紅明星罕見發聲，也說明憤怒的火焰已難以熄滅。這段話把意識形態提倡的「陽剛」之氣和頻發的性別暴力聯繫在一起，得到大量呼應（140萬個點贊），同時也引火上身，一條典型的評論如此反駁：「中國男人都去服兵役，誰來養家餬口？偶發的事件擴大到全中國男人？」
「並非所有男人」（Not All Men）作爲男性面對性別議題時的防禦性話術並非中國獨有，本文並不打算就此展開，只引用一句話進行回應：「是的所有女人」（Yes All Women）。「並非所有男人」都是強姦犯、暴力狂，但「是的所有女人」都生活在性別暴力的恐懼中。
著名民粹主義領袖（坊間稱之爲「蛆」）上帝之鷹也反駁張雨綺：戰狼精神的定義是「犯我中華者雖強必誅」，什麼時候變成提倡對本國女性施暴了？他在其他幾條微博中強調現場有男人出手勸阻、以及「中國男人救人的新聞比比皆是」，以抹去唐山事件中的性別因素。
跟上帝之鷹異曲同工的是前任《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他說「保護女人才是男人的天性」，並列舉一段讓他「看哭」的電影情節作爲論據：蘇聯士兵爲救一名女衛生員而死傷慘重，成功營救後，女衛生員的老公狠狠抽了妻子一個嘴巴。網民「潘萌SoPhia」精準地評論：「老胡身上能看出很多男的本我，就是你明知道要寫一個保護婦女的東西，還是忍不住抽了老婆一個嘴巴。」
胡錫進的發言代表一種在父權制中已經相對開明的觀點，即男人應該像保護財產一樣保護自己的女人（更多的現實是女人被出賣和獻祭）。但進步的女性當然並不買賬，「不需要男生保護好女生，只需要男生都管好自己不去傷害女生就行」的心聲在社交媒體此起彼伏。這一心聲還是對中國男性長期在輿論場上侵蝕女性話語權的反擊，2020年3月，中國司法部就《外國人永久居留管理條例》公開徵求意見，此事引發了部分中國男性的剩男恐慌，當天「中國男孩保護中國女孩」的話題成爲微博熱搜。這句話從此被不斷地引用，在性侵、家暴、拐賣婦女等性別暴力事件中迴響，以提醒男性，誰才是施害者。
一篇《你們沒資格叫女性「保護好自己」》的文章也廣爲流傳，文章指出男性及制度應該更主動承擔責任，在主流媒體不斷提醒女性「保護自己」的壟斷性信息流中戳破了「治安問題」和「保護自己」的迷思。
另一篇《爲什麼性別議題在唐山打人事件中如此重要》的文章指出，事件因性騷擾而開始，發生在「官方大號刻意扭曲、美化事實」（將性騷擾稱爲「搭訕」）的語境中，發生在「一個對女性的暴力猖獗的社會」（包括離婚日益艱難、職場對女性的歧視等），她是「作爲一個女人被暴打，僅僅因爲她拒絕了一個男人的要求，而這件事，對視頻裏的男人，對這個社會，如此不可饒恕」。此外，還有不少女性耐心撰寫長文章，嘗試和男性討論什麼是性別特權。性別恐怖襲擊發生後，怒火中燒的女性投入了細碎的公共教育工作中。
性別議題的確鑿無疑，還體現在更下沉的流量市場的反應中。6月10日當晚，在短視頻平台中，已經有人板上釘釘地臆測受害女性是「性工作者」或「給男的戴了綠帽子」，也有人指責她被「搭訕」後反應不該那麼大，「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還有人獨闢蹊徑地全力維護「搭訕」的正當性。同樣在短視頻平台，有人人肉搜索出施暴者的妻子和女兒，被制止後表示「咱們廣大網友對他兒子不感興趣，只對她老婆和女兒感興趣」。
正視「女性屠殺」
另一種否認唐山事件作爲性別議題的邏輯，是認爲核心議題應該是「人權」而不是「女權」，換言之，他們認爲真正的問題是不受制約的公權力。前媒體人孫旭陽在《唐山案：是壞人打好人，不是男人打女人》一文中就提出這個觀點，他寫道：「見義勇爲從來不是最難的，難的是你以爲的見義勇爲，在祖國那裏卻是互毆，是故意傷害，連防衛過當都很難夠上。」
跟上帝之鷹、胡錫進等體制打手不同，孫旭陽代表的是傳統的自由派媒體人，一向也不和體制太過親和。孫旭陽指出的「正當防衛」權利被剝奪的問題，在2009年的夏俊峰案（被城管毆打的小販夏俊峰刺死城管，最終不被認定爲正當防衛）中曾經引起巨大的社會關注。的確，一條清晰的線索是公民權利被國家力量不斷剝奪，加上不夠公正的司法體系，讓普通人面對侵害時幾乎無法自救和互助。
但即便只討論公權力的問題，其中仍然有清晰的性別議題線索。以家暴爲例，廈門大學法學院教授蔣月研究了400份涉及家庭暴力的民事判決書，最終被法庭確認構成家暴的只有兩成。因家暴報警而遭警察和稀泥的案例更是多如牛毛。在提高生育率的政治指令下，因家暴而起訴離婚的女性被判決「感情未破裂」不能離婚的比比皆是。更別提無處不在的性騷擾連報案都難的問題。
唐山事件中，性騷擾男摸了當事女性的後背，被主流媒體描述爲「搭訕」、甚至直接曲折成「交談」。這種男性本位的思維在國家意志、立法實踐和執法過程中無處不在，它不是公權力對普通人的無差別碾壓，而是男性對女性的傷害。如果公權力受到制約，「人權」得到保障，「女權」就會自動得到保障嗎？不會的，有太多聲稱尊重「人權」的人，認爲「搭訕」不是性騷擾。面對這樣的事件，再不信任公權力的男性，也會認爲報警是理性的選擇。而此事在女性群體中引發的情緒波瀾，是很多人決定去學習武術。是因爲女性更不信任公權力嗎？不是的，是在父權制社會倖存至今的經驗使她們明白性別暴力無處不在，且除了自保別無他法——在這種經驗中，極權和父權是交織在一起的。
對中國的女性來說，厭女的脈絡再明顯不過了。2021年肖美麗在餐廳勸阻男人抽菸被潑熱水，最終以網暴肖美麗結束。2021年西安地鐵保安暴力拖離女性乘客，拖拽過程中女子衣服被撕破，身體幾乎完全裸露，最終公安局通報兩人均擾亂公共秩序。2022年春節引發全社會關注的豐縣「鐵鏈女」事件，至今當事女性仍留在被拐賣去的地方，所有追問此事的人都會收到警察警告或被消失。
這是從未停止的女性屠殺（Femicide和Feminicide）的一部分。根據世衛組織的定義，Femicide的定義是「故意殺害女性，只因爲她們是女性」，這個定義也擴展到「任何殺害女人和女孩的行爲」。世衛組織指出，全球有35%的女性屠殺是發生在親密關係內的，「涉及家庭中持續的虐待、威脅或恐嚇、性暴力，以及女性比伴侶擁有更少的權力和資源」。而女權主義學者後來補充提出的Feminicide，則包括「所有形式的、系統的騷擾、虐待和暴力」，尤其包括系統性和結構性的暴力。
不必說計劃生育導致的集體殺女嬰，不必說有關當局包庇的拐賣婦女網絡，不必說從未停止的針對女性的蕩婦羞辱，不必說被持續打壓的女權組織和女性互助組織，不必說無處不在的針孔攝像頭和偷拍犯罪，不必說以共青團中央爲代表的國家意志的公開厭女，直到最近一個月，廣東佛山從官方到民間權威都仍以「傳統文化」爲理由指責一位登上龍舟的女性，放任了對她的網絡霸凌。
而在唐山事件中，男性聚集的論壇虎撲有人發帖問：「老實講你們遇到唐山燒烤店事件會不會出手幫助」，以回應「竟無一人是男兒的指責」。壓倒性的回帖都是「不會」，不僅如此，大部分人都給出了充分的理由來正當化自己的選擇——「一個人去也是白搭」、「看着局勢，這幫喝了酒真下死手，對這女的還手下留情了，對男的就不是這態度了」、「主要我們國家只要動手就是群毆」。這和另一位民粹領袖子午俠士的反應一致，在此事中，子午俠士除了攻擊女權和刑法學教授羅翔，還表示在「那樣的現場」沒有人會「挺身而出」。甚至，另一位自由派媒體人張豐也寫了文章表示《我們爲什麼不敢站出來》，他認爲是因爲一種突出集體而忽視個人的教育。
這是一種值得分析的集體反應，如此多男性都進行了一次「范跑跑」式的出櫃，表示自己不會出手相助，并力證責任不在自己。他們在這一刻結成了「兄弟會」，共同創造了人人說「不會出手」的輿論，以此製造出沒人挺身而出是「常識」，出手相助反而是不正常的「現實」。兄弟會就是這樣運作的，一群男性站在一起起鬨、編排、攻擊別人，在小環境中快速建立權威和「常識」，再用這套常識正當化自己的行爲。這和燒烤店中一擁而上打人的邏輯是一樣的。但是，他們似乎都忽視了，視頻中有多名女性挺身而出了，那是遠超他們的正義直覺和道德勇氣。有這麼多人強調不會出手，下一個當衆施暴的人有什麼好忌憚的？
唐山事件是一起最直觀的女性屠殺，而助長這種屠殺的是一個始終清晰傳達出「這樣做的代價很低」的信號給男性的文化、社會和國家。正如一篇文章非常接地氣地勸誡男性「不要偷拍女性」、「如果女生拒絕了你的求愛請求，不要認爲女生在欲拒還迎」，因爲在這個扭曲環境裏長大的他們，不知道這是常識。整個國家都參與在女性屠殺中，從來沒有停止。
監控社會和嚴打悖論
有網民發掘唐山事件的施暴者在當地小有勢力且已經前科累累，認爲這應該是「黑惡勢力」。無獨有偶，唐山市委書記6月10日晚上也宣布要開展「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回頭看」。不少人也憂慮經濟下行中社會治安再次失序，並認爲應該再來一次1983年的「嚴打」——如鄧小平所指示的「依法殺一批」，當時因「流氓罪」而被判處死刑的就不在少數。
唐山事件無疑動搖了中國這些年伴隨着績效合法性而塑造的宜居國家形象——可以安全地深夜擼串的國家，也動搖了伴隨着天網監控系統和網格化管理塑造的全能國家形象——網民諷刺公安局一天都抓不到人，疾控系統一天卻可以追查到4000個陽性患者。兩種國家形象的的裂縫當然指向了一個早已飽受質疑的問題：強大的國家保護的是政權還是人民？
答案既然不言而喻，那麼修補裂縫的行動，比如「掃黑除惡」回頭看，比如「嚴打」，當然也不會真的讓女性的處境變得更好，不會讓普通人更有安全感。正如豐縣事件後轟轟烈烈的專項行動，也未見救出哪一個拐賣婦女，連全社會關注的「鐵鏈女」本人，都無法離開那個村莊。
此刻的深淵是，任何令人震驚的社會事件都不會帶來「啓蒙時代」的法治進步（如2003年的孫志剛案促進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反而只會進一步強化國家對社會的控制（當然沒有社會事件也不影響這一進程）。
而無論再怎麼掃黑除惡和嚴打，對女性的處境都是於事無補的，以打掃式的「清零」思維應對社會問題，本身就是一種表演和對社會問題的無視。造成唐山事件的，不是施暴者多麼有勢力和靠山，而是一個父權制社會對一個普通的男人也提供了足夠的信心支持，讓他可以參與到「女性屠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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