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維園燭光集會到香港社運，五個大陸人在這扇窗口看到真實的中國

【編者按】以往支聯會常常提到，香港是中國領土上唯一可以自由悼念六四的城市。的確，往年在維園訪問期間會碰到不少大陸人、港漂，即使他們因着種種原因未能暢所欲言，紅着眼框對記者說「對不起，不能講」，但那時的他們還是有這麼一個場合、一些活動，跟香港人相遇，傳承六四真相。香港，或許是他們看見自己國家真實面貌的一個重要窗口，甚至悄悄種下了政治啟蒙的種子。

端傳媒訪問了五個大陸人，希望在民間一片無力感當中，透過他們在兩地經歷的一些事、一些情，尋找堅持的意義和力量。

第一位是親歷八九民運、經歷抑鬱，每年穿黑白衣去天安門廣場外騎車繞圈悼念，這兩年換成了在香港維園開着手機燈繞圈，身旁的都是同路人。第二位在高中看過六四紀錄片後，覺得被國家欺騙了，進而更多參與香港公民社會活動，他跟很多人一樣，以為香港的六四集會和六四紀念館不會消失……

第三位來了香港讀書，不用翻牆的他在網路看到民運及六四資料，讓他連結到曾經參與民運的大伯父，當年在理想與父母反對之間，選擇了良知，最後陷獄。第四位看過那些年香港歌手「民主歌聲獻中華」、聲援北京學生的演唱會後，第一次發現，原來香港可以做大陸不能做的事；只是當民主女神從中文大學被拆走，沒有了這些實物，現在在港讀書的他，決定今年回去「民女廣場」繼續探問「民女去了哪」。第五位在大陸的教育和成長裏，沒有人教他要批判思考，當看到民運和六四的種種，他半信半疑了很多年，來到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他終於知道大陸式的新聞造假是怎麼回事了。

稿有點長，只希望在這時代，用文字用相片好好保存他們的心聲。或者在未來的某年某月，會再次感動其他人。

一、親歷八九再走到香港，繞着廣場走幾圈的無聲吶喊

葉清，50多歲，南方人，親歷八九

八九那年，我在官媒工作。胡耀邦去世第二天，我正好去西藏出差。拉薩是1988年出事後戒嚴。後來我在北京宣佈戒嚴後一兩天回到北京——從一個被戒嚴的城市，回到另一個被戒嚴的城市，經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為數兩次戒嚴。

在西藏的時候，我每天也盯着北京的情況。西藏的學生也遊行，警察和他們對峙，一邊是盾牌，一邊是學生。只是對峙，沒有衝突。我當時出差是去採訪和學生運動無關的內容。去到受訪者的家裏，有個小伙子問我們對學生運動的看法。因為當時四二六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是鄧小平的定調，我們就說不會同意這個社論定調，他一聽就接受採訪，這好像採訪前要做一個測試，也能看到當時年輕人的民心所向。

凡對中共歷史了解的人，對要逆轉最高層的定性，可能都沒有那麼樂觀，尤其是決定戒嚴後。但我當時也沒多想，勢頭在那裏，不表達、不吭聲是做不到的。在某種意義上，和2019年的香港有點像。

我和家人在戒嚴後前後腳回到北京，幾乎每天都去參加抗議、遊行。五月底的聲勢沒有一開始那麼大，大家有點累了，加上戒嚴，有人也感受到實實在在的危險。那時最讓人印象深的是，以前北京街上自行車被偷是很平常的事，每個人可能不只被偷一次。但那些日子自行車是沒人偷的，你騎車去廣場，把自行車一放，然後走遠了，幾天後你再回去，自行車還在那裏。

6月3日晚上，大家知道有事情會發生，很多人去廣場。我那天晚上太累了，在家裏休息。我住在東面，深夜聽到密集的槍聲，軍隊從不同方向陸陸續續開進城。那時心情好像很「平靜」，聽到槍聲，「喔來了」，要發生的終於發生了。因為戒嚴、趙紫陽被軟禁，你知道中共遲早會有硬着陸、會有硬決定。

6月4日清早，我家人出門，親眼看到一個人腦漿遍地，知道了什麼是「肝腦塗地」。我那時還不知道害怕，整個人狀態有點呆，出門看到冒煙的坦克，外交公寓牆上被子彈打了洞。有軍人站在立交橋放哨，我和一些素不相識的路人還去和軍人說話，「你看吧，哪有什麼暴徒，你們開槍也是亂開一氣。」那天，我去一個大學老師家參加一班知識分子組織的會議，結果到了發現家門緊鎖，我才意識到，哪還能開會呢，該逃的已經逃了。

六四後，每個單位都要「清查清理」（清查行動，要求參加「說清楚」會議，提交書面報告，交代過去兩個月做過甚麼），還要做黨員重新登記，有點像香港公務員宣誓。雖然中共本來隔幾年就會整黨，但對我這樣的人來說，好像要重新經歷一次文革。八九之後，有的大學要求學生軍訓一整年，而且是拉到軍校。

我後來有兩三年抑鬱了，覺得生活失去了一種目的，喪失功能，早上起不了床。以前業餘時間會看書，給朋友寫信；那段時間什麼事都做不了，不寫信，和好多人失聯，有朋友出國，有的人怕拖累。寫東西時覺得失語，過去的語言不想用，也找不到新的語言。我後來也離開官媒的報社，只寫和社會觀念、文化有關的。

八九之後，每逢6月3日或4日，我就和朋友繞着天安門廣場騎車。1990年六四不讓穿黑衣服，我們就穿白色或黑白搭配的衣服，白色也有哀悼的意味嘛。再到後來，我一個人做這件事，好像是有種心理需要，變成習慣、本能。

當年知道香港有聲援民運，也知道香港維園有紀念六四的活動，但以前大陸人要來香港很困難，直到自由行開放後才有機會來。第一次來是2009年，那時還很忐忑，不敢辦自由行，覺得太明顯，就花多些錢先繞道其他國家，再到香港，在中國出入境都很忐忑。

到維園感受最深的是有秩序，每個人都是自發和真誠，現場有老人、小孩和殘障人士，從打扮來看也有不同階層的人，這也很震撼。我那天心虛，本來準備了黑衣，但怕引人注目沒敢穿。來香港是有矛盾的感覺，既感到解放，覺得可以自由表達，同時也有自我審查，還是有好多顧忌。後來有機會的話，就會來參加維園集會，或是5月支聯會主辦的遊行。

從沒想過維園集會有一天會辦不成，甚至覺得那一直像非物質文化遺產般存在。

疫情讓我這段時間滯留香港。2021年六四當日，集會不獲批准，警察正一點點封鎖，我打算繞維園走一圈，看到很多人圍着維園走，我也開着手機燈，拿在手上往前走，好像舉着點亮的蠟燭。一開始警察沒怎麼樣，只是叫人別停留，後來有警察叫我關掉手機燈，沒多說什麼。

其實我第一次去法庭，也是因為旁聽2020年維園非法集結案。因為審訊，我才更了解支聯會，知道李卓人當年在北京上了飛機才被警察抓走。我覺得自己和香港的連結就是因為六四。以前談到香港民主派人士，我只知道司徒華、李柱銘，但不是因為民主黨，而是因為支聯會。另外是文匯報回應六四的「痛心疾首」，這是中國新聞史或政治史少不了的一筆，儘管是黨媒，但八九年能公開這麼做。

今年天主教香港教區不舉辦追思六四的彌撒，太可惜了，是個打擊，因為教堂也不像維園會喊口號、訴求。之後也許會遍地開花吧。我見過一間在離島的海邊餐廳，到了六四會擺蠟燭，放在拐角。以前會用支聯會的宣傳紙包住蠟燭擋風，去年沒有了。島上本地人停放船隻的碼頭，船樁旁也會有人擺上電子蠟燭，一連擺幾夜，照亮黑暗。

我不擔心沒有人出來紀念六四，我只是擔心人少。我覺得香港人還有一股情緒，實在沒地方發，（紀念六四）是一個相對安全、可以看到彼此的場域。我會遺憾大家由於恐懼或別的制約，不能尋找哪怕恕不相識或有連結的人。這點會讓人反過來想，香港受到多大的高壓和強權。

我聽過一個阿根廷五月廣場母親的故事︰阿根廷長時間受軍政府統治，很多人失蹤、被暗殺或監禁。在白色恐怖時期，他們的母親就去廣場旁的警察局尋人，警察驅趕，她們就跑來跑去，漸漸變成圍繞着廣場轉圈。當時社會的民主人士被鎮壓得潰不成軍，因恐懼也做不了社會運動。這個行動就漸漸和民主運動混合在一起。

今年我還是會到維園附近走走。

二、六四，從中國的禁忌，變成中港的禁忌

鞍山，30歲，北方人，來港2年

記得2016年第一次來到香港探望朋友，當時就想去六四紀念館參觀，最終發現原來所謂的「館」，竟是大廈中的一間租屋。然而我最終還是沒能進去——剛入大廈便被保安攔住，他問我要去哪。

「六四紀念館。」我用極小又顫抖的聲音回答。

保安顯然聽不太懂普通話，也沒有什麼耐心，他用廣東話快速說了些什麼，幾個來回之後，我才明白他說紀念館「已經關了」。當時我習慣性地將這番話理解為一種受到指示的「阻攔」——因為六四很敏感，所以政府不想讓更多人去到那裏參觀——現在回想起來，可能只是我錯過了開放時間。

我之所以產生這樣反應，和我的成長環境不無關係。小時候長輩們總用神秘的口吻提起六四，父母作為八九一代的大學生，甚至於他們所在的城市參與過這場學運，但從未大大方方跟我講過運動的過程。

高中時，一個同學塞給我一個USB隨身碟，裏面是那部3個小時的六四紀錄片《天安門》，他提醒我「看之前要有心理準備」。我和母親說了這件事，她建議我不要看，「如果你看了，一些東西就徹底在你心裏毀滅了」。

那會是什麼東西呢？掙扎了一番，終於一個人在深夜看完，困惑、不解，好像突然發現眼前的世界都是假的，隨之而來就是憤怒。後來和許多朋友聊過，「憤怒」是我們政治啟蒙過程中最主要的感受，因為過往的日子我們真誠地、一廂情願地相信大陸教科書中告訴我們的「歷史」，直到有天發覺自己一直以來被當做一個傻子欺騙、戲弄，那是一種「我也是一個人，為什麼他們可以這樣對待我」的憤怒。

在後來的幾年中，我陸陸續續通過更多的閱讀、翻牆完成了整個幻滅的過程，迫切想和父親聊聊他當年參與學運的感受，不知是社會氛圍逐漸保守還是他本身的社會角色發生了變化，他的回答卻讓我非常意外——「當時還是不懂事，被美國利用了」。

畢業後我在一家根正苗紅的媒體工作，每天都會接到網信辦（規管網路的辦公室）針對不同「敏感事件」做出的報導指示，比如對艾未未的展覽不予報導，或者對美國大選從「西方民主亂象」的角度進行報導等等。那時我從這些指示中知道了許多在牆內根本無從知曉的事件，而六四，當然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紅線，是禁忌中的禁忌，是要拼命假裝無事的日子。

那幾年六四，我會和朋友在家中聚會，重溫紀錄片，討論今天生活在中國的我們可以如何紀念六四。這些討論往往都沒有答案，反而讓我們感到非常無力，在這個環境中任何與六四有關的言論、行為都有極高的風險，一開始的討論大家總會義憤填膺地說許多不切實際的想法，比如在當天去天安門廣場靜坐，點蠟燭，然後又很快意識到這不可行，陷入沉默，最後我們都會彼此安慰一般說「也許記住就是最好的紀念」。

而那時對我來說遙遠的香港，則是唯一一個可以在中國領土上每年舉行燭光集會紀念六四的城市，是一個可以自由地說真話的城市。

現在回想起來，2016年的香港正經歷雨傘運動之後的低潮，但卻是我眼中的「自由之地」。我還記得那幾天和朋友不知疲倦地走在街上，看到街邊掛起的不知是立法會還是區議會的議員橫幅，興奮指給朋友「你看！香港還有議員能選」；正好遇到在爭取勞權的組織在做街站，我也興沖沖地跑過去「你們可以隨便在這裏集會嗎？」，對方很平常地回答「我們這只是一個小的街站，也沒有阻到其他人，沒問題啊」；我專門去7-11買了一份大名鼎鼎的異議報紙《蘋果日報》，還在書店買了一本《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後來幾年時常來往香港，參加過同志遊行，探訪過草根非牟利機構，也在2019年和上百萬人一起在街頭喊過口號，卻再也沒有想起要去參加六四集會或紀念館。好像當一個自由多元的社會在我面前觸手可及的時候，「六四」不再是禁忌，紀念六四就成為了一種「常態」，一種「行禮如儀」，理所應當到不再需要花費太多力氣去關注，或許仍然重要，卻不再迫切。

2020年國安法之後，我來到香港生活，看到社會肉眼可見地緊縮，香港和我費力想要逃離的那個社會越來越像……

2021年4月，傳出消息說警方不會批出六四集會的不反對通知書，我才驚覺「連六四都要守不住了」。終於趕去六四紀念館，那是一間比我想像中更小的單位，當時展出的主題是「走在抗極權最前線 ——從『八九六四』到『反送中』」，我看着那些並不陌生的新聞照片，卻仍不敢相信香港有一天會失去六四集會。

六四紀念館在那年6月2日由於壓力宣佈閉關。6月4日傍晚我去到維園，參加我的第一場、卻已不被允許的「維園燭光集會」。現場的警察多到令人害怕，剛出銅鑼灣地鐵站便有機械的廣播聲提醒人們不要聚集，否則可能違反法例。我繞着維園走了一圈又一圈，看着被封起來空蕩蕩的廣場，怎麼也想不明白，「讓大家像往年紀念又能怎麼樣呢？」

晚上7點多我離開維園，前往一位朋友的家中聚會，大家在家中點起燭光，幾位朋友說起過往參加六四集會的趣事：怎樣防蚊、每年都在固定時間響起的一首歌、舉辦集會的不同團體之間的小摩擦……我一個細節都不肯放過地聽着，頭腦中想像這個舉辦了31年的集會是甚麼模樣，也暗暗埋怨自己為什麼不早點參加——大概那時以為怎麼它都會存在下去吧。

年長的香港朋友突然講起他的「六四記憶」，那一年他的女兒還小，在電視上看到六四的畫面，問他「爸爸，為什麼警察要打這些學生？」，年過六旬的他講到這裏忍不住大聲抽泣：「我當時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跟我的女兒解釋。我們香港人一直覺得，學生們真的沒有做錯什麼」。

我在旁聽得眼淚打轉：為「六四」，也為他的女兒——2021年她因政治原因已移民英國，不知在2019年，她是否也曾成為了那個別人在電視上看到的、被警察打的年輕人？

「六四」本身的不公義，和「不允許紀念它」的不公義像是兩道疤痕，前者因為後者的存在而更刻骨。花了很大力氣，從一個「六四是禁忌」的地方，到了另一個「六四是禁忌」的地方，這個日子和更多的不被允許談論的日子一樣，都成為了我的記憶，我的執着，和我的責任。

三、創造這一代人的價值觀，全世界人民都可以聯合起來

K同學，20多歲，東北人，在港大學生

我是在高考後知道六四的。當時準備出發來香港讀書，爺爺奶奶很鄭重地把我叫去，說如果你去港澳台讀書，一定不要參加任何政治活動。奶奶的兒子（大伯），在大學經歷八九事件，他們覺得大伯作為「受害者」一生都被影響，希望我能夠所謂地吸收教訓。聽爺爺奶奶說起六四的時候，我第一反應是「這是發生在中國的嗎」，覺得不真實。他們沒有解釋六四來龍去脈，只說大伯是怎麼捲進事件中，爺爺把大伯從監獄裏撈出來，安排了老家的工作。

我從小接受的教育保守，高中學政治，我會背導綱上每一個字，但連起來絲毫不知道什麼意思。背這些政治理論好像再正常不過的事，就像每天要吃飯。我會把每日接受的政治宣傳，當作學校廣播體操，它在你耳邊喊口號，你不會在意口號內容，也不會在意背景音樂，它就在那裏響，你習慣它的存在。我也沒有質疑過這個政權，我甚至沒有政權這個概念。

我之前很疑惑為什麼自己不知道六四。開始讀傳播學相關理論後，知道傳媒對生活的影響遠大於我們的感知。原來政權可以讓一件事情消失在你18年的生活裏。

來到香港後，明顯感知到互聯網的牆。那時參加迎新營，需要打開一些網頁，我當時用華為手機，發現很多Google的應用程式無法下載。後來用電腦在網上查六四的資料，發現資料很多︰那些標語橫幅、學生頭上的綁帶、振臂高呼的模樣，我對這些感到衝擊。

大陸的Propaganda（政治宣傳）很成體系，我從小在街頭看到「中國夢」、「童心向黨」的標語，無論是學校還是日常生活都沒有提及八九那時的事情。所以當我得知六四事件，我覺得和從小接觸的中共形象很不符合。那時候在微信群還喜歡玩梗、打擦邊球，打「只有八九」成語故意打成「十之**」，有一種我終於知道這件事的爽感，但大家不會深入討論。

有一次，學校有場關於六四紀錄片的放映活動，我想去看看牆外是怎麼整合訊息。現場大多是老年人，感覺他們是去緬懷，而不是旁觀的態度。年輕人蠻少的，印象中也沒有什麼大陸人。看電影的過程中，有些觀眾想哭，現場充斥沉痛的情緒。

我錄了幾個片段發給大伯，我和他說，「聽奶奶說你之前親身參與那場運動，我來香港讀書有機會看到這些，你經歷的事情是可以被看到和銘記的。」大伯回覆，你好好看吧，別為了發訊息耽誤了。

我和六四的第一層連結是大伯，我欣賞的親人親歷了這場運動。在看紀錄片的時候，我覺得自己不是一個旁觀者，我的家人真的在畫面中，是歷史的一部分。最感慨的畫面是清場之後，學生已經不在那裏了，一片狼藉，滿地血跡，毀掉的棍子、畫作、橫幅和眼鏡，我感受到碎掉的夢想。

在影片中，也有看到香港聲援。當抗議的視角放到大陸之外，我會覺得這件事情沒有那麼難接受了，沒有那種訝異了——在我們學生年輕一代想要創造的價值面前，全世界人民都是可以聯合起來。我被那個環節深深打動了。

我有點帶着荒謬感來看待八九的，沒想到一群學生可以坐在天安門廣場，甚至產生武力衝突。因為六四發生在我一直以為的權力中心——天安門，那裏有毛澤東像。對於普通人來說，看到天安門升國旗能建立民族認同感。以前和家人自駕遊，路過時家人會說「你看這是天安門」，是有種很光榮能親眼目睹的感覺。

後來學校有口述歷史的課業，要選擇社會事件相關的主題。很多同學選擇2019年反修例運動。我則一直很想和大伯建立連繫，但之前沒怎麼溝通，於是選擇訪問大伯八九六四的記憶。我那時才知道大伯從大學開始就很被家人干預，他本來是被北大歷史系錄取，爺爺奶奶覺得歷史系沒有出路、不好找工作，讀法律更好，後來去了中國政法大學，成為報社編輯，報社當時是先進思想陣地。大伯常去清華北大旁聽，他和我說，當時北京學術氛圍很好，劉曉波和海子去不同學校開講座。他到處旁聽，大學讀了5年，趕上八九運動。他說是自己決定參與運動，願意為承擔進監獄的後果。但他很為受害者感到內疚和惋惜，覺得可以不用類似絕食那麼過激的方法。

在香港「經歷」的第一個六四是2019年，只是我沒有去維園現場，那時覺得去維園都是去緬懷六四的老人，不是大學Year1學生去的。那天晚上看到很多人發維園的照片和視頻，滿地是星光點點的燭光，氛圍很肅穆。我之前聽過《自由花》的普通話版本《水手》，當晚聽到《自由花》覺得很熟悉，特地找了MV來看，是由六四畫面拼成的。我很喜歡那首歌，第二天循環播放了一天。

2020年和2021年的6月4日，我都在大陸實習。2021年當時最流行的一個詞是「躺平」，我就發了個帖子說，歷史也是需要躺平的（來諷刺六四經歷的抹殺和「被遺忘」）。之前我也轉過《水手》，在朋友圈轉發歷年《人民日報》六四頭版合輯圖片公眾號文章，帖子之後404了。我希望有人在評論區和我一起緬懷，講講他們的感受，但只有很少人給我點讚，沒有人留言。

2021年下半年回到香港後，我和六四有了進一步連繫。國殤之柱將被拆的消息傳出後，社會上又有了哀悼六四的風潮。意識到六四更容易被消失，我想更加重視。我和朋友專程去了港大，想趁國殤之柱消失前了解多些。很多人去拍照，國殤之柱下面擺了很多花和文宣。同行的人說，藝術史老師會特意帶學生來看，用藝術視角觀察每一個細節。

後來，國殤之柱突然被移走，我們再去港大，看到原本擺放國殤之柱的地方變得像休憩廣場似的，幾個非常圓滑的石頭取代了國殤之柱，本來是有稜有角，國殤之柱上每個人臉上的表情都栩栩如生，最後變成了統一尺寸、無比光滑的鵝卵石。

朋友調侃，「你看，那就是將來我們的樣子。」

我感受到當時整個大環境在收緊，我很擔心香港終有一日會像大陸一樣，人們不會記得這裏曾有一個紀念六四的東西，大家也不知道六四是什麼。有人說，政權之所以要冷處理六四，是想等知道六四的人死掉，六四就不會再被提起。我非常想和這件事抗衡，有句話說「人類與極權的對抗，就是記憶與遺忘的對抗」。我有很強烈的感受，希望自己成為六四記憶的載體。

那時候我的功課要拍一個紀錄片，想拍一位大陸生在香港生活一段時間後身分認同的轉變，以及在混亂的大時代中，一個漂浮的個體如何自處。拍紀錄片也是基於身分認同的疑惑。我雖然在大陸出生、長大，但原來沒什麼愛國情緒。反而是來了這個城市之後，才由衷感受到我對一個身分或對地點的熱愛，或是我的身分認同究竟是怎樣的、我是哪裏人。

拍攝過程中也感受到「在場」的意義。受訪者說去送別《蘋果日報》，我很受觸動。近年看到一間間傳媒倒下，支聯會解散，政府作為強權想要控制歷史記憶，我覺得公民的權利、發聲的權利在不斷消逝，我對傳媒這個學科的認識，變成我要減緩這些東西消逝的使命感。讓它不消失是我們做不到的，但能做的或許是很微小但能影響更多人的事情。

我覺得自己是作為青年人和香港人去紀念六四。我緬懷六四是為抽象的精神，無論是反抗，還是作為學生你的力量是什麼，或是事件中你的訴求要怎麼表達，要怎麼爭取你的信仰、要怎麼維護。我緬懷的是這些價值，而不是特定時期的事情。今年六四我會留意哪裏有悼念活動，我想未必會有大規模的活動，小的社群或獨立書店應該會有一些活動吧。我也會去民女的那片空地上紀念。

四、在香港，我想保留悼念的習慣和自由

莊琦，20多歲，南方人，在港的大陸學生

初二歷史課上，第一次聽說了六四。有同學突然問起「八九年學潮」，那是一位很年輕的老師，平時提問會馬上解答。當時感受到老師想講但不太敢講，有點猶豫和含糊其詞，讓提問的同學課後再找他。

記得初中時，網路還是能看到一些較敏感的東西。我在優酷上看到民主歌聲獻中華的影片，就是八九時香港支持北京學生的音樂會。那時隱隱約約覺得，原來當年可以有這麼大的聲援音樂會，原來香港可以做這樣的事情，但你在大陸是做不了的。

高中時，肉身翻牆出去，去了國外讀書，看YouTube的時候被推薦了《天安門》紀錄片，就點進去看。印象比較深的是，有人用椅子抬着受傷的人去醫院。但我關注的重點不是有沒有死人，更多是歷史的來龍去脈，於是通過維基百科了解脈絡，也在國外讀到了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那本書對我影響挺大的，前因後果都清晰梳理出來。

我對政治的關注是一步步完成的。例如在2017年，大陸同學在學馬克思主義和唯物主義，我就去看和馬克思有關的書，覺得那套很有道理，也更多反思中國經濟層面的問題。2018年，微博禁了一個和同性戀有關的詞條，我覺得很憤怒，也在網上寫文章回應。我以前是沒有寫過回應的。

2017年香港主權移交20週年，我和朋友來香港玩，還在街上看到法輪功。我和朋友在維港看煙花匯演，突然下暴雨。朋友被雨淋濕了，在附近買衣服，好不容易朋友買到一件T恤，上面寫了「釋放劉曉波」（註：2017年7月劉曉波病重離世）。那年習近平來港，在中環看到車隊，也有橫幅迎接他。就覺得香港各種各樣的聲音都有，從大紀元到福建同鄉會。

大學選擇來香港就讀。當時覺得香港挺自由，來之前對香港的了解主要是文化方面，從粵語歌或電影了解歷史文化，例如粵語歌講九七、講移民潮，心理上有一些鋪墊，你知道歷史上這個城市的人有過什麼感覺。如果沒有那些軟著陸的鋪墊，來香港會很容易有一種「我就是你們的同胞，你們是一批被殖民大的，我就是更正宗的中國人」的想法。

來香港後，參加了同志遊行，那是人生中第一次遊行，看到有警察維持秩序，這在中國是不可想像的事情，體驗蠻深刻的，就想以後可以多點參加這樣的活動。後來在中文大學參加博群活動，也去雨傘運動紀錄片和（本土派政治人物）梁天琦紀錄片的放映會。那是大學應有的樣子，什麼聲音都想去了解。在課堂上聽到鍾耀華的自辯陳詞，那時政治啟蒙氛圍對我來說是最濃厚。

第一次去維園是2019年，默哀、鄒幸彤發言、唱歌、大家一起點蠟燭，氛圍很能引起人情感上的連結。我當時戴了口罩，不想被人拍到正臉，那時知道自己背後還有個「強大」的祖國，不可能像香港人那樣「放肆」。集會對我來說比較意外的感受，可能是獻花圈的環節。因為六四死人一直不是我關注的重點，但當天安門母親發言，我才被拽回來，意識到這是有具體的人的事情。之前在網絡上看到的是資料，現場集會能讓我了解到他們怎麼看待自己親人的死亡，如何把家事和政治、政權連繫在一起。我開始覺得自己在六四事件中是個持份者了，有親身經歷了，想把紀念六四這件事承傳下去。

近兩年的六四，還是有和朋友一起去維園，主要在外面走一走和拍照，傳到朋友圈，讓大家看到發生什麼事。2019年的蠟燭在維園參加集會的時候燒完了。2020年和2021年去維園附近，拿到的蠟燭原封不動帶回來——那是一個物證，我要是點了，就沒了。

這兩年變化很大。中大的轉變一開始是民主牆被清除，所有東西被撕掉了，民主牆被鐵馬圍起來。2021年底，得知民主女神像被拆走，我直覺上覺得必須去現場看看。下午回去的時候，現場有一些物資，有人擺了蠟燭、特刊，大家討論要弄一些可以寫字的東西。後來一個星期，我們每晚在雕像那裏擺攤，用馬克筆在普通A4紙上寫「這是我們的中大，民女去咗邊」。每天早上，清潔工都來清理。我們是塗膠水把紙張黏在地上的，我們還會想，如果黏得太實，工人也辛苦，他們又沒做錯什麼，為什麼要給他們增加工作量，而真正的大Boss又不出來。

民女第一天沒了，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過了5天，只剩下地上有個方正的印子。每次經過大學車站，看到人們無意識地從民女的空地走過去，就像走平路一樣走過去。有一次，有一個人往前走着，走到民女的範圍，突然往後退了一步，他意識到那裏原本有個民主女神像，就繞到旁邊走了。

對八九民運來說，民女是一個符號，背後是政治體系。你真正需要改變的是背後那個宏大又遙遠的東西。如果政治體制能有一個根本的改變，民女要不要其實無所謂。但兩者之間的距離太遠，所以我們才會關注到民女這種實在的、細微的東西。符號的東西被拿走，就去現場做一些事情，也是填補符號的空缺吧。

以前支聯會舉辦集會，警察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現在是不讓辦集會，支聯會解散。我覺得沒有制度性的合法集會之後，一切會消亡得很快。的確會有個人繼續悼念，但我覺得這是挺無奈的延續。對個體而言，這是異化的狀態。當你擁有普通的權利，能很平常地做某件事，你不會說要堅持做某件事。你不做也沒關係。到制度性的東西消失後，如何面對、如何自處，這樣的問題才會出來。對於人來說，反抗還是不反抗，都是一種異化。不反抗的話，活得挺扭曲的。對反抗的人來說的，和一個政治的幽靈搏鬥，也是挺不自然的狀態。

今年六四我應該還是會去民女擺上蠟燭和花，寫些字，也會去維園附近走走。和朋友們也挺有默契，如果要約飯也會把那天空出來。在香港能紀念六四，是一個例外的狀態。在中國的合法領土上，也就只有香港能這麼做。

原來自由的香港可以怎麼做，我想保持這樣的習慣，就像保留生活上本來有的東西。

五、我在香港花了10年，完成自己的政治啟蒙

Nancy，37歲，東部沿海人，來港13年

我2009年來到香港，剛來時總是會在新聞中看到很多關於大陸的負面新聞，身邊的本地同學提到大陸都會有諸多負面評價，例如大陸人隨處小便、沒有法治之類，當時覺得有些不開心，覺得不好的一面肯定存在，但香港放大了某些不好的東西，把個別情況上升到對大陸整個體制的批評。

自小受中國大陸教育長大，沒有受過批判性思考的訓練，即使遇到一些覺得「好像有些不對」的事情，我也會自己打消念頭，要麼覺得事情太複雜，我一個小人物搞不清楚，要麼是覺得輪不到自己來操心，更不會去想這些問題背後的根源是什麼。

好在那時的香港非常自由、包容，給了我足夠的時間去慢慢探索。

大概2011年左右，我去了人生第一場六四集會。慚愧地說，我當時完全是抱着「打卡」的心態去，六四集會在我那時看來，就和「搶包山」、「海洋公園」差不多，是香港文化的一部分。

我在大陸的時候也聽過「六四」這個詞，但具體是怎麼回事並不太了解。我在東部沿海地區長大，自小身邊的人談論的都是如何掙到更多的錢，沒人關心自由民主這些東西，更不會和孩子講這些。

在六四集會現場聽到了天安門母親的故事，也看了支聯會發的小冊子，台上的人說要「民主」要「改革」，我覺得這些都是很好的東西，尤其是「改革」，我和我的家庭也多虧了「改革開放」才能過上不錯的生活。還有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細節是，現場播放了《血染的風采》。我聽過這歌，在我印象中這是首革命歌曲，是一些人為了理想而犧牲的歌，代表着正義，有一些悲壯的色彩，用在那個場合，讓我第一次對六四有了代入的理解，好像參與六四的市民們就是我從小在教科書中讀到的那些「革命烈士」，這一場運動也是為了偉大的理想而發生。我對這一套敘事很熟悉，也因此條件反射般產生了很多情緒上的感動。

但集會結束後，我心裏還是半信半疑，不知道「六四」到底是真的還是假。黨怎麼會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呢？就算黨犯過錯誤，也總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啊。這就是我從小受的教育，要徹底推翻它很難，就像把自己打碎了重新建造一個，那太痛了，也太難了，所以即使聽到了不一樣的訊息，出於一種保護自我的本能，我仍然沒有完全相信。

因為住在港島，有事沒事就會去銅鑼灣，幾乎每次去到崇光百貨那裏就會有法輪功的街站。如果說六四對我來說是非常遙遠的事情的話，關於法輪功，我還有許多記憶。

在2000年前後，中央電視台的30分鐘新聞聯播中，有20分鐘都在說「邪教」法輪功，電視反覆播放天安門廣場法輪功信徒「自焚」的畫面，令人覺得不可思議。這樣的教育之根深蒂固，令我日後無論在哪個國家遇到法輪功的傳教者，都像遇到瘟疫般立刻躲開。當我每日看到法輪功團體在銅鑼灣公佈所謂的「真相」，說共產黨取活人器官，我心中很不屑，覺得他們是在「抹黑」。因為每天來來往往幾乎都會遇到他們，我有一天終於「忍無可忍」在網絡上搜了相關訊息——第一次在沒有防火牆的網絡中搜尋到這些資料，發現這件事竟然是真的……

那是個人生的重要轉折點，用網絡語來說就是「三觀碎了」，我過往深信不疑的竟然都是謊言，我覺得自己受到欺騙，那段時間開始瘋狂搜索各種歷史事件：大躍進、文革，當然也包括六四，只為了不再讓自己被他們欺騙。從前也不是沒有在課本上讀到過這些事件，課本上輕描淡寫將它們描述成一個「錯誤」，並且告訴我們現在國家已經糾正了這些錯誤。

在了解更多之後，我的第一反應是想去告訴我在大陸的親友，畢竟他們和我一樣都被蒙蔽了很多年。但我發現他們和過去的我一樣，對這些事情完全不感興趣，我說多了幾句，他們甚至開始懷疑起我的動機，覺得我出去了幾年整個人都變了，懷疑我是不是被「境外勢力」洗了腦。我只好閉口不談。

之後幾年，只要有空我就會去六四集會，想要了解更多。漸漸地，我相信了坦克是真的存在的，相信了他們真的向市民開了槍，接受了這個我過去想都不敢想的事實，也開始懷疑這個黨真的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嗎？可是有的時候，我內心又會掙扎，心想會不會是上面的人為了大局為了穩定，才「不得不」犧牲一些人。過往的教育仍在我身上發揮作用，我還是把自己看成「一介草民」，即便知道了些許歷史，也無權過問「國事」。面對內心的掙扎，我會安慰自己說，「我只是一個為了生活奔波的普通人，沒必要花那麼多時間去堅持那些主義」。

直到2019年。

我的工作需要經常來往大陸和香港，因為這場社會運動受到了很大影響，我也不能像以往一樣覺得社會怎麼樣與我無關，因為它就是在真實地影響着我明天能否順利上班、要搭乘什麼交通工具。我也開始意識到，和自己一樣的數十萬港漂之所以背井離鄉在香港落地生根，很多都是喜歡香港的自由開放和相對公平公正的社會體制。但是突然間怎麼就發生了這麼大件事情？數百萬人上街？事情還越鬧越大，沒完沒了，長時間霸據中外各國的國際上頭條。身邊也有很多朋友會談論，但是很多時候大家的意見都非常不同，我覺得不行，這事兒得好好研究研究。

我記得7月21日，有示威者向中聯辦外的國徽潑了黑色油漆，所有的當權者都在譴責這一行為。我看到這一新聞感到很困惑：國徽髒了，正常的操作是把它洗乾淨。但是當權者的重點則在於利用國徽的象徵意義，高調宣傳和譴責。國家宣傳機器成功地給他們扣上了港獨的帽子，然後號召 14 億人來反對。

很多當年在香港的港漂都覺得很無語，一邊親身穿梭於黑壓壓的人群中，一邊看著來自大陸的壓倒式統一口徑的報道，都有種平行世界的感覺。那一刻，終於明白了新聞造假是怎麼回事。畫面是真的，事情也是真的，但是整個敘事就可以是和你的認知是180度的不同。

那時我也曾嘗試和身處大陸的親友解釋些什麼，但所有解釋和國家宣傳機器比起來都是蒼白的，沒人相信。這和六四也有共同之處，30年前在北京發生的事情和30年後在香港發生的事，似乎都不被這個國家的多數人民所瞭解。先不說認同，就連瞭解真相的機會都沒有。

2021年6月4日，我再次來到維園，警察將整個維園封鎖了起來，我繞著外圍慢慢走，看到仍有市民在街邊點起燭光，心裏很敬佩也很感動。警察在不時攔截市民問話，我有些無奈，也覺得恐怖——香港變了，不可避免地和大陸越來越像。

從2009到2019年，我花了10年時間終於完成了自己的啟蒙。香港這10年的自由為我提供了啟蒙的可能：無數的政治集會、街站；無數的文化沙龍、電影放映；還有自由的媒體報導，都在挑戰我過往的認知，讓我一點點擺脫洗腦教育帶給我的影響。

可是，如果今天有一個和我一樣在大陸並不關注政治、相信黨國的大陸青年來到香港，ta還有機會去了解這些嗎？ta還能知道六四是什麼嗎？了解這些需要的是天時地利人和，而現在的香港失去了所有。

今年又是一個沒有燭光集會的六四。但六四對我來說，成為了一個提醒我「有人犧牲了」的日子。不僅是六四的死難者，在這個政權下，每個人都在犧牲，每個人的自我審查、被「喝茶」、我們接受的奴性教育，都是為了這個龐大機器的運轉。六四集會沒有了，媒體沒有了，民主派沒有了，很多人都走了，來了國安法，和唯一特首候選人，整個香港變得越來越像我小時候生活的那個環境，大家都在談錢。失去六四，連同其他很多東西一起，我們也失去了香港。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所有受訪者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