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大選現場：經濟崩潰和宗教政治背後，仍在尋覓希望的年輕人

【編者按】5月15日，黎巴嫩舉行了全國大選。這是該國自中央銀行和國家一同宣布破產，黎磅貶值超過90%以及貝魯特港大爆炸等一連串危機發生後的首度議會選舉。這些危機都指向同一個原因：傳統宗派政黨的腐敗與失能。2019年，數十萬黎巴嫩人走上街頭，反對宗派政治，呼籲建立公民國家，也由此催生了不少新興政黨和致力於推翻傳統政治格局的獨立候選人。

今次大選結果表明，傳統大黨真主黨和其盟友失去了過去幾十年來在黎巴嫩議會中占主導地位的多數席位，同時，有16名反對黨的獨立候選人闖入議會，與2018年的選舉相比，增加了15個席位。儘管重大改變在短期內仍難以發生，但這一結果仍撼動了傳統大黨的地位。

繼續打破傳統秩序，將成爲一代人的革命。本文記者在大選前一週走進這個國家，紀錄了她遇到的、黎巴嫩的年輕一代，以及他們的掙扎與失落，希望和鬥爭。

5月7日，我在深夜凌晨兩點到達黎巴嫩首度貝魯特拉菲克·哈里里國際機場。走出機場，戴黑框眼鏡、穿一身T恤短褲的黎巴嫩人納伊姆（Naim Abou Darwsh）已經站在一輛老舊的紅色吉普前等了有一會。看到我後，他用中文「你好」熱情地打了聲招呼，又連聲說了三次Welcome後，一腳踩上了油門；經朋友介紹，好心的納伊姆來接我去市區。車剛開出去沒多久，他突然側過頭來對我說：「你在一個很有趣的時間點到了黎巴嫩，這週日是我們國家的大選。」

我順着問他準備投給哪個黨，這個問題打開了納伊姆的話匣，他滔滔不絕地開始講起黎巴嫩積重難返的宗派政治體系、令人絕望的經濟崩潰和他爲支持政黨所做的志願工作。自2021年以來，黎巴嫩本地失業率已經高達55%，人們通過從事不同零工維持生計，納伊姆如今也失業在家，和母親同住在一起。

車快速經過一座漆黑的涵洞駛入市區，夜晚的貝魯特光亮很少——寫字樓外牆沒有在城市裏慣常見到的燈光帶，甚至都沒有路燈或是交通信號燈，僅有的一些微光來自居民樓。汽車經過街道拐角處的垃圾站，食物腐爛的酸臭味伴着夏日夜晚的風彌散開來。我們經過了黎巴嫩一所大學，順着手指過去的方向，納伊姆提醒我，大學附近不遠處的居民樓就是如今他志願服務的政黨「國家公民黨」（Citizens in a State）在貝魯特的辦公室。

在貝魯特待了一週後，我意識到那個深夜的談話並非特例。在我得以開始深入感受這座城市的運轉失靈的同時，每個遇到的黎巴嫩人——常常是年輕人——也不約而同與我聊起這場即將開始的大選，和他們心中的鬥爭。

離開的和留下的

過去幾年，這個國家在經受一場由金融風暴造成的人道主義災難。世界銀行稱這是幾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之一，全國四分之三的人陷入了貧困。黎巴嫩磅貶值超過90%，這不僅意味着大部分人放在銀行的存款幾乎蒸發，同時也導致了進口能源的短缺，許多家庭每天都要經歷好幾次斷電。

2020年貝魯特港大爆炸，在一瞬間摧毀了半徑十公里內幾乎所有建築。處在爆炸中心的黎巴嫩國家儲備糧食庫殘存的筒倉時隔兩年依然佇立在港口，軍隊士兵如今持槍值守在距離筒倉1.5公里遠處，不許行人靠近。遠望過去，視線裏的建築殘骸像是海邊一塊巨大而醜陋的傷疤，像是意味着這個國家的傷口一直存在，未能彌合。曾經人頭攢動的市中心商業街，如今的一個街區被軍隊把守起來，佇立在大道兩邊的奢侈品店關了大半，尚在營業的也已無人問津。

共享打車平台「bolt」的司機維薩姆（Wissam）一路在和我抱怨油價在過去一個月裏再次上漲了15000黎磅（約合0.5美元），平台預估的車費幾乎已經不夠支付消耗的燃料。他其實是一名程序員，工資從過去每月1000美元縮水到110美元之後，他只能靠打兩份工來維持生計。每天，他都在思索如何離開這個國家，但去海外工作並不簡單，中東其他國家看他來自黎巴嫩，開出的薪水馬上比本地人少掉了三分之一。

到達黎巴嫩的第二天下午，我和在貝魯特美國大學唸書的凱倫（Karen Kordab）約在海邊見面，她留一頭捲曲的中短髮，穿露腰的紫色NIKE運動服和緊身褲，很有朝氣。在毗鄰地中海海灘的巴黎大道上我們一路往東北方向前行，凱倫從最近關注的虛擬貨幣市場聊到業餘時間間斷運營的兩家公益組織，其中一家幫助倡導殘障人士權益，另一家則致力於帶領人們到黎巴嫩體驗山間生活。上週，她剛從柏林學習回來，在即將到來的暑假，她還要飛去美國參加暑期項目。

我驚訝於她旺盛的精力，她卻說：「你知道，在這個國家沒有什麼事情是輕而易舉的。」 畢業後，她也想先離開這個國家，到國外尋找工作機會。

在經歷了1975-1990年的血腥內戰之後，移民和人才流失一直是黎巴嫩生活的一部分。但在大爆炸和經濟危機發生後，這一數據再度增加，2021年一項調研顯示63%的黎巴嫩人表示如果可以，他們將永久離開這個國家。如今，黎巴嫩定居海外的人口已經超越本國人口總數。

在沿海大道上，遙望着遠方連綿的山脈，凱倫側過頭問我：「你喜歡這兒嗎？」 還沒等我回答，她又自言自語地講到：「這個國家很偉大不是嗎？這裏的人民不該這樣被辜負。」

一路上，我們經過了不少政黨宣傳標牌。這次大選是自2019年經濟崩潰和2020年那場震驚世界的貝魯特港口大爆炸發生後，黎巴嫩人首次進行的議會選舉投票。

聊到即將舉行的大選，凱倫說自己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每個黎巴嫩人在出生之時會根據出生地被決定所屬「宗教」，即使你從未成爲它的信徒。

這與黎巴嫩特殊的教派政治體制有關，全國一共有18個合法教派。因此，選舉制度也必須以教派爲基礎，由黎巴嫩的宗教團體按比例代表制進行投票，再選擇出國會128個席位的黨派代表人。在黎巴嫩，總統必須始終是馬龍派基督徒，總理是遜尼派，議會發言人是什葉派。而這些宗教背後又由長期盤踞在黎巴嫩政壇的傳統政黨把持，比如背靠伊朗支持的什葉派伊斯蘭政治和軍事組織真主黨，在1982年將入侵的以色列出逐出黎巴嫩南部後，逐漸成爲如今最大也是唯一具有軍事力量的政黨組織。

但是，對像凱倫這一代的進步青年來說，長期掌握議會的傳統黨派令人厭倦，也是這個國家難以通過投票箱實現變革的原因之一。1975年，黎巴嫩的宗派領導人將人民拖入了一場毀滅性的內戰，導致12萬人喪生。1990年戰爭結束後不久，他們又繼續通過將宗派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來分裂黎巴嫩，並通過掠奪其財富浪費了這個國家繁榮的潛力。

剛滿21歲的凱倫和她的很多朋友一樣，決定把她們的第一次選票投給反對黨派陣營，他們中大多數在2019年的革命後開始在政壇展露頭角。2019年10月，數十萬黎巴嫩人走上街頭，對政府常年腐敗和公共服務缺失表示憤怒，要求政治變革，由此爆發了黎巴嫩著名的10月17日革命。這次抗議活動讓大量年輕和獨立的競爭者註冊了本次選舉。內政部登記了103份名單，包括718名候選人，比2018年的選舉多出了20%。

其中，納伊姆支持的政黨「國家公民黨」，就是參與2019年革命的反對黨之一。和許多其他新涌現的反對黨派的傾向相似，它們的目標是創建一個「公民國家」，反對宗派政治。在這個國家裏，黎巴嫩人民作爲公民被代表，而不是作爲宗派利益的客戶。

暗流涌動的大選前夕

大選前一週，政府就宣布，投票的那個週末全城夜店場所必須關閉。大選日前一天，黎巴嫩軍隊將坦克和裝甲車駛入了貝魯特市區。軍隊在社交媒體表示，部署兵力是爲了整個競選過程的公平和安全。在黎巴嫩的朋友陸續提醒我最好減少出門，就在半年前，我所住公寓800米遠的街區就發生了一場激烈的街頭槍戰，衝突來自政黨利益紛爭。

雖被警告，我仍然決定在大選前一日和納伊姆到「國家公民黨」的競選辦公室看看，他提出騎摩托車載我一程。摩托車七彎八拐地快速行駛在車流中一丁點狹窄的空間中，時不時納伊姆會指着掛在頭頂的宣傳橫幅告訴我，這條街是什葉黨派或馬龍派的勢力範圍，其他政黨如果試圖在這個街區遊說選民，可能遭遇血光之災。事後，我在推特上看到人們發放黨派宣傳單被其他政黨暴打在地的視頻——納伊姆看到後聳聳肩表示，早已在預料之中。

越臨近選舉日，越多黎巴嫩人開始對結果不抱希望。摧毀人們信心的一個事實來自於傳統政黨中廣泛存在的賄選。納伊姆的父親準備把票投給傳統黨派真主黨，因爲對方承諾會幫助他修繕老家的田地。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每個角度，有時傳統政黨只需給貧困家庭發放一點糧食和燃油券，就能輕而易舉拿到選票。

「我們黨就像那個暗流涌動的海面上，站在一艘巨型郵輪前拿劍的小孩。」納伊姆指着給六歲女兒常讀漫畫書裏的一頁，給我形容如今反對黨的局面，即使如此，「爲了女兒的未來我也想繼續鬥爭。」

中午，我們到達了「國家公民黨」坐落在一棟住宅區中選舉辦公室，這是一間大約 200平米的套房，門口唯一的識別標誌是藍色和紫色的菱形政黨標誌，房間地板上堆放放着宣傳手冊和傳單和打印機，書桌上放着五六個話筒。作爲獨立政黨，他們的所有競選資金來自於捐助人每月1-2%的薪水，他們無法支付昂貴的電視廣告費，因此選擇把大部分宣傳放在推特和Youtube等網絡平台上，許多談話視頻就拍攝於其中的一個房間裏。

這裏的氛圍不如我想象中緊張，陸續趕來幫忙的志願者和代表不同選區的候選人在房間裏四處走動，有的在和人交談、有的則盯着電腦忙碌。納伊姆示意我坐在陽台上背對着房間和旁人聊天的那位穿深灰色西裝的老人正是「國家公民黨」的創始人Charbel Nahas，他是黎巴嫩前電信部和勞工部部長，也是一名經濟學家，在2016年創建了該黨，因其關於黎巴嫩政治經濟的大量著作而聞名，其中包括他在2019年危機發生前幾年對經濟體系崩潰的預測，以及對國家詳細復甦計劃的闡述。

「他經常來辦公室，有時候還會給我們煮咖啡。」坐在沙發上的志願者，今年28歲的馬爾萬（Marwan Menin）在採訪中強調了幾次和那些高高在上的政治精英相比，Charbel Nahas是多麼的親民與友好。如果不是他介紹自己是一名廣告從業者，我總是不自覺把馬爾萬和硅谷極客的形象聯繫起來。

「每天我們的工作都不太一樣」，前一天，馬爾萬的工作就是爲選民提供免費的交通運送，以此提高投票率——法律規定人們需要回到戶籍所在地投票，但由於油價上漲和公共交通的匱乏，不少居住在貝魯特的公民都決定放棄投票權以節省開支。

聊起「國家公民黨」反對私有化和呼籲建立全民醫療保健系統和加強免費公共教育的舉措，馬爾萬滔滔不絕和我講了十幾分鍾。他說，在做了很久的功課之後，覺得「國家公民黨」是唯一提出具體改革措施的政黨，「其他反對黨只是不斷在台前幕後表示希望變革現有政治體制」。

與此同時，馬爾萬也感到掙扎，因為他的工資也一直在降低。當我問到有沒有想過離開時，他說：「我每一天都在想未來到底在哪裏?」

「但未來的希望是鬥爭出來的，如果我們不鬥爭，還能留給誰去鬥爭？」

「對明天的大選有信心嗎？」我把這個問題拋給了馬爾萬和辦公室裏的人們，得到幾乎一樣的答案：「贏得議會席位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們把公民國家的理念堅持下去影響更多人。」

回家的路上，整個貝魯特市區颳起大風，吹起了居民樓窗台前遮擋灰塵的帷幔。風沙讓整座城市陷於一片渾濁，沒被及時清理的垃圾滿街飛揚。人們互相開着玩笑說，這好像一場暴風雨的前奏。

「改變會發生的」

大選日當天，投票從早上7點一直持續到晚上7點，小汽車一早播放着聲量巨大的拉票音樂在居民區裏穿行。真主黨的拉票車最爲顯眼——火箭筒架設在汽車車頂，左右兩邊分別飄揚着黎巴嫩國旗和真主黨旗幟。

下午一點多，出門投票的黎巴嫩人到達了小高峰，從貝魯特南部一路往海邊行駛的交通主幹道上擠滿了開往投票點的私家車，堵車照例隨時發生在任何一個角落。貝魯特的投票點均設在公共學校當中，Shakib Erslan高中是其中一，校園門口擠滿了前來投票的民衆，也有成群結對、不同政黨的志願者穿着一樣的T恤衫站校門口造勢，其中不少是還沒達到投票年齡的年輕小孩。

氣氛比預想中平和，偶爾有小範圍的衝突但尚在可控範圍之中，但是，門口嚴正以待的大批官兵和馬路前來回駛過的裝甲車，還是給大選日添加了不少緊張氣氛。

選民在教室裏做出投票選擇後，最後要用墨水印上指紋，選票最終纔會生效。不少年輕人用中指蘸上了墨水，在推特上發送了豎中指的照片，配文「Vote them out」（「把他們投出去」）， 以示對腐敗無能的傳統政黨的不滿。

一天後，大選結果正式公布，伊朗支持的真主黨及其盟友失去了過去幾十年來在黎巴嫩議會中占主導地位的多數席位，該集團的候選人贏得了128個席位中的62個，比其需要的席位少了三個。同時有16名反對黨的獨立候選人闖入議會，與2018年的選舉相比，增加了15個席位。

由於大選最終沒有一個完全的贏家，加上黎巴嫩僵化的權力分享政治結構，意味着發生重大變化的可能性仍然很低。

不過，還是一些改變似乎正在發生。住在黎巴嫩北部貝卡谷底的女大學生伊曼（Eman），業餘是一所難民學校的老師，她在今年放棄了投票權，因爲回到戶籍所在地的路途過於遙遠且昂貴，而且她也對結果不抱希望。但反對黨贏取更多席位增加了她的信心。「未來會有更多人去投票的，因爲這次讓我相信改變還是能夠發生。」 據報道，今年黎巴嫩大選的投票率只有41%，創下了歷史新低。

離開投票點後，我在附近一家咖啡廳寫稿。桌邊一位穿着筆挺襯衫的中年男性好奇我的中國臉孔，問起我從哪裏來，在這裏做什麼；黎巴嫩早已不是曾經那個以古蹟、海灘聞名的旅遊勝地，「逃離」本國的人數不盡數。他如今就定居倫敦——但他似乎並未完全離開，還爲了投票特意提前一天回到黎巴嫩，又在大選日從貝魯特去往了北部母親的戶籍所在地Tripoli陪她投票，最後再回到貝魯特完成了自己的投票。

「爲什麼不在海外站點投票呢，不是更方便？」

「我有點擔心他們臨時變更規則，比如剔除海外黎巴嫩人的選票。我想確保權利在我的國土上生效。」

他也同樣把選票投給了反對黨派中的一員，但不願意透露具體名字，可以確定的是它不是「國家公民黨」。「他們也很不錯，但對我來說他們的經濟策略太左，我更中間派一些。」

臨走前，他告訴我，他其實是前黎巴嫩投資和科技部部長 H.E. Mr. Afiouni，因爲感到難以在國會內推動任何政策而辭去職務。最後，還說感謝我關注他的國家。

「你對未來有信心嗎？」 我問他。

「當然！」 他的肯定出乎我意料之中。

「只是，改變不會在一朝一夕間發生，我們得多一些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