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雖然在歐洲COVID-19的感染率一直持續居高不下，但是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認爲，「我們正在進入該大流行病的新階段，因爲我們正從應急模式轉向對COVID-19更可持續管理的階段。」也就是說，COVID-19在歐洲正處於從大流行病（Pandemic）向地方性風土病（Endemic）過渡的階段。在大流行病的尾聲，重新檢討和反思我們所採取過的這些措施是十分有必要的。本文將以德國爲例，從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和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兩個角度來審視防疫措施對兒童和青少年產生的影響。同時試圖探討，究竟什麼樣的道路才是應對這場大流行病更合適的方式，我們是不是忽略了一種最有效的科學思考方式？大多數國家是不是從一開始就走錯了？

克呂格（Detlev Krüger）教授被譽爲德國病毒學界的泰斗，曾在柏林夏特里醫院（Die Charité – Universitätsmedizin Berlin）病毒研究所擔任所長長達27年，他在接受西德廣播電臺（WDR）採訪時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孩子是這場大流行病最大的受害者。」他認爲，孩子不是病毒，而是防止病毒傳播措施的受害者。

從COVID-19大流行病爆發伊始，德國實施了長達一年多的全社會性的嚴厲封鎖（lockdown）。在此期間，德國的幼托機構和中小學陸陸續續關閉了一年左右，是全歐洲關閉學校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

早在2021年初，前總理默克爾在面對質疑她延長學校關閉的這一決定時回應道，「我不能虐待孩子。」但是，她的這番言論剛一發表，「你才是在虐待孩子」立刻成爲了德語社交媒體上最熱門的話題標籤。我們必須從封鎖措施對孩子的成本效益比出發，才能判斷到底是物理學博士默克爾的擔憂更值得重視，還是網民們的憤怒更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