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虽然在欧洲COVID-19的感染率一直持续居高不下，但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认为，“我们正在进入该大流行病的新阶段，因为我们正从应急模式转向对COVID-19更可持续管理的阶段。”也就是说，COVID-19在欧洲正处于从大流行病（Pandemic）向地方性风土病（Endemic）过渡的阶段。在大流行病的尾声，重新检讨和反思我们所采取过的这些措施是十分有必要的。本文将以德国为例，从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和电车难题（Trolley Problem）两个角度来审视防疫措施对儿童和青少年产生的影响。同时试图探讨，究竟什么样的道路才是应对这场大流行病更合适的方式，我们是不是忽略了一种最有效的科学思考方式？大多数国家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走错了？

克吕格（Detlev Krüger）教授被誉为德国病毒学界的泰斗，曾在柏林夏特里医院（Die Charité – Universitätsmedizin Berlin）病毒研究所担任所长长达27年，他在接受西德广播电台（WDR）采访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孩子是这场大流行病最大的受害者。”他认为，孩子不是病毒，而是防止病毒传播措施的受害者。

从COVID-19大流行病爆发伊始，德国实施了长达一年多的全社会性的严厉封锁（lockdown）。在此期间，德国的幼托机构和中小学陆陆续续关闭了一年左右，是全欧洲关闭学校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

早在2021年初，前总理默克尔在面对质疑她延长学校关闭的这一决定时回应道，“我不能虐待孩子。”但是，她的这番言论刚一发表，“你才是在虐待孩子”立刻成为了德语社交媒体上最热门的话题标签。我们必须从封锁措施对孩子的成本效益比出发，才能判断到底是物理学博士默克尔的担忧更值得重视，还是网民们的愤怒更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