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孩子是這場大流行病最大的受害者」 ——反思德國疫情封鎖措施的得與失

【作者按】雖然在歐洲COVID-19的感染率一直持續居高不下，但是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認爲，「我們正在進入該大流行病的新階段，因爲我們正從應急模式轉向對COVID-19更可持續管理的階段。」也就是說，COVID-19在歐洲正處於從大流行病（Pandemic）向地方性風土病（Endemic）過渡的階段。在大流行病的尾聲，重新檢討和反思我們所採取過的這些措施是十分有必要的。本文將以德國爲例，從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和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兩個角度來審視防疫措施對兒童和青少年產生的影響。同時試圖探討，究竟什麼樣的道路才是應對這場大流行病更合適的方式，我們是不是忽略了一種最有效的科學思考方式？大多數國家是不是從一開始就走錯了？

克呂格（Detlev Krüger）教授被譽爲德國病毒學界的泰斗，曾在柏林夏特里醫院（Die Charité – Universitätsmedizin Berlin）病毒研究所擔任所長長達27年，他在接受西德廣播電臺（WDR）採訪時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孩子是這場大流行病最大的受害者。」他認爲，孩子不是病毒，而是防止病毒傳播措施的受害者。

從COVID-19大流行病爆發伊始，德國實施了長達一年多的全社會性的嚴厲封鎖（lockdown）。在此期間，德國的幼托機構和中小學陸陸續續關閉了一年左右，是全歐洲關閉學校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

早在2021年初，前總理默克爾在面對質疑她延長學校關閉的這一決定時回應道，「我不能虐待孩子。」但是，她的這番言論剛一發表，「你才是在虐待孩子」立刻成爲了德語社交媒體上最熱門的話題標籤。我們必須從封鎖措施對孩子的成本效益比出發，才能判斷到底是物理學博士默克爾的擔憂更值得重視，還是網民們的憤怒更有道理。

COVID-19對兒童和青少年的風險

根據RKI（Robert Koch-Institut，相當於德國的疾控中心）在今年2月發布的一份每週COVID-19情況簡報，從大流行病開始德國至今共有47名0-19歲的兒童和青少年死於COVID-19，其中32人有嚴重的基礎疾病。這些人中的多數並非死於（gestorben an）COVID-19，而是死時攜帶（gestorben mit）了這種病毒。兩年內在德國真正因COVID-19去世的兒童和青少年可能不到20人。

德國兒科傳染病學協會（DGPI）和德國兒童和青少年醫學協會（DGKJ）在去年共同發布了一項聲明文件，該文件是政府決策的重要參考。在這份聲明中，他們統計了大流行病第一年德國兒童和青少年的住院和死亡的狀況。與2018/2019年的流感季相比，無論是COVID-19的住院率和死亡率都低於流感。

共有7461名14歲兒童在前一年的流感季需要住院治療，而在2020因爲COVID-19需要住院的20歲以下的兒童和青少年只有1259名，其中約有5%的患者需要接受重症治療。有9名14歲以下的兒童和青少年在2018/2019流感季死於流感，雖然相較而言在COVID-19流行的第一年共有19名20歲以下的患者去世，不過，其中只有4人COVID-19才是他們真正的死因。

該聲明中也給出了另外一些數據：比如，2019年有55名兒童因交通意外死亡，有25名兒童因爲溺水死亡。這些數據表明，COVID-19對於兒童與青少年的風險甚至小於流感和生活中的其它意外事件。而且，縱觀西方各國的統計數字，也可以得出與德國相似的結論。現在，衆多的研究足以證明，兒童和青少年是COVID-19病毒的低風險群體。

因此，從病毒對兒童和青少年的傷害角度來看，這些封鎖措施的收益是極低的。那麼經過了兩年多的觀察和研究，封鎖措施對於孩子們的傷害又有多少呢？

COVID-19的後遺症（Long COVID）和封鎖的後遺症（Long Lockdown）

雖然，兒童和青少年死於COVID-19的風險極低，但是，大家還擔心COVID-19的後遺症（Long COVID）對孩子的影響。Long COVID是指COVID-19症狀持續8-12周，遠超過這一疾病的正常持續時間。根據去年8月發表在《柳葉刀》上的一項來自英國的研究表明，COVID-19的發病持續時間在5至11歲兒童中持續的中位數時間是5天，在12至17歲的青少年中是7天。4%的兒童和5%的青少年在28天后仍有症狀（頭疼、疲勞和注意力難以集中等等），此後，症狀陸續減輕；只有不到2%的人在八週後仍有症狀。該研究也指出其它原因也可能導致這些長期的症狀。比如，感染過後過度的焦慮，對症狀的過分關注。另外，缺乏運動也可能引起類似的症狀。

英國國家統計局（ONS）的一項研究也同樣指出，父母不必過分擔心孩子感染COVID-19的長期後遺症。在這項針對兒童的大規模研究中，患兒在感染12周後出現症狀的概率也極低（不到1.7%）。該研究還選擇了未感染兒童作爲對照組。研究發現，在12周之後，對照組中甚至有更多「後遺症」案例出現。

德國兒科和青少年醫學協會（DGKJ）會長羅德克（Burkhard Rodeck）教授引用了一份德累斯頓兒科醫院的研究，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在學齡兒童群體中，由感染COVID-19引起的後遺症與由長期封鎖引起的後遺症（Long Lockdown）完全沒有區別。」也就是說，爲了防止Long COVID而採取的封鎖措施，反而導致了Long Lockdown。

長期的封鎖措施帶給兒童的身體和心理的影響，會產生類似於COVID-19後遺症的症狀（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和腸道紊亂等等，而味覺和嗅覺喪失是Long COVID獨有的症狀），即使是那些感染過病毒的患兒，也很難分辨他們的後遺症是由病毒還是由封鎖造成的。羅德克透露，雖然德國兒科大夫都承認Long COVID的患兒一定是存在的，但是，他們更爲擔心兒童的急性呼吸道疾病，以及長期封鎖帶給孩子的身心影響。單從「後遺症」的角度來說，封鎖對孩子的危害可能勝於病毒本身。

另外，Long Lockdown可能只是因心理問題對兒童產生的相對較輕的健康危害。更爲嚴重的是，德國的兒童心理診所在大流行病期間出現了嚴重的醫療擠兌。他們不得不進行分流（Triage），只收治有嚴重自殺傾向和自殺未遂的患兒。根據埃森大學校醫院的一項研究統計，兒童自殺未遂的案例比疫情之前增加了至少400%。

免疫債（Immunity Debt）

歐美國家經歷了長達一年多的封鎖，孩子們在過於乾淨的環境中成長——頻繁的洗手、消毒，與他人保持社交距離。他們的免疫系統缺乏對常規細菌和病毒的接觸，當他們重回社會後，就會出現各種常見疾病的大爆發。這也是歐美醫生擔心的發生在兒童身上的免疫債問題。

從去年夏天起，呼吸道合胞病毒（RSV）在美國德克薩斯州反季節爆發，隨後在新西蘭它帶來了比往年多5倍的病例，這一疾病的爆發在荷蘭和德國又沖垮了部分地區的兒科醫院體系，造成了醫療擠兌。此前，德國兒科的醫療擠兌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從未發生過。

RSV對於兒童來說是一種遠比COVID-19更爲兇險的病毒。根據RKI的統計數據，在出生後第一年，通常每1000名兒童會有大約5.6個嚴重病例。在入院接受治療的兒童中，只有0.2%是致命的，其中患有心臟或肺部疾病的早產兒的風險更大。德國兒科傳染病學協會會長特南鮑姆（Tobias Tenenbaum）解釋了爲什麼COVID-19的措施導致了RSV在去年秋冬季感染量的猛增：「和其他許多病毒一樣，兒童確實越早感染RSV，就越早獲得基本免疫力。然後，第二次感染通常會比較溫和。」由於COVID-19的措施，兒童在近兩年內幾乎沒有接觸到病原體，「因此，現在有更多的兒童患病，而且症狀更加明顯。」另外，對於那些已經感染過RSV的大齡兒童來說，經常接觸病原體就像「接種加強針」，他們通過感染來訓練自己的免疫系統。由於大多數兒童兩年沒有接觸這些病原體，免疫系統現在也無法給他們提供良好的保護了。

特南鮑姆教授並不建議繼續保持嚴格的衛生措施。因爲這樣一來，兒童的免疫保護將繼續減弱，甚至可以預計在未來幾年他們會感染更多的疾病，「感染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們不能排除這種情況。我們無法避免在日常生活中承擔某些風險。幸運的是，這些風險對孩子們來說很低。」也就是說，我們出於善意讓孩子避免COVID-19的風險，反而使他們暴露在更大的風險之中。相似的對風險的錯誤評估也發生在了成年人身上。

很多學者反思此次大流行病時，他們會認爲這是資本主義和全球化帶給世界的風險。更頻繁的人員流動迅速地將病原體帶到了世界各地，導致了流行病的爆發。因此，他們會建議在大流行病過去之後減少全球旅行，打斷進一步全球化的進程。牛津大學的流行病學教授古普塔（Sunetra Gupta）給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看法。她認爲，當我們生活在與世隔絕的環境裏，躲避暴露，那麼人的免疫系統逐漸變得更脆弱，更容易受到攻擊。

當人們的免疫系統沒有做好應對準備時，新的病原體會給我們毀滅性打擊。比如，16-17世紀慘遭天花蹂躪的印第安人。隨着現代資本主義時代的到來，我們有了全新的遷徙、旅行和社交的可能性，從而使我們接觸到了更多世界各地的病原體，讓我們的免疫系統產生了應對它們的抗體——1918年西班牙流感是人類見證的最後一場災難性的瘟疫。因此，幫助我們戰勝瘟疫的不僅僅是更好的治療方法和疫苗，還有免疫力本身。我們對抗疾病的生物工具箱僅僅通過旅行、貿易和全球商業就得到了顯著的改善。全球化可能不是我們致命的健康風險，而恰恰是促進公共衛生的助推器。

給兒童成長和教育帶來的問題

由於封鎖和關閉學校等措施，兒童和青少年在認知發育和學習成長方面受到了一些不可逆的影響。

在大流行病期間，德國中小學生的輟學率翻了一番。2019年，德國有54000名中小學生輟學。2020年和2021年這個數字總和達到了近21萬。德國美因茨社會教育學研究所（ISM）對萊茵蘭-法爾茨州（Rheinland-Pfalz）的青少年做了一項調查。他們發現，大約10%的學生沒有互聯網或數碼設備，對於他們來說線上教育是根本不存在的。

該研究所所長穆勒（Heinz Müller）痛心地談及，個別學校的某些班級有三分之一的學生已經「失聯」了。學生的「失聯」也發生在了美國，根據非營利組織Bellwether Education Partners的估計，在2020年有多達300萬的學生消失了。這些「失聯」的學生多數出現在低收入的家庭中（他們的家長一般都從事體力勞動，無法居家辦公，他們的孩子在學校關閉期間無法得到看護），對這些孩子來說，學校不僅僅是一個接受教育的地方。在學校，他們能吃到一天中唯一一頓體面的正餐。另外，學校也是他們躲避家暴的避難所。根據慕尼黑工業大學的一項研究顯示，在疫情間，10歲以下的兒童有10%受到了家庭暴力，學校老師往往是最早發現這些家暴行爲的人。

在大流行期間，德國的中小學教育系統並沒有嘗試爲恢復線下教育提供一些選擇。比如，讓那些沒有條件進行線上教育的學生來校上課；或者讓年老的教師在家進行線上教學，年輕的教師（中小學教師大多是50歲以下的中青年，在德國所有的COVID-19死亡案例中50歲以下群體只佔了其中不到1%）開設面授課程。來自冰島和瑞典的兩份早期研究顯示，10歲以下的兒童感染COVID-19的機率低於成年人，另外，他們將疾病傳染給其他人的可能性也比成年人小。相較於其它職業，教師在瑞典的感染率較低。美國CDC的一項研究同樣證實了，「線下學習與大量的社區傳播沒有關係。」另外，2019年世衛組織在一份遏制流感大流行的報告（p.50）中寫道，「被動關閉學校在減少流感傳播方面的效果各不相同，但總體上看它的作用是有限的。」

也就是說，關閉學校並不是應對呼吸道疾病的一項有效的措施。然而，德國教師工會依然以教師安全爲由，拒絕了所有的這些替代選項，難道正常的社會倫理不應該是，成年人多承擔一點風險以使未成年人少承擔風險嗎？

封鎖措施對認知和教育的破壞不僅僅出現在了青少年身上，嬰幼兒可能受到了更大的影響。居家令和封鎖限制了兒童最重要的學習途徑。一般來說，兒童不是通過被教導來學習的，而是通過與他人一起遊戲來發展自身能力的。德國的神經生物學家胡特（Gerald Hüther）批評道，「這一最重要的學習領域已被關閉太久了。對一個7歲的孩子來說，一年就像十年對一個70歲的老人一樣重要。」也就是說，孩子的大腦成長發育速度是成年人的數倍。

另外，長期佩戴口罩也損害了幼兒的語言和社會能力的發展。英國教育監督機構（Ofsted）在對70個兒童保育機構進行採訪後發現，孩子常常在交友和說話方面遇到障礙。由於對口型與面部表情的觀察和模仿是幼兒學習語言的重要途徑，長期佩戴口罩阻斷了這一途徑，從而妨礙了他們的語言學習。該報告觀察到，孩子的「詞彙量有限」，「無法對最簡單的面部線索做出反應。」印第安納大學研究社會交互神經生物學的Gregory Lewis研究員認爲：「年輕的大腦需要社會聯繫，以便努力提高自己的認同感和自主性，所以當這種健康的發展目標遇到障礙時，就會產生負面的情緒後果，如焦慮、抑鬱、壓力或憤怒。我認爲每個人都應該對此表示同情。」

以上種種以保護之名對兒童和青少年施加的措施，不僅帶給了他們物理、心理和認知上的傷害，而且也潛移默化地向他們灌輸了一種扭曲的道德觀和對人的定義，即人只有放棄工作、學習、文化藝術和宗教活動等等一系列社會性活動（這些活動據說是病毒傳播的元兇，尤其是年輕人的「派對狂熱」成爲了感染率居高不下最方便的替罪羊），他們才能成爲一個道德上完善的人。然而，正是這些活動使人區別於動物。也就是說，只有當人放棄了人之爲人的本質，他們才能成爲大流行病期間的「新人」。

一道「僞電車難題」

綜合上述的三個問題，這些封控措施從成本收益比來看是不成比例的，它們對孩子的傷害遠遠大於了它的收益。孩子不是病毒的高危群體，而是封鎖措施的高危群體。可以說，在此次大流行病期間，德國政府對兒童和青少年所採取的措施是完全沒有根據的。然而，即便如此，還是會有人從倫理學上的電車難題來爲這些措施的合理性辯解。

這個著名的思想實驗大致內容如下：一輛失控的列車在鐵軌上行駛。在列車正行進的軌道上，有五個人被綁起來，無法動彈。列車將要碾壓過他們。扳道工站在改變列車軌道的操縱桿旁，如果拉動此杆，則列車將切換到另一條軌道上。但是，另一條軌道上也有一個人被綁着。他有兩種選擇：要麼什麼也不做，讓列車按照正常路線碾壓過這五個人；要麼拉下操縱桿，使列車變道壓過另一條軌道上的那個人。

從康德的義務論哲學出發，會做出第一種選擇。因爲不殺人是一項道德律令，如果扳道工拉下閘就是主動殺人，而不扳下操縱桿，讓列車繼續撞向另外五個人，這最多算作一場意外事故；從功利主義哲學的角度，他會扳下操縱桿。因爲功利主義追求「幸福的最大化原則」。在大流行病的語境中，孩子和年輕人（佔多數的低風險人群）相當於「五個人」，而老年人（佔少數的高危人群）則相當於那個「單獨綁在鐵軌上的人」。歐美國家普遍實施對全社會的長時間封鎖，相當於借用了義務論哲學的觀點。即使讓社會中的大多數人福利受損，也不能「主動」選擇殺死老年人（可參考Dagmar Schulze Heuling博士對此問題的精彩討論）。

斯坦福大學的流行病學教授巴塔查亞（Jay Bhattacharya）和捷克前總統克勞斯（Václav Klaus）在一次線上對談中說，這次COVID-19大流行的過程中，在病毒對老年人的威脅與封鎖對孩子造成的危害之間做一個權衡（trade-off）好像是不被允許的。也就是說，在「病毒造成的代價」（the costs of the virus）和「封鎖造成的代價」（the costs of the lockdown）之間做一個權衡是不被允許的。似乎只有不惜一切代價保護老年人是道德的，任何呼籲考慮封鎖對低風險人群危害的觀點，都會在道德上被「取消」。換言之，在面對大流行病的這道電車難題時，只有採取康德式的義務論觀點才是道德的，功利主義的觀點是完全不被考慮的。

筆者在此並不想從哲學的角度來論證哪種觀點更爲合理。就單從現實的COVID-19大流病數據來看，封鎖與否根本不是一道電車難題。因爲，在思想實驗中，無論扳道工做出哪一種選擇，總有一方會得救的。然而，在現實中，當德國政府採取大規模的封鎖措施後，最脆弱的人群並沒有因此得到有效的保護。

《法蘭克福匯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在2021年3月初公布了一份不完全的德國養老機構中COVID-19死亡病例的統計。該統計顯示有約42%（29000/70000）的死亡病例源於養老機構。2021年1月是德國整個大流行病過程中，死亡率和死亡人數最高的時段。在這個月中，黑森州有1747例COVID-19死亡記錄，僅養老院就報告了1165例死亡。在巴伐利亞，共有3605人死亡，其中2167人死於養老院。在北威州，有3504人死亡，其中1934人來自養老院，在巴符州有1954人死亡，1097人在養老院去世。雖然，從大流行發生伊始，就有衆多的流行病學家呼籲重點關注養老院，不過，默克爾政府一直對此置若罔聞，直到2021年2月，才出臺了第一份養老院保護的預案。

德國有近85萬人（人口的1%）長期生活在這些養老機構中。在大流行病的第一年中，德國1%的人口占了超過四成的COVID-19死亡病例。斯坦福大學的醫學和流行病學教授約奧尼迪斯（John P.A. Ioannidis，他是世界上被引用次數最多的科學家，迄今爲止已被引用了超過41萬次）今年3月在《歐洲流行病學雜誌》（Europe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發表了一篇論文，其中詳細統計分析了這一在歐美國家防疫中發生的慘劇，「在高收入國家的第一波COVID-19死亡案例中，長期在護理機構的居民佔據了30-70%，儘管他們只佔人口的1%。養老院居民的感染死亡率（IFR）可能高達25%。如果不把住在養老院的人和住在社區的人分開，可能會使前者的IFR平均數過低，後者的平均數過高。」也就是說，養老院中的死亡率拉高了老年人的總體死亡率。

大多數的發達國家都採取了嚴厲的封鎖措施，但是，這些措施並沒有幫助到社會中的老年人。此外，這些措施也沒能保護另一類社會的弱勢群體，即移民和低收入群體。以筆者居住的科隆市爲例，根據弗勞恩霍夫研究所（Fraunhofer-Institut）的一項調查顯示，科隆失業人口和少數族裔聚居的Kalk、Chorweiler區的發病率要遠遠高於別墅區Fühlingen。

因爲，這些人口多數從事的是維繫社會運行的基礎工作，他們沒有辦法居家辦公。所以，他們面臨着更高的機率感染到病毒。另外，養老院中的工作人員也主要來自於這個階層。他們在社區中感染了病毒，又將病毒帶到了工作的養老院中，致使大量老人的感染和死亡。少數族裔不僅得病機率高，重症和死亡率同樣高。由於族裔問題在德國過度敏感，無論是RKI還是衛生部都沒有收集少數族裔的感染和死亡數據。不過，德國的媒體，比如《焦點》（Focus）《每日鏡報》（Der Tagesspiegel）等對科隆和柏林的幾家醫院進行了獨立調查。調查發現，這幾家醫院中在重症監護室中接受治療的病患至少三分之二是有移民背景的少數族裔。相似的狀況也發生在美國，截至2021年3月底，洛杉磯縣最貧困地區的COVID-19死亡率是最富裕地區的3倍之多。

由全世界支持封鎖措施的科學家們共同簽署的《約翰斯諾備忘錄》（John Snow Memorandum），支持對全社會採取迅速而嚴厲的封鎖措施。一方面，通過短期的封鎖來防止未來長時間的封鎖。另一方面，由於難以界定社會中的弱勢群體，也只有通過對全體的封鎖才能保護高危群體。然而，現實的發展完全與《備忘錄》中的設想背道而馳。大規模的封鎖並沒有如願縮短大流行病的週期，封鎖反而導致了源源不斷的新封鎖。

Jay Bhattacharya和John P.A. Ioannidis教授在他們的研究中，比較了採取限制性更強的非藥物干預措施（mrNPIs）的國家和採取限制性較弱的非藥物干預措施（lrNPIs）的國家（韓國和瑞典）。他們發現，採用限制性較小的干預措施，也可以實現類似的效果。也就是說，限制性更強的非藥物干預措施的效果被明顯高估了（得出相似結論的研究還可以看這裏和這裏）。另外，封鎖也並沒有能夠降低高危人群感染COVID-19後的死亡率：「爲防治大流行病而採取的措施（包括封鎖）的嚴格程度似乎與死亡率無關。」（得出相似結論的研究還可以看這裏和這裏）。

長時間的封鎖可能不僅沒有降低死亡率，反而可能推高了整個社會的死亡率。在大流行病肆虐的頭一年裏，因爲各種防疫措施，西方發達國家的癌症和心腦血管疾病的篩查率普遍下降了四到五成。許多病人因缺乏及時篩查和治療，他們的壽命將大幅縮短。也就是說，在大流行病過後的幾年裏，會出現癌症、心腦血管疾病和癡呆症等等的大量超額死亡。德國過去兩年的超額死亡率（Übersterblichkeit）已經反映了這個問題。在2020年，儘管有大流行病，德國並沒有出現超額死亡。在2021年，德國的總死亡人數超過了百萬（101.7萬），這是自戰後德國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年，出現了明顯的超額死亡。其中，延遲疾病篩查和治療在推高死亡率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哈佛大學流行病學教授庫爾多夫（Martin Kulldorff）認爲，大規模的封鎖並沒有保護到高危群體，它保護了「筆記本電腦一族」（laptop class），即西方社會中上階層的專業人士。他們通過屏幕工作，完全脫離了有形的物理現實，同時也脫離了他們意見所造成的的現實後果。正是掌握話語權的這一群體主導了封鎖措施的制定。但是，這些措施並沒有像他們預期的那樣保護風險群體，它們恰恰保護了政策制定者自己。

綜上，由於封鎖既沒有保護到高危的老年人和社會弱勢群體，同時給孩子們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因此，封鎖措施不能被視作是電車難題中的一個義務論選擇。它是一道僞電車難題，最爲直觀的解釋是：列車在碾過五人後，又從後方相連的鐵軌繞過來撞死了另一側鐵軌上的那個人。

電車難題束縛了德國對此次大流病處理上的想象力，好像我們必須在孩子和老年人之間做出選擇，必須犧牲其中的一方。但是，如果德國政府跳出這種二選一的思維框架，或許能夠找出更爲平衡和兩全的解決方案。

在流行病學防控中，有一條非常重要的原則就是對易感人群的保護或者說叫重點保護（focused protection）。該政策主張，儘可能讓低風險人群（兒童和青年）正常地學習工作生活，使封鎖措施對這類人群的影響降到最低。通過讓年輕人自然感染，加速整個社會形成免疫屏障。另外，將有限的醫療和社會資源投入到對高風險人群的保護中去。2020年10月，由三位世界頂級流行病學家（Sunetra Gupta，Martin Kulldorff和Jay Bhattacharya）共同起草的《大巴靈頓宣言》（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主張的就是這一原則。然而，宣言剛一發表，就遭受到了來自西方各國政府從專業、道德和意識形態等多方面的系統性污名化。發起人之一的庫爾多夫教授認爲，長期的封鎖措施，延長了低風險人群獲得免疫力的週期，推遲了整個社會達到群體免疫的時間，從而使高風險群體更長時間地暴露在病毒面前。所以，看似道德的封鎖措施是與公共衛生和流行病防治基本原則相牴觸的。

鑑於病毒對於年輕人和老年人的殺傷力相差千倍以上（在德國，95%的死亡案例出自60歲以上的病患，99%的出自50歲以上的人），考慮到德國的人口結構和居住環境，在德國實行重點保護可能是最佳的防疫策略。

德國老年人口的居住方式大致分爲三類：1）養老院；2）獨居；3）和子女共住一室（多爲社會中的低收入群體）。對這三類老人應該採取不同的保護措施：首先，在大流行病最爲嚴重的秋冬季，對養老院實施封閉管理。讓護理人員居住在養老院內，減少流動，並給予數倍於平時的工資作爲補償。對老人和護理人員定期進行快速抗原測試。其次，對於獨居老人，可以鄰里互助，由鄰居代爲採買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另外，政府可以協調超市，爲老年人開闢專屬的購物時間。同時爲老年人發放一定數量的「的士券」（Taxi Gutschein），以免他們在擁擠的公共交通工具上感染病毒。最後，對與子女共同生活的老年人的保護最爲複雜。無論是Jay Bhattacharya教授，還是科隆大學的流行病學教授施拉普（Matthias Schrappe）都提到過，政府可以徵用城市中的賓館和酒店，將這些設施作爲大流病期間老年人的避難所。縱然這項措施會帶給德國政府巨大的財政壓力，但是，與長時間封鎖所造成的各方面損失相比，該措施的成本要低得多。漢堡大學的病毒學教授Jonas Schmidt-Chanasit曾在接受採訪時坦言，採取這些措施必然不能使老年人的死亡人數「清零」，但如果能把死亡人數降低40-50%，那麼重點保護措施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雖然，德國政府實施了耗時耗資巨大的防疫措施，但是，最終收穫了兩敗俱傷的結局——高風險群體大量的死亡，兒童和年輕人成爲了「失落」的一代。對於沉浸在「零」意識形態（Zero COVID和Net Zero）狂熱中的社會來說，Jonas Schmidt-Chanasit教授的這番建言聽上去頗爲刺耳和不道德。不過，在面對大流行病的難局時，這可能是最不壞的方案了。Zero COVID的支持者一般都擁有一種意識形態，即這個社會病了，需要一次徹底地救治。你能從他們的綱領性文件中很明顯地看到這一傾向。對Zero COVID的追求，讓整個社會的運轉在它原有的軌道上完全停下來，會讓他們看到一絲徹底重新改造社會的曙光。因此，Zero Covid暗含着他們重新改造社會的烏托邦式理想。不過，這樣的崇高理想往往會帶來更壞的方案。

尾聲：普通道路的特殊化？

德國哲學界新一代的寵兒，波恩大學哲學系教授加布里埃爾（Markus Gabriel）「悄悄地」站到了兒童和年輕人一邊，站在了自由這一邊。他在瑞士《新蘇黎世報》（Neue Zürcher Zeitung）上發表了一篇題爲《大流行病：自由是解決之道，而非問題》的評論文章。

在文中，加布里埃爾巧妙地闡發了，波普爾（Karl Popper）在他的鉅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對於陰謀論的解釋。波普爾將其定義爲某種永遠單一的理論，它是一種能夠「依附」於任何事物的個人傾向。比如，在陰謀論者看來，任何政治社會的變化都是「深層政府」操弄的結果。然而，他同時認爲，在任何社會中實施陰謀論總是會失敗的。因爲，社會運作基於一種難以預期的複雜結構之上。無論陰謀論的應用者技巧何等嫺熟，作爲「單一」的陰謀論都無法參透社會的複雜性。

加布里埃爾將這一看法移用到了他對封鎖措施的評斷上，「國家（在過去一年中主要是指行政部門）可以通過限制自由來單槍匹馬地解決像全球大流行病這樣的複雜問題，是一種陰謀論的形式。」由於，在德國政府（或者多數主流媒體和主流科學家）看來「封鎖」是那個不可避免的「一」。加布里埃爾正是敏銳地抓住了這一點，將「封鎖」出人意料的解釋爲了一種「陰謀論」。他的這種獨特解釋，也完全顛覆了主流敘事，即反對封鎖的言論是一種「陰謀論」，反封鎖者是「川粉」等等。

由於，「單一」的封鎖（限制自由）無法解決複雜的大流行病問題（它不僅要處理COVID-19的感染和死亡這些問題，它牽涉到了社會運轉的方方面面），加布里埃爾將目光轉向了自由，「在自由民主制度下，單靠國家並不能解決複雜的問題。」因爲，社會的複雜性正是由於各個個體不可預測地自由行動造成的。中央計劃的國家無法處理，如此大量個人所擁有的分散和局部的知識。因此，自由是保障社會正常運行的前提。

20世紀最重要的流行病學家，曾任世衛組織根除天花小組組長的亨德森（Donald A. Henderson）教授的觀點，同樣印證了加布里埃爾的看法。在亨德森教授生前，他反覆強調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轉是應對大流行病的要義，「經驗表明，當社區的正常社會功能被破壞得最少時，它在面對流行病或其它突發事件的反應最好，民衆的焦慮也最少。強有力的政治和公共衛生領導力（確保提供所需的醫療服務）是關鍵因素。如果這兩方面都不盡如人意，那麼一個原本可控的流行病就會走向災難。」換言之，亨德森教授從流行病學的角度也證實了「自由」不是流行病防控的敵人，它恰恰是維繫社會運轉的動力。如果把現代社會看作是一臺複雜運轉的機器，那麼自由就是這臺機器上的零部件。不斷限制自由就是拆解這臺機器上的組件，直至社會崩潰瓦解。

瑞士洛桑大學的科學哲學教授埃斯菲爾德（Michael Esfeld）在總結全球長期COVID-19封鎖的教訓時寫道，「一個被削弱和分裂的社會是沒有力量應對危機的。在個人層面也是如此：恐懼，驚慌，限制社會交往，還有不再能做快樂的事情——這一切極大地削弱了免疫系統對抗病毒的能力。」

在此次大流行病的防控過程中，瑞典從開始就選擇了一條特別的道路。如果亨德森教授在世的話，他最有可能採取瑞典的策略。瑞典沒有強力的封鎖，沒有各種強制性的禁令，也沒有關閉學校，儘可能地讓社會維持正常運轉。不過，該方案剛一公布就遭到了西方各國主流媒體的口誅筆伐。他們將其視爲一場人道上的「災難」，一條「死亡之路」。然而，在大流行病發生兩年以後，對「瑞典道路」的批判似乎已經從西方主流媒體上消失了，無論是道德上還是人道上的災難在瑞典都沒有出現。它的「特殊道路」成功了。因爲，從超額死亡數字上來看，瑞典是歐盟中最低的國家之一。

如果，從亨德森教授爲我們總結和制定出的公共衛生原則出發，在COVID-19發生以前，瑞典的「特殊道路」其實並不「特殊」。爲什麼在此次防控大流行病的過程中，這條原本「普通道路」變得特殊了呢？如果亨德森教授在世的話，他很有可能要與John P.A. Ioannidis，Jay Bhattacharya和Martin Kulldorff一起揹負「殺害社會弱勢群體」的罵名。爲什麼一位20世紀防治流行病的英雄，在21世紀會成爲「罪人」呢？這些是值得我們深究的問題。

瑞典政府的首席防疫顧問特格內爾（Anders Tegnell）教授在大流行病開始伊始將防控COVID-19比作是一場馬拉松比賽。他認爲，我們不可能以百米衝刺的方式（嚴厲的封鎖措施）跑完整場馬拉松。在大流行病的前20個月，幾乎所有的西方發達國家都將這場馬拉松視作了一場百米賽跑。

現在，是時候以馬拉松的方式跑完這場大流行病的馬拉松了。

（慕諧，德國在讀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