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太易，改革太難：菲律賓戒​​嚴倖存者看獨裁者回朝

【編者按】5月10日，一度流亡的64歲獨裁前總統之子小馬可斯（Bongbong Marcos）宣布勝出菲律賓大選。而2022年，也剛好是其父馬可斯宣布全國戒嚴的五十周年。從1972到1981，長達九年的戒嚴期間，菲律賓議會被解散﹑馬可斯一人獨攬軍政大權，無數異見學生﹑記者﹑神職人員和平民被打壓﹑逮捕﹑甚至被法外處決。小馬可斯多次為這段黑暗歷史辯護和洗白－－半世紀後，歷史的傷口尚未癒合，那些血淚卻隨時被一筆抹走，了無痕跡。

在獨裁者家族回朝的陰霾下，端傳媒記者在菲律賓，訪問了在戒嚴時期下獄長達九年的菲律賓著名政治家奧坎波（Satur Ocampo）一家，跟他們談了戒嚴﹑人民革命，還有菲國的將來。奧坎波是異議記者，是菲律賓「全國民主陣線」的核心成員，其妻也同樣活躍於反對馬可斯的地下組織。他們一家人的命運，無可奈何地跟戒嚴時期的黑暗連結在一起。端傳媒下周將刊出更多報道，探究菲律賓的公民社會，如何應對獨裁者家族的回歸，請持續留意。

1976年，亦即父親被捕的那一年，Silahis 只有三歲半。「媽媽帶我和弟弟去了一位親戚的家，跟我解釋爸爸被捕了，所以她要回到地下，延續爸爸的工作。」Silahis說，「媽媽說我當時一言不發，只是哭。」但這是後來母親跟她憶述的，她本人對此沒有甚麼印象。倒是依稀記得父親被捕前，父母投入地下運動時一家人曾經短暫藏身的單位。

母親話別後，姊弟們交由外公外婆照顧。「媽媽會給我們寄信，密密麻麻的寫在很小、很薄的捲煙紙上。」這也是父母秘密通信的方式：小孩在周末隨外婆去監牢探望父親的時候，他們會把信捲好藏在袖口處趁機偷偷傳上，不讓守衛發覺。「她也是這樣寫信給我們，有時甚至寫些小故事。外婆會給我們唸這些信，解釋爸媽不能在我們身邊是因為愛，因為希望我們要有更好的的未來。」

Silahis 出生於 1972 年，那是馬可斯（Ferdinand Marcos）頒布戒嚴令的同一年。「我是個『戒嚴寶寶』」，她半笑著說。今年 50 歲的她，恰好見證了獨裁者二代、暱稱「邦邦」的小馬可斯，在戒嚴令實施的半個世紀後正式回朝。她的父親奧坎波（Satur Ocampo ）在學生時代開始於校內辦進步刊物，成年後也順理成章從事新聞業，一直不畏批評馬可斯執政之弊。

1970 年，馬尼拉行政區一帶以至毗鄰的黎剎省爆發持續兩個月的大型反政府示威，大批學生罷課、衝擊總統府與美國大使館。 這次被稱為「一季風暴」（First Quarter Storm）的抗議行動，為馬可斯在兩年後以「止暴制亂」之名頒佈戒嚴埋下了伏筆。當時，左翼反殖思潮席捲亞洲各地，菲律賓的學生運動多少也受其影響，帶頭發起連場示威的也是以反殖反帝為口號的激進學生組織；但當時任職全國最大報章《馬尼拉時報》經濟版的奧坎波說，這一連串如野火燎原的騷亂，都要歸因於馬可斯治下的經濟與社會危機。「當時通漲嚴重、油價高企，平民連日常交通也難以負擔，很多人失業。但在這個時候，馬可斯政府還在對外跟美國大搞國事訪問，騎劫整個國家去參與越戰。」

除了為報館報導社經大事，奧坎波也逢周末在專欄議政，因而被政權盯上。戒嚴實施後，他轉戰地下，有份成立「全國民主陣線」（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試圖連結民間不同陣營的反對力量。一直是重點拘捕目標之一的他終在 1976 年被捕。在戒嚴令下，全民宵禁，獨立媒體與結社集會自由被明文禁止，未定罪先拘禁是尋常事。國際特赦組織的文獻顯示，單在戒嚴令實施的首三年，就至少有超過五萬人被捕，絕大部份為工會代表、律師、記者與教會組織者；而這數字僅是保守估計，也並未包括強迫失蹤、法外處決的實際受害人數。

逃獄與再度被捕

在長達九年的囚禁期間，奧坎波多番遭受虐待，直至 1985 年，他在新聞界同業的幫助下成功逃脫。

1984 年，身為全國新聞協會（National Press Club）成員的奧坎波獲當局批准放行一天受邀參與演講。有了這先例，數位在出版業及商界身居要職的舊相識，即安排他在翌年假借協會選舉的名義，照板煮碗申請臨時外出批准，前往協會會所投票，再伺機從後門逃走。

「我成功逃走的那一天剛好有個大型的群眾集會，那天大概是下午三時多吧，有人在集會上宣佈我逃脫的消息，據說在場所有人都在歡呼。」事後，當時的國防部長表示，這是十三年來首次有囚犯藉臨時批准而逃獄。

在逃獄之時，奧坎波是全國拘留時間最長的政治犯之一。「我在獄中照樣組織其他囚友搞抗議，所以越坐越久。」翌年馬可斯倒台，政治犯全告獲釋，有人被拘禁了接近十年。

Silahis 與弟弟 Anto 傾向相信，反對派領袖阿基諾二世（Benigno “Ninoy” Aquino, Jr）在 1983 年被暗殺後所掀起的洶湧民情，間接造就了這項義舉。但奧坎波卻堅信，這是拜當年的同僚與戰友不懈聲援所賜。

逃獄不過一年後，1986 年「人民革命」爆發，馬可斯一家在美國庇護下倉皇逃亡，夫妻倆終於能與家人團聚。可是好景不常，由阿基諾遺孀柯拉蓉（Corazon Aquino，漢名許娜桑）領導的新政府，翌年與主張土地改革、叫停美國軍事援助的菲律賓共產黨及其武裝分支和談破裂、流血收場，十多名農民被殺；原被新政府委派去主持和談的奧坎波與妻子被迫重返地下生涯，兩年後雙雙被捕，直至 1992 年才被判無罪獲釋。
那時，Silahis 與弟弟 Anto 已經是大學生。對於雙親長期缺席，由外婆獨力養大的姐弟二人在單獨受訪時均分別表示，儘管有遺憾，他們從沒質疑過父母為甚麼偏要走這條路不可。

「從小我就知道，這是一件我需要去明白的事。作為最年長的小孩，我也知道我不得不堅強起來。」Silahis 說。「我從沒為此感到生氣或不忿，但到了我為人母的時候，我當了全職媽媽一段很長的時間。這很難不是因為童年的影響——我想在那裡（孩子身邊），不願錯過他的成長。」

父親被捕、母親重返地下時不到兩歲的 Anto 回憶，母親偶爾也會設法跟他見面。「暑假時不用上課，我們會偷偷去跟媽媽度個小小的假。通常我們會約定在商場見面。小時候的我最愛電玩街機，當我開始玩得不亦樂乎的時候，外婆就會在我不為意時靜靜走開，好讓媽媽能跟我獨處。但發現外婆不在的那一刻，我會衝出去不斷找她。我想媽媽大概有點受傷，因為我確實是跟外婆更親近。」他說。「但正如外公外婆說的，那就是（父母的）犧牲了。」

姊弟們不約而同的說，懂事之後，他們知道自己比很多同齡的人幸運。「我們有外公外婆照顧，能上好的學校，老師也知道我們的情況，有整個支援的環境。爸爸也是個名人，不同於那些隨時人間蒸發也無人過問的社運人士。」Silahis 回憶，小時候去監獄探望父親，也會因此結識父親囚友的小孩，彼此同處一室，猶如另類夏令營。「我後來才明白，有很多人的成長經驗跟我們完全不一樣。」

太容易的革命

連同另一位定居外地、是次沒有受訪的弟弟，Ocampo 一家五口見證戒嚴的強橫與黑暗，大概也比很多人更深刻體會，改革理想無以為繼、時代許諾落空的唏噓。小馬可斯在本屆大選大勝，以子承父業之姿圓了家族重掌政權的神話，他們有沒有曾經覺得人民革命被背叛？

「我們從沒認真討論過。但至少我沒有覺得被背叛，因為這不是 personal 的。」Silahis 說：「我比較會覺得那是一個被虛耗掉的機會。我不確定我們是否就本性善忘，但當初確實有很多事情該去做，而我們都沒有做。」這些「事情」，包括從制度上去削弱地方政治菁英的壟斷、將戒嚴時代的史實納入教綱。

歷盡千帆的母親 Bobbie Malay，對這政情輪流轉倒是顯得很豁達。「人民革命成功時，我其實覺得這一切太容易了。舊的去，新的來，真正的制度變革並沒有來臨。」但三十五年此去，如今回首，她覺得有些改變是無法否定的。「至少被殺的人少了，而且相對以前地下運動的孤立狀態，現在你看到人們能在此時當刻出力，一呼百應。」

在三度成功當選眾議員屆滿後，如今已年屆 83 歲的奧坎波仍然活躍推動社運，也因此長留政府的「密切關注名單」之列。在 2018 年，他聯同一個進步教職員組織，帶隨捐助物資探訪南部北達沃省一家鄉村原住民學校。隨後學校被武裝份子強行關閉，他在嘗試幫助撤離學生前往一個修道院期間被警方截停，並被控以人口販賣罪。因疫情延誤，案件尚在處理階段。警方發言人指控該學校涉嫌煽動學生反政府，當局是按部族長老的意願才展開行動，將學校關閉。但無論事實為何，拐帶未成年兒童的罪名無疑過猶不及，後來網上更一度流傳他被判死刑的假新聞。

奧坎波對此淡然而對：此前他曾一度捲入菲共武裝叛亂的嫌疑中而被控謀殺，直至控罪被法院否定而撤銷。幾乎每一任總統他也交過手，但情況再壞好像也不過如此。訪問在大選日進行，他說，已有心理準備小馬可斯會當選，「要是全面大勝，會去觀察、思考下一步。」似乎絲亳沒有停下來的意思。

Silahis 和 Anto 大學時代都從理工科轉系主修新聞，或多或少受了父親的影響。然而他們都沒有真的「繼承」父母的革命生涯。「在中學時，我會和其他政治犯的孩子一同遊行。我也常常被推舉為政治犯小孩的『發言人』，接受外媒訪問，主要是因為我英語比其他人好。後來上大學，很多人也對我有種預設想像，期望我會跟爸爸一樣當社運份子，邀請我參與不同的進步社團。但我有點刻意地避開了這條路，我不想被模塑成一樣的角色。我以自己的方式去當一個社運人。」如今從事房地產管理的他，仍然在思考改變社會是否有別的蹊徑。

在 60 年代，奧坎波夫婦跟當時很多理想主義青年一樣，曾經對中國充滿進步幻想。Silahis 和 Anto 回憶，小時家裡仍有小紅書、紅衛兵軍帽，一家都覺得那是亞洲的許諾之地。然而信念終被逐漸推翻，尤其是八九民運屠城，所有人都看穿了暴政本質之共通。

但能坦白承認曾經的理想只是泡沬，也有它謙卑的地方。

在「easy way out」以外，還有別的選擇嗎？

面對獨裁者之子回歸政壇，Bobbie 淡然回應：「亞洲人喜歡以流水為喻，歷史也一樣。我們只能前行，不能真的回到過去，儘管那不是一條直路，有時進，有時退。沒有人能真的一直活在謊言裡面。」

如今小馬可斯陣營把上一代執政以至戒嚴時期說成是強政厲治的「黃金歲月」，Bobbie說這手段並不是新事，「當年其實也有很多人擁護馬可斯啊。但不同的是，現在人們對獨裁政權有了更多覺識，關於戒嚴時期的史實也得到更多人的認知，不像以前只有社運圈的過來人來述說。我們年輕時，左翼們都很少發言，哪像今日有如此強大的文化力量？」

馬可斯陣營的地方利益盤根錯節難解，但當年有份把馬可斯拉下台的知情者，在體制裡亦大有人在。「他們有很多人在還在有決策權的崗位上，散佈於學院、教會、不同專業裡頭，數目比我們想像的更多。他們不需要是公開敢言的社運人士，甚至不需要認同甚麼左翼理念，那完全沒問題的。只要秉持原則、會對我們的訴求有同情，靜靜做事，好好教育下一代，這種價值更強大，政治立場只是其次。」Bobbie 說。「就好像地方政府，雖然這個制度有它腐蝕人心的地方，但總有幾個人你能指望他們辦事——嗯，有時吧。但那就是整個（政治）肌理的一部份了。」

她甚至不怎樣明白馬可斯家族的執念。小馬可斯競選總統期間，拒絕出席任何公開辯論，也避談戒嚴歷史；宣佈勝選後，立即跑去英雄墓園拜祭父親，受訪時還呼籲大家不要拿上一代的前事來評斷他。越這樣說，彷彿越見著痛處。「他們要甚麼都可以有。為甚麼非要如此不可呢？」她如此問。名譽與權力到底是甚麼，教某些人賭上一生志氣？

那她有沒有遺憾自己錯過了子女的成長，那些失去自由的光陰？「那是我們所有人都會作的犧牲。那是一個投資。我們只能前行，並且知道，我們做的不夠，永遠都不會夠。」Bobbie 說。「只要知道自己沒有在停下就好。」也許因為到了五十歲才重過自由新生，她格外熱愛學習，說這些年來學了很多科學知識。

離開 Ocampo 的家之前，我在他們長滿野花的小庭園裡單獨問 Anto，他的經驗跟姐姐和母親有沒有不同。「剛才聽到媽媽說覺得人民革命是個 easy way out，有時我也想，我們當天對馬可斯家族太寬容，也太容易就信任了（繼任執政者）的承諾。這樣說應該會令我惹麻煩，但有時我會想，假如當天這個國家爆發一場內戰，也許如今一切就不一樣。」他若有所思地說。

「當然，這樣想也可能是另一種 easy way out。這樣的話我們就不會學到，或仍在學習其中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