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學遺產：我們講述農村，和魯迅寫「故鄉」，該有什麼不同嗎？

2021年5月，我在杭州做了一場新書《永隔一江水》分享會，有讀者問：「對你影響最大的作家是誰？」我回：「魯迅是其中一位。」

在今天的內地，對很多人來說，魯迅是讓人厭煩的，教科書上有太多他的文章，考試又經常考，見多了有點面目可憎。這當然是魯迅本人也不會想到的。讀高中時，有一回試卷上又一次考到了他的文章，我記得是《孤獨者》：

「我快步走着，彷彿要從一種沉重的東西中衝出，但是不能夠。耳朵中有什麼掙扎着，久之，久之，終於掙扎出來了，隱約像是長嗥，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裏夾雜着憤怒和悲哀。」

這一段話深深地擊中了我。在那段對什麼都不滿、都憤怒、都迷茫的青春期，這樣純度極高的文字極容易俘獲我的心。在繁忙的課業之外，我找到了一本盜版的《魯迅雜文集》，每一天得空（找到時間）都會極爲認真地看一篇，雖然未必懂他論戰的背景，但在那個讀的過程中，我找到了自己情緒的釋放口。

各方合力塑造的魯迅

他是一個罕見地受到官方與民間雙重肯定的偉人，官方把魯迅推崇成一個文化的巨人，民間也不覺得他過時⋯⋯而我更願意叫他「迅哥兒」，一個有血有肉的、有各種毛病各種缺點的人。

活動結束後的第二天，我就專程去了一趟紹興。魯迅博物館、三味書屋、咸亨酒店已經成爲熱門的旅遊景點，人頭攢動，導遊介紹道：「這個就是魯迅唸書的地方⋯⋯這是他家人吃飯的地方⋯⋯」

魯迅右手夾着一支菸深沉地凝望遠方的半身像，豎立在景區門口。他是一個罕見地受到官方與民間雙重肯定的偉人，官方把魯迅推崇成一個文化的巨人，民間也不覺得他過時，因爲時代雖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變化之下有一些一而再再而三發生的事情，他們都能在魯迅的文字中尋找到精準的描述、抨擊、嘲諷、慨嘆，彷彿他從未遠離過我們。近些年來我們也頻繁在影視劇裏看到他，演員們飾演出了魯迅的憤怒、慈愛和勇猛。他憂國憂民，深刻地剖析中國人的國民性，用一隻筆對抗無物之陣的形象深入人心，甚至近乎於神。

不可否認這是魯迅，一個被各方力量合力塑造的魯迅，而到了這裏我更願意叫他「迅哥兒」，一個有血有肉的、有各種毛病各種缺點的人。這個人在五十多年的生命中經歷的事情和起伏的心緒，呈現給文字的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消散在時空裏。我想尋找的是生活在具體時空裏的「迅哥兒」，譬如說1919年這個關鍵一年的他，還有他的故鄉紹興。

我從人群中退了出來，走出了景區，站在街頭，腦子裏把這些喧囂全都撇去，新蓋的樓群、紅綠燈、臨街的店鋪全都去掉，努力構想一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魯迅，以及他眼中所見到的樣子。魯迅在散文中記錄的諸多細節，都發生在這裏，把那時候的光線、樹木、人流、聲音，一點點地加上去，忽然有一句話浮現出來：

「我冒了嚴寒，回到相隔二千餘里，別了二十餘年的故鄉去。」

那是《故鄉》開篇的第一句話。魯迅回到故鄉是要賣老宅，自此之後他與紹興老家的牽絆就愈發少了。這是一次心情慘淡的回鄉，也是一次飽受情感衝擊的回鄉。而他來回奔走於紹興的街頭，可能就是我當下站的地方。

溯源：魯迅的《故鄉》

魯迅的《故鄉》雖然是一篇小說，但不妨礙我把它看成是魯迅回鄉的真實記錄，此處的真實不是說現實中一定發了小說中的事情，而是指那樣一種處境和心境。

我習慣於把歷史的時間節點與我熟悉的人事聯繫在一起。譬如說1919年，魯迅回家賣了老宅，這是他個人與家族的大事；同一年五四運動爆發，這是國家的大事。這兩件事，魯迅都參與其中。

而這一年，我爺爺兩歲，我奶奶三歲，我爺爺的父親太爺應該是有二十多歲。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裏發生的大事，其產生的結果，日後就像是漣漪一般擴散到每一個中國人的頭上，當然也包括我的祖輩。可是當時他們未必聽聞過這場運動。

我的祖祖輩輩生活在那個叫「鄧垸」的江邊小村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延續着上千年來的生命節奏。由他們延續到我太爺這一輩，我爺爺這一輩，再到我父輩這一輩，然後到我這一輩突然斷裂了。我的同輩不再留在村落裏種地了，而是出門打工、做生意，也有像我這樣出去唸了大學，然後留在城市裏寫作的人。

近些年來，每一次過年回去我都要寫《回鄉記》，詳細記錄我在鄉村老家的所見所聞。之所以如此，是因爲我意識到鄉村在這些年來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身處其中的父母輩正切身地感受到時代的洪流從自己的生活中淌過。我想要記錄下這其中的變與不變，多年後再回頭看，也會是一份對我而言珍貴的時代記錄。之所以起心動念要寫《回鄉記》，要追溯的話，其源頭便是魯迅的《故鄉》。這雖然是一篇小說，但不妨礙我把它看成是魯迅回鄉的真實記錄（此處的真實不是說現實中一定發了小說中的事情，而是指那樣一種處境和心境），也不妨礙我日後走上自己的創作道路從其中汲取營養。

昔日的閏土與今天的閏土

魯迅寫閏土，是以一個外來者的視角來寫他的童年夥伴。可是他自己跟這片土地是沒有那麼密切聯繫的。一個一輩子生活一個地方的農民，他們從很小的時候就熟悉土地的一切事物，氣溫、光線、氣味、聲響，環繞在他周遭，也沁入他的意識之中。

《故鄉》裏對「我」觸動最大的是閏土的出現。老實講，我對魯迅是敬，對閏土是親。閏土所經歷的，也必然是我的祖輩所經歷的。魯迅寫閏土，是以一個外來者的視角來寫他的童年夥伴。可是他自己跟這片土地是沒有那麼密切聯繫的。一個一輩子生活一個地方的農民，他們從很小的時候就熟悉土地的一切事物，何時播種，何時插秧，何時開花，何時結果，何時收割，都是熟稔的。氣溫、光線、氣味、聲響，環繞在他周遭，也沁入他的意識之中。

魯迅寫那個少年閏土：

「閏土的心裏有無窮無盡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們不知道一些事，閏土在海邊時，他們都和我一樣只看見院子裏高牆上的四角的天空。」

一個徜徉在海邊的孩子，帶給少年的迅哥兒一個全新的可以呼吸的世界。這與我的童年是可以呼應起來的。當我與我城裏的親戚孩子說起那些鄉村種種時，他們也流露出神往的表情。因爲他們一出生，就是被規訓的，有各種各樣的規矩套在他們。而我們這些缺乏教育機會的人，卻能夠短暫地體會到自由的滋味。

但這自由卻又是如此短暫。鄉村社會開始展露出沉重的一面，閏土要快速地承擔起全家生活的重任。這個過程，是迅哥兒看不到的。他一路唸書，留學，歸國，上班、寫作⋯⋯這一路的人生，也是閏土想不到的。他們從一開始就是分屬於不同的階層。多年後，他們再次相會，已經是岔開很遠的兩路人了：

「他站住了，臉上現出歡喜和淒涼的神情；動着嘴脣，卻沒有作聲。他的態度終於恭敬起來了，分明的叫道：『老爺！……』我似乎打了一個寒噤；我就知道，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說不出話。」

「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對於魯迅來說是「打了一個寒噤」，那對於閏土來說呢？或者換到我那些一直在務農的祖輩來說，他們面對一個城裏來的大人物，該如何反應呢？他們很可能跟閏土一樣，拿出謙卑的表情來叫一聲「老爺」。他已經被這個宗法社會給馴化了，唯有遵循尊卑秩序，纔不會招致災禍。

作為鄉村旁觀者

「我對鄉村敘事的兩種模式都持有警惕心，一種是田園牧歌式，一種是悲情化，這些都簡化了現實。農村本來就是一個多面向的存在，它涉及到的層面遠非一種模式所能概括。」

但是，我的好奇心是停留在閏土身上的。他家裏是什麼樣子？他種地時的心情是如何的？他有沒有快樂的時候？他跟他家人是怎麼相處的？⋯⋯這些小說裏沒有更多的細節，因爲那裏只有「旁觀者」的限知視角。

是的，旁觀者。魯迅不是土生土長的鄉村孩子，他對於鄉村有美好的記憶，比如去看社戲時的興奮；也看到了很多沉重的人事，比如看到了閏土後來的人生，還有他諸多小說裏寫到的那些事。但他跟鄉村是不親的。這是我讀魯迅小說中覺得不滿足的地方。他寫到祥林嫂、阿Q、華老栓⋯⋯如雕刻一般，簡明扼要，給人以鮮明的印象。每每讀到此，我總想撇開魯迅這一層限制，去構想這些人物的日常生活，把這些人放在她的房子、鄰居、田地、祠堂、河流之中，讓無數的細節充盈着他們，喚醒着他們，從而可以看到一個不必如此簡化的新形象。

該如何解釋「親」呢？那就是魚兒與水的關係。魚兒天然地生活在水中，它怎麼遊怎麼自在。鄉村對於魯迅來說，是沒有這一層親暱在的。我總忍不住想：如果魯迅筆下的鄉村人物能寫作，那麼在他們的視角里自己的生活該是一個什麼樣子呢？如果他們能寫自己，也能寫身邊的人，那一種熟稔肯定是外來者沒有的。

我在《永隔一江水》的序言裏曾寫過：

「我對鄉村敘事的兩種模式都持有警惕心，一種是田園牧歌式，一種是悲情化，這些都簡化了現實。農村本來就是一個多面向的存在，它涉及到的層面遠非一種模式所能概括。」

有一些作家持着城鄉二元對立的態度，認爲鄉村是美好的，代表着一種質樸的生活方式，而城市物慾橫流，唯有退回鄉村才能保持住人性的良善。而悲情化，可以看近些年來知識分子過年回鄉，都會有新的一波《回鄉記》發表出來，他們哀嘆農村的凋敝、民生的疾苦、親人的四散⋯⋯這些當然是真實的，且讓人憂慮。我覺得這樣的寫作基調，其實是來自於魯迅這裏的。沉痛的現實扣在芸芸衆生之上，每個人都在苦苦掙扎。

但是我漸漸地想掙脫這種敘事基調，它還是讓我感覺到知識分子的高高在上。這可能並非是他們的本意，畢竟他寫的這些人都是自己的親人，但在精神層面，親人們的生活是被審視的。我忍不住要想：他們需要我們的悲憫嗎？需要我們的哀嘆嗎？他們有自己的生命體驗和生活方式，什麼是好的，什麼是不好，其判斷未必會符合審視者的價值觀。

他們哀嘆農村的凋敝、民生的疾苦、親人的四散⋯⋯這些當然是真實的，且讓人憂慮。我覺得這樣的寫作基調，其實是來自於魯迅這裏的。但是我漸漸地想掙脫這種敘事基調，它還是讓我感覺到知識分子的高高在上。

疫中被困：中國農村的新一輪講述

導致我觀念改變的，是2020年春節那一次回家。新冠疫情爆發，我困在湖北老家。每一年我只在老家頂多待一週，這一次卻一待就是近三個月。自從大學畢業後，我與我的父母親從未相處過如此長的時間。

此次滯留，讓我與家人有更深入了解的機會。疫情之下的鄉村，出現了一個頗有意思的現象：村子裏很久沒有這麼熱鬧過了。那些候鳥一樣每年過年待幾天的人（包括我自己），都被迫地留在了家裏，那種做客的心態沒有了，一方面要漸漸接受疫情導致的歸期無望，一方面要與常年留在家中的老人、小孩共處，種種矛盾也慢慢地浮現了出來，爭吵聲、打架聲也時有耳聞。一個長期習慣於城市生活的人，與一直生活在鄉村的人，共處一屋，且沒有迴避的空間，生活方式、思想理念都在碰撞磨合。這其中有很多耐人尋味的細節。

官方媒體上幾乎看不到民衆的真實生活細節，很多人跟我一樣都是把記錄的文字發表在公衆號、豆瓣、微博等平臺上。我覺得跟過去所看到的帶着啓蒙知識分子視角的文字相比，這些記錄更瑣碎了，也更真切了。他們不再是停留在觀看的位置，而是參與了這個集體書寫的過程中去。

我記錄下每天的所見所聞所感，也看到了來自其他寫作者的記錄。官方媒體上幾乎看不到民衆的真實生活細節，很多人跟我一樣都是把記錄的文字發表在公衆號、豆瓣、微博等平臺上。很多讀者每天來看我的《回鄉記》，而我同時也看到了其他人的《回鄉記》。我覺得跟過去所看到的帶着啓蒙知識分子視角的文字相比，這些記錄更瑣碎了，也更真切了。

另外一點，就是讀者的回應，他們在各個不同的《回鄉記》下面留下自己的生活記錄和心情感受，他們不再是停留在觀看的位置，而是參與了這個集體書寫的過程中去。所以若干年後，那時候的歷史學家要想知道此時此刻鄉村的真實圖景，看看這些記錄就能夠獲得很多信息了。譬如春節不能出門拜年人們怎麼想的，年邁的父母如何應對疫情的恐懼，村幹部如何執行上頭派發的管控任務的，病人想要買藥卻不知道如何獲取該怎麼面對，村裏有老人去世葬禮如何舉辦⋯⋯

其實地上本沒有路

鄉村延續了一代又一代的風俗習慣，一些被迫中斷，一些暗地裏還在持續。在這樣的變與不變中，我們可以通過諸多《回鄉記》看到，鄉村社會在變幻的時代中，哪些還在延續（比如說鄉村社會中的禮物饋贈與人際關係），哪些已經鬆動（比如說重要輕女的觀念漸漸鬆動，女性受教育的機會增多），哪些已經消失了（比如說很多民俗活動的難以爲繼）。對於鄉村的書寫，不能只停留在哀嘆其凋敝的層面，而是要深入地潛下去，感受到其內裏一直未曾消歇的活力，畢竟大家都想要有好的生活。追逐美好生活，會驅使着人們選擇自己認爲正確的方式去行動。

這是我在寫《回鄉記》給自己提的醒：要去理解和尊重他人的生活，而不是急着去判斷。在這樣的前提下，儘可能地去細緻準確地記錄下鄉村社會的方方面面，不怕瑣碎，不怕冗雜。這又要回到「親」上來了，我們這些從小生長在鄉村的人，與身爲農民的父母是親的，與田野土地是親的，與柴垛池塘是親的，正因爲親，纔會有情感上的撕扯、生活上的糾纏與觀念上的衝撞。

魯迅在《故鄉》的結尾寫道：

「我在朦朧中，眼前展開一片海邊碧綠的沙地來，上面深藍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金黃的圓月。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魯迅那一代人記錄下了百年前中國鄉村的模樣，而百年後我們繼續在寫鄉村。他給我們開闢了一條之前少有人走過的路，他把書寫對象從統治精英轉向底層民衆，尤其是生活在鄉村社會里的人，他們過去很少會被認真書寫，而如今我們需要繼續蹚出新的路來。畢竟新的時代，鄉村變化之大，已非當年所能想象。

正如寫《黃河邊的中國》的曹錦清曾經感慨的，中國宛如一頭狂奔的牛，知識分子就像在牛頭上的蒼蠅，不斷爭辯是向左向右，實際上是往哪裏跑並不是那麼容易弄清。由此可見，這也是一條沒有指向標的路，需要我們這些後來者耐心地誠懇地摸索往前走去。

鄧安慶（1984-）：中國青年作家，生於湖北，曾游盪於多個城市之間，已出版短篇小說集《永隔一江水》、《天邊一星子》、散文集《山中的糖果》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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