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究竟姨甥在何時、何地、被誰和如何被虐打？劉靖兒至今仍無從得知。她多次向童樂居詢問案發過程，要求翻開閉路電視片段，但童樂居以「進入司法程序」為由拒絕透露詳情，提議她在案件開審時，自行前往法庭旁聽。可是，童樂居也不會通知她開庭的日子。

2020年7月，劉靖兒的姨甥還是一個4個月大的手抱嬰兒，就被送往童樂居。對這嬰孩來說，唯一接觸外界的機會，就是每星期1次、每次限45分鐘的家屬探訪。但扣除消毒、登記程序的時間後，劉靖兒只剩下20分鐘，在探訪室劃定的區域內，與姨甥隔着口罩和保護衣相見。每月的探訪次數只有4次，須1星期前通知院舍，若帶小孩外出，更要預早約1個月申請，待社署批准。疫情更一度停止家屬探訪，姨甥1歲時，才恢復探訪。

劉靖兒說，最初幾次探訪，姨甥都嚎啕大哭，不願離開職員身邊；大概半年後，姨甥才漸漸認得她，開始不怕她。姨甥很黏院舍職員，劉靖兒覺得是因為「就算被人打，但他身邊只有這些人。」

「當如此高度信任的人成為施虐者，對幼童會造成很大的衝擊。最即時的傷害，就是出現情緒問題，包括創傷後壓力症、焦慮症等。」註冊心理學家程衞強對端傳媒說，孩子可能會陷入情緒低落，更頻常地哭鬧。

程衞強解釋，0至2歲是幼童建立安全感的關鍵階段，主要照顧者會直接影響他們的心理發展。這些需求分為生理和心理：生理需求包括餵食、如廁、生病時照顧他；心理需要則包括，哭泣時安撫他、抱他、與他玩耍等等。反之，如果照顧者動粗，便會破壞幼童安全感的建立，失去對人的信任。

劉靖兒的姨甥留院治療期間，同房的5名小孩，據護士稱都是來自童樂居。每次劉靖兒探訪完畢、離開病房時，孩子們都會很激動地哭起來，「在走廊的盡頭，也聽到他們的哭聲。」劉靖兒到過醫院探訪3次，每次也會通宵陪伴姨甥，但從沒有見過其他家長探訪同房的小孩；據她的觀察，其他受虐兒童與她姨甥一樣，較缺乏安全感。

童樂居是全港最大型的嬰幼兒院舍，為有需要的0至3歲嬰幼兒，提供24小時的住宿服務，合共有104個名額。據童樂居2019至2020年的年報顯示，該年嬰幼兒入託的主要原因為父／母為濫藥者（60%）、懷疑為施虐者（19%）或有精神健康問題（5%）。同時，逾兩成幼兒被評估為發展遲緩或有發展障礙。

身上的傷痕會脫痂，但在心理留下的創傷，卻可能是一輩子。

劉靖兒想起，她自己也曾在幼稚園時被老師體罰，留下心理陰影，從小到大都很防備老師。那時老師覺得她頑皮，就扭住她的耳朵，把她整個人扯高，拉到課室前面罰站。她現在仍記得老師的樣子，「你想想這是我4歲經歷的事，我現在30多歲，事隔那麼多年，我的記憶仍很深刻，」所以她很擔心姨甥會留下童年陰影。

程衞強估計，即使長大後，受虐兒童未必清晰記得虐待的細節，但仍會無形地影響他們的性格和心理發展。長遠而言，兒童在建立人際關係方面或會出現困難，例如無法信任別人、不願向他人透露自己的事；過份保護自己；難以建立朋友關係甚至逃避社交，變得孤僻；此外，自我形象亦可能變得低落。「在3至6歲時，他們可能會發展一種內疚感，覺得自己做錯事（所以被虐打）。」而且，他們或會因無法與照顧者建立安全的依附關係（Attachment），阻礙日後發展親密關係，「可能會疑心很重，覺得對方欺騙他。」

沒有光環的護理員

負責童樂居運作的保護兒童會於1月26日召開記者會，公布首階段調查結果，執行委員會主席夏穆當時「解釋」，虐兒事件與長期人手短缺有關。童樂居屬於24小時運作的院舍，幼兒工作員需輪值早、午、晚3班，他認為員工值班工時長，更數又不固定，導致人手流失問題嚴重，前線員工的工作量大增。保護兒童會於4月更新招聘啟事顯示，夜班幼兒工作員的值班時間為晚上10時半至早上7時，每更工時為8.5小時。

童樂居每年受政府資助約8000萬港元，人手編制亦須符合社署標準。據童樂居的年報顯示，初生至2歲兒童的比例為1︰6，童樂居日間服務（非住宿）則為1︰8。翻查資料，社署規定0至2歲幼兒照顧的人手比例標準為1︰6，低於南韓的1︰3、芬蘭和澳洲的1︰4。

民間壓力團體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執行幹事黃惠玉則認為，事件最主要的問題並非出於人手不足，而是機構文化敗壞。

34名被捕職員中，年齡最輕的只有23歲。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指出，超過七成員工工作經驗不足3年，大部分人欠缺照顧兒童的經驗；新入職員工被舊員工告知，「不要善待幼童」，因為幼童會因此索求更多，增加工作負擔；員工亦互相包庇。報告推斷，當員工發現主管在附近時，他們會互相提示，以避開主管的監察。報告同時揭露，童樂居的管理層一早察覺事件，但未有即時介入，認為「粗魯的對待方式不等於虐待」，並未構成虐兒。

劉靖兒覺得，職員「本質可能不差」，但認為如果受不住上級壓力，大可以選擇離職，他們卻選擇留下，更縱容事件發生。而且作為幼兒照顧員，理應愛惜小孩，不能因為小孩沒有家長探訪，或者不懂開口說話，就虐待他們。

除了機構內部的營運問題，黃惠玉認為，社會普遍視照顧員為較次等的工作，不論是照顧老人、弱能人士或小孩，覺得他們是「讀書不成」，不受社會尊重和認同，無法從工作得到滿足感。

「醫生、護士的頭上有光環，但他們（照顧員）沒有。他們不以自己的工作為榮，好難有愛心地照顧。」黃惠玉續指，這類護理不被社會視為「專業」之餘，工作較吃力，待遇亦較差，也較容易出現虐待事件。「他們的工作對社會很重要......我覺得社會是欠他們，沒有給他們很好的待遇。」黃惠玉概嘆。

在香港，幼兒工作員的資歷是要求修畢認可訓練課程後，即可註冊，課程最短只需1年。而且，幼稚園教師與幼兒工作員的資歷要求統一，只要完成幼兒教育課程，可同時符合教師及工作員這兩種資格，因此兩種服務同時在競爭人手。由於幼稚園相對有更好的薪酬待遇和晉升階梯，人手因此流向幼稚園，幼兒日間中心或院舍更難以聘請和挽留人手。

與其他國家相比，香港對於幼兒工作者的學歷要求較低。例如在芬蘭，幼兒工作者需修畢為期3年的學士學位，幼稚園教師需修畢為期5年的碩士學位。

「勞福局需要思考，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照顧員制度，重新制訂服務標準。」她說，單靠加薪也不能解決問題，反而要提供更多職前、在職訓練和考試；而考試不止是筆試，親身的工作體驗更為重要；亦應納入服務使用者的意見。

增加人手比例、提高資歷要求、改善薪酬待遇，在這些量化的指標背後，對兒童來說，人性化的照顧才是最重要。

被困住的「家」

在童樂居裏，劉靖兒說幼孩的生活頗機械化，只有吃飯、洗澡和睡覺。因為探訪範圍的限制，她從未看過姨甥睡覺和玩耍的地方，只有從機構募捐宣傳的相片才略知一二。她不肯定姨甥隔多久才有機會到院舍的戶外遊樂場「放風」，曬曬陽光、看看風景，更不知道是否有機會在高牆以外的地方活動。這種生活就像是一個困住的「家」。

童樂居網站稱，機構會「按嬰幼兒之年齡，安排多元化體能及智能活動，促進各方面全面發展。」

「童樂居的運作很流水作業式，感覺只是純粹解決生理需要，確保基本的『食、瞓、屙』（吃喝拉撒睡）。如果你吵鬧，便對你不好。」黃惠玉認為，童樂居事件某程度上反映院舍式（Institutional）的照顧，對兒童的成長不理想——它只保證小孩的溫飽和安全，但架設很多限制；而小朋友總有很多突如其來的想法，對世界充滿好奇，這些框架就會壓抑他們的想法。

聯合國的兒童照顧指引指出，這類院舍式的照顧不利兒童成長，建議3歲以下的幼童應以家庭為本的方式（Family-based setting）照顧，而各國政府應以去院舍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為目標。2019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一項兒童權益議案，全球應盡早結束孤兒院服務。

香港的兒童住宿照顧系統分為院舍和非院舍服務：院舍服務有留宿幼兒中心、兒童收容中心、兒童院、男女童院和男女童宿舍；而非院舍服務則有寄養服務，或是家舍形式、有一對夫婦擔任「正家長」並與孩子一起入住宿舍的「兒童之家」。2015至2019年間，每年平均約3100名兒童接受住宿服務，其中接受院舍照顧的人數最多，佔總人數的45%。

像劉靖兒姨甥這類幼童，若他們無法返回原生家庭或被領養，在嬰幼兒院住滿3歲後就會被安排轉往其他服務，可能是規矩較多的院舍、家舍，或是自由度較大的寄養家庭。

曾入住兒童之家的林海欣（化名）很討厭家舍的規矩，尤其是出門的限制，總覺得被困住。她的父母離異，母親因情緒問題無力照顧她，於2000年她就被送往家舍。她入住的家舍不容許小學生自行外出，中學生每個月外出的次數，由家人跟孩子「協議」，社工則作為中間人角色協調，但孩子即使可外出，也不能遲於晚上11時回去。她形容自己「本來也不是守規矩的人」，曾經因沒有返回宿舍，兩度被逐出家舍。

那年15歲，踏入青春期的她認識了一班新朋友，難得獲批准放假可外出，她相約到金鐘添馬艦舉行的嘉年華，誓要暢玩一番。那晚，她和朋友玩到凌晨12時，「那時知道自己做錯事，有逃避心態」，而且家舍夜晚會關門，最後索性在朋友家過夜，睡醒後，吃過早餐才回家舍。

回到家舍，她發現家舍姨姨已報警，「因為他們不容許你擅自離家（在外面過夜），按程序是需要報警的」。之後，社工跟她說，院舍不再收留你，因為「院舍有決定權，如果違反它的規則，有權不再收留你。」

對她來說，唯一放假機會就在週末，但平常沒有人來接她放假。她媽媽的控制慾強，時常反對她外出。假期時，她只好留在家舍。小時候，她與其他同學關係疏離，因為同學獲准放假外出時，會相約遊玩，自己卻無法赴約。

「見朋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我家庭不好，不想面對家人，自然覺得朋友比起家人更重要，想爭取時間與朋友見面。」失去家庭關愛，社交生活是林海欣生活中的重要支柱。

於是，她經常在家舍安排下定期召開的家庭會議中，極力爭取外出的自由。會議中，有社工、家長和小孩，討論小孩的近況，包括外出的次數和時限。她形容每次都「嘈到拆天（鬧得很大）」，但都失敗而回，家長的決定凌駕小孩的意願，「因為還未成年，家長不准許的話，你也沒有權改變。」

被逐出兒童之家後，林海欣轉往一所容納30名女童的大型宿舍，重新適應陌生的環境，宿舍的規矩還更嚴苛。

宿舍的生活很規律化，強調紀律性，違規就會被罰。洗澡、吃飯、溫習的時間都是固定的，晚上11點就會關掉電視機，夏天只能用冷水淋浴；家務由宿生輪流負責：煮食、清潔廁所、擦地，連衣服也要手洗。

放學回到宿舍後，林海欣就好像與外面的世界隔絕。因為宿舍會沒收手機，直至外出才獲歸還。唯一與朋友聯繫的方法，就是宿舍的公家電話。每天晚上，30位宿生輪流使用一部電話，使用前需要預約時間，每次最多只有15分鐘。每次致電給朋友，她只好「一輪嘴（一口氣）」地傾訴。後來，她偷偷帶電話潛入房。有次被舍監發現，就被罰做額外家務。

17歲那年，她再次因沒有回宿舍，被院舍終止服務。那天，她出席朋友的喪禮，晚上趕不及回去，而且情緒也很崩潰，單純的不想回宿舍。她說，「我們只是沒有回宿舍，不是什麼殺人放火，但因違反舍規，就要受懲罰」。最後，因為她將近成年，也沒有繼續住在宿舍。

「訂立規則的原因，是要培養紀律。」林海欣認為，宿舍職員都是「按本子辦事」，沒有太大的愛心，也沒有家庭溫暖。「我的童年是不開心的，」她總結道。

黃惠玉道，外國的先進國家逐漸放棄院舍式照顧，取而代之的是寄養家庭服務。寄養家庭提供更開放的成長環境，「如果在家庭成長，小孩較容易溝通，彈性會較多，環境也較溫馨。」她指，「小朋友不應活在規矩入面。」

住過四個「家」的他

入住寄養家庭的胡在石（化名）看似比較幸運，不過成長意味着離別。在他的學生手冊上，監護人一欄寫上寄養姨姨的名字，但這個名字，幾年就轉一次。

對他而言，家是流動的概念。他出生後，就被送往保良局的嬰幼兒院舍。直至3歲，他轉往寄養家庭居住。5年間，他轉過3次寄養家庭。那時，他還在唸小學，因年紀太小不清楚發生什麼事，但知道是離別，「離別當然是不開心。」每次「搬家」，他都要重新適應。他還記得，搬進第二個寄養家庭的首天，甫進入家門，便嘩啦嘩啦哭起上來，因為新的寄養姨姨看起來「很恐怖」、樣子不太溫柔。

在小學三年級那年，他第4次「搬家」，也終於安頓下來，一住就是10年。

在第4個寄養家庭裏，他與姨姨、叔叔，和另外2名寄養兒童同住，共「一家五口」。與院舍不同，寄養家庭相對能提供家的感覺。他很享受熱鬧的家庭，因為可與同齡小孩一起玩耍。那時，他們3個男孩躺在床上玩UNO、打電子遊戲機。

姨姨的管教模式嚴格，對作息時間、外出、用手機有所限制。例如，家裏11點就會關燈，「姨姨想我們早睡，夜晚會收手機，也不准我出夜街。」如果遲了回家或者考試不合格，便會被罰不准玩手機。

同樣地，爭取更多外出時間是胡在石與姨姨之間的一場拉鋸戰，他偶有勝出。

中三那年，胡在石開始接觸街頭健身，每晚相約朋友在樓下公園做運動，「那是一種反叛的嘗試，我接觸外界的一種渠道」。於是，他向姨姨提出夜歸的要求。最初，姨姨要求他放學立即回家，不准他出夜街，他遂跟姨姨說要下樓做運動，漸漸去到晚上10時、11時才回家，姨姨後來也隻眼開、隻眼閉。

雖然姨姨管教嚴格，胡在石覺得不同家庭對於養育小孩有不同的理解和方式。他說，姨姨是屬於保護型的家長。在成年前，他基本上沒有進過廚房，因為全職家庭主婦的姨姨會負責家中所有家務，讓小孩專注學業；飲食方面則每天也會煲湯，寵壞了他的胃口。

「我覺得寄養家庭像一個溫室，保護我，過渡至成人。」

胡在石時常想，如果他沒有住進寄養家庭，生命軌道很可能會截然不同，有機會「走歪路」。他想像，如果留在原生家庭長大，自己很可能自暴自棄，中途輟學。在寄養家庭，着重學業的姨姨起碼確保他成績平穩，也提供物質需要，令他安穩成長。雖然他感覺這10年經歷不算特別好，因為嚴格的管教，「導致我性格比較懦弱、被動、服從性比較高」，與姨姨的關係也不算特別親密，但他依然感激寄養家庭。

直至18歲，胡在石再度經歷離別。因為按社署規定，寄養兒童成年後，將會終止寄養服務。搬離的一刻，他驚覺，「原來住了10年的地方，可以突然之間說走就走。」這些不穩定狀態，一直伴隨他成長。他漸漸意識到，每個地方只是過渡期，作短暫的生活，「我不知道下一刻會不會走，或者將來某一天必須要走。」

無論留與走，小孩是最受影響，但決策的過程中，大人總是凌駕小孩。胡在石形容，「我的角色是等待和接受。」

僵化的制度，被忽略的兒童聲音

小孩在一個地方結交了朋友，與照顧者建立了關係，但因制度所訂立的歲數限制，強行把他們分離。黃惠玉認為，「香港把18年的兒童照顧服務（Alternative care）斬得好碎」，令小孩的童年輾轉在不同的服務之間流動，要重新適應環境。以保良局為例，它按年齡提供4類兒童住宿服務，包括0至3歲的嬰兒組、3至6歲的幼童組、6至18歲的兒童組、4至12／18歲的兒童家舍。

轉換過4個寄養家庭，胡在石掌握了離別的規矩，發現離別才是人生常態。他印象中最親密的是第1個寄養家庭。大概4歲時他發高燒，姨姨無微地照顧他，連叔叔也讓出主人床，好讓姨姨晚上擁他入睡。但2年後，他便被安排轉往另一個家庭。他推測，部分家長專門照顧幼童，當他們成長至某個年紀，便會終止服務。在決策過程中，他都沒有話語權。

根據社署的《津貼及服務協議》，寄養服務每年有2次個案檢討，參與者包括寄養家長、寄養兒童、社工、原生家庭，討論兒童的住宿情況和計劃等。《協議》中，唯一有考慮兒童意見的服務指標，只有「接受照顧兒童的滿意程度」一項，但這一項只有當兒童離開寄養家庭時，才有機會評分。而且，年幼或被認定為心智能力不足的兒童更不須填寫。

兒童的意見有否納入服務的考慮，是一大疑問。

黃惠玉批評，「在聆聽兒童意見方面，社署轄下的保護兒童制度是做得相當差。」即使社署稱「兒童的聲音需要被聆聽」，但它只是一個描述。她接觸過很多兒童，均反映沒有人傾聽他們的意見，小孩的意願往往不被考慮。

對此，林海欣的感受很深刻。每次召開家庭會議，她極力爭取更多外出的時間但不果，甚至曾有社工「偏幫」她媽媽，勸她「乖一些」。她形容，「基本上是這些人指點你要做什麼，然後把他們的價值觀硬塞在你身上。」幾乎每次會議，她都哭紅了眼眶。因為除了哭，她甚麼都做不到，無力改變大人的決定。

相對幸運的胡在石，也覺得主導權在大人手中，「你只能從他們提供的選項中選擇，就好像現在的投票一樣。你挑的A和B，是他們已經決定好的A和B。」現在19歲的他，希望拿回主導權，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

聯合國的《兒童權利公約》列明，兒童有權就他們所關心的事，自由發表意見。黃惠玉認為，現時香港的法律和行政制度，無法提供一個讓小孩發聲的渠道。加上僵化的制度下，像兒童住宿制度規定了3歲要離開院舍、18歲要離開寄養家庭，就算孩子表達意見，也作用不大。

2018年，政府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但成效成疑。去年，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的調查發現，超過一半受訪者不知道有該委員會。黃惠玉指出，委員會是政府轄下的諮詢組織，欠缺實權。而且，它的工作與非政府機構所做的高度重疊，例如是拍攝親子宣傳片、舉辦講座、參觀活動。

黃惠玉續指，瑞典、澳洲、加拿大等先進國家設有「強而有力」的兒童事務委員會，因為它獨立於政府架構，由法例訂明其法定地位，並獲政府撥款，擁有實權，有效地推動兒童政策。例如為了預防虐待兒童，外國政府會建立很清晰的求助渠道，特地設立一條容易牢記的熱線電話，讓小孩知道如何求助。委員會是由兒童的權益出發，因為兒童專員通常是公開招聘，甚至有國家找來小朋友作面試官，測試專員對兒童的瞭解程度。

「但這個想像很難放在現時香港的處境，政府為何要成立額外的機構監察自己？」黃惠玉概嘆，在現時的政治環境下，從事倡議工作「難過登天」。以往發生同類虐待案件，「（民主派前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必定會召開立法會公聽會」，兒童有機會在公聽會上暢所欲言，那些官員縱使不願意也得乖乖坐足全程；但童樂居事件發生至今，立法會仍沒有召開任何公聽會。

即使如此，黃惠玉仍堅定地說，「我們也擔心不了太多，只要倡議是建基於證據，就會繼續去做。」

（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劉靖兒、胡在石、林海欣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