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史密夫（Will Smith）衝上奧斯卡頒獎台摑了諧星洛克（Chris Rock）一巴，將欠缺突出作品的「奧斯卡小年」打成了收視率報捷的一年，而這一巴掌也成為了許多政治﹑文化和性別爭議的引爆點：如果笑話講得不合意就能衝上台打諧星，是不是在鼓吹暴力？洛克拿韋·史密夫妻子潔達（Jada Pinkett Smith）的光頭開玩笑，說期待她演的美國女兵（GI Jane），是不是過火了？中港台輿論似乎偏向韋·史密夫，覺得他是「護妻情切」；而歐美輿論似乎傾向覺得韋·史密夫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喜歡使用暴力解決問題以示男子氣慨，是「有毒陽剛主義」（toxic masculinity）的代表。
脫口秀（stand-up comedy；香港稱為「棟篤笑」）似乎是一種特別容易「玩出火」的表演藝術。相比許多脫口秀明星禍從口出的爭議事件，洛克這一筆似乎只是歐美脫口秀歷史的注腳：席爾蔓（Sarah Silverman）在一次表演上開911事件的玩笑，說2001年的9月11日是她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天，全因那天她發現一杯Chai tea latte含有900卡路里。路易C.K（Louis C.K）在《周六夜現場》（Saturday Night Live）的開場講了個關於孌童的玩笑，說小時候家附近住了個戀童癖，但那個戀童癖對他沒興趣，令他覺得有點不高興。而如果要算因開同性戀和跨性別人士玩笑而惹來批評的著名脫口秀諧星，更是不知該從哪裏數起：查普爾（Dave Chapelle）﹑摩根（Tracy Morgan）﹑芭爾（Roseanne Barr）﹑卡爾（Jimmy Carr）……
脫口秀作為一種表演藝術的「爆發期」是二戰後的上世紀中期。在西方社會，那是個動蕩卻又極其豐富的時期：美蘇兩個超級強國，展開了時將人類帶到核子戰爭邊緣的對峙﹑亞洲與非洲的前殖民地紛紛獨立﹑資本主義西方戰後經濟飛速發展﹑越戰和隨戰爭而來的反戰運動﹑六十年代的嬉皮士文化﹑美國黑人爭取種族隔離政策的完結和全面平權﹑女性尋求從家庭崗位和刻板印象中解放出來……凡此種種都在給歐美社會帶來極多衝擊與張力。兼為文學和哲學學者的諧星塔福亞（Eddie Tafoya）就指，以對社會主流的尖刻幽默諷刺為特色的脫口秀，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成為了夜總會和酒吧等娛樂場所的必備節目。當然脫口秀也得益於傳播工具的發展，上世期中期的美國人不止在電視機上看岩士唐登月，也在上面看紅遍全美的里柯斯（Don Rickles）和凡戴克（Dick Van Dyke）的喜劇和脫口秀。
一般「正經」的文學，例如小說﹑詩歌﹑散文，都在展示社會中比較知識份子的一面，或是文化中某種美學理想或追求。但脫口秀作為一種文學形式，展示的剛巧相反－－能夠滋養笑話的，是社會中最噁心﹑最骯髒﹑最使人厭惡﹑憤怒又無可奈何的部份。脫口秀的這種邊緣性質，有時見於諧星用的語言：例如在主流笑話和喜劇都非常「乾淨」的1960年代，當紅的脫口秀巨星布魯斯（Lenny Bruce）就曾多次因在表演中用「cocksucker」等色情或意淫的字眼而被捕。但也有一部份見於脫口秀諧星本身的社會位置－－奧斯卡爭議的主角洛克，就是承襲自黑人脫口秀傳統而崛起的諧星。而其中一個體現脫口秀邊緣本質的，正是它在西方文學中「以下犯上」的傳統。